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憶國湧，魂牽魄動心潮湧

7月7日早晨，照例打開微信。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手機熒屏上蹦出的第一條資訊，竟然是國湧遽然離去的噩耗！那是國湧兄長般的密友和摯友陳平於4點零5分發來的——

沉痛告知：傅國湧先生今日淩晨突發心髒病去世。我現在在太原機場等候前往杭州的飛機。

我隨之心緒起伏，噓唏不已。我對章虹說，國湧可比我小了近19歲，他真的是遠遠不該走啊！心情稍加平複後，我給陳平發微信道：天嫉國湧，無理可講啊！請代我和章虹購置花圈，請代我們問候和撫慰國湧夫人；花圈挽帶上請寫八個字：天嫉國湧惟有痛兮。

7月9日上午7點47分，陳平發來在杭州殯儀館拍攝的視頻和照片（圖1和圖2）。視頻中，極度悲慟的陳平俯身扶棺，凝視國湧，因痛徹心扉而幾度嚎啕大哭。陳平的錐心之痛，使我內心的深深悲情竟日不散，難於自已。



圖1陳平扶棺泣別國湧



圖2我和章虹送的花圈

我和國湧結識於整整三十二年前。

1993年秋冬之際，國湧從山西大學六四政治犯丁俊澤夫人張葉那裏獲知我的聯係地址，遂於家鄉雁蕩山腳下的第二個書房中，給我寫了第一封信。自那之後，我倆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我完全能夠認定，對他作為誌士和勇者所做的一切，包括數度身陷囹圄、被收審和勞教五年的磨難，我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我必須坦陳，我對他自1999年以來的人生曆程，雖脈絡在握、軌跡在心，但因過從由密而疏，故稱不上了然於胸。所以這些天來，我隻做一件事，下載和閱讀雪花般浪湧而至的悼文和追思文，匯總和觀看多種國湧的講座與答問短視頻，盡可能貼切知曉他生命之河的完整流程，盡可能如實把握胸懷誌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國湧，是如何在艱難困厄之中，成就智者之作為、能士之事功的。

前些天，有人打來電話，語露不希望我寫悼文之意。我對那個人說，國湧是我的好朋友，一位英年早逝的難得奇才，我能不寫嗎？再說，那麽多人出自內心、發自肺腑地哀悼他，懷念他，痛惜他，你們就不該想想，那是為什麽嗎？

能不憶江南？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能不憶杭州？杭州憶，最憶是國湧。

痛定憶國湧，魂牽魄動心潮湧——

一

我和國湧於1993年冬天建立通信聯係後，很快成了素未謀麵卻無話不談的筆友。1995年夏天，我和王丹、劉念春、王東海等朋友獲得方冠青紀念基金會頒發的獎項，為此我給上述基金會寫了答謝詞[1]。是年8月9日，有朋友冒著風險給我帶來了我和杭州王東海先生的獎狀和獎金。我隨即決定去次杭州，與王東海、王有才、陳龍德和國湧等持不同政見的朋友們見個麵。1995年10月下旬，我隻身南下。先到上海看望一直揪心牽掛我的朋友，再回常熟與家人和發小團聚。

11月2日，我在常熟給國湧打去傳呼；隨後的通話中，我告知國湧，將於明天下午到達杭州。

迄今為止，我有過五次杭州之行；其中兩次到杭州，第一個與我碰麵、留我夜宿其家的人，就是稱我為兄的忘年之交——傅國湧。

1981年12月上旬，作為一名81屆北航本科畢業生，我在寫關於電扇空氣動力學特性的畢業論文時，曾與同班同學楊康共赴上海華生電扇廠研學。期間我倆忙裏偷閑，乘票價便宜但煙霧繚繞、深度嗆人的夜火車去了杭州，開動雙腳繞行了小半個西湖。

三十年前的1995年11月3日，我作第二次杭州行。當天下午，國湧在《浙江日報》社門口接到我後，為我叫了一輛黃包車，他騎自行車導航，一起到閘弄口他的家。我和他有緣相聚，他自然很高興。不過，使他大喜過望的是，我給他帶去了許多禁文的複印件，其中有魏京生入獄前在民刊《探索》上發表的多篇文章，有魏京生在獄中寫給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人的信（發表於香港《明報》專欄），有陳子明的《1995年的中國政治反對派》，以及我與陳子明的商榷之文：《“立國之本”應無恙？——讀陳子明的》[2]。

在他家吃過晚飯後，國湧夫人曹麗蓉去她父母處睡，我和國湧在他小小的租屋內過夜。當晚，我倆百無禁忌，盡情侃聊。我告知國湧，我和人大哲學係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及張先玲、蘇冰嫻、徐玨、周淑莊等六四難屬的深入交往，以及為忘年之交許良英先生的《寬容呼籲書》滿城奔走征集簽名事，我提到了茅於軾、邵燕祥、冒舒湮、趙中立和梁誌學等先生。我還提到曾登門許先生的恩師王淦昌先生家，請他為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學70周年校慶題詞“學海無涯”事。

國湧則談了當年22歲的他在八九風雲中的難忘經曆。他先提到1988年11月，已是鄉村中學教師的他發起成立“中國一代人青年學術群體（簡稱“一代人”）之事。1989年4月下旬，他和幾位“一代人”帶著剛剛印出來的《一代人》創刊號，身背“紀念五四70周年文化與民主啟蒙”的白字黑布，心懷希冀、熱血湧動地奔赴北京。5月4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潮水般人群中，國湧和他的同道將紀念直幅高高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麵。

國湧動情地說，他就是在天安門廣場，有幸邂逅了他未來的妻子、當年的北師大一年級學生曹麗蓉的。他還笑著告訴我，當時他曾去人民大學抄過多篇大字報；怎麽也想不到，他抄錄的三篇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之名寫的文章，作者居然正好是我。國湧言罷，我倆撫掌大笑。那三篇文章，一篇是4月27日公布的《反擊4.26社論的十條口號》（附錄一），第二篇是4月28日貼出的《四月學運與文革的十點本質區別》（附錄二），第三篇是4月30日麵世的《四月學運與四五運動》。

國湧和我一樣，是八九之子。1989年9月9日，當局把我投入秦城監獄，關了一年半。於是，一個在初中一年級讀過《紅岩》的人，有了人生第一次寶貴的班房體驗，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有些事情永遠曆曆在目[3]。1989年12月2日，國湧在太原被抓，關在上馬街24號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12月19日，被押送回浙江樂清縣公安局看守所“收容審查”。1990年4月21日以“取保候審”的名義獲釋。時隔三月後的7月30日，他又一次被關入樂清縣公安局看守所。8月，當局終以“參與動亂”、“搞非法組織”和“辦非法刊物”等罪名將他勞教兩年，把他投入溫州郊外黃龍山勞教所的“籠子”裏。

國湧和我不一樣的是，他是讀書種子，而我不是。他嗜書如命，用節儉生活省下的錢，不假思索地去買相對便宜得多的二手好書，去淘別人以處理品名義出售的民國史料，如《孫中山全集》、《梁漱溟全集》等。我在11月3日當晚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鮮活如初：書滿為患的窮巷陋室，成了國湧埋首品讀、樂此不疲的殿堂。如今我更知道，我所讀過的經史子集、民國史料、文學名著、武俠小說，不及他的百分之一。

第二天早上，國湧帶我去西湖邊散步。晚秋的西子湖畔，天朗氣清，景色迷人。不多久，另兩位八九之子王東海和陳龍德來了。東海寬眉大眼，豪爽好客；龍德孔武健碩，個性鮮明。我和他倆一見如故。三位杭州朋友早已商定，三聯書店後麵的湖畔詩社，是喝茶敘談的好去處。很快，我們移步進入詩社，沏好東海拿來的龍井綠茶，以充分獨立、自由的心態，開懷暢聊了三個小時。

中午時分，東海作東，我們在杭州老字號狀元樓酒家喝紹興黃酒，嚐西湖醋魚，食龍井蝦仁，外加不能少的東坡肉。

下午，微醺中的我們先去章太炎紀念館。杭州朋友的意願，是讓我能對這位民國先賢有個更為切近與生動的了解。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同年10月19日過世的魯迅，在臨終時曾對乃師章太炎作狀似蓋棺定論之評：“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垢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在章太炎墓前和紀念館裏，28歲的國湧儼然已像一位很有造詣的民國史家，他侃侃而談，我們三位駐足聆聽。

之後，我們緩步穿行蘇堤，經西泠橋，前往拜謁晚清烈士秋瑾之墓。在國湧心中，鑒湖女俠秋瑾的分量很重，他以崇敬、肅穆的口吻，緩緩向我們敘說這位巾幗英雄短暫而壯烈的人生。國湧還給我們背誦了秋瑾的一首詩《鷓鴣天》：

祖國沉淪感不禁，

閑來海外覓知音。

金甌已缺總須補，

為國犧牲敢惜身。

嗟險阻，歎飄零，

關山萬裏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龍泉壁上鳴。

最後，我們步上孤山。雖上孤山，但吾道不孤。爭自由，求民主，要法治，合乎人類現代文明之道。我們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台灣的中國人走上了這條道，東歐諸國走上了這條道，難不成，就差大陸的中國人走不上？

秋陽西下，暮色臨近，我們在鐫刻著“孤山”兩字的台階上合影留念（圖3），相約第二天上午去西湖邊的六公園喝茶。國湧說，他會打電話邀約王有才一起去。與東海、龍德分手後，我和國湧回到他家。



圖31995年11月4日與杭州朋友同遊孤山 左起：傅國湧、王東海、江棋生、陳龍德 照片原載我的《看守所雜記》第219頁

11月5日，是我抵杭的第三天。在東方通訊公司打工的八九之子王有才請了假，早早就趕到了國湧家與我倆相見，然後三人前往湖濱六公園。

這一天，秋日與秋風唱和，秋水共長天一色；四季如畫的西湖，更顯楚楚動人之美。近處，香樟樹蔭下野鴿嬉戲；遠眺，則斷橋與保俶塔映入眼簾。

這一天，又正好是我47周歲生日，我的談興油然而來，燦然倍增。我對杭州朋友說，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我對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雖已不感冒，但認知上並不到位。六年後的今天，我有了“四個平等”來對應鄧的“四個堅持”。

這就是，我以“憲法麵前，各黨平等；市場機製麵前，各所有製平等；公正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科學規範麵前，各種學說平等”來對應鄧的“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然後我笑著說，兩種涇渭分明的不同主張，大可以比一比幺。四位朋友認真聽了，頷首微笑，點頭稱是。

那天，國湧和東海談了自己對“非暴力抗爭”和“公民不服從”的切身體悟；龍德則話語很少，“我們去做就是了！”。在北大攻讀過碩士學位的王有才，肚子裏有幹貨，也有謙謙君子之風；盡管他普通話說得不怎麽樣，口頭表述也不刮辣鬆脆[4]，但絲毫不影響他在很多問題上與我們達成基本共識。

那天中午，有才請客。在隆達飯店的小包廂裏，大家為同道的相逢相識，為我的47歲生日，舉杯同慶。

相聚不易，飯後我們都到東海家，繼續聊。吃過東海夫人程雲惠做的可口晚餐之後，又聊到十點，國湧、龍德、有才各自回家，我就在東太平巷東海家住下了。

11月6日上午，國湧和龍德來到東海家，陪我在附近一帶杭州老城區隨便走走。當地人說的杭州官話，對我來說並不難懂。在街邊樹蔭下，我還觀老頭下棋，並忍不住支了招。蘇杭之間就是吳越之間，相似和共通之處頗多；但就民風和習性而言，我覺得杭州人要硬朗和強悍些。

當天晚飯前，徐水良先生到了東海家。水良曾兩度入獄，第一次班房從1975年11月坐到1979年1月，第二次則從1981年坐到1991年。他和國湧夫人曹麗蓉、王有才都是浙江富陽人，因此王有才下班回家吃完晚飯就趕過來了。水良是1963年考入浙江大學的，與許良英先生既是浙江老鄉，也是浙大校友。我從已經告別馬克思主義的許先生那裏，聽說過水良的坎坷人生和理論興趣；這次麵對麵的坦率溝通，使國湧和我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處境相當困頓，已萌生去國之意。

1998年秋，水良在即將赴美前到首師大我的家中，與我話別。水良去國27年來，一直比較活躍。應當說，對他的不少獨立見解，我是認同的。而且，我也和他一樣，做不到“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一個最新的例證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我對烏克蘭人的敵愾同仇、誓死抵抗，深以為然，強烈共鳴。隻可惜，水良念茲在茲的抓特務使命，終成病態式癖好，眾多同道紛紛對他避而遠之，我也不例外。

就我與國湧的親身經曆而言，在非暴力抗爭者中，的確混有特務、線人之類的宵小之徒，如我遇到過的盧廣文，國湧領教過的曾“對他分外熱情”的浙江線人。但他們畢竟為數甚少，不能看著看著，就生草木皆特之感，覺得他也像，你也像，碰頭時低頭刷手機的那位，更像。

夜深了，國湧和朋友們各自回家，東海要我一直住到離杭那天。

11月7日，又是和國湧、東海、龍德形影不離地整天相處在一起；至誠相待，袒露心扉，人生一大幸事也。

11月8日上午，國湧、東海、有才把我送到杭州城站火車站，依依惜別。

二

11月21日，已被關了近二十個月的魏京生被正式逮捕。

11月24日，國湧就寫了一篇關於魏的短文，並開始與東海、龍德商議發公開信事。11月27日上午，國湧起草寫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封公開信——《無條件釋放魏京生推進民主和法製建設》，晚上定稿並完成15人簽名後，和龍德、有才去電信局發傳真給《中國人權》主席劉青。

翌日公開信的發布，導致簽名者被監控的程度陡然加劇，終於12月15日晚上，國湧、東海、龍德和吳高興四人在浙江臨海被抓，關押在臨海紫沙嶴的公安局收審所。

當時被搜走的國湧的署名文章有八篇：

《民主階段論》、《民運四題》、《從我做起：論和平抵抗》、《紀念費鞏先烈被害五十周年倡議出版費鞏全集》、《把人的權利還給人》、《從階級到政策》、《由昏君貪官和明君清官說起》、《國、共的某些共同點》。

此外，還搜走了他起草的《無條件釋放魏京生推進民主和法製建設》公開信，及打算於明年春天向八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議》。

被搜走的其它文章複印件有七篇，其中有《肯尼迪基金會給丁子霖的信》、胡績偉的《新春放語》及我的三篇文章：《訴諸公民意識爭取首要人權》[5]、《立國之本應無恙？——讀陳子明》、《六四6周年感言》。

12月19日，吳高興被臨海公安局“收容審查”，東海、龍德被押回杭州浙江省公安廳看守所“收容審查”；國湧則被押回樂清“收容審查”，第三次踏入

樂清縣公安局看守所。收審通知書上寫的罪名是：非法串聯活動。國湧讀了通知書，淡定地在其上寫下一行字：

未經全國人大立法的收審是違憲、非法的，本人拒絕簽字。

國湧他們再次蒙難後，我和朋友們作了公開聲援。12月30日，我給國湧夫人曹麗蓉寫了一封信。一年多後公開發表時，我加了標題：拒絕謊言：靈魂的生存權[6]。信的全文及作者導讀如下——

作者導讀：浙江的持不同政見者王東海、陳龍德、傅國湧已經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了。他們是因為拒絕謊言、說了真話而被“勞動教養”的。陳龍德先生後來因酷刑摧折而被迫跳樓以致嚴重傷殘，但至今仍被無理關押。8年前，在八九民運被血腥鎮壓之後不久，三位先生就被投入了監獄及勞教營地。出獄以後，他們不改初衷，秉持人權和民主理念，為維護人的尊嚴和追求社會公正而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早在1996年6月被處以“勞教”懲罰之前，他們就曾多次被警方傳喚和短期羈押。1995年12月30日，我就他們被拘一事去信國湧的妻子曹麗蓉女士。現將此信公諸於世，以表示我對他們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1997年6月22日

小蓉：

幾個公民當“出頭鳥”，大膽行使言論自由權，當局很不高興，居然羅織罪名，以所謂“非法串連”的名義剝奪了他們的人身自由。這雖然沒有出乎我們大家的意料，東海、龍德、國湧他們也都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但當局如此下手，還是十分可憤的。

人，當然要求吃飽穿暖，但決不成立“我吃故我在”。人的存在起碼是“我思故我在”，否則與動物如何區分？而思與說又是內在關聯的，隻思不說難謂思，也最終無法思。拒絕謊言、要說真話是人的天性。拒絕謊言，才有靈魂的生存權；說出真話，才有靈魂的發展權！維護人的尊嚴，缺了它們不行。事實上，作為正常人，誰沒有這種要求？現在隻不過被多少加以壓抑、麻痹、扭曲罷了。12億大陸中國人，目前已有較為勇敢的幾十人、幾百人公開站出來說真話、揭露謊言，他們為全社會樹立了一種新的行為模式，體現了一種健康的公民意識和公民心態，是中國社會自我解放中最具自為性和建設性的因素之一。

你我都知道，中國有一位老作家（巴金）為說假話的事難過了幾十年。他後來有決心說真話了，但還是不太敢，至少還不敢公開說出譴責六四屠殺的真話。我看他現在還是有點難過：靈魂尚缺乏自由，人格尊嚴還有缺陷。但我相信他終究會把真話完全說出來。以肉體的受製為代價來爭取靈魂的解放，最後達於身體、靈魂均能自由的合乎人道、天理的境界，是中國大陸之外的人類已經走出來的路。我相信中國人也想、也敢、也能走通這條路。對人格尊嚴和正當權利的渴望並不隻是西方人的專利，而是現代人類的共性。

就在我們這片土地上，除了常常見到聽天由命的等待和苟活的無奈，我們不也同樣見到國人的權利渴求在閃光、在湧動嗎？因此我想，現在公開站出來發出聲音的幾十人、幾百人，目前當然像是“沒有士兵的將軍”，但不會太久，每個中國人都將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敢於行使自己的權利。現在，率先喊出“別來虛的假的，讓我們生活在真實中”的先驅者還在遭受政治迫害，但痛苦基本上隻限於身體上、物質上的了，靈魂上、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一去不複返了，在道義上、良知上，在對未來的信心上，迫害者都已遠遠落於下風。

東海、龍德、國湧他們是浙江人的驕傲。他們是很普通的人，是勇於發出自己心聲、行使自己權利的普通人。他們不是為了在新的權力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出來“折騰”的，他們的目的是爭取一種保障人權、維護公正、約束權力的新的遊戲規則和機製的建立，而他們自身的去留也將被新的規則所決定。

新年將至，新東西是關不住的，東海、龍德、國湧他們是關不住的。請自珍自重，並代問杭州的朋友們好！

江棋生

1995年12月30日

1996年1月12日，關在杭州、樂清和臨海三地的四位誌士收審“結業”，同時獲釋。同年春天，國湧的萬字長文《從我做起：論和平抵抗》刊發於《北京之春》1996年4月號上，這是他在海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4月19日，他打電話給我，心情有些激動地向我致謝。這是因為，去年11月8日我離杭時，隨身帶走了該文打印稿，後來我托人把文稿帶到紐約，交給了《北京之春》主編胡平。

三

1996年5月28日，東海、龍德、吳高興、毛國良、葉文相、付權、趙萬敏等七位“六四政治犯”[7]就推倒六四事件的官方定性，發布了龍德起草的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5月28日當天，東海和龍德被抓。

1996年5月中下旬，隨著六四7周年紀念日的臨近，當局對國湧不斷加劇的騷擾，使他在杭州住不下去了。5月27日，他動身回老家雁蕩山。由於龍德沒把他的名字放進公開信，他得以避開一劫，在家鄉待到6月12日。在那半個來月中，國湧在時時牽掛、憂心關注同道安危的同時，奮筆疾書，完成了三篇兩萬字長文的初稿：一是《民主為何導向反民主》，二是《民主與專政》，三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此外，還修訂了他於7年前完成的兩萬字長文：《1989，人民不會忘記》。

6月13日傍晚，國湧回到杭州。第二天，重情重義的國湧就去龍德家裏，看望龍德的家人；去東海父親家，安慰老人家。不僅如此，他還給杭州公安局的政保[8]人員打電話，質問他們，問他們何時釋放東海和龍德。

然而不久之後，東海和龍德就被延長收審一個月。接著他倆被“勞動教養”，東海勞教一年，所外執行；龍德勞教三年，被投入杭州樂山勞教所[9]。

國湧的二姐傅彩茗，一直十分關心國湧的生存狀況。此時國湧在杭州，處境十分逼仄，幾無立錐之地。二姐要國湧盡快去太原見她，一起商量以後怎麽辦。國湧於6月18日與王有才告別，6月20日在大雨滂沱中前往城站火車站，登上綠皮列車，取道北京去太原。

1996年6月21日中午，國湧抵達北京站。他先去前門附近的天安大廈找中學好友張銘和徐新，由於他倆去北戴河避暑了，於是就趕到西釣魚台附近，在地礦招待所辦了入住手續後，就去首師大找我。

分別7個多月後，國湧千裏迢迢來京，我們全家在北窪路的一家餐廳為他接風。他稱章虹為“嫂子”，上初中二年級的江楓則叫他“傅叔叔”。席間，他動情地談了東海和龍德的又一次遭難，說了小曹與他的風雨同舟和二姐對他的多方關顧。我向他介紹了我與胡績偉、王若水、包遵信、孫長江、宗鳳鳴和鮑彤女兒鮑簡的直接交往事，以及今後打算去見李銳、鮑彤、張顯揚等先生事。此外，我特意對超愛讀書、不愛運動的國湧說起我與王丹、吳學燦在首師大打乒乓球，及我在首師大露天泳池中暢遊蛙泳、仰泳、自由泳和蝶泳一事。聽者國湧，惟有一笑，未見心動。後來知道，他是偏師突進，不理會“德智體全麵發展”；在中學讀書時，體育可以不及格，數學差強人意，但在人文學科中，則如魚得水，遊刃有餘。

晚飯後，我們帶他來家。走進北窪路上首師大的小西門，我指著眼前的一排平房告訴國湧，其中一間曾是電視政論片《河殤》解說詞的一位主要撰稿人王魯湘的陋室，我們在19樓13層2號的陽台上，能和他互相喊話。1993年，他和夫人胥繼紅在彭德懷曾待過的掛甲屯村買了小房，就搬過去了。去年，他又去頤和山莊住了，與我的人大校友吳小軍為鄰。國湧對我說，1988年《河殤》熱播時，21歲的他在家鄉當中學語文老師。8年前，他與青春好友一起看《河殤》時，真有熱血沸騰之感。

進我家門後，國湧的第一要務是翻檢書架。見到普林斯頓學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研究》有些複本，他就要了幾本。臨走時，他借去《八九學運回顧與反思》和胡平的《中國民運反思》，說回旅館連夜閱看。後麵的幾天裏，國湧打算密集拜訪一些他早就想見的人。他說，他要見許良英先生、丁子霖和蔣培坤老師、包遵信先生、胡績偉先生、徐文立先生和魏曉濤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動身去中關村科學院黃莊小區912樓見許良英先生。事後他告訴我，他乘電梯到了七層後，敲錯了門，他聽著名字就挺感別扭的何祚庥開了門，對他說：是隔壁704室。許先生開門後，引國湧到書房落座。國湧與許先生已有信件來往，許先生的台州口音，在他聽來近乎鄉音，很親切；而許先生夫人王來棣先生是溫州平陽人，便更多了一份鄉情。國湧和兩位先生相見甚歡，聊得很好。近中午，許先生下廚煮他的招牌飯：湯圓、餛飩一鍋燴，款待國湧同鄉。飯後，許先生談興未盡，留國湧繼續談到下午二點來鍾。

按照約定，國湧從中關村過來，與我在人民大學東門口匯合，我帶他去靜園一號樓43號丁子霖老師家。

人大東門口，是7年前的1989年春天，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聽“北京之音”的地方。廣播站是人大學生自治會辦的，設在緊挨東大門的學三樓中。許先生和王先生，也曾多次從黃莊緩緩走來，匯入靜靜收聽廣播的黑壓壓人群中。進人大校園後，我特意帶國湧繞行，途經學五樓和學六樓，再去靜園。我告訴國湧，學五樓是當年遠誌明、榮劍、徐輝等86、87級博士生的宿舍樓，學六樓則是我和呂益民、夏洪躍、楊念群、王東京等88級博士生的宿舍樓。國湧當然知道，遠誌明是《河殤》解說詞撰稿人之一；國湧說，他還讀過榮劍寫的關於民主和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

學六樓往北一點，就是學生食堂。198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就張貼在其朝西的大牆之上，宣言是88級博士生同學呂益民、李剛劍、趙哲起草和發布的。我對國湧說，當年4月27日深夜，燈火通明的學生食堂史無前例地備下了豐盛的夜宵，免費招待徒步遊行近百裏歸來的人大學子——那人心互激、同頻共振的一幕，我記憶猶新，不可磨滅。國湧說，當年他進人大校園抄大字報的地方，就是這裏。

離開學生食堂走向靜園的路上，國湧告訴我，今天許先生和他談了整整五個小時。許先生不作保留、不帶委婉地談了他對顧準、魏京生、包遵信、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周舵、袁紅冰、陳小雅等人的看法。我對國湧說，我也當麵聽過許先生對許多人的直言評說。國湧和我，都親身見證了許先生的正直不阿、心口如一。當然，許先生的見解不一定都是對的，但他確實是一位俯仰無愧天地、並世不多出的耿介之士。

很快就到了7年來一直牽動人心、再也難於平靜的靜園。那天上午，我打電話向丁老師介紹了國湧，加上先前我和她說過我與國湧在杭州相聚一事，她和蔣老師十分歡迎國湧的到訪。國湧進門後，在六三之夜罹難、生命定格在17歲的蔣捷連遺像前默哀，鞠躬。然後安靜地坐定，聽丁老師敘說刻骨銘心的喪子之痛和六四死難者家屬的不屈抗爭。丁老師留我們在那裏吃晚飯，我建議吃蔣培坤老師拿手的無錫拌麵。蔣老師不僅美學功底了得，廚藝也的確高人一籌。我對國湧說，我曾在錫北重鎮張涇丁、蔣老師自建的微縮版江南園林——連園中，吃過蔣老師烹飪的、至今覺得十分饞人的酒嗆紅燒肉。當晚我們臨走時，丁、蔣老師把他倆寫的一篇長文打印稿送給了國湧；那篇長文是：《魏京生，讓人們踐踏你的苦難吧！》[10]

6月23日上午，我帶國湧去紫竹大廈見魏京生的弟弟魏曉濤。曉濤畢業於複旦大學，但怎麽看，他都不像一個讀書人。曉濤與我早已相熟，常有往來；加上他說話痛快，口無遮攔，國湧從他嘴裏聽到了許多外人聽不到的故事，還見到了和曉濤搭伴過日子的香港《明報》記者戴萍。中午，曉濤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國湧不喝酒，我和曉濤對飲二鍋頭，大啖肘子肉。下午，國湧在旅館讀書、讀文章。

6月24日早上，國湧來找我，在首師大19號樓的樓梯口遇見劉念春的妻子儲海蘭，兩人遂一起來我家。當天下午，國湧趕往東城的煤渣胡同拜訪《人民日報》社原社長胡績偉先生。國湧後來告訴我，他在那裏得到了麵慈目善的胡先生友好的接待，但先生夫人的臉色和她說的話，則讓他不舒服。當晚，他為了明天行程的方便，搬到中央民族學院附近去住。

6月25日一整天，他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地奔走出訪。早上，他去民院家屬區的劉念春、儲海蘭家，看望劉青和念春的老母親，“一個慈祥的老太太”(國湧語)。念春已被關押一年多了，他的母親、妻子和女兒祖孫三代相依為命，艱難度日。當天上午，他移往北師大附近去住。下午，國湧在北師大南門口見到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兩人進校園後，到北師大圖書館對麵的草坪長椅上落座，在尾隨王之虹而來的便衣眼皮底下，作了簡要的交談。

緊接著，他去塔院包遵信先生家。如同許良英先生在國湧進門後一定要他喝酸奶一樣，包先生則要國湧先喝一聽水蜜桃飲料再說。曾經主編過《讀書》雜誌和“走向未來叢書”的包先生，他的名字對國湧來說，早已如雷貫耳。國湧進門後，見到了兩年前凜然寫下“我們被我們堅持的正義所鼓舞”，然說話平實、語氣謙和的包先生;更見到了頂層接近天花板的高高書架，上麵放著的密密麻麻書刊中，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尤使他心生豔羨。

辭別包先生後，他又進了北師大。他的夫人曹麗蓉曾就讀於該校教育係，為此他先前已六進北師大:1989年春夏之交，他四進北師大;1990年取保候審一百天期間，他兩進北師大。今天下午和晚上，他又兩進北師大。作為溫州樂清人的他，在裏麵的小餐館吃北方風味的炒麵片，覺得很香，很香。

6月26日早上，國湧去白紙坊徐文立先生家。在十分潔淨的居室中，徐文立、賀信彤夫婦熱情地接待了他;不僅和他作了有益的交流和溝通，還留國湧吃了中午飯。國湧臨走時，徐文立將胡績偉先生在海外發表的近作《論民主與和平》複印件送給了他。國湧後來與我說起的他對徐文立先生的印象，和我自己去造訪後留下的，十分一致。當天下午，國湧和從北戴河歸來的張銘、徐新去了順義，兩位好友都在那裏買了房。在中學時代就結成“精神死友”的三位同窗，碰上這次難得的團聚機會，吃過晚飯後大家全無睡意，於是作徹夜長聊，直至拂曉方呼呼睡去。

6月27日下午，睡醒後的國湧趕去八九聖地之一的北大三角地。在那裏附近的書店買了《東方》雜誌和《潘光旦文集》，再到黃莊一家小餐館吃過晚飯後，遂去許良英先生家，向他和王來棣先生道別。沒想到，許先生談興甚濃，竟和他聊了三個多小時，直到王先生忍不住提醒之後，國湧辭別許先生，到附近一家小旅館過夜。

6月28日早上，國湧先到北京站買了當天去太原的火車票，再去天安大廈給我打電話道別。國湧對我說，他去太原主要是和二姐商議他的謀生事，以便能暫時安頓下來。我請他代問他二姐好，代問太原朋友們好。吃過中午飯後，他乘車赴太原。

未曾想，國湧此去，謀生未成，反被政治黑洞吞噬。與我道別還不到一個月的7月26日，外電傳來了他再次蒙難的消息:他和陳平在太原被抓。以言治罪的野蠻刀鋒，兩個月前在杭州刺向了東海和龍德，這次又在太原刺向了國湧和陳平。

國湧和陳平被關押116天之後的11月19日，他倆接到太原市勞動教養委員會的(96)749號《勞教決定書》，國湧被勞教三年，陳平勞教一年。決定書對他倆所作的指控和加罪，乃是對公民言論自由權毫無遮掩的踐踏，從而也給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言論史提供了一份相當典型的書證:

傅國湧曾於一九九0年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被勞動教養。解教後仍不思悔改，繼續書寫《1989，人民不會忘記》、《民主階段論》、《民運四題》、《從我做起:論和平抵抗》等具有反動內容的文章。其中《從我做起:論和平抵抗》於一九九六年四月發表於境外反動刊物《北京之春》，其在文章中叫囂要“結束一黨專政”，“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等。一九九六年六月，傅從浙江流竄至太原後，秘密勾結陳平共同書寫了反動文章《維護憲法尊嚴》，二人幾易其稿連同上述四篇文章共印製了八十餘份，正待寄發之際，被當場抓獲，並從陳平家繳獲大量境外反動資料及文章。

國湧因言獲罪，在大牆之內、鐵窗之下待了兩年零三個月。在此文後麵要提到的國湧自傳第一卷(初稿)中，他對銘記一生的囹圄生涯有詳盡的記述，此處不贅。

1998年10月24日，當深秋的晨曦微露時，將要重獲自由的國湧就醒了;他5點多鍾起了床，把全部行李收拾停當。8點多鍾，在拿到所謂《解除勞動教養通知單》[晉政勞教並字(太)第3391號]後，緩緩走出太原市鎮城勞教所沉重的大鐵門。在大門口等候已久的二姐彩茗，深情地迎上前去，帶國湧上了她的車。

當天晚上，國湧的患難之交——陳平、王莉莉夫婦在山西省社科院的家中，

動手包餃子為國湧接風洗塵，並請八九之子葛湖、賈永華伉儷早早過來，與曆難歸來的國湧一起相聚。

四

國湧重獲自由之後的一段時間，過起了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的生活。當然，我倆之間的通訊聯係恢複了。

國湧重獲自由之後的一段時間，也是六四10周年的巨大陰影逐步迫近的時候。1999年春節前夕，我們全家回常熟過年。我們從首師大家裏出發，到夜宿臥鋪火車的全程，都有尾巴如影附體。到無錫後，我們在章虹大妹家過夜;再由我弟弟來錫載我們回常，都被一路尾隨。入住常熟小東門外倉河沿章虹小妹家後，就是三班倒、全天候、24小時被監控和跟蹤。

能被嚴密“保護”，安全自然絕無問題，但實在是太不自由了。過完春節我在照例快回北京時，突然有了要甩掉尾巴的衝動——全然不是出於要實施什麽秘密計劃，而是純粹出於內心對自由的渴望和呼喚。2月24日天蒙蒙亮時，我潛行離屋，在小東門外橫街與接應我的年輕朋友匯合，取道太倉、瀏河，安抵上海寶山區的顧村。第二天下午，我臨時起意作第三次杭州行。

那時，國湧不在杭州，龍德還被關著。我要見幾位杭州朋友，但不可再打電話。晚上8點，我步出杭州火車站，特意登上一輛雙層巴士的上層，在美麗的夜色中緩緩西去。我將按腦中熟記的地址直接找人;這樣做雖然麻煩，但是自由。當晚，我摸到了呂耿鬆家，給了他一個意外的驚喜。他在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小旅館，用他的名字給我開了房間。耿鬆連夜騎車去王東海、朱虞夫、祝正明家，通知他們明天與我相聚。隨後的26、27號兩天，我與王東海、朱虞夫、呂耿鬆、祝正明等朋友暢懷晤談，合影留念(圖4)。



圖 4 1999 年 2 月 27 日與杭州朋友同遊臨安錢王陵 左起:呂耿鬆、江棋生、朱虞夫、王東海、祝正明 照片原載我的《看守所雜記》第 218 頁

28日下午，我乘火車離開杭州去南昌，當晚夜宿洪城。第二天是3月1號，我漫步初次光顧的南昌街頭，去了聞名遐邇的滕王閣。下午4點，就登上南下的列車赴廣州。3月2日上午在羊城乘中巴車去深圳，我想見見分手多年、相互牽掛的人大校友。

控網恢恢，疏而不漏。我3月2日中午才到深圳，第二天上午，我的身後就出現了讓人討厭的尾巴。但我還是見了10年前經受曆史風雲洗禮的夏洪躍、王晨陽、袁躍、梁興安、楊鬆賀、邵國煥、趙哲等校友;此外，夏洪躍還帶我去了《深圳法製報》社，見了何清漣女士。3月6日下午，尾巴變臉為劫漢。我在蛇口碼頭打算去珠海時，被以莫須有的名目抓扣，將我關押在赤水灣派出所，讓我在狹小的留置室內，無眠待旦、獨處了20多個小時。第二天下午，由北京來人把我帶往桂林、廣州等地“公費旅遊”。12天之後的3月19日，把我帶回北京;晚上，我回到家中。

兩個月之後的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因發布《點燃萬千燭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國同胞書》等紀念六四10周年的活動，被刑事拘留;19日上午，被投入地處半步橋44號旁門的北京市看守所。

2003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失去自由整整四年後，步出北京市第二監獄。當天晚上，在外媒密集電話采訪我的時候，國湧用不停撥號的方式，愣是擠了進來，和我暢聊了近一個小時，中間提到了他和樊百華編著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11]。

半年多後的2003年12月14日，崔衛平請我到她在小西天附近的家，將一本嶄新的《脊梁》遞給了我。很快，我就讀到了王天成和國湧寫我的情真意切、令人動容的文字(圖5)。衛平對我說，國湧是一個真人，一個可信可交的好後生。當天我到家後，就給國湧打電話，說我已拿到他編著的《脊梁》，明年1月回家鄉常熟過完春節後，就會去杭州與他相聚。

國湧在《脊梁》中寫我的內容，後來我加了標題“捍衛漢語世界中人存在的尊嚴”(圖6)，收入了我的《看守所雜記》[12]一書中。上述標題之語，出現在國湧文章(附錄三)結尾處，是我的人大校友、也是國湧的朋友——八九之子胡春霖(網名任不寐)的提法，國湧作了援引。



圖 5 國湧在《脊梁》中寫我的文字，從第 323 頁起



圖 6 國湧寫我的文字，後載於我的《看守所雜記》 第 299 至 301 頁

五

2004年1月下旬，我和章虹回常熟過年。春節過後依諾踐約，作平生第四次杭州行。

1月30日下午，我和章虹到達杭州。與我分別七年半多、和我一樣經大牆之劫的國湧，早早就等候在汽車客運北站，滿臉笑容地迎接心友的到訪。國湧與我劫後重逢所生成的時空熱流，把那天的陰冷寒濕驅趕得無影無蹤。

隨後，國湧帶我們去耶穌堂弄7號5單元611室——2002年後國湧、小曹的新家。與我一別八年有餘的小曹，早已買好了菜肴，沏好了龍井，鋪好了客房，笑盈盈地歡迎我們。

他倆的新家與我住過的1995年的租屋相比，已遠不可同日而語。國湧此生的第三個書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書房，就設在這裏。小曹請她家鄉富陽的木工定做的多個書架，頂天立地;書架之上，春秋諸子、道家經典、理學心學、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世界史冊、漢譯名著、蘇格拉底、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愛因斯坦……，更不必說清末、北洋、民國時期的各種史料，林林總總，歎為觀止。

小曹下廚之前，我們四人聊天。小曹說了她和國湧1993年結婚之後所經曆的風風雨雨，度過的幾多不眠之夜。小曹的語氣相當平和，但我清晰感知到她心緒的起伏和湧動。而章虹對小曹10多年來的遭際與艱辛，不僅有同樣的親身體悟和無法忘懷的切身感受，還深知小曹更為不易。章虹去探監，是從首師大東門口的花園橋，到地處豆各莊的北京市第二監獄，中間隻有短短30公裏左右的路途，隻及杭州到太原1300多公裏的零頭。小曹帶著三歲小傅陽的探監，則須迢迢千裏，遠赴相隔2600多裏地的太原市鎮城勞教所;進了那裏，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麵，因為那裏，連張板凳都不給。

小曹離開廳堂去廚房之後，國湧深情地敘說了她的不容易，不簡單。國湧在“籠子”裏的歲月中，每每想起小曹無怨無悔的擔當和付出，就會想到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於是國湧的眼前，就仿佛出現了漫天風雪中西伯利亞荒蠻原野上前行的、那些纖弱而高貴的背影，她們正不顧一切，堅貞不渝地走向服苦役、帶腳鐐的丈夫身邊。

那天晚上，小曹從廚房出來，麵帶微笑端著她精心炒得的杭幫菜，正麵走向他的夫君，走向她和夫君的朋友。接著，她打開孔乙己愛喝的紹興黃酒。我記得，我們四人都喝了，隻是國湧喝得最少，我喝得最多。

晚飯後，國湧說起他的《金庸傳》就是在這裏寫成並出版的;而在這裏動筆寫的《葉公超傳》、《百年尋夢》和《追尋失去的傳統》三部書稿，也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現在我更知曉，國湧坐擁書城，在這裏還寫成和出版了《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發現廿八都》、《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台前幕後》、《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過去的中學:人生最關鍵階段的教育和學習》、《曆史深處的誤會:近代曆史的大人物小細節》和《偶像的黃昏》等七部書稿。而《文人的底氣:百年中國言論史剪影》和《魯迅的聲音:魯迅演講全編》兩部書稿，雖遲至2007年才得以出版，但也是在這裏完稿和編定的。

現在我還知道，北京的丁東、邢小群伉儷和王東成先生，太原的趙誠先生，南京的範泓先生等，也都住過耶穌堂弄7號5單元611室。

第二天早餐後，國湧帶我和章虹去西湖邊的一處茶室，棲居杭州的溫克堅邀我們在那裏相聚。克堅是浙江義烏人，年輕的經濟學人，在天涯社區的“關天茶舍”中，有他相當活躍的身影。他不僅就不鏽鋼老鼠事件、孫誌剛事件等公開發聲，還做了文化衫分發，參與多種線下聚會和講座。他通過曉波和我取得了聯係，雖素未謀麵，但他熱情誠邀，我們欣然允之。寫到這裏，我必須提及克堅的一次孤勇之舉:儒雅有加的他在2017年仲夏隻身犯險，徑闖沈陽的一家被嚴密把控的醫院，想要與生命垂危的曉波見上一麵。

克堅請我們吃過午飯後，大家沿湖邊走邊聊，途經被毀的蘇小小墓和武鬆墓之墓址，及徐錫麟墓、陶成章墓、陳布雷墓等多處曆史名人之墓。猶記得，每到一處，國湧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對相關史料如數家珍、信手拈來，聲色俱佳地一一交代明白。當晚，克堅安排我和章虹住進了湖邊的一家賓館——杭州新新飯店。克堅說，他曾請劉軍寧、廖亦武、王怡等朋友在這裏住過。

2月1日上午，國湧、克堅邀我和章虹再作西湖遊。西湖是國湧十分心儀的地方，也是他不時安頓靈魂的地方。在國湧和克堅的提議下，我們四人饒有興致地走向一公園——當年的杭州微型海德公園[13]。在那裏，我們目睹了令人鼓舞的場景，聽到了普通國人的心聲。尤其是我，當我見到那麽多敢言布衣的無懼麵容時，不由得感歎連連，連連感歎。當聽到一位老者激動、大聲地說出“5000年來我們都沒享受過做人的尊嚴!”時，我們皆為之動容，點頭稱許。

那天下午，克堅和兩位年輕的《自由評論》網友來到新新飯店，帶著錄音設備對我作麵對麵采訪，其時國湧也在座。所形成的訪談錄，發表於《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我加的標題是:公民意識、公民行動與中性互動[14];訪談錄後來收入我的《一生說真話》一書(圖7)。三位采訪者問了我15個問題，其中第11個問題和我的回答全文如下:

問:您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有什麽看法和期望?

答:前麵我已經說過，出來後，我受到很大的鼓舞，這很大部分來自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說期望，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在實踐上緊走幾步，最少要跨出半步。走向共和已經100多年了，知識分子總不能把爭取共和實現民主的責任都推到民工頭上去麽。有人自稱擁有自由主義信念，甚至有的人已經“吃透了”自由主義理論，但在實踐中卻半步也不走。有些事情，明明風險很小，也不願去做一做。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至少要做一個言行一致的人，這並不需要他們去承擔過大的風險。特別是那些學術地位很高，自由主義理念已經掌握得“很透徹”的人，出來說兩句真話，即便是敏感話題，也沒有什麽風險，為什麽這都做不到?不寫文章，說句話總可以吧?不說話，簽個名總可以吧?今天國湧也在場，2001年《南方周末》、《書屋》、和《今日名流》遭到當局整肅時，知識界一聲也不吭。國湧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沉默的恥辱”。後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站出來，寫下了“每人心中的一句話”，表明心跡，表明“立場”。他們這麽做，風險不大，但影響很大，意義很大。六四15周年紀念日快到了，對中國當代史上這樣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日子，應當有更多的人寫下“每人心中的一句話”。

在中國這樣的境況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應比普通人要多一點擔當，起碼要向胡績偉、李銳、鮑彤、張思之、蔣彥永學習，說真話，尤其要說官方不愛聽的真話。

我認為，行動改變未來，但行動首先改變現在。你有所行動，改變了自身，同時也就改變了環境——在別人眼裏，你的狀態就是他的環境。



圖 7 我回答克堅的第 11 個問題時，如實誇了國湧 相關答問載於我的《一生說真話》第 286 頁

2月2日一整天，國湧、克堅陪我們遊尚未正式開園的西溪濕地。我們穿行於福堤與綠堤，走河渚街，經深潭口，進秋雪庵……;一路上，我們邊賞景觀鳥，邊在潺潺流水聲中，聽國湧大聊洪鍾、陳繼儒，神侃高士奇、章次白，因此走了遠遠不止三萬步。

當天傍晚，我們一起去看望受盡磨難、四年多前走出高牆的龍德。龍德因腿殘而拄拐杖，身上之滄桑留痕，讓人心痛和心酸;但他心誌依舊，神情堅毅——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浙江真漢子。

2月3日上午，國湧和克堅來新新飯店，送我們去杭州汽車客運北站。在冬去春來的時光節點上，我和章虹揮別兩位難得的後起之秀、青年才俊，結束難忘的首尾五天杭州之行，啟程返回常熟。

在這裏，有必要略微交代一下迄今為止我的最後一次杭州之行——第五次杭州之行。

那是2012年的深秋，應連襟鄧知飛的外甥女史曉瑜之邀，我和章虹與兩位常熟摯友自駕遊到杭州。在杭城逗留兩天後，去百歲棋王謝俠遜的家鄉溫州平陽，到八九之子殷蔚鴻(程凡)家中作客。繼而赴福建龍岩，與表哥蘇汝華全家團聚;再由表侄蘇誼強帶路，到永定古竹鄉的高頭東村(江姓村落)及湖坑鄉的南溪村(蘇姓村落)土樓裏尋根，平生頭一次畢恭畢敬給祖父江樹棠掃了墓。

接下去，途徑南靖華僑農場，造訪母親好友的女兒江滿娘一家，帶著她從地裏剛摘的幾串重達80來斤的紅皮香蕉，奔最後目的地——廈門。在那裏，先探親再訪友:先與表弟蘇道傳一家相聚，再和八九大學生對話團成員，我的博士生同門師兄、恩師黃順基的弟子徐輝重逢於廈門大學。返回途中，捎徐輝至福州郊外，留下與榕城擦肩而過的遺憾。進入浙江，在西施家鄉諸暨過夜。最後，在霜葉紅於二月花、陽澄湖大閘蟹正肥的初冬，回到常熟。

六

自1999年開始，國湧決定作有限轉身，逐步從異議人士的抗爭轉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發聲。2001年《脊梁》出版後，他就成了獨立的職業撰稿人，大量文章發於開明程度相對最高的官媒:《南方周末》、《新京報》、《東方早報》等。厚積薄發、健筆如椽又不知疲倦的國湧，還給《南方都市報》的“每日專欄”寫“民國故事”，每個工作日一篇，每周五篇，一連寫了九個多月。

國湧寫《脊梁》時，他的有限轉身之念已立，但筆鋒仍絲毫未變，依舊是：無視禁區，直抒胸臆。故《脊梁》一書，錨定在境外出版，也隻能在境外出版。不難看出，《脊梁》之後，他給自己的寫作立了兩條規矩:

1、拿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真的，善的，美的，且必須是獨立思考的結晶，有創見，有新意。

2、筆觸所及，逼近禁區，不碰紅線，以便能在國內正式出書，在國內紙媒發文，在網上的發聲不輕易被刪、被禁(即現在大家都知道的被404)。

與國湧在杭州一別5個月後，他給我寄來了他的新書《百年尋夢:傅國湧曆史隨筆》(圖8)。



圖8國湧贈我《百年尋夢》

在《百年尋夢》出版之前的2003年，國湧的《金庸傳》已經問世。不過，我是一個武俠小說盲。不僅如此，那時的我還相當瞧不起武俠小說。故此，國湧以平視目光，對傳主金庸的生命曆程作了立體、多維、詳實的考察與辨識後，別具一格寫成的《金庸傳》，並沒有引起我應有的關注。然而，《百年尋夢》在手後，我是幾乎手不釋卷就把它讀完了。

此後的國湧，一發不可收拾地接連有新著問世。

國湧嚐說:“我對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漢武、水滸三國，也不再停留在鬱達夫、沈從文或拜倫、雪萊，我開始為古希臘以來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們的陣營中，與他們站在一起。”我相信，這是他的真誠心願，也是他對自己抱有信心的坦然流露。

有限轉身後的國湧，其百年尋夢的第一程，是著書立說。以我對國湧心誌、精神和才華的了解，他在浸潤和觀照民國史時，是決然會帶有“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的，也是定會以獨立史民之身另辟蹊徑、開啟山林的。而他由此而覓得的曆史隨筆，必將是因洞悉而有創見，因富含審美張力而意趣盎然的。

20多天來，讀過國湧的朋友、讀者、弟子一篇篇從心底奔湧而出的悼念、追憶和追思文，和在短視頻上與富含底蘊、激情風趣的國湧一次次零距離親密接觸之後，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國湧將站立的身姿作有限的偏轉，不是因畏囚而苟且，不是因悲觀而躺平。而是這種偏轉，能使他的異秉天賦得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可使他的曆史癖好得以最大程度的滿足。

在“明白自身的局限、找準自己的位置”後，國湧把學者使命、思者睿智、作家才華融為一體，把自己毅然開啟的“獨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之人生旅途，演繹得異彩紛呈，卓而不凡。誰都知道，一個人能著作等身，當屬鳳毛麟角。不過以我之見，對國湧來說，著作等身並不是最主要的。他的別開生麵，匠心獨運;他的思想閃光，開窗醒世，才是他人生標誌性的重要奉獻。

2017年，在環境所限和誌趣所向的合力作用下，國湧轉向百年尋夢的第二程:由“著書”而“課童”;投入“母語教育”，躬身親育童子。在我看來，他在洞見現有教育之軟肋和死穴後，精心打造小小的教育方舟，把孩子們浴於愛和美，把他們帶向大自然和全世界，乃是他起而行的必然之舉。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的“智者之作為、能者之事功”，定將還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拓展和斬獲。

行文至此，我得實話實說，我一直未有調整自己身姿的想法。2006年夏天，經林培瑞先生的推介，我被聘為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且一幹就是19年。這表明我的姿態是:衝擊言禁，直言不諱地說官方不愛聽的真話，及聽不進去的真話。由於深知國湧的有限轉身來之不易，我很自然地對做人基本道德之召喚作了回應，將我們之間的聯係鬆弛下來，以便國湧在按他的心願和方式去踐行他的尋夢時，盡可能少受莫須有的幹擾與攪和。好在國湧和我之間，存在心有靈犀的默契——他對我的用意心知肚明。於是，我倆之間過從之由密而疏，就靜悄悄地、人所不察地發生了。

當然，由密而疏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國湧之忙，難於想象。2013年夏秋，我兒子江楓的婚禮定於當年12月8日在常熟舉辦，我邀請國湧和小曹一定參加。身在杭州的國湧很快抱歉地回複我:檔期早已排滿，無奈分身乏術。

應邀前來出席江楓婚禮的朋友，有來自美國加州的童屹，有莫少平、馮曉玲伉儷、徐輝、劉芝鳳伉儷、陳平、馬少方、季風、浦誌強、溫克堅、蔣亶文、陸明霞、殷蔚鴻、陳青林、孟元新、馬少華、林江、焦國標等，還有我的北航同班同學王寶奇、孫瑞山。在我心中，國湧和小曹的缺席，從此長為人生一憾事。

我徜徉過國湧的第三個書房，但我沒去過他後來擁有的第四和第五個書房。在2013年1月30日許良英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與他話別之後，我也再未與他見過麵。不過，我對此十分釋然。我明白他的心誌，懂得他的魂魄，體悟他想充分發揮自己天賦的夙願。並且，我從國湧和我之間心靈和思想交流的二傳手陳平那裏，清楚地知曉:他對我所持守的選擇，一如既往地與他在《捍衛漢語世界中做人的尊嚴》中表述的那樣，非常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國湧和我之間盡管存在身姿的差異，但始終都有一個共同的基底，那就是:追求人生價值的最大化。應當說，對於這一點，國湧和我之間更為心有靈犀。

自1992年深秋我在不經意間觸碰到一個物理學課題之後，我就成了一個難以救藥的半職持不同政見者。為此許良英先生當麵批評過我，希望我“多一點社會責任感”，但我沒有聽進去。我的內心，一直有一個聲音在對自己輕語:我的物理學研究成果，將在我的人生價值中占比最大。我身上一介自由公民的勇氣，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上有所顯現。但我要坦率地說，我身上更多的，卻是一介獨立學者的勇氣:敢於叫板整個世界物理學界。我依憑自己的兩項研究成果，隻身向相關領域的世界級物理學家發起挑戰。在我的專著《物理學分立對稱性新論》[15]中，我對自己的兩項成果作了如下描述:

1、由於我發現贗矢量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必然導致下述結論: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對稱並未失效(宇稱守恒並未破壞)，而是依然成立(宇稱依舊守恒);

2、物理學中已有100多年曆史的“時間反演”，被普遍誤認為是時間方向的倒轉。而我則確認:所謂“時間反演”，隻是兩種不同計時方式之間的變換，即順計時與倒計時之間的變換而已。

第一項成果，是挑戰空間反演物理學中的重要定論。第二項成果，則是挑戰時間反演物理學中的重要定論。

七

這些天雪花般浪湧而來的悼文，我基本上都會在第一時間讀之、存之。溫克堅於7月8日發布的悼文《隱者傅國湧開窗歸去》，我當然更是這樣，見著就細讀了。克堅在文中動情敘說了他與國湧交往的第一手資料，讀來真實可信，令我沉思良久——

回觀國湧1988至1998的十年尋夢，他走的是一條因鳴成囚、悲壯可歌的誌士和勇者之路。

在皇權專製時代和極權時代，敢於直言發聲者會麵臨坐牢和砍頭的風險。皇權專製時代，因鳴而死者屢見不鮮，因鳴成囚者數不勝數。大臣言官批了逆鱗，文人士子“口出狂言”，平頭百姓“妖言惑眾”，分情節輕重，或被砍頭，或被囚禁。

極權時代，加在因鳴而死和因鳴成囚者頭上的罪名，叫做“反革命宣傳煽動”。亦分情節輕重，或被處死，或被囚禁。如載入史料的林昭、遇羅克、張誌新、王申酉、李九蓮……，及更多湮滅無聞、“情節嚴重”的，則被槍斃。而以言獲罪、因鳴成囚者，則多了去了，他們或被勞改，或被勞教，或被就地“群眾專政”。進入後極權時代，因鳴而死，方告終結;但因鳴成囚，仍不絕於縷，其中就有國湧、陳平和我，還有許許多多人們耳熟能詳的，及被不幸遺忘的國人。國湧在21歲到31歲的青春年華中，踏上了一條光榮荊棘路，這是他一生中最受磨難、最具華彩的旅途。國湧自己說過，他點亮自己和富有價值的人生，主要得益於他有兩個支撐點:一是他打小就酷愛讀書，二是他蹲過五年“籠子”。克堅高度評價國湧所踐行的十年尋夢，對此我是完全認同的。隻是我覺得，克堅把國湧的這段曆程說成“獨一無二”，似不夠貼切。

檢視國湧自1999年開始的百年尋夢，期間他“一次次攀登人類思想的高峰”，及2017年開啟的躬身育童，他帶領孩子們與自然和世界對話，共享他“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滄桑建立起來的精神空間，在這裏一起眺望世界”，似更合特立獨行之義，別人難於效仿，更罕有人能與之相匹。

我個人以為，十年尋夢與百年尋夢，是國湧一脈相承的兩段生命曆程，互相補充、交相輝映。

在國湧的生命曆程中，還有一件事是我應該提及的，那就是:17年前的2008年，國湧受洗成為基督徒。

因為我和許良英先生一樣，信奉斯賓諾莎和愛因斯坦所認為的“那個存在於事物的有序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所以我對他的受洗未加點讚。然而，我的確很理解他的選擇，且特別欣賞他的身上，沒有屬靈的傲慢與偏見。

我一直比較費解和納悶的是，有些在後極權製度下坐過牢的基督徒，嗓門顯得特別大，喜歡把他們的信仰抬得比天還高;其中更有甚者，天天把“兩個凡是”用於川普(特朗普)的偉光正:凡是川普說的，都是對的;凡是川普做的，都是棒的。怎麽會變成這樣的呢?你讚美和力挺川普，這沒問題;但不能因此而搞“兩個凡是”啊。

在我看來，不是隻有華國鋒搞“兩個凡是”，才是不可取的;任何人搞“兩個凡是”，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來，不是隻把“兩個凡是”用於毛澤東，才是不對頭的;把“兩個凡是”用在誰的身上，都是不對頭的。請恕我在此鬥膽直言:即便把“兩個凡是”用於上帝或佛祖，恐怕也不會處處靈光，永遠都對。

與“兩個凡是”異曲同工的，是“唯有”說。有些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宇宙中別的地方全無真理，“唯有基督裏有真理”。對於這句獨占和壟斷真理的霸淩話語，我想說的是: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認啊。

我上麵的這些話，當然也不一定就是對的。我隻是願意坦陳和探討，希望是非能更明一些而已。

推己及人，我以為國湧在投身曆史學術研究時，即便再用心去做，也難於保證所得到的結論是完全正確、免於質疑的。國湧多次說過，任何人，任何偉大人物，都是可以批評的。這當然包括他自己在內。仿陳寅恪先生之語，我想說:國湧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國湧之結論，或有時而可商。因此我認為，崔衛平和國湧在對魯迅的評價上出現歧見，並當麵、當眾進行了激烈的交鋒，是正常健康的學術論爭。就國湧的《主角與配角》，張耀傑先生提出明確的不同意見，這同樣是正常健康的學術論爭。可惜的是，不知為何當時國湧未對耀傑的商榷作出回應。而如今，卻又斷斷無法回應了。

我在這篇追憶文章的開頭部分，說國湧自1999年以來的人生曆程中，其實誌向未變、底色依舊。現在，我要給出自己的依據:

不少朋友都知道的——

一是他於2001年8月中旬，在海外的《民主論壇》發表了署名文章《沉默的恥辱》[16]。我的一位先前對國湧的人生曆程未曾清晰了解的朋友，她在今年8月1日讀到國湧34歲時寫的這篇文章時，胸中的震撼之感，油然而生。她對我說:這是她最近有機會讀到的國湧文字中，最讓她產生與他精神相接、清晰感受到他的“脊梁”的文字。

在文章最後定稿的今天早上，我重讀國湧《沉默的恥辱》後，決定在這裏一字不碰地把它全文照錄。因為我認為，這篇醒世短文，精當有力，至今我也寫不出比它更好的東西。國湧《沉默的恥辱》全文如下:

沉默的恥辱

傅國湧

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晚報》三報被封，儲安平在《觀察》公開發表文章抗議。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報》發表社論抗議，緊接著，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站出來，發表了《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並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全國輿論一片嘩然。這些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早已消逝的風景，依然久久地感動著21世紀的我。

猶憶兩年半前，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方法》月刊橫遭腰斬時，僅僅名列顧問及編委會名單的學界名流就多達50位。這些平時動輒洋洋萬言、名高望重，到處發言、掛名，“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袞袞諸公，卻沒有哪怕一個人站出來說一句話、提出一點質疑。《方法》就這樣消失在一個鴉雀無聲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頻傳:繼《南方周末》等報刊遭到整頓後，又傳來了《書屋》的不幸消息。周實、王平兩位辦刊人雙雙被調離編輯部。曾經讓千百萬國人激動、亢奮過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奼紫嫣紅、鶯歌燕舞。這是靈魂的閹割——雖然沒有停刊，卻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無邊的年代裏，人們心中的一盞盞燈就這樣熄滅了。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期待著聽到一種聲音:正義的聲音，期待著那些常常在遭遇厄運的報刊發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學者們，能站出來說幾句心裏話——幾句真話。盡管我也清楚說了也沒用，但重要的乃是說的本身，重要的是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滅的名言——

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爲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此時此刻，我們的沉默不僅是一種恥辱，而且是對侵犯言論自由惡劣行徑的縱容。正是在一次次這樣的縱容中，《方法》消失了，如今《南方周末》、《書屋》、《今日名流》等又連遭毒手。

我不無天真地認爲，如果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都能對這種卑劣行徑發出自己的聲音，直接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不僅對出局和受到各種形式處置的編輯、記者們是一種精神的安慰與鼓舞，也是對言論自由原則的捍衛。在本質的意義上說，它將使我們從巨大的恐懼、外在的恐懼、以及內在的自我恐懼與卑怯中解放出來。對自由主義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紙上的蒼白理論，而是守護最基本的做人準則，並在生活中躬身踐行。如果在生活中選擇犬儒主義的態度，甚至以種種似乎無懈可擊的理由爲自己可恥的沉默辯護，那麽還有什麽麵目自稱自由主義者、用什麽來支撐所謂的自由主義信念呢?

20世紀東、西方的人類都曾經曆過極權主義的漫漫長夜。哈維爾一語洞穿了它得以繼續運行下去的奧祕——

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當那些“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發生時，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聲，助長了這種惡劣的氣焰，使惡行得以在人間肆無忌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不僅僅是受害者。

人類已跨入第3個千年。為了良知不再蒙羞，為了真理不再哭泣，我們還能再沉默下去嗎?強權無法抹殺、謊言無法遮掩人類對言論自由理想的追求。始終捍衛人文精神的《書屋》、曾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的《南方周末》、率先為曹海鑫冤魂呼號過的《今日名流》，……將永在我們的心中。他們多年來對言論自由的貢獻必將載入史冊。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我謹以一個公民的名義，以這篇無力的短文向周實、王平等民族脊梁表達至深的敬意。

二是他在2001年編著出版禁書《脊梁》後，2008年再冒政治風險，編著禁書《林昭之死》(圖9和圖10)，在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

三是在2008年12月9日問世的《零八憲章》首批303位簽名者中，國湧的名字赫然在目。這，還用我再多說什麽嗎?

四是他對百年中國言論史傾注心力、探微知著之後，在2012年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極權時期的言論史，編輯《東方》、《方法》和《書屋》文選，並加以銳評。

五是他於2023年1月28日在他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布《許良英先生十年祭》[17]。在文中，國湧點明了愛因斯坦給許先生帶來的最大震撼是:國家與個人關係的見解，如“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及“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而我們不應該作國家的奴隸”等。在文中，國湧突出強調了“那些以每個人的尊嚴、權利和自由為中心的價值”，表明了他要“全力追求這些價值”的不變心誌。



圖9我家中存有之國湧的部分著作



圖10朋友從香港給我帶來國湧編著的《林昭之死》書中第一篇文章，是他的《林昭四十年祭》

大部分朋友可能還不知道的——

一是他已寫下了全書十章、共25萬字的書稿《許良英傳》。一位有幸讀過書稿電子版的杭州朋友對我說，國湧寫的許先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如實寫出了許先生的台州風骨、智者風範，寫出了一位人生跌宕起伏，雖遭受碎骨之痛然一生不說假話、隻是服膺真理的人，一個從臨海張家渡括蒼山下走出去的始終誠實的人。那位朋友還說，在他看來，在分量和質地上，《許良英傳》遠超《金庸傳》和《葉公超傳》。

二是他已寫成46萬字的《林昭:中國的複仇女神》。

三是他於2022伏案半年寫下30多萬字的自傳(第一卷)《一代人(1988—1998)》初稿。

受國湧之托保存《林昭:中國的複仇女神》和《一代人(1988—1998)》書稿的朋友說，在這兩部書稿中，都是國湧漠視禁區、直言不諱的心聲;它們是國湧“胸懷誌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不二背書。

四是他於2025年5月16日敲定的《活的文字》——為陳平新書所寫的序言。《活的文字》可以稱之為他留下的、準備交付發表的最後文字，雖然隻有區區2466個字(包括三段引文在內)，但國湧的雁蕩心誌躍然紙上，石頭底色盡顯無遺。

順便說一句，國湧計劃的自傳第二卷和第三卷，應分別是《山外青山·著書記》和《山外青山·課童記》。我有幸對《一代人(1988—1998)》的部分內容已先睹為快，因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他能寫得自傳第二卷和第三卷，它們也必定是他人生血肉的真切展現，是他精神世界的生動描摹。然而，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匆匆，竟把滿腹心語永遠藏之天國、無傳後世了。

國湧由1988至1998的十年尋夢，到1999至2025的百年尋夢，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則，什麽是國湧的夢?他的夢，明明白白寫在《脊梁》一書的結束語中(圖11)。那就是:文明中國取代野蠻中國。國湧的夢，不是他一個人的夢。1988年熱播的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其首集被冠以“尋夢”之名;君可見，河殤之夢，不正是“文明中國取代野蠻中國”之夢嗎?

無悔尋夢、英年早逝的國湧，是一個在現代文明史上留下不滅身影和寶貴遺產的人。我相信，多少年之後的人們，還會觸摸、知曉和對話那個雁蕩少年、溫師學人、八九之子、勞教之囚、異見人士、傲骨史民和育童恩師，會緬懷和記住那個勉力實現生命價值最大化的獨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國湧身上放射出來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將“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圖11國湧說，文明中國取代野蠻中國仍是二十一世紀未竟的使命

國湧啊，你在去年曾麵對東京聽眾，不無得意地朗聲笑著說:“我已活過了魯迅”。但是，無論如何，你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現在，我可得讓你知道，7月9日上午，杭州殯儀館中，離你咫尺之遙的陳平，一邊雙手扶棺痛哭，一邊捶胸頓足“數落”你:國湧，你可真不夠兄弟啊，你年紀輕輕，怎麽能，昨天還沒說走，今天就走了呢?

國湧啊，在活得更久這一點上，你是遠不如為兄的我——我已妥妥地活過了胡適。而你滿打滿算，也就59歲，還不到一個甲子。即將77歲的我，在7月7日萬分驚異地得知你突然離世的噩耗後，我和章虹在第一時間告知了丁子霖老師。89歲高齡的丁老師，頭腦清楚，握筆能書，但失聰嚴重。我們是發手機短信告訴她的。稍後，我們收到了她的短信回複。那個29年前到她家裏作客的、當年才29歲的年輕人，丁老師記得。她心痛地說:“傅氏是個不錯的正派人，他走得太早，可惜了。”丁老師對人作評，不給麵子，更不溢美。丁老師著眼於做人的人格，說國湧“是個不錯的正派人”，這個評價，不低。

在手機短信中，丁老師還特意對我們說:“對於我們這些受不公正對待的人，進入老年後要盡量對自己好一些。”7月9日，我們離京赴黑龍江避暑後，丁老師又發短信對我們說，等你們回來見麵時，我再講皇帝的新衣故事給你們聽，再請你們到萬柳中路吃點好吃的，把身體養養好。

國湧啊，天人永隔，隔不了我與你的心相通;肝腸雖斷，斷不了我與你的心抱擁。你的在天之靈將能見證:在文明中國取代野蠻中國的未竟事業中，我的餘生，定會和你的朋友、你的萬千讀者和你的兩千弟子在一起，矢誌不渝，勇毅篤行;先是開窗，再是開門。

2025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寫於哈爾濱、綏芬河、鏡泊湖畔滿清流放地寧古塔

2025年8月7日定稿於候鳥生活·綏芬河旅居營地[18]

參考文獻與注釋:

[1]江棋生.中國社會正在自我解放——致方冠青紀念基金會.原載《北京之春》1995年11月號，後載於我的《一生說真話》第131-133頁.華盛頓:勞改基金會，2009.

[2]江棋生.“立國之本”應無恙?——讀陳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載於我的《點燃良知的燭光》第388-394頁，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

[3]江棋生.有些事情永遠曆曆在目.載於我的《一生說真話》第15-33頁，華盛頓:勞改基金會，2009.

[4]刮辣鬆脆，常熟話，意思是:幹幹脆脆。

[5]江棋生.訴諸公民意識爭取首要人權.原載《北京之春》1994年7月號，後載於我的《一生說真話》第90-108頁.華盛頓:勞改基金會，2009.

[6]江棋生.拒絕謊言:靈魂的生存權.原載《北京之春》1997年9月號，後載於我的《一生說真話》第136頁。

[7]1989年六四之後，簽名七君子王東海、陳龍德、吳高興、毛國良、葉文相、付權和趙萬敏都被判刑，且都被關押在浙江省第四監獄直屬中隊。

[8]政保，政治保衛的簡稱;現已改名為“國保”——國內安全保衛的簡稱。

[9]在樂山勞教所中，龍德被奉命“管住這個反革命”的勞教人員施虐，且遭到高壓電棍毒打，因此以死抗爭，憤而跳樓。摔斷一條腿骨後，仍被關押至1999年5月27日才獲釋;刑拘加勞教，整整被關了三年。一個錚錚鐵漢，從此終生不娶。

[10]丁子霖，蔣培坤.魏京生，讓人們去踐踏你的苦難吧!.《世界日報》，1996年2月12日.

[11]傅國湧、樊百華.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香港:開放雜誌社，2001.

[12]江棋生.看守所雜記.香港:開放雜誌社，2005.

[13]海德公園(HydePark)，倫敦最知名的皇家公園。園內有著名的“自由論壇”，又稱“演講之角”，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公開發表言論，進行即興演講。[14]江棋生.公民意識、公民行動與中性互動.《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15]江棋生.物理學分立對稱性新論.武漢:漢斯出版社，2022.

[16]傅國湧.沉默的恥辱.《民主論壇》，2001年8月18日.

[17]傅國湧.許良英先生十年祭.“國語書塾”微信公眾號，2023年1月28日.

[18]黑龍江綏芬河市，離開海參崴僅僅200公裏出頭。1860年，沙皇俄國把海參崴強行“租”去。兩年之後的1862年，強盜們將“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海參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征服東方。1937至1938年間，斯大林蘇聯在海參崴進行係統性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實施了慘絕人寰、罄竹難書的大屠殺，慘遭殺害、無辜罹難的中國人將近3028萬，其中包括被流放到北極圈勞改營後，死於凍餓的絕大部分人。在曾經的這塊故土上，中國原住民幾乎悉數絕跡;華人生活過的印痕，從此了無蹤影。對反人類的海參崴大屠殺，我們豈能無視?豈能選擇性遺忘?我們應當像記住其它大屠殺一樣，把它記住;無論有沒有照相館，都要，把它記住。記住，不是為了凝聚和深化仇恨，而是為了杜絕慘劇的重演，去尋求文明戰勝野蠻的根本之道，去創建能使慘劇發生的概率趨於零的製度機製。

附錄一

反擊4.26社論的十條口號

江棋生

作者導讀: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臭名昭著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我於第二天草擬了十條口號，交給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並抄成大字報張貼於人大校園。

一、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毆打學生，依法懲辦打人凶手

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特權，立法取消官員坐“奔馳”的權利

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依法懲處動亂的根子官倒和腐敗

四、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終身製，立法辦理八十歲以上官員的退休手續

五、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愚民政策，立法讓《世經導報》轉為民辦

六、必須旗幟鮮明地建設廉政，立法公布部級以上官員財產及享受特權情況(住房、汽車、廚師、保姆、警衛、別墅……)

七、必須旗幟鮮明地保護人權，立法懲處任何違憲侵權行為

八、必須旗幟鮮明地公正評價胡耀邦，依法反對任何汙辱和貶低胡公的言行

九、必須旗幟鮮明地捍衛憲法，依法行使公民結社自由的權利

十、必須旗幟鮮明地保護公民和平請願的權利，依法取消須經公安局批準的侵權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1989 年 4 月 27 日

附錄二

四月學運與文革的十點本質區別

江棋生

作者導讀:此文是針對《人民日報》4·26 社論對四月學運的誣陷而寫，於 1989 年 4 月 28 日張貼於人大校園。





附錄三

捍衛漢語世界中人存在的尊嚴

傅國湧

天成深情地寫了三個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來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們都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沒有自由的土地上，這是為爭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價。同時我也相信即使在高牆內，鐵窗剝奪的隻是他們的人身自由，他們的靈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這三個“先自由起來的人”中，我隻熟悉江棋生先生。關於他，我早就想寫點什麽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沒已近兩年，我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

從兩年前那個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傳來的那一刻起，我和許多朋友又何曾忘記過這位可以信賴的良師益友。天成說“我個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長與摯友”，我心中的悲慟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於一九九二(應為一九九三)年，那時隻知道他是八九的學生，曾在秦城關押，失去了學業和工作，還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是同齡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歲。雖然我們都親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卻還那麽年輕。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天我到浙江日報社門外去接他的情景，雖然我們從未謀麵，我也沒有見過他的照片，但我還是一眼認出了他，一個溫文儒雅、眉宇間卻不無英武之氣的知識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個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員在杭州當地公安人員的陪同下找到我，說是了解江棋生的情況，主要是問他三年前有沒有給我看過一篇“李曉平”寫的文章。他們千裏迢迢到杭州取證，我當時就預感到老江這次在劫難逃了。隨後，就是漫長的等待，等待著奇跡發生，我們熱愛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親人的身邊，回到我們中間。這樣的奇跡終究沒有發生，而陸續傳來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開庭的消息。開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紀即將告終的時候，塵埃落定，當局以莫須有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訴書、判決書所列舉的第一條“罪名”中都出現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給我散發過一篇“李曉平”的文章。這樣一條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見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沒幾天，我剛收到他寄給我的一本書，兩年來每當我翻開這本書，我就會想起他。這本書中有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漁關於哈維爾的文章。每次讀哈維爾的文字，也總讓我想起江棋生。其實，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維爾為榜樣，十幾年如一日，踐行了“無權者的權力”，“說出真話，拒絕謊言”，他的作為早已超越了一個書齋知識分子的角色，成為大時代中一個讓野蠻的獨裁者畏懼的自由知識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於江蘇常熟，“司農常熟萬姓荒”，那也是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的家鄉，一個典型的江南人。年輕時經曆過上山下鄉，種過田，放過電影，殺過豬。七七年恢複高考，三十來歲的他考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專業是空氣動力學。後來他曾在清華大學分校任教，還赴英國做過訪問學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來臨時，他正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科學哲學博士學位。當時人大校園不少精彩的大字報就出自他的手筆，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園抄閱過，後來才知道是他寫的。

憑棋生先生的才幹和熱忱，很快他被選為首都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常委，還擔任了人大學生自治會常委，分管聲名遠播的人大廣播站。六四槍響之後他本可幸免，卻因拒絕檢討與悔過，終於入獄十七個月。在秦城監獄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銘心的，他說起敲水管“發電報”的故事，生動感人。從此他失去了學業，也沒有工作。

但他對理想矢誌不渝，多年來以一個公民的身份行使憲法賦予他的神聖的言論自由權利，寫了大量傳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情，如幫助尋訪六四難屬，分送人道救助款等。他雖是學物理出身，卻文理兼通，有著深厚的人文素養。文筆清新，見解深刻，常常一針見血。他儀表堂堂，思維敏捷，邏輯嚴密，口才便捷，也難怪當年被選為對話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與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議發起公民運動，並作為發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議同胞紀念六四10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稱是“先自由起來的人”，他為中國社會樹立了一種新的行為模式，這就是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

在我看來，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熱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圖私利，與這個時代多少蠅營狗苟之輩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與他打過交道的人鮮有人不對他懷有敬意的。說他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表率，當之無愧。讓我們聽一聽他在法庭上擲地有聲又充滿人子之情的最後陳述吧——

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過短短兩個月，人類就將跨入2000年;今天，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已經得到舉世公認;今天，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已經初步實現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國北京，卻還在上演一幕世紀末的現代文字獄!這是中國的恥辱，人類的恥辱。

我堅定地相信，結束這種曆史、洗刷這種恥辱的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怨無悔。我不過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說，我所追求的“拒絕謊言、說出真話”，我所向往的“憑良心行事、過真實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我所憧憬的“人的尊嚴和人的權利至上”的社會，誰不追求?!誰不向往?!誰不期待?!誰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無所畏懼地發出了二十世紀末最真實的聲音。他是一介書生，也是一個硬朗的男子漢，卻是一個從來沒想過要顛覆一個街道辦事處的人。我們的民族將為擁有江棋生這樣的知識分子感到驕傲，我為擁有江棋生先生這樣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虛。今天他依然為理想而受難，這隻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頁。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話——“中華民族應該感謝江棋生，是他在捍衛漢語世界中人存在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