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好，我是Clarice，剛剛從文理學院韋爾斯利畢業，即將前往MIT讀研究生。
這段時間老特和美國名校的戰爭還在繼續，不少大學站出來支持首當其衝的哈佛，硬杠到底，而老特則持續施加經濟壓力，其中就包括我即將入讀的MIT。
由於政府撤資和新稅法加劇了MIT的預算壓力，這所大學將在2025學年減少100名研究生招生名額。這距離我拿到MIT研究生offer，剛過去不過幾個月。
與此同時，一個我曾經很努力才爭取來的MIT科研實習，就在我以為漸入佳境的時候，卻被突然通知「你被解雇了」。
我意識到，那些天天出現在新聞頭條的宏大敘事，隻要輕輕振動一下蝴蝶翅膀，就足以讓不確定性擊碎我的努力。
令人無奈的是，太多優秀的學生像這樣，被悄無聲息地放棄了。
■我和朋友們的MIT學生證。
我真的被解雇了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醒來，習慣性地刷郵箱，一切都顯得風平浪靜，直到忽然收到了一條出乎意料的消息——
我工作了一年多的MIT老板發來簡短的一句：「Can you swing by my office this afternoon?」
我怔了一下。他平時習慣線上開會，何況我還在Wellesley讀書，專程開車過去要半個小時。
我心裏隱隱覺得不妙。
到了MIT，他沒有立刻帶我進辦公室，而是領我去了樓下的星巴克。我們拿著咖啡，又一起走上Google的樓頂花園。他盡力裝作平靜地閑聊，直到坐下的那一刻，他突然朝我勉強笑了一下，然後開口道：
「I’m sorry. But we have to fire you.」
■最近畢業典禮季，校園裏又擺出來的MIT標識。
我愣住了。
不是因為震驚於這句話的殘酷，而是因為我實在沒想到，這天會來得這樣快、這樣突然。
老板解釋說，這並不是因為我表現不好，而是整個研究計劃從一開始就是由三位私人出資人共同資助的。就在今天早晨，其中的兩位，臨時決定全麵撤資。
撤資的原因，說到底，是對當下美國政治局勢的不安，尤其是對特朗普政府一次又一次削減高校科研資金的擔憂。他們決定「先按暫停鍵」，也就意味著我們的項目被迫中止。
而我，也成了被裁的一員。
比起我，很多項目成員收到的隻是線上Zoom會議的一句簡短通知，因為我在波士頓，還得到了一杯咖啡的時間。
我沉默地點了點頭，接過那杯已經涼了的咖啡，又默默開了三十分鍾的車回Wellesley。整個路上，我腦子裏隻有一個反複響起的念頭：
「我真的被開了。」
■麻省理工學院每投入一美元聯邦研究經費，大約有 70 美分是直接成本，30 美分是間接成本
看著「長大」的項目
我在MIT的工作，從來都不是一份「隨便做做」的暑期實習。
因為MIT和Wellesley一直保持著穩定的合作關係，我從去年3月就在MIT的UROP（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y Program）官網上積極尋找適合自己的科研項目。
當時平台上還沒有太多夏季崗位，我隻能零零散散地投遞簡曆，幾乎是抱著「先投起來再說」的心態。我前前後後投了大概20個項目，但最終隻有3個進入了麵試環節。
說來也是種奇妙的緣分。
4月時我第一次和老板在線上進行麵試，他向我介紹了項目的背景和預期工作內容，交流結束後，他讓我「靜候通知」，我當時並沒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5月的一天，我收到朋友發來的一張宣傳海報——她所在的MIT研究辦公室要舉辦一個Research Fair，歡迎學生現場帶簡曆與研究團隊麵對麵交流。我沒怎麽猶豫，當天下午就從Wellesley搭車趕到了MIT。
現場共有5個項目組參與介紹，其中一個項目的名字讓我一下子怔住了，仔細一看，竟然是我上個月剛麵試過的那個！
■MIT對學生的資助一直很慷慨，過去二十年裏，由於對本科生的支持力度也大幅增加，麻省理工學院本科教育的平均成本降低了32%
我不想錯失這次機會，於是鼓起勇氣，走上前再次向我的未來老板做了自我介紹，主動表達了我對這個項目的興趣和熱情。
那天，我們在台下聊了許久。就在活動快結束時，他告訴我：「我們決定給你offer。」
能得到這個機會，我感到無比幸運。這個項目也為我原本空蕩蕩的大三暑假帶來了充實的意義。
從6月初開始，我幾乎每天都在MIT全職工作8小時，雖然9月份我因赴英國劍橋大學交換，不得不中斷了一段時間的研究，但今年2月回到美國後，我第一時間又回到了項目組。
■MIT的學術氛圍就是大寫的「卷」
這個項目由MIT Sloan商學院教授與博士生團隊聯合發起的。目標是構建一個覆蓋廣、結構化、可持續的股東提案數據庫（Sustainable Shareholder Proposals Library），以填補當前學術界在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研究中長期存在的數據空白。
該項目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數據庫為基礎，聚焦股東提案在正式投票前的初期協商與互動階段。
通過結合手動標注與自動化工具，係統性地收集並整理數千條企業與股東之間的交流記錄，形成一個高度可搜索、結構清晰的數據庫。
該項目的獨特價值在於，其數據覆蓋範圍遠遠超出現有商業數據庫所能提供。當前市麵上的類似數據產品不僅昂貴，而且大多僅涵蓋近十年（如2010年後）的內容。
我們團隊構建的數據庫則橫跨2001至2024年，具備完整的曆史縱深，填補了大量重要年份的數據缺口。
更重要的是，我們計劃在項目完成後將該數據庫免費對外開放，以支持全球學術界在可持續金融與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
■MIT斯隆商學院是全球知名的商學院。
我老板之所以決心發起這個項目，正是因為他本人長期從事與股東行為和可持續議題相關的研究工作。多年來他一直飽受「沒有合適數據源」的限製，許多潛在的研究問題因為缺乏高質量原始數據而被迫擱置。
最終他決定不再等待商業數據庫的「施舍」，而是親自組建團隊，從源頭入手，打造一個服務於長期學術研究的公共數據平台。
而我也因為能參與這份從0到1的搭建過程，而感到無比充實和榮幸。
說實話，我從項目啟動的第一階段就參與進來，像看著一個「科研小寶寶」慢慢成長，和老板一起構思、搭建……
這一切不隻是簡曆上的一項經曆，更像是一段我親手嗬護的旅程。所以當項目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暫停時，那種複雜的情緒實在難以言說。
無數個我被放棄了
自從老特再次當選總統以來，一係列針對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的排外政策、資金收緊措施便接連出台。
他幾乎在上任第一周就明確表示將「審查並重新分配」對高校的財政支持，而這些看似政策層麵的動靜，到了春季開始逐漸演變成一場實打實的「寒潮」。
到了4月份，情況愈發嚴峻：
哈佛大學的聯邦資金被大規模凍結，緊接著，哥倫比亞大學也遭遇了類似的打擊。
雖然MIT目前還沒有在明麵上受到直接波及，但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們這種依賴私人捐資的小型科研項目就變得尤為脆弱。
■哈佛校報的最新消息，包括5所藤校和MIT在內的18 所大學，計劃提交一份法庭之友陳述書，支持哈佛大學對特朗普政府凍結近 30 億美元聯邦研究資金的法律挑戰。
我的老板在和我解釋時說，他們是今早才剛剛收到最終決定的通知。
項目從此停擺，而他自己也麵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為他自己可能都無法繼續正常領工資了。
由於整個科研預算全麵收緊，MIT內部現階段根本無力為這些外部資助型項目兜底，哪怕隻是臨時的財政周轉。
身為學生，可能我已經是在這波「資金寒潮」中受影響較小的群體了。
MIT內部已經有不少類似的案例。我有一個朋友，今年夏天也申請到了MIT一個物理方向的科研助理職位，本來是帶薪的、可以覆蓋她整個假期的生活費。
但項目原定的資助在5月初戛然而止，現在她也隻能「以義工模式」繼續做研究，沒有報酬，隻是為了維持履曆和興趣。
■美國大學為何如此依賴聯邦資金？
從MIT開車回Wellesley的那30分鍾，我放著音樂，卻一句都聽不進去。腦子裏隻盤旋著一個念頭，回想起老特第一任期時候，我放棄了美國去了加拿大的故事：
「這不是我第一次輸給了身份和時代。」
對留學生而言，所謂的「職場」從來都不隻是簡曆和麵試這麽簡單。簽證限製、政治風向、排外情緒，甚至連一個科研崗位，都可能因為一紙政策而瞬間瓦解。
還在Wellesley College念書時我就逐漸明白，作為女性、國際學生、以及「非典型」背景的科研者，我們必須麵對的，從來不僅是技術門檻，還有製度與結構的不確定性。
努力本身遠遠不夠，我們還得隨時準備好B計劃。
老板臨走前對我說：「We’ll try to bring everyone back in the fall.」語氣溫柔，帶著希望。但我知道，這種希望，並不意味著承諾。我還在繼續尋找下一份科研機會，也還在時不時給以前的組員發消息：如果有機會，我真的還想回來。
我寫下這篇文章，也是希望能告訴我更想把這段經曆講出來：
你並不是因為不夠優秀，才會失去一個科研崗位；而是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裏，太多好的人被悄無聲息地放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