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曾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熱”,迎來了9年來的首次下滑,高校畢業生人數攀升至1179萬人的同時,考研報名人數達438萬人,較上一年減少了36萬人。到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388萬人,又減少了50萬人。風頭正盛的是考公。這7年來,考公持續升溫。今年,通過資格審查的國考報名人數超過341萬,而23省的省考報名總人數超過530萬。
以前,“去大城市闖蕩”“進大廠拚搏”是畢業生的正道。如今,單純靠學曆已經難以直接換來高薪體麵的工作與光鮮的生活,越來越多人厭倦了太累、太卷、遲早來臨的35歲危機,於是公務員成了那個更理性和安穩的出路。
“穩定”的勝利
在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碩士和重慶鄉鎮公務員之間,林悅整整糾結了一個月。
她是四川人,在一所211學校讀建築專業。誰也沒想到,5年本科讀下來,到畢業時,曾經的熱門專業竟成了“天坑”。她想“夠一夠”香港的碩士,怕不保險,又參加了幾場公務員考試。錄取通知幾乎是同時到來,收到港大建築專業的offer後,5月,報考的遴選公務員崗位也開始走政審流程。
麵前是兩個不同的“岸”:香港大學一年製碩士,20萬元學費,能快速提升學曆、拓展視野,或許還能借學校背景進到國企;重慶主城區的鄉鎮公務員崗位,離家200公裏,雖然工作瑣碎,但能提供穩定編製。
林悅在兩個選項間反複權衡,很難想象放棄名校學曆,去鄉鎮當公務員後的生活。因為已經交了幾萬元的碩士留位費,她幾乎就要寫公務員的放棄承諾書了。

▲ 當麵對多個選擇時,很多年輕人短時間內很難做出選擇。圖 / 視覺中國
但這畢竟是關乎未來的選擇。她在網上發了個詢問帖,很快收到各種各樣的意見。有人提醒,鄉鎮工作很辛苦,建議她讀完碩士再進體製內,這樣可報考的崗位層級更高。也有人強調,港大什麽時候都能申請,但公務員“過了這條街就沒那家店了”。
討論的歸宿似乎都離不開當公務員,隻是或遲或早的事。那些過來人的聲音總是斬釘截鐵:“這個專業還讀什麽,直接端鐵飯碗多香。”
本專業的就業確實不太樂觀。林悅曾在建築設計院實習,連部門領導都在私下勸她轉行。她考研的同學已經在嚐試“跑路”,有的跨考地理學、資源與環境等相近專業,還有的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這至少能為去高校當輔導員、或進國企鋪路。
天平開始往現實的一邊傾斜。還有一筆經濟賬不得不算——去香港一年的開銷超過30萬元,而公務員工作能立即帶來收入。父母雖全然支持女兒的想法,但要是拿出那麽大一筆錢,林悅還是有些心疼他們,“如果家裏壓力小一些,生活質量也會好很多”。兩個選擇之間的差價近40萬元。最後,她放棄了港大。
放在幾年前,讀書深造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如今年輕人心態確實變了。名校光環正在漸漸褪色,“以前市場還比較好的情況下,港大(建築)畢業至少能找到年薪20萬元的工作,但現在已經賺不了這麽多錢了。”學曆不再是投資,更像是一種消費。至少林悅認清,對她來說,讀港碩並不能重啟人生。
考公“上岸”才是那個必然,這是“穩定”的勝利。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發生在去年。曾一直居高不下的“考研熱”,開始迎來9年來的首次下滑。2024年,高校畢業生人數攀升至1179萬人的時候,考研報名人數(438萬人)卻出現首次下降,較上一年減少36萬人。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388萬人)出現第二次下降,相較於2024年又減少了50萬人。
風頭正盛的是考公。這7年來,考公人數持續升溫。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今年國考報名又破了紀錄,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超過340萬,較去年上漲約12.6%。另據華圖教育統計的數據,今年23省的省考報名總人數超過了530萬。“考公熱”伴隨的新趨勢是,應屆生比例在增加、碩士博士占比提高,崗位也開始向基層傾斜。

▲ 考公人數已經連續7年增加。圖 / 視覺中國
最先感知到變化的是考研輔導機構。2024年上半年,做新聞傳播學專業方向輔導的白燁發現,考研全程班的報名人數幾乎少了一半。他非常焦慮,以為是自己出了什麽問題。他瀏覽同行中做得較好的機構,發現他們公眾號的閱讀量低了很多,“以前立馬就有幾萬甚至10萬加,現在都很少上5000了。”
考研報名人數銳減,白燁後來才意識到,這是整體行情下滑的信號。大家開始覺得“考研也沒什麽用了”。過去,985的文科碩士進大廠不成問題,但現在,不僅普通本科的學生難找工作,名校畢業生,也同樣麵臨挑戰。考研機構的日子也不好過,以前做得好的機構,在北京CBD租好幾層寫字樓,招一堆客服,養很多研究生、博士當輔導老師,這樣的盛景一去不複返了。“還好我們船小好調頭”,白燁隻能感慨。
連考研老師都轉型成了考公老師。轉型過程比想象中容易,隻要經過大型考公機構的完整培訓,短則7天,長的30多天,又有講課能力,就可以入門了,很多機構甚至不看學曆背景。但能否站住腳就要看個人能力了,因為不管哪個機構都是很殘酷的,“內部各種多輪淘汰機製”。
疫情前,白燁就開始在上海帶事業單位的培訓班,班上10個人,有六七個是工作了好多年,考本單位編製的學員。疫情後,他又帶類似的培訓班,班上清一色都成了碩士,還有兩個同學從香港飛過來,中間上到一半,又要飛回去參加論文答辯。“畢業生真的是‘全民考公’”,他分析,現在無論是事業單位還是公務員崗位,對應屆生的傾斜政策都越來越明顯。
雖然考研人數有所回落,但基數依然龐大。白燁依然兼職考研輔導,但從帶全程班變成了半程班——從七八月開始,找他報名的學員又多了起來。這說明,應屆生麵臨的壓力非常大,他們從前一年年末到當年的上半年,輾轉於國考、省考、選調生考試等,到下半年,又有新的學生馬不停蹄地投入考研備戰,就是為了抓住每一個機會。

▲ 考試間隙,很多考生會放棄休息時間,抓緊一切時間複習。圖 / 視覺中國
宋雨微就是在考研失利後,轉向考公的。今年上半年,參加完事業編考試後,她發現,200多人報考的崗位,最後有100多人都沒來——很多考生隻是“病急亂投醫”。分數的斷層也很明顯,前三名都在130分以上,彼此分差隻有1~2分,而後麵的考生則落後很多。“所以真正的競爭隻在幾位佼佼者之間”,她報了浙江某市的煙草局,想要抓住應屆生身份,一心爭取“上岸”。
“上岸”的決心
對於選定公務員這條路,林悅一開始還沒那麽堅定。5月底,論文答辯的時候,她把最終決定告訴本科老師,讓她意外的是,老師也認為這是個明智的選擇。終於,她達成了讓父母、親人、老師,當然也包括她自己,都滿意的結果。
集體的務實不無道理。曾經,建築專業在房地產黃金時代的浪潮中風光無限,如今卻隨著地產行業的頹勢一同跌入寒冬。2024年,全國開設建築類專業的高校減少了17所,招生規模也縮減了6.1%,多所高校更是將學製從五年壓縮至四年。行業內的震蕩更為劇烈,社交媒體上,中小建築設計院降薪、裁員,發放2000元保底工資的帖子屢見不鮮。

▲ 建築類專業是曾經的明星專業,如今卻隨著地產行業的頹勢一同跌入寒冬。圖 / 視覺中國
當時詢問周圍人意見時,一位港大學長就告訴林悅,建築專業碩士畢業後,留港的很多人最後去賣保險了,而回來的大多也在準備考公。最終讓她下定決心的,還是一位體製內前輩的忠告,如果讀了碩士再考公,對晉升的幫助也不大。直接“上岸”更好,“大家都這樣說”。
同樣是建築類專業的張悠然深有體會。她在一所985大學讀的本碩,大五升學那年,大家考研本專業的意願還挺強。但今年碩士畢業,班上三分之一的人都選擇考公,那些原本對公務員不感興趣的同學也報名了。“當暫時看不到前景,並且整個行業都彌漫著悲觀情緒的時候,除非你有特別遠大的理想,特別強烈的抱負,不然會很畏懼進入這個行業。”
年輕人的職業選擇的確發生了一些變化。以前,“去大城市闖蕩”“進大廠拚搏”是畢業生的“理所當然”。如今,單純靠學曆已經難以直接換來高薪體麵的工作與光鮮的生活,越來越多人厭倦了太累、太卷、遲早來臨的35歲危機,於是公務員成了那個更理性和安穩的出路。
宋雨微也是被本專業的就業前景勸退的。她讀國貿專業,曾在寧波的外貿公司實習,作為實習業務員,一個月也能拿到六七千元,但這樣的公司現在都不怎麽招正職。後來她嚐試考經濟學類的研究生,開始了在宿舍、食堂、自習室三點一線的生活。
那是一段漫長的備考期,4門課的複習壓力很大,堅持到後半段,她整個人都垮了,一度靠暴飲暴食來緩解焦慮。最後那幾天,圖書館坐在她旁邊的研友,再也沒來,直接放棄了。

▲ 宋雨薇備考期間,手表上的壓力提示。圖 / 講述者提供
轉戰考公後,身邊處處是活生生的例子。宋雨微的親戚裏,捧著“鐵飯碗”的不在少數,他們工資高、生活穩定、福利待遇好,“整個人感覺出去工作還不如回來當公務員”。她聽爸爸說,他朋友的兒子考上了一個熱門崗位,進去的第一年,每個月公積金就有9000元。
她有個親戚,從她上小學時就開始考公,考了整整8年。如今親戚已經做到了副科級,孩子也長大了,家庭美滿。這讓宋雨微覺得,考公的辛苦是值得的。她做好了最多考2~3年的打算,報一次班是幾萬元,還有在家裏的各種開銷,家人也願意在物質上給予支持。
從考試機會來看,考公確實更具優勢。考研是一年一次統考,需要準備幾門專業課和公共課,備考戰線長,不確定因素多;考公的崗位豐富,主要考行測和申論,隻要複習紮實,一年可以參加多次考試。理論上來說,基層崗位、省直機關職位以及定向選調等不同崗位,既為普通院校的學生提供憑借實力“上岸”的機會,也為高學曆考生開辟了邁向更高發展平台的路徑。
畢業這一年,張悠然就參加了5場體製內考試,分別是事業編、省考、國考,以及浙江、上海兩地的選調生考試。她是“all in”考公,多樣的選擇也是為了提高考中概率,她為自己設置了一個優先級,“衝浙選、穩滬選”,根據考試難度降級,後麵才是浙江的國考、省考,以及事業編。最終,她被浙江的選調生崗位錄取。
為了確保“上岸”,報班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剛需。“雖然不確定培訓班是不是真的有用,但不報班一定會心虛。”筆試的勝利隻是第一步,麵試才是終極的考驗,張悠然開始尋找適合的輔導老師。
她先看到一個本地大機構的8天線下集訓班,費用四五萬元。後來,有熟人推薦了一個一對一輔導班,學費也要一兩萬元。上過體驗課後,她覺得這些課程都有些模板化,“我想要係統梳理政策要點,但老師們可能一直全職做培訓,不見得對政策的理解有多深。”後來,一位社交媒體上的老師主動聯係她,她覺得講得還不錯,這才進行了10小時的線上集中訓練。
考生們的熱情與對培訓的依賴,催生出了龐大的考公市場。目前的考公機構,形成了中公、華圖、粉筆“三足鼎立”的格局。與此同時,區域性培訓機構遍地開花,如“新途徑”等新興機構,已經在全國數十個省份設置了分支機構。

▲ 一些考公機構打出“不過全退”的口號吸引考生。圖 / 視覺中國
不同機構構成了多層次的市場生態。白燁可以算是考公輔導界的“個體戶”,他專做縣、地級市,以及大學的下沉市場。他經常在全國各地到處奔波,既自己開班也接機構的班。公務員有多省聯考,也有自主命題,但對老師來說,考試的底層作答邏輯基本是一樣的。
在考公熱度的推動下,他也在籌備自己的考公機構,計劃在東北開設。“現在的機構卷到什麽程度了呢?”他說,有地方推出“筆試全年無限學”的課程,就像韓國的考試院一樣,機構還配備自習室,一年200天,學員吃、住、學可以全在一起。
為了吸引付費,考公機構還流行類似的“協議班”,比如總價3萬元,考生隻用交3000元,如果考上了,就再補交剩下的27000元。對於機構來說,這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對於考生來說,隻要他有“上岸”的決心。
稀缺的“確定感”
當考公演變成一場集體行為,“上岸焦慮”會在群體中不斷蔓延。林悅逐漸意識到,考公也好,考研也罷,這種狂熱背後蘊含著某種盲目性,太多人隻是執著於“上岸”的結果,卻很少思考這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
這個認知來得有些遲。收到港大offer後,她才發現,這兩年,全國已經有一些城市的定向選調取消了對海外高校的資格認可,“那樣就顯得我當時想讀港碩的決定很草率”。有一次,她與一位研究生朋友聊天,對方剛考上理想學校,在聽說同學公務員“上岸”後,流露出了羨慕之情。朋友正煩惱未來選導師、寫論文的事,她開始後悔,覺得讀完研還是要考公,卻又耗費了三年的時間成本。
“考慮考研的時候,隻想著要‘上岸’選定的學校,考上之後發現也就那樣。就像有很多人悶著頭幹一件事,隻想著把事情給幹成,沒想著事情幹成了之後自己到底會不會滿意,會不會開心,後續的打算也是沒有想過的。”這是林悅的感慨。

▲ 公務員考試出考場,外麵下著雨。圖 / 林悅攝
在做選擇之前,大家都是一心想先抓住那份稀缺的“確定感”。
張悠然聊起以前的朋友們,他們高中畢業後就去美國深造,如今已在投行和大廠,拿著幾十萬美金的年薪,“雖然對比之下難免悵然,但我覺得那是他們應得的。”她說,像金融行業,從大一開始就要為實習奔波,每個選擇都關乎未來不同的軌跡,“好像一步錯步步錯,我很害怕這種多樣選擇下的壓力”。建築行業的式微,反而讓她明確——不用再為就業方向糾結,專心考公就是最確定的選擇。
考公的日子,是她用數不清的時間、心力去交換進步和希望的過程。“行測做麻了就去寫申論,申論寫幾段寫惡心了就去投簡曆,簡曆投完幾輪發現並沒有啥對口崗位就立馬老實了,安安心心回到考公懷抱。”兩個多月,張悠然的模考成績從119分升到148分。多學幾道題、多看幾個視頻,真的能看到進步,這種明確的反饋機製,在“模糊又清晰、痛苦又幸福,充滿目標和壓力的生活”中,給了她安慰。
再往前推幾年,考研的學生其實也有類似追求穩妥的心態。2020年至2023年,還是考研報考的高光時刻。那時的考生中,很多人因為就業形勢不確定、出國留學受阻,以及校園生活被疫情打斷,將考研作為“緩衝”。2021年,在北京一所211大學讀本科的顏西,加入考研大軍,決定跨考人類學。在她看來,繼續讀書不僅能彌補大學生活的遺憾,還能期許一個更好的未來。
顏西是宿舍裏唯一沒有保研成功的人,她覺得自己被落下了。一個人考研很孤獨,壓力更是無形的。她的身體也出現了奇怪的問題,下頜關節變得紊亂,會莫名發生彈響。醫生說,那是精神性的問題。考試前夜,她覺得沒複習好,於是在腦子裏查缺補漏,突然開始坐起來翻書。兩個晚上,她都沒怎麽睡好。
隻是辛苦“上岸”後,讀三年研究生再出來,還不如本科那年去找工作。“學曆貶值遠沒有現在那麽嚴重。”985碩士同學裏,有的在考公,有的去做教培,還有的人已經躺平了。顏西想試試大廠,今年4月,她投出40多份簡曆,隻收到3個回複。其中一家大廠,把她的簡曆撈了又撈。三輪麵試失敗後,又換了另一個崗位讓她重新來過,“就跟菜市場的白菜一樣被挑來挑去”。
回望讀研的那幾年,那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人類學本身要觀察異文化,顏西曾去雲南哈尼族村寨做田野。在那裏,人們的命運似乎並不受自己掌控——收入是不確定的,因為收成看天、生計隨季。他們與自然緊密相連,衣食住行都依賴於自然的恩賜。這種“不可控”,反而孕育出一種更平和、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

▲ 顏西在雲南做田野時,看到一位在樹上摘橄欖的大娘。圖 / 講述者提供
兩種不同的社會時區形成鮮明對比。顏西從學校走向社會,感受到人們被一種主流思路牽引,“你得趕超大流,你得遵循既定的成功軌跡”。但她也曾體驗過更慢的那一邊,那裏的人們對功名利祿毫無執念,他們更珍視獨特的經曆。顏西也可以選擇屬於自己的時區,這就是她能把握的確定感。想到這些,她也沒有那麽慌了。
考公“上岸”後的張悠然,內心反而會有一絲僥幸。和她同批通過筆試的,還有同專業的四位同學,“我們知道彼此有多拚”。她作為崗一,與崗三的分數差距不超過2分,“如果我去參加麵試不見得就能守擂成功”。讓她後怕的是,還有一位清北背景的同學,同時報了兩個崗,最後走了另外一個路。如果這位同學來跟她競爭,她能否“上岸”也很難說。
如今張悠然會在社交媒體分享這些經驗,算是一名“考公博主”。她見識到各種各樣因為考公而迷茫的人。有人問她怎麽安排時間、提升分數,也有一些二戰、三戰的人,詢問她是否有必要繼續考公,應不應該放棄。
她明白,這些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她在屏幕這頭按下回複,對那些一直困在家中、感到與世隔絕的考生,她會建議“不妨先找份工作,邊上班邊備考”;而對那些隻差臨門一腳的人,她則鼓勵“可以再堅持一下”。也許大家都應該默認,焦慮與不確定性是常態,而被錄取終究是少數人的事。
“上岸”之後
“上岸”之後,真正令林悅忐忑的,是自己無法適應體製內的狀態。很多人形容那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她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安於現狀,能過著平淡如白開水生活的人。她計劃以後考個非全日製研究生,再給自己一些提升空間。
剛剛踏上公務員的岸,但又沒有完全放棄研究生的岸,不同類型的岸,就像一個圍城與另一個圍城。或許可以先試著追問,圍繞考公建構起來的生活究竟是怎麽樣的?

▲ 有些剛進入體製內的年輕人,有時候會不太適應。圖 / 《凡人歌》
這是江韻進入體製內的第三年。在此之前,她在武漢一家建築工程公司工作,為了圓教師夢,她邊工作邊考家鄉的教師編,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曆經三次考試最終“上岸”。
回家工作的第一年,她感到非常恐懼。相比於以前在企業積累的技術和工作經驗——至少每次跳槽都還可以要求漲薪,到學校工作後,她有點看不見自己的進步。“如果我失業了,好像就找不到工作了”,她擔心自己變得一無是處,這種自我懷疑時不時會縈繞在心頭。
與外界的想象不同,體製內的工作並不清閑。工作逐漸步入正軌後,江韻又被派往縣城下屬鄉鎮支教一年。在那裏,她真切體會到農村有多麽缺老師,反而更加確認了自身價值。“兩個老師負責一個班,語文、數學、音樂、勞動老師都是我。”
新的焦慮也隨之而來:這份工作的強度比在武漢上班時更大,收入卻更低。工作繁重之餘,縣城的精神活動也相對貧乏。有時她會坐車一個多小時,去周圍的縣市逛逛。更多時候,隻是關在家休息。更讓她不安的,是周遭人的婚戀期待——體製內女生是“好嫁”的,另一半最好也是體製內。五一期間,縣城裏多了好幾場同齡人的婚禮,這是很多像江韻這樣“適婚女性”必然的軌跡。
“鐵飯碗”也在開始鬆動。在某些地區,編製崗位甚至出現了長時間發不出工資的情況,其中最先受到影響的就是中小學教師編製。因此,像宋雨微這樣的考公人,更傾向於報考煙草局、供銷社等國家重要行業的單位,它們通常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保障性,當然也有更小的報錄比,有些地方甚至是好幾百人爭取一個崗位。

▲ 一些國家重要行業的單位,有時會出現好幾百人爭取一個崗位的現象。圖 / 視覺中國
圍城之外,張悠然正享受她入職前最後的放鬆。她不確定那個崗位的護照使用會不會受限,於是開始抓緊機會出國旅遊。
她曾有過兩段截然不同的政府實習經曆。第一次實習,政府辦公室裏是一位年紀較大的阿姨,她們日常的交流有限,工作氛圍沉悶,“有的時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後一段是在沿海城市,她經常參加城市規劃相關的論證會,聽大家討論一個項目的問題出在哪兒、能不能繼續幹、還要怎麽優化,“可以切實地感受到這份工作如何影響居民生活和城市發展”。
那是一個更年輕化的團隊,前輩們還保留著些許理想主義情懷。他們會在下轄的鄉鎮開展空間設計項目,進行藝術裝置的展覽,這樣也能帶動旅遊和鄉村振興。因為選調生是要下鄉的,未來張悠然會去浙江的鄉鎮待兩年,她期待,自己或許能為當地帶來一些實實在在的改變。
命運的岔路口總是相似卻不盡相同。那次林悅發帖求助時,遇到了一位跟她情況類似的女孩。她是教育類專業的,最終在公務員和港碩中選擇了後者。那個女生說,“因為港碩在人生中也算特別的經曆”,很多東西是沒辦法用價格去衡量的。
當下年輕人仿佛飄蕩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上,當你站在通往不同方向的岸邊時,終究要選擇一條自己要走的路。

▲ 圖 / 張悠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