2025年11月15日，濟南公考一條街上的寫字樓裏，學員在自習室埋頭學習。
過去一年內，為謀求一份體製內工作，方然花費近6萬元報班學習，參加了13次大大小小的考試。這一次，為衝擊國考，她參加了一個有點特別的培訓班——
上床下桌、獨立衛浴，6人一間的宿舍。另一棟樓的教室，桌上放著每個學生的桌簽，牆上掛著標語“祝你踏過千重浪，能站在編製的岸上”。走廊裏貼著學生手寫的申論複盤：“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責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裏……”
自2025年8月以來，方然在這裏已經住了4個多月。每天就是從宿舍到教室，吃飯經常通過叫外賣來解決。她和同住在這裏的其他三百多名同學每天的主要生活內容，就是上課、複習和做題。
這裏是一個以幫助學員通過各類公考為目標的封閉式培訓基地——華圖教育青島旗艦基地。
2025年11月30日，方然第二次踏進國考考場，來檢驗自己這段時間的學習成果。所謂國考，即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錄用考試。
自2019年以來，國考連續7年擴招後，今年首次減少計劃招錄名額。但這並未影響人們的報考熱情。據國家公務員局公布的數據，2026年度國考共有371.8萬人通過用人單位資格審查，較上年增加三十餘萬人，創曆史新高，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98:1。在考研人數連續三年下降後，國考人數首次反超考研人數。
在一位公考頭部培訓機構高管看來，與高考400分也能上一個“雙非”院校不同，公考隻有“0和1”的區別，考不上什麽都沒有，這一年白白付出了金錢和精力，“是真正意義的背水一戰”。
激烈的競爭、焦慮的家長和迷茫的考生，催生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德邦證券2024年的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招錄培訓的參培總人次為420萬人，到2021年增至620萬人，估計2026年將上漲至900萬人。與此相應的，另據全球谘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招錄類考試培訓的市場規模已由2016年的201億元增長至2021年的305億元，預計2026年可達505億元。
眼下，這個快速增長的行業正在經曆一場洗牌，巨頭試圖重振旗鼓，中小機構拚命搶灘。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吃到更多蛋糕，是每一家培訓機構心照不宣的商業企圖。
“每周建成一個大型基地”
華圖教育青島旗艦基地遠離中心城區，位於該市嶗山區的一個科技園內。據基地內部人士解釋，選址這裏的原因之一是“租金便宜，比原本要定的地方少了一百多萬”。
一進大廳，隻見近十位工作人員在前台一字排開。山東省醫療衛生招聘考試、山東社區工作者考試、山東省事業單位統考……大廳正中間，貼著滿牆的考試信息。每年1月到12月，最多可以在山東參加26場泛體製內考試。
公考基地的一天，是從撕下倒計時日曆開始的。
距國考還有17天，山東省考24天——2025年11月13日早上8點50分，基地上岸廳，輔導員撕下了兩頁紙。在發下答題卡和試卷後，教室裏的五塊大屏幕切換成了精確到秒的2小時倒計時。
9點一到，幾十個學生伏案揮筆，隻能聽到試卷翻頁的聲音。不少人的桌上，擺著提神的話梅、小鬧鍾、保健品，還有幾杯咖啡。
一個名為“上岸廳”的教室，專門用於開設高壓套題衝刺班，主要針對有基礎的二戰學員。16天裏有14場行測考試和15場申論考試，考試科目及時長與國考一模一樣。
巨大的備考壓力之下，需要一個情緒發泄口。走廊裏貼著一塊留言板，學員們用記號筆寫滿了寄語：“天下誰人不識君”“蔥省永不認輸”“苟富貴，勿相忘”“我要當局長”……留言板最下麵有一行不易察覺的小字，“人生是曠野”。
基地自2025年8月投入使用後，目前有三百多名備戰公考的學生在此吃、住、學，另外還有200名左右走讀生。2層教室和3層宿舍顯得緊巴巴，教師隻好給學生騰出宿舍，住進不遠的賓館，工作人員的會議室也被征用作教室。
基地負責人石建最近忙得不可開交，他一邊麵試前來應聘的員工，同時還在和房東商量，希望再租一層教室，以應對國考筆試後的麵試培訓高峰。
過去，這樣的培訓基地往往建在省會城市，華圖教育創始人易定宏發現，市場需求正快速下沉到地市。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個人口兩百萬左右的地級市，就能聚集起四五千名長周期學員。如果達到千萬人口，規模可以擴大到兩三萬人。
他的商業野心是：“每周建成一個大型基地。計劃一年左右，在地級市培育出一批年營收超過1億元的超級校區。”
發展公考基地的不光是華圖一家機構。
2024年12月，學仕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文宣布，占地11萬平方米、單體樓層達24層的昆明基地正式啟用，並配有獨衛宿舍、開放式自習室、食堂、健身房、便利店等基礎設施。寧夏三人行公考基地於2025年8月投入使用，公司宣稱要在銀川市永寧縣這個2萬平方米的空間裏“打造高三式封閉學習環境”。鼎成公考則在濟南、臨沂、青島、鄭州、石家莊、沈陽、陝西西鹹新區都建立了寄宿製學習基地。
某公考頭部培訓機構高管觀察到，很多城市修建人才公寓，出發點是為留在當地工作的畢業生提供住宿，但實際上“不少被公考培訓機構拿完了”。
在基地建成前，外地來的學生多數住在酒店。石建算過一筆賬，以青島為例，一個人住宿每天最便宜也要70元，旺季要200元，一個月下來就是2100元。但基地住宿費每月僅需500元，光一個月就能給學員省下1600元。
在石建看來，這不僅減少了學生的支出，提高了學習效率，還方便機構進行管理。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種互相督促互相競爭的集體學習氛圍，“這裏更像是高中”。
他還注意到，每年12月份的國考，過去很多考生都是從9月和10月才開始準備，備考時間隻有兩三個月。但近年來，考生備考周期在逐漸拉長，從半年變成一年，現在有的考生甚至要花兩到三年時間。
2025年，青島基地推出了高校就業直通車課程，能讓學生從大一上到大四，隻要有時間就能過來聽。起初，石建估計這個產品隻有二三十個人報名，但現在班裏已經有五六十個大一學生，“以後的備考時間會越來越提前”。
甚至於，最近一兩年，高考剛結束，就有家長領著孩子過來，“大學報哪個專業有利於今後考公？”緊跟著的問題是，“能不能先弄點資料，上節課？”
參培人數增加的同時，他們在機構的人均消費卻在逐步下降。
用石建的話說，如今更突出性價比，家長要求課多、老師好、價格還便宜。此前課程按考試類型設置，學習公務員課程，隻能參加國考或省考。從2024年開始，課程按言語、數量、判斷等考試模塊展開，能應對國省考、事業單位、國企、銀行等多個類型的考試。價格比以前報多個課程更劃算，但能參加的考試更多了，上岸的機會也更大了。
2025年11月12日，華圖教育青島旗艦基地。三百多名備戰公考的學生在此吃、住、學，另還有兩百名左右走讀生。
公考一條街
石建於2009年進入公考行業，當時青島隻有中公和華圖兩家公考機構。雖然兩家公司的創始人彼時已在這一領域闖蕩了近10年，但公考培訓仍尚未像考研補習班那樣普及。
石建還記得那時去高校做宣傳，學生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考研才需要輔導，考公隨便考考就行了”。他還發現，最早參加公考培訓的學生，父母往往從商或來自體製內。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反而沒有這個意識。
同樣在2009年，穆鬆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加入中公教育。在他的印象裏，那是公考機構野蠻生長的時代。教師招聘也顯得直接而隨意，在位於北京北三環的中國政法大學男生宿舍，一家名為大公教育的機構直接往裏塞小卡片，“你願不願意來做公考培訓講師？”
入職中公時，穆鬆的工號是1500多號；到2012年，新入職的教師工號已經排到了3萬多號。
2013年底，穆鬆離開中公，在天津創辦穆鬆公考。在他看來，考研機構不僅要輔導數學、英語和政治，還有大量專業課，有一定的壁壘。相比之下，公考教師的準入門檻較低，這給日後公考行業的競爭之烈埋下伏筆。
伴隨考公人數多年的持續上漲，越來越多的人投身於這一行。他們先是選擇成為公考培訓大機構裏的講師，最好成為名師，做個幾年便轉身離開。
“很多牙科醫生會離開醫院單幹，你聽說過外科醫生出來開醫院的嗎？”穆鬆說，外科是重資產，需要配備手術室和大量儀器設備。但公考與牙科一樣，同屬輕資產行業，最大的資產就是老師。在公考行業流傳著一句話，“捧誰誰走”。捧高了身價後，不少人離開機構另立門戶，“我們這個行業不再推名師了”。
後來有同行對穆鬆說，他的公司能活到今天，就因為創立得早。如果他選擇在2018年創業，大環境變了，可能根本活不下來。
石建也感受到了市場的變化。到2018年前後，與三年前發一張傳單學生就能報班不同，這時學生要拿著傳單，再上隔壁機構看看。“單從業績上看肯定是增長的，蛋糕變大了，但分蛋糕的人也變多了”，招收到學員的難度在逐步增加，用專業的話說是“獲客成本變高了”。
那些後來新興的中小機構，多喜歡用新奇甚至是出位的營銷手段來拉客。
穆鬆刷到過不少視頻，有家叫導氮教育的公考培訓機構，派出不少小夥子，在考場外站成一排，拉著橫幅或是舉著旗幟，還有人站上車頂，大聲喊“學麵試找導氮，導氮帶你穩上岸”。
他還知道一家機構的分校負責人曾直言不諱，“你們招點漂亮的、長得帥的，把總部的課多聽幾遍，給學生們講講就行了”。用穆鬆的話說，一切以市場為導向，“能把學生拉來就是最牛的”。
濟南的“公考一條街”位於曆城區寰宇國際中心。這裏位於二環內，附近10公裏內聚集了山東師範大學、山東財經大學等多所高校。在這條隻有幾十米長的街麵上，足足有六家公考機構，一家便利店和餐廳被擠在中間，顯得格格不入。對麵的街上還有三家機構。
在公考一條街上，注意力的爭奪是一場肉眼可見的“戰爭”。開業時機構喜歡在門口擺上金黃色的麥子，討個課程大賣的彩頭。門頭都安裝LED顯示屏：“2025國省選衝刺11月14日盛大開課，歡迎進店免費試聽”。還有的更簡單直接，“60%過線，沉著努力，就有你”“粉筆基地班，高分變簡單”“你一定能上岸”。一家賣酒的鋪子，也湊了個熱鬧，屏幕上亮著“進店的學霸你就是未來的廳長哦！”
在這條街上，關於誰是第二家搬來的機構，有不同說法。但最早來的機構是公認的——2024年6月，新途徑職教在這裏開業。
新途徑負責招生的教師王麗紅說，剛開始開設了10天10晚的體驗課程，包吃包住隻要299元，“都不用刻意宣傳，好多人聞風就來了”。
新途徑獲得成功後，其他的公考培訓機構陸續搬到這裏。競爭的結果很快顯現：低價的引流課程報班率不如去年，“招生要難得多”。
新途徑職教門店裏，剩了幾套最近5年的山東省考真題套卷。試卷一共印了四五百套，隻需加個微信，哪怕是其他機構的學員，也可以免費領取。王麗紅自己也知道，打印的費用不能說100%打了水漂，但至少也是80%。
問題在於，即使他們不做這件事，別的機構也會做。“那為什麽不自己做呢？”他們還期待著一種可能性：加上微信之後的學生，即使筆試報了其他機構，麵試可能會選擇他們；又或者今年沒考上，明年就報了他們的班。
2025年11月15日，濟南公考一條街。機構門頭上的LED屏幕，把馬路照得通紅。
“嚴督學”與“好服務”
競爭白熱化之下，一些機構感受到了“獲客之難”。王麗紅則發現，即使仍有不少學生報名，“學生的質量也不如從前高”。機構們的任務不再是光讓學生來上課，每天還要看他們到底來沒來上。
在一家公考機構，家長群每天都會收到帶水印的照片：一張是上課實景圖，一張是保管學生手機的箱子。還有一份班級總結，上麵記錄著晨讀和上下午正課的應到、實到、自習、請假、遲到人數，以及保管的學生手機數量。每日總結的末尾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話，比如“行動治愈一切焦慮”。
供職於這家機構的張天姿回憶，有次家長在群裏發話，“今天照片裏怎麽沒看到我兒子，他是沒去上課嗎？”有學生正在講台問老師問題，班主任對著講台重新拍了張照片，“您看看這個是不是咱孩子”。
新途徑職教研發了一套教輔係統，家長登錄小程序後，能看到學生上課打卡出勤情況、做了多少題、模考考了多少分。教室角落還設置了遲到區，遲到的學生在角落入座。一段時間以來，表現不好的學生在班級群中會被通報批評。出勤率不高於70%的學生麵臨被勸退的可能。
不過王麗紅坦言，實際上被勸退的學生很少，但至少要把醜話說在前麵。家長拿了錢送孩子來學習，結果不理想會招致埋怨。即使不是因為機構的原因，他們也會覺得這家機構教得不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生不上岸，我們的上岸率不就拉低了嗎？”
在公考行業，越來越多的機構正采用這種“嚴督學”的模式，甚至成為招生宣傳時的招牌。有機構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的學生更希望被人去管，家長也不是把孩子扔到機構就完事了，希望有老師盯著他學習。”
尚岸蔚來合夥人司曉龍也持相近觀點。他舉了個例子，上198元線上課的學生可能玩手機，原因不是課不好，而是沒有學習氛圍。他認為線上班和線下班最大的區別在於，在線下能看著學生學。
有12年公考培訓經驗的司曉龍曾告誡學生，“你光指望我就完蛋了”。他解釋說，學習要靠內驅力，但現在的學生更依賴外部因素。
甘李林在某家機構報了近2萬元的班。他心裏清楚，其中隻有3000元付給了課上教的技巧和套路，甚至部分資料還能在網上免費查到。學費的大頭主要是用來買一份自律。
很多報課的學生都有與甘李林類似的心理動機。
某家大型公考機構曾委托第三方對用戶群體進行調研，考生對機構和公考的期許是什麽？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往答案都聚焦在具體的問題上，比如需要多少場模擬考試，上課的時間如何安排。但現在更多變成了一種情緒的傳遞，家長、考生和機構結成了盟友，一起承擔沒有“上岸”的結果。
前述人士解釋，家長掏不少錢給孩子報班，覺得自己盡到了責任。考生像苦行僧一樣學習，沒考上會覺得也沒什麽辦法，還可以把失敗的原因推到機構身上。在社會壓力下，“機構很多時候承擔了焦慮的投射”。
在推行“嚴督學”的同時，不少機構還打出了“好服務”的招牌招徠學生。一家機構的負責人將這一套組合打法形容為“胡蘿卜加大棒”。
2025年11月15日晚，濟南公考一條街上的寫字樓燈火通明。各家機構的考生都在教室學習。但有一間關燈的教室傳出了歌聲，學生們揮舞著熒光棒，這裏正在舉行一場結營儀式。抽獎環節後，教師搬進來一塊大蛋糕，上麵寫著“終抵彼岸，功不唐捐”。
一個其他班級的女生站在門外觀望。“下次我一定要考前二十。”她自言自語，“但隻有考第一才有獎勵。”第一名的獎勵是一雙耐克空軍一號的鞋子，或是一套SK-Ⅱ化妝品。
給學生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中秋節送月餅，組織學生舉行燒烤派對……在公考一條街上都不是新鮮事。
在司曉龍看來，各種活動和服務是為了增加學員黏性。即使最終沒有上岸，但過程中用戶體驗很好，第二年考生還有可能報這家機構，或是推薦給其他考生。
司曉龍正說著，工作人員推進來了一車香蕉，這是當天給學員們準備的水果。
這種做法是奏效的。
穆鬆知道有家地方小機構，收費並不便宜。下午茶時間，學生想喝什麽品牌的奶茶咖啡就給訂什麽。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學生複購率極高。這家一度瀕臨關閉的機構起死回生，2025年招生量差不多是穆鬆公考的兩倍。
2026年度國考共有371.8萬人通過用人單位資格審查，較上年增加三十餘萬人，創曆史新高。與此同時，在考研人數連續三年下降後，國考人數首次反超考研人數。
“經濟形勢對我們影響不大”
穆鬆有幾個做公考培訓的朋友，規模不小，這兩年到了公考麵試的時候特別緊張，“經常說以前某個老師還來給我講課，今年人家自己開班了”。
“前麵斷了你的生源，後麵搶走了你的老師，你還有啥？”穆鬆說。某公考頭部培訓機構高管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判斷公考培訓行業的市場規模仍在以每年10%的增速增長，但幾家大型機構麵臨業績萎縮，“這些量到哪裏去了？就是被小機構瓜分掉了”。
在A股上市的中公、華圖，還有在港股上市的粉筆是公考行業的三巨頭。穆鬆回憶，其中中公教育在2022年經曆了一次退費風波，“讓出了市場很大一塊蛋糕，迅速出現了很多地方性品牌”。
2025年11月，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曆史諸多原因導致此前行業的絕對龍頭中公教育團隊穩定性受損，有較多老師外出單幹，成立“小黑班”，導致競爭惡化。2024年，頭部機構除華圖無可比數據外，粉筆及中公教育收入端均有下滑，預計市占率有所降低。
麵對激烈的競爭和下沉的市場，去二、三線城市開設培訓基地，是華圖等公考培訓巨頭們的奮力一擊。
易定宏就表示，中小機構在市場上一直存在，不斷“出現-倒下-出現”，但並沒有對大型機構形成巨大的衝擊。
他還解釋，當下，很多學員有“返鄉備考”的需求，因此，在地級市有很強的教學交付需求。包括華圖在內的一些大機構的優勢就是具備吃、住、學一體化的大型交付基地和長周期的課程交付能力，這兩點是中小機構不具備的。
前述研究報告也指出，長遠來看，公考賽道試題迭代快，且伴隨考生備考周期拉長、參與考試種類和次數種類，對機構教研應變和助力選崗能力要求高，看好頭部公司經營調整完畢後，行業份額最終仍會向頭部集中。
整體而言，“經濟形勢對我們的影響不大”。司曉龍說，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雖然報班的人數相對較少，但大家手裏有錢，課程定價可以高一點。大家手裏沒錢的時候，報班的人數更多，無非價格定得低一些。
真正的不確定性來自政策。在某公考機構管理者看來，政策對機構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它可能無法徹底消滅這個行業”。
“我的家鄉在山東，離我們家不遠處，有個人跟我幹一樣的工作，就是公考輔導。但這家夥兼職寫小說，後來寫了本書叫《聊齋誌異》，他就是蒲鬆齡，隻是過去叫私塾先生。”這段話是穆鬆在課堂上的開場白，
在司曉龍看來，對於學員們而言，備考公務員也算是一份“工作”。用他的話說，公考機構收容了畢業後還沒有工作的學生，“他們在家裏待不下去”。而當親戚朋友問起來，孩子在哪兒上班，“在家待著”和“備考公務員”兩種說法也給人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後者說明孩子正在為找工作而努力，也體現了家長對孩子的負責。
此外，一個矛盾的事實是，司曉龍說，公務員報名的門檻和上岸後工作的門檻並不高，但考上的門檻很高。在他看來，現在的年輕人很難做出有效的自我定位，換句話說，“你適合幹什麽，過了好多年，學生仍然不清楚”。
不止一位公考行業從業者認為，當前能確定的最大挑戰，是2035年後高校生源的大幅縮減。
在某公考頭部培訓機構高管看來，到了那時，公考培訓機構或許會逐漸消亡。要靠替企業招人才能掙到錢，幫人找工作不再是一件掙錢的事。但在眼下，“還是先把2035年之前的市場蛋糕吃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