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冬，一場由人工智能（AI）主導的全球裁員潮悄然升級。據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公司發布的數據，截至2025年9月，美國宣佈裁員人數已接近95萬人，創下自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僅10月一個月內，美國企業宣佈裁員數就超過15萬人，按年增長175%，其中科技、零售、物流和媒體等行業成為重災區。亞馬遜裁員約1.4萬人，UPS宣佈精簡4.8萬個職位，微軟、Chegg、星巴克等公司也發布了數輪裁員公告。

引人注目的是，這場裁員潮背後的推動力不再隻是普通的企業成本的考量，人工智能技術的大規模落地使得企業紛紛啟動結構性重組，許多中技能甚至部分高技能崗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替代，尤其集中在管理、客服、內容審核和初級分析類職能上，影響廣泛而深刻。

以亞馬遜為例，公司明確表示將藉助生成式AI技術重構內部運營邏輯，從而實現精簡組織的目標。亞馬遜的倉庫AI調度項目Project Amelia試點以後，物流經理直接減少41%。此外，Salesforce在部署Einstein Copilot後，相同工作量下客服團隊規模減少51%；摩根大通在使用大模型Suite後，初級分析師的需求驟降80%。這些具體案例並不孤立，它們所反映的是一個趨勢——AI技術正在改變企業對崗位的定義，也重塑了企業衡量人力價值的標準。這種以效率為導向的重組邏輯，在缺乏足夠政策約束的前提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社會的就業生態。

這一趨勢早在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中已有所預判。在《人工智能時代下中國應採取審慎科技政策》一文中，安邦智庫提出，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最大挑戰，並非技術本身的不可控，而是其對就業結構的係統性重塑。一方麵，AI具備強大的替代效應，大量中等技能甚至部分高技能崗位麵臨自動化風險；另一方麵，AI所帶來的新就業機會則高度依賴個體的學習能力和資源獲取能力，呈現出明顯的階層分化。這種由技術推動的“兩極化”就業結構，將使社會的不平等風險被顯著放大，進而對經濟持續性和社會穩定構成實質性威脅。麵對人工智能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政策製定必須採取審慎的原則。科技進步理應服務於人類，而非替代人類。

近期，馬斯克（Elon Musk）在多個公開場合頻繁發聲，警告AI可能“比全人類總和更聰明”，並強調AI係統必須“對人類充滿愛、完全誠實且高度好奇”。他在X平台、媒體採訪和xAI公告中呼籲全球暫停技術軍備競賽，強化AI倫理治理，認為建立透明、負責任的技術發展框架是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當務之急。馬斯克對AI治理邊界的關注，與安邦智庫此前就AI帶來的結構性失業風險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警示高度一致。現在看來，AI對人類的替代速度可能比預想中的還要快。在此背景下，建立一個具備道德邊界、政策引導與風險調節能力的AI治理框架，成為不可迴避的議題。

為此，安邦智庫提出了“AI稅”的概念，作為對AI驅動型裁員的一種製度性回應。所謂“AI稅”，即對那些因大規模採用AI技術、同時顯著裁減人力的企業，按照其因AI所提升的利潤比例徵收特別稅種，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機製，用於資助因AI失業的人群再就業培訓、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再適應項目。AI稅的目標並非阻礙技術應用，而是在市場機製中加入“糾偏”因素，引導企業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承擔更充分的社會責任。

AI稅的政策解決方案，其設想在本質上是將技術紅利進行社會化再分配。在AI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企業通過大規模替代人力節省成本並提升盈利，本身是資本邏輯的必然選擇。然而，被替代的員工卻麵臨崗位消失、技能落伍甚至生計斷裂的現實，這種斷裂無法依靠個人努力自行彌合。如果政策隻對獲利一方無動於衷，而讓風險由弱勢群體承擔，長遠來看，不僅不公，而且可能造成社會的劇烈動盪。因此，AI稅是一個調整技術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張力的關鍵機製，它不但幫助彌補AI造成的結構性失業風險，更通過設定成本邊界，促使企業在部署AI係統時更加理性。

類似的稅收在曆史上亦有可考。例如，在應對碳排放問題上，全球已經普遍接受了碳稅的邏輯，即讓汙染者承擔其外部性成本。同理，AI帶來的就業替代效應也是一種“社會汙染”，其外部成本不應僅由失業者承擔，而應由AI的直接受益者，即通過裁員提高利潤的企業共同負擔。從製度演進的角度看，“AI稅”可能成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針對普適性技術革命而設立的專項稅種，其意義不僅在於調節，也在於劃定技術邊界，確立新社會契約的倫理基礎。

當然，徵收AI稅並不意味著將AI技術視為敵人。相反，它是一種通過製度手段對AI進行社會友好化改造的嚐試。它要求技術發展必須考慮就業倫理，要求企業盈利必須兼顧社會後果。AI稅也並不等同於簡單的懲罰性徵收，它可以設計成階段性、比例性甚至可退返的激勵工具。例如，對於那些採取“人機協同”而非簡單“機器換人”的企業，可以通過稅收返還鼓勵其維持就業密度；對於通過內部培訓幫助員工轉型為AI操作崗位的公司，可以獲得稅收抵免。這種靈活的設計思路，將使AI稅成為一個兼具調節性與激勵性的政策工具。

更為重要的是，AI稅的設立將倒逼企業重新審視技術投入與組織結構的關係。當自動化不再是“零成本替代”，當每一次人力裁減都意味著政策成本的上升，企業在推進技術升級時自然會更多考慮其長期社會影響。相較於當前企業盲目“逐AI”的風潮，這種製度化調節將促使資本更加理性地選擇AI發展路徑，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技術應用效率與協調性。

今天，當AI已經成為不可逆的時代潮流，我們無法也不應試圖阻止技術本身的發展。但我們可以，也必須，通過製度設計引導其服務於公共利益。AI稅正是這樣一種努力的體現，它是一種具體、可落地的政策工具，回應著技術進步背後那些真實而沉重的社會問題，體現了人類在麵對強大的技術力量時，所展現出的理性與責任。

最終分析結論：

AI稅不隻是技術治理的一種設想，更是社會在轉型期自我保護的製度體現。它回應了人工智能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挑戰，也標誌著公共政策正在嚐試與技術革新同步演進。在不確定的AI未來麵前，這項機製提供了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實踐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