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1日，位於太平洋沿岸的卑詩省（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伯納比市宣布，將於11月15日就1892年至1947年間實施的，針對華裔的歧視政策正式致歉。
19世紀中後期，成千上萬的華工遠渡重洋，以血汗乃至生命鋪就了太平洋鐵路，不僅物理上貫通了加拿大東西海岸，也為卑詩省於1871年加入聯邦奠定了基礎。然而，1885年頒布的《華人移民法案》（1885年人頭稅條例）首次將“人頭稅”寫入立法；1923年修訂的《華人移民法案》（1923年排華法案）則以“零配額”取代高額人頭稅，幾近全麵禁止華裔入境與入籍，直至1947年才被廢止。與此同時，省、市、鎮各級政府也陸續頒布排華地方法規，據全加華人協進會統計，此類法案多達223項。
近年來，隨著華裔群體影響力日益增強，社會各界對這段“排華”曆史的反思呼聲越來越高。自2005年以來，加拿大聯邦政府、新威斯敏斯特市政府、卑詩省政府和溫哥華市政府相繼為曆史上對華裔的係統性歧視政策公開道歉；伯納比市的行動，正是這一持續反思與和解進程中的又一次重要舉措。
太平洋鐵路與華工的血淚曆史
加拿大全境的統一與現代化進程離不開太平洋鐵路的建設。作為一項國家級的工程，鐵路建設迫切需要大量勞動力，而當時加拿大勞動力短缺，無法滿足建設需求。為此，加拿大政府決定從中國勞工中尋求幫助。
而實際上，在加拿大主動征召華工修建鐵路前，部分中國東南沿海民眾已經先行抵達加拿大。這其中的原因，首先就是鴉片戰爭後，各類需要大額賠款的不平等條約簽訂，惡化了原本就存在的苛捐雜稅與人口膨脹問題，經濟衰退與政局動蕩交織，導致民眾生計艱難，大批中國人被迫移民海外以謀求生計。
與此同時，美國在廢除奴隸製度後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急劇上升，許多華工簽署“苦力合同”前往美國務工，由此打開了通往北美特別是加拿大的移民通道。
1849年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又引發淘金熱，吸引大量華工前往；而當1858年加拿大弗雷澤河一帶發現金礦的消息傳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又從加利福尼亞遷移到卑詩省，使該地區成為新的淘金目的地。
還有工業革命帶來的國際貿易擴張，加上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和加拿大維多利亞港發達的船務業，使中加之間的海上交通變得相對便捷，華工能以更低成本、更短周期跨洋移徙。
此外，19世紀中期以來北美傳教士在華辦學行醫及傳播西方生活方式，也客觀上促成了移民對北美的向往。
總之，根據1874年的人口統計，加拿大境內的華人已約3000人，但這僅是華工大規模進入的開端。隨著國家向西部擴張，1878年聯邦政府決定修建太平洋鐵路，以實現東西部連通並兌現卑詩省加入聯邦的承諾。首任總理、素有“加拿大鐵路之父”之稱的約翰·麥克唐納（John A. Macdonald）將最艱險的西段工程交由美國工程師安德東克（Andrew Onderdonk）承包——正是他在美參與中央太平洋與聯合太平洋鐵路建設時，深知華工勞動力的價值。
1881年至1884年間，約17,000名華工在極端條件下踏上北行之路。他們多由中國商人承包招募，簽訂所謂“苦力合同”後，乘坐被稱作“大雞蛋”的三桅帆船從香港出發，“船艙狹小、汙濁，淡水和糧食嚴重不足，四人共分八兩米飯，僅供兩次茶水”，數月顛簸中，饑餓與疾病奪去了無數生命。1881—1884年間，這群華工在酷暑與嚴冬、泥濘山穀中日夜施工，營地簡陋、缺醫少藥，報酬僅為白人工資的一半左右（華人每日1.35加元，白人每日2加元）。廣東籍華工鄭敬弼之子鄭華旺回憶：
“父親1881年自新會來加，素無冬衣，僅著薄衫草鞋；入冬下雪，公司既不發手套，也無靴子，隻好用布條纏足禦寒。”
盡管華工憑血汗鋪就了橫貫加拿大東西、連接溫哥華與蒙特利爾並延伸至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與紐約的北美命脈，他們卻始終被官方和輿論邊緣化，並被誹謗為“易染惡疾、生活淫亂”的“難以同化之人”。
早在1873年5月，維多利亞地區爆發首波有組織排華風潮，標誌著對華人歧視的製度化蔓延；卑詩省加入聯邦後，省議會先後於1872年剝奪華人及印第安人選舉權（1875年獲英女王批準）、1876年通過《市政法》禁止他們參與市政選舉。1879年，基層白人工人組織“保護工人協會”主席莎士比亞公開請願，“隻用白人，勿用‘蒙古勞工’”，為政策定調。自1885年起，通過征收高額人頭稅與實施《華人移民法案》（1885年、1923年兩版）等立法，華裔被長期係統性排斥於社會主流之外——這一製度化的種族歧視，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
從人頭稅到排華法案
1885年，加拿大政府因白人對華人移民的不滿（所謂“白色加拿大主義”運動），成立皇家華人移民委員會調查限製華人移民的必要性，也由此掀開了國家層麵排華的序幕。委員會征集了51份證詞，僅兩位華人代表獲準出席。盡管少數證詞肯定華工在太平洋鐵路建設中的經濟貢獻，但大多數聽眾呼籲收緊入境。委員會建議征收每人10加元的人頭稅。7月20日，《華人移民法案》獲批準，正式將人頭稅定為50加元，隻對外交官、政府代表、遊客、商人、科學家和學生等群體予以豁免；同時規定，船舶每50噸船重僅可搭載一名華人移民，禁止麻風病患者及妓院出身者入境，使得當時常見的300噸級船隻最多隻能一次運載6名華工。
隨後，排斥華人的法令強度不斷升級：1887年修正案允許與非華人通婚者及經加拿大鐵路中轉者免稅，實質上是對跨族裔婚姻的經濟懲罰；1912年再度修訂，要求所有華人出境前都須向移民官登記，行蹤受到嚴密監控。進入20世紀後，人頭稅一路飆升：1900年從50加元翻倍至100加元，1903年再增至500加元，相當於一名華工數年的全部積蓄。這一係列措施緊隨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之後，成為加拿大首部以族裔為由的排斥性移民立法，也為1923年徹底禁止華人移民的《華人移民法案》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1923年7月1日，《華人移民法案》正式生效，加拿大以“零配額”取代高額人頭稅，幾乎全麵禁止華裔移民，僅外交官、非定居商人和外國學生等少數群體仍獲豁免。從“雁過拔毛”到“嚴令禁止”，背後緣由可歸納為以下幾條：
「地方排斥氛圍的積累（1907–1914）」
1907年溫哥華排亞暴動點燃了整個卑詩省的仇華情緒：暴徒砸店、辱罵並驅逐華人，將他們塑造成“搶奪白人工人飯碗的外來者”。隨後，省議會迅速通過剝奪華裔選舉權、禁止華人經營洗衣店和餐館、封鎖華工主要口岸等法令，強硬措施和煽動性言論交織，形成了驚人的排華合力，導致了聯邦政府日後收緊移民政策。
「中加訂約斡旋的破產（1909–1922）」
加拿大聯邦政府自1909年起試圖仿效日美《紳士協定》，與清廷商議“廢除人頭稅、華方自行對華人移民限額”雙邊條約。1914年，北京外交部派遣楊書雯與加方進行談判，起草了17條《華工入坎（加）合同》草案。1922年接任駐加總領事的周啟沅在溫哥華和渥太華登報造勢，聯合華僑座談會擬定“廢稅、限額、自主管理、團聚回程”四大綱要。然而，由於彼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時期、一戰爆發打斷談判以及溝通脫節等因素，談判的成功遲遲未能落實。
「一戰後勞工市場的緊縮（1918-1921）」
戰爭結束後，加拿大大批退伍軍人潮水般歸國，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失業率迅速攀升。工會和政界人士利用媒體將華工標簽化為“廉價競爭者”，聲稱他們侵占退伍兵和本地白人工人的生存空間，引發全麵禁華的強烈呼聲。在這種社會氛圍下，聯邦政府內部對高額人頭稅的有效性也產生質疑，轉而尋求真正能“一票否決”華工入境的“零配額”方案。
由於多種因素疊加，1923年初，為防止新一波華工潮，加拿大移民局助理首席華工事務官瑞德建議一開春就提出新法案。2月27日，長達43條的《華人移民法案》（Bill 45）草案完成；3月2日即在眾議院通過一讀。盡管華僑法律顧問廖鴻翔及溫哥華、卡爾加裏等地華僑駁例局跨省聯名抗議，提出“事在迫切，須速駁論挽狂瀾”，議會仍以閃電般的速度推進：4月30日完成二讀，5月4日三讀通過，6月30日參議院微調後定稿，7月1日正式生效。此後，除外交官、非定居商人和外國學生外，所有華裔一律被拒於國門之外——家庭團聚與勞工引進全麵中斷，選舉權、就業權和社會參與權也被徹底剝奪。
華人社團抗爭與加拿大政府道歉
在1923年《華人移民法案》全麵禁止華人赴加團聚後，加拿大華裔陷入長期家庭分離與心理創傷。然而，正是在這一製度性歧視的壓迫下，華人社團開始組織化抗爭。
1924年2月，維多利亞的華人俱樂部、國民黨、致公堂、憲政黨、反歧視移民法協會等團體，聯名致信中華會館，提出將每年7月1日定為“恥辱紀念日”，以示對排華政策的憤怒。4月，憲政黨在華文報紙發表長文，回顧華僑為加拿大開國奠基的貢獻，嚴厲指責排華法案剝奪華人正當居留權，並號召舉行紀念活動，同時向中國北洋政府及西方報社發出電報、投稿。同期，多倫多抗例總局發出通告，號召全國華僑聯合抗議。5月4日，維多利亞中華會館正式通過決議：每年7月1日為華人社區“恥辱日”，此舉迅速得到加拿大各省華人的響應。7月1日當天，溫哥華華僑在升平劇院舉行演說會，僑領慷慨激昂地抨擊排華法案，與外麵熱鬧的加拿大國慶遊行形成鮮明對比；哈利法克斯、蒙特利爾等地的華人也紛紛舉辦抗議活動，形成跨國聯動的抗爭浪潮。
華文詩歌、散文與歌謠在抗爭中發揮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例如《七一僑恥歌》，就以鏗鏘文字生動表達了當時在加華人的悲憤與無奈，也超越了社團、政黨和階層的分歧，成為記錄那段屈辱史的珍貴文獻。輾轉刊發於各地報館的雜文，如《客感》兩則等，也不斷提醒：華人在海外不僅為加拿大建設付出巨大犧牲，更承受著法律與輿論的雙重壓迫。
這裏摘錄《七一僑恥歌》，帶我們體會當時在加華人的悲憤情緒。
七一僑恥歌（一）
真可恨，碧眼兒。恃著強權唔講理，苛例頻頻向我施。
自從四三條例起，七一實行四周期。
當初抗爭齊出力，僑胞熱烈我欽遲。
可奈蠻邦施壓力，終成鐵案莫能移。
禁絕華人來坎地，違背公理極端馳。
彼往中華無阻礙，因何待我獨相歧。
思想起來羞辱甚，世事難平孰過茲。
今朝七一行紀念，恰逢坎屬國慶時。
人家巡遊高興極，我應悲憤慷慨而。
切勿事過忘掉卻，五分熱度被人欺。
所望僑胞有始終，堅持到底莫遲疑。
他年祖國興強日，照樣施行對待伊。
否極泰來原有定，佇看達的共揚眉。
進入20世紀30年代，盡管抗爭的形式有所變化，但華人社團的抵製行動從未中斷。1935年，溫哥華市政府再次邀請華裔參加加拿大國慶慶典，中華會館隨即發出通告，呼籲社區拒絕參與、堅守“恥辱日”紀念——這已不僅是政治抗議，更是對曆史記憶的捍衛。排華立法在華人社區留下了深重創傷：唐人街人口急劇減少，不少小城華埠因無新移民而荒蕪；高額人頭稅迫使家庭舉債典當，夫妻兒女分隔兩地的焦慮與不安長期彌漫；身份證上甚至被標注“此證明並不代表持證人在加拿大有合法身份”，即便土生土長的華裔也遭到汙名化。在教育、就業和參政等方麵，華裔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後才略見轉機。
二戰爆發後，華裔青年以“以德報怨”的胸懷踴躍參軍，許多人同時購買勝利債券，支持加拿大政府對抗法西斯集團。1942年，卑詩省政府修改選舉法，恢複一戰、二戰華裔老兵的投票權；這一突破成為廢除歧視性立法的重要先聲。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55條強調普世人權平等，加拿大作為創始會員國，不得不清理國內“黑暗角落”。1947年5月14日，曆經24年的《華人移民法案》終於被正式廢止。
法案廢除後，華人社團迅速開展第二波家庭團聚運動。1947年5月21日，僑埠廢除“三·四苛例”委員會在台山會館召開會議，指出雖《華人移民法案》已廢，但《東亞移民條例》對華人仍存歧視，號召繼續抗爭；華人社團聯合呈請國會、爭取主流輿論支持，力圖憑借中加反法西斯盟邦關係及華裔老兵投票權恢複的先例，逐步打破禁錮。1948年，多倫多廢例總會代表及渥太華分會負責人前往渥太華，與移民部長會談，力爭廢除《東亞移民條例》、盡快落實新規，讓已入籍華人家庭得以團聚。1951年6月29日，移民部長來函，批準21至25歲華裔子女入境；1956年，聯邦政府進一步向中南美洲、歐洲及中東華人親屬開放團聚通道。盡管時任加拿大總理金·麥肯齊依然擔憂“大量東方移民”會衝擊社會經濟，但在華人不懈抗爭下，1947—1966年間共有約28,049名華裔獲批入境。這個“選擇入境”時期，見證了從幾乎全麵禁止華人入加到有限放開的過渡，也為1967年後全麵的平等入境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70年代的全球反歧視浪潮，為加拿大華裔的平權進程注入了新的動力。當時歐美的新左派運動猛烈抨擊既有體製、種族與階級不平等，華人社團反對“人頭稅”和排華法案的努力與之產生共鳴，雙方在街頭示威、學運論壇和公共請願中結成了跨族裔的反壓迫聯盟；與此同時，後殖民化思潮在學術界和政界促成了對帝國主義遺產的深刻反省；美國民權運動則通過法庭訴訟和非暴力抗爭廢除了種族隔離，為北美各族裔爭取平權提供了範式。加拿大華裔代表團的請願、公開演說和“恥辱紀念日”抗議，無不借鑒了這些成功經驗；全球左翼的國際主義視野也將拉美、非洲和亞洲的解放運動與加拿大本土的反歧視行動緊密聯結，激勵華裔以更廣闊的格局參與社會進步。
在這一背景下，1967年，聯邦政府以“社會包容與公平”為原則，全麵修訂移民法，建立基於教育、語言、職業技能的積分製，徹底消除種族和國別歧視，華裔首次在法律上與歐美移民享有平等權利。這一舉措不僅讓華裔家庭重獲合法團聚的機會，也為中加文化交流揭開新篇章。隨後，1971年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政府推出的多元文化政策，在製度層麵承認並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異，鼓勵公民保留傳統習俗，推動不同文化背景群體的平等互動。這一政策標誌著加拿大少數民族政策的全麵轉向，使華人及其文化首次大規模進入主流視野。
在這段抗爭與改革進程中，加拿大各級政府也逐步反思並進行賠償：2006年6月22日，聯邦總理哈珀在國會下院向華裔正式道歉，宣布向幸存納稅者及其配偶發放2萬元象征性賠償並設立教育紀念基金；2010年，新威斯敏斯特市議會成為首個向華裔社區公開道歉的市政府；2014年5月15日，卑詩省省長克拉克在省議會為逾百項歧視華人的舊法向華裔道歉，並承諾設立“華裔加拿大人曆史教育基金”；2018年4月22日，溫哥華市長羅伯遜在唐人街文化中心以英語、粵語與四邑話深刻道歉，批判曆史上的歧視措施；2025年11月15日，伯納比市也將就1892—1947年轄區內的排華政策舉行正式道歉儀式。
回望曆史，從1885年第一部《華人移民法案》強製征收人頭稅，到1923年“零配額”排華法案加劇家庭分離，華人社群在血與淚的抗爭中凝聚出獨有的集體記憶：1924年發起的“恥辱紀念日”、抗爭文學中的慷慨呐喊，以及2005年、2010年、新西敏斯特市、省府和溫哥華市政府的係列道歉，在百年抗爭與政府反思的雙重作用下，加拿大華人華僑始終保留了比其他移民群體更深切的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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