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棄民：一個六四囚徒跨越半個地球的流亡生涯

編者按：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雖已過去36年，但對當年參與其中並因此入獄的部分人士而言，這段曆史仍如夢魘般揮之不去，一直影響著他們的後半生。美國之音(VOA)稍早專訪了曾因參與“六四”而入獄的流亡人士範士貴。他向美國之音講述了出獄後的艱辛生活以及跨越半個地球的飄蕩曆程。

鹿特丹 — 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漢堡店，62歲、來自中國湖北的範士貴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作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經曆：在中國幾十年沒有戶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謀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曆盡千辛萬苦在歐洲十來個國家輾轉，跨越半個地球，最終來到荷蘭尋求庇護。他雖然“潤”出了中國，但等待他的是荷蘭移民法庭的訴訟和不確定的未來。

鹿特丹，62歲的中國流亡者

目前生活在位於荷蘭東南角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難民營的範士貴告訴美國之音，他在離開中國之前曾在中國國內四處流浪般生活了30年，其中近20年是沒有戶口的流民狀態。他說，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參與了1989年那場學潮，然後被判刑5年。在那之前，他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是省工會教師。在那個時代，他可以算是擁有相對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出獄之後，他淪落草根，一年365天為糊口和活命而掙紮。

迫於生計，範士貴2017年去了柬埔寨，在那裏度過了六年賣饅頭的生活，然後“潤”到歐洲，從土耳其到塞爾維亞，再途徑波黑、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等國，來到荷蘭。雖然經曆了萬裏逃亡，但他現在的身份和居留依然未定，案子尚在移民法庭訴訟中。因為《都柏林公約》有關在申根區第一入境國申請避難的規定，他可能麵臨遣返他國。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仍滯留在波黑和塞爾維亞一帶，沒有生活來源，也無法一家人團聚。

從臉上的皺紋以及稀疏而紛亂的頭發裏似乎可以看到他幾十年經曆的風雨和艱辛，但他依然能夠綻開滿臉的笑容，好像沒有多少煩惱。在社交平台X上較為活躍的範士貴說，自己信主，相信明天會有自己的一塊麵包，因而並無憂愁。

他說，他經常來這裏的唐人街買麵條、辣椒等中國食品，可見就算逃離了那片土地，飲食習慣還依然難改。從弗利辛恩難民營來唐人街大約100多公裏，坐火車要兩個多小時。他說自己隻坐周末火車，因為他辦的這種火車卡周末免費。

曾經的名牌大學畢業生，因“六四”入獄

範士貴出生於1963年，湖北荊門市沙洋縣官壋鎮小廟村人，父母都是農民。沙洋縣曾是湖北省乃至全中國最大的勞改農場--沙洋農場所在地，但童年的範士貴壓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被關進勞改農場。

1984年，他考入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是那年沙洋縣唯一考進人大的學生，主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大學畢業後，他被分到湖北省工會幹部學校當教師。



範士貴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證(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1989年學潮期間，武漢的學生不斷上街遊行。範士貴覺得應該做點什麽。他於是和省工會的同事用床單寫了個橫幅，上街了。一看省工會也上街，一些工廠工人和市民便跟著他們上街，成千上萬的人從紫陽路一直走過武漢長江大橋。5月中下旬，他在中南財經大學食堂牆壁上，以 “狼的嚎叫” 為題，每天書寫對學潮進展的評論。在學運期間，他總共寫了10多篇小字報。1989年11月，他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他的判決書上說：

被告人範士貴在小字報中宣傳煽動: “各校學生自治會速印製各種宣傳品廣泛散發，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學赴生產第一線，號召人民起來進行反獨裁、求民主的抵抗運動，全體人民一致行動，把鄧某某、李某趕下獨裁寶座。”



範士貴的判決書第一頁(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判決書沒有直接寫出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總理李鵬的名字。當年的審判長趙端，目前已經是武昌區人大副主任，而範士貴還在繼續承受著這次判決帶來的後果，仍在流浪天涯。

從在看守所糊火柴盒到湖北第一勞改支隊加工塑料

在看守所期間，範士貴回憶說，他和號子裏的犯人們每天糊火柴盒，一天2000個，完成任務的話，每周有一碗蒸肉吃。因為和一個死刑犯，也是“號霸”貴四佬相處得不錯，範士貴沒有挨打。

他回憶說，沒有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貴四佬指使人打死了一個學潮進來的武鋼工人，因而對因學潮而進來的人心懷愧疚。



範士貴的判決書(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他說，看守所裏最難忘的記憶，是父親的來訪。他父親沒出過遠門，從荊門鄉下數百公裏坐錯了很多車，才趕到看守所看兒子。按規定，範士貴不能會見親友，一位郭姓看守可憐他，說你聽一下兒子的聲音吧。他便大聲喊範士貴的名字，範士貴在裏麵應了一聲“到”，父親就從門洞給他塞進來幾件舊衣服。

對於範士貴來說，看守所裏最溫馨的時光，是每天晚上糊完火柴盒後囚犯們坐一起聊天、唱歌。他說，號子裏的囚犯們留下來很多囚歌，有的犯人能唱幾十首。囚犯們給“號霸”唱歌、跳舞，也是號子裏日常的重要內容。

在看守所煎熬了半年多，判刑後的範士貴被送到了湖北省第一勞改支隊，即那時的漢陽縣新龍鎮，在長江邊上。對外它又叫新生磚瓦廠和新生塑料廠。現在那裏叫武漢蔡甸監獄。從穀歌地圖上能看到一圈高牆電網以及牆上的崗樓，通過距離測算，高牆內的監管區大約有10萬平米，生產區和辦公區麵積約為監管區的兩倍。

範士貴說，他被分在六中隊，曾在磚瓦廠的高溫大窯裏搬了好幾個月的磚。他記得窯裏大約60攝氏度，塑料鞋都是軟的，為了降溫，鼓風機吹得無法呼吸。一天活幹下來，全身一層黑灰，認不出誰是誰。

他回憶說，後來，來的政治犯越來越多，他們被集中到五中隊，並和刑事犯分開關押。那時範士貴主要是在塑料車間幹活，在300攝氏度的輥上翻卷融化的塑料。他說，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承擔了犯人夜校文化教員的工作。

當年和範士貴一同在五中隊勞改過的蔣品超現在旅居美國洛杉磯。他在華中師範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大學新聞係任教，因學潮期間參與組織湖北學生運動被判了四年，從江陵送到第一勞改支隊。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在一起，五中隊，是塑料車間勞動。那裏是把塑料粉末，有毒的，用輥軸等碾壓成片，再切成小片，製作膠皮、膠袋等產品，或吹成塑料薄膜。”

蔣品超說，他出獄後就沒有再見過範士貴，但是曾幫他呼籲捐款。

範士貴表示，自己不願意在監獄裏和管教們對抗，覺得沒有意義，所以他選擇妥協，屈服。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線，不出賣也不傷害其他難友。

“我沒有認罪，但我服法。”他說。

他因此被減刑半年，提前在1993年12月出獄。而這也正是有些難友質疑他“叛變”的原因。

出獄，進入一個更大、更惶恐的監獄

出獄後，範士貴覺得自己成了一片沒有根的葉子。原單位湖北省總工會已經在他刑事判決下來後，於1989年12月發文將他開除了。



湖北省總工會開除範士貴的文件(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他的戶口也沒有了。範士貴解釋說，按規定，戶口隨原工作單位走，他去原單位所在派出所--首義路派出所(後來的紫陽路派出所)，派出所說戶口必須你原單位同意。他又回去找湖北省總工會，總工會說我們早已開除了你，你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了，你別找我們了。從此後的20多年裏，範士貴一直是一個沒有戶口的人，也就是一個不被官方認可的人口。

範士貴此後就憑借一張坐牢前的身份證，行走人間。後來官方更換帶芯片的二代身份證，他就無法出行了--無法坐車，無法購票，無法去銀行辦事，幾乎什麽事都無法進行。他就去派出所門前靜坐，鬧了很久，派出所勉強給他換了身份證。戶口還是一直沒有下落。

他是學國際共運史的，出了體製便沒有了別的生存依靠，隻好給別人跑推銷，拉廣告掙錢糊口。

範士貴說，推銷非常難做，但更難的是來自武漢國安的騷擾。由於他在監獄裏“服法”，國安認為他可以利用，要求他為他們做線人。範士貴對他們說，工作可以，那就要給工資，給工作身份。他說，這些人見他不肯為他們做事，不肯幫他們打入政治犯群體，刺探情報，便每天派出小混混，隻要他一上街就毆打，辱罵，身上的錢全部搶走。到了晚上，國安就來問他，“怎麽樣，有沒有人找你麻煩?”

範士貴說，大約在半年時間裏，天天如此，總計被打多少次，他已經不記得了。

他感歎說，這是他人生裏最痛苦、最黑暗的一段時間，比坐牢還痛苦。在牢裏，他沒怎麽挨過打。他心裏因此落下了巨大的創傷，看到有人走近就會害怕，渾身發抖。

他說，後來武漢公安成立了國保大隊，他們和安全局有矛盾。在他們的點撥下，範士貴寫了一封長長的控告信後，逃離了武漢。

美國之音無法獨立證實範士貴所說這些細節。

離開武漢後他來到北京討生活。他說，他一開始在一個經營培訓公司的人大校友那裏幫忙糊信封、抄信封，每天勤快幹活也能掙到一些錢，但是他說，後來這家公司被舉報給各地貪官汙吏提供公款免費旅遊的機會，他也丟了這個飯碗。



範士貴與妻子及兩個女兒在柬埔寨的合影(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之後大約十年時間，範士貴還是在北京給人打工。在這期間，他和來自黑龍江的“北漂”程靜敏結婚，先後有了兩個女兒。在這漂泊的十年間，範士貴先後失去父母。父母去世時，他都沒有路費回家去見他們最後一麵。他的大姐、姐夫和最親的大外甥先後因尿毒症去世。在救援大外甥的過程中，教會幫助了他，他也從此成了基督徒。

戶口之困，流亡九州

孩子逐漸長大，但沒有戶口，就無法在北京上幼兒園，更無法上學，連私立學校也不能。萬般無奈，範士貴說，他和妻子在2009年回到了荊門沙洋縣官壋鎮小廟村。他說，當地官員對他說，你當初考上大學，戶口就到了城裏，他們沒有辦法。後來鎮政府官員又說，你房子在哪裏，戶口就在哪裏。範士貴後來好不容易湊了一萬多塊錢，買了官壋中學一套很破舊的二手頂層房，冬冷夏熱，還漏水。當他拿著房產證去辦戶口時，當地政府還是拒絕給他辦戶口。

為了謀生，範士貴說，他還一度承包了村裏大片土地，準備搞生態農業，但項目被當地公安叫停，導致他無法償還一百多萬元的欠款。2013年春節前，範士貴帶著家人倉皇逃到雲南。這筆債，至今還欠著。

出逃雲南前，範士貴終於拿到了戶口。他說，妻子和孩子的戶口是和當地派出所交易的結果--範士貴答應離開，條件是給老婆孩子辦戶口。他自己的戶口是因為省工會換了新領導，他也找了點特殊關係，總算辦下來了。這大約相當於他一家人在母國的土地上飄蕩多年後，終於獲得了合法居民身份。對範士貴自己來說，這個過程花費了20年。



2013年，範士貴終於拿到戶口本(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範士貴告訴美國之音，他在雲南昆明打了一段時間的工後又輾轉到山東青島。

2016年，由於遠在齊齊哈爾的老嶽父重病不起，需要人照顧，他帶著妻子女兒又漂到中國最北端，繼續熬著。他說，老嶽父是查哈陽農場的老職工，雖然他是中共建政前就入伍的老兵，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忠心耿耿，但多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關押過數年，退休前還是農場最底層的職工。

柬埔寨賣饅頭

2017年，範士貴一個人再次回到北京討生活。這時他遇見了從美國回來的牧師張前進。張牧師告訴他，他當年的獄友楊孝華在柬埔寨，也許可以去那裏謀生。範士貴於是找人借了一萬塊錢，部分寄給遠在東北的老婆孩子，部分做路費去了柬埔寨。

2024年7月“潤”到美國目前暫居紐約的楊孝華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我是1989年在宜昌被判刑的，因為給一個境外朋友寄有關國內學潮報道的報紙，不料當局說那個人是國民黨特務，於是我被以間諜罪判處了八年刑。後來湖北政治犯全部集中武漢，我就被送去了第一勞改支隊，和範士貴他們關一起勞改。”

他說，他出獄後，在北京又遇到範士貴，兩人都在同一個教會服務，相處過幾年。

“2017年我去了柬埔寨，在一個國際學校教中文。範士貴也來了，他可能不太順手，後來就沒有教中文，做饅頭賣。”楊孝華說。

範士貴說，剛開始，他在夜校教中文，但收入低，交了房租和水電費後，一個月的生活費隻有20來美元。他把這些錢的大部分寄回去給老婆孩子，自己就隻能靠吃白麵條度日。



範士貴與他曾經工作過的柬埔寨國際學校(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教夜校之餘，他幫人賣房子，掙到一點錢，就租了房子，把妻子女兒接了過來，妻子的二哥也一同過來了。後來他發現，這個生意也沒法做，因為帶著中國人看房，他們看完房就直接和房主聯係，房屋中介就賺不到錢。無奈之下，看到妻子的二哥會做饅頭，範士貴就跟著他學蒸饅頭，然後在微信群裏向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中國人賣饅頭謀生。

範士貴說，金邊中國人不少，他幾乎天天騎摩托車給中國人經營的公司送饅頭。他能看見他們幾十人、數百人在辦公室裏，每個人一張桌子、一個電腦和幾部電話，公司門外沒有招牌。

範士貴做的饅頭25美分一個，一天可以賣一兩百，三四百個，月收入能有數百美元，甚至上千美元。盡管金邊的生活成本高，一家人的月開支怎麽也得700美元左右，錢還是緊張，但總算可以過下去，他已經很滿意了。



範士貴在柬埔寨出售的饅頭(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三年，但是好景不長，新冠疫情很快來臨。金邊的那些公司人去樓空，饅頭一下子失去了買家。

範士貴一家再次陷入困境，後來實在挺不下去，他一度不得不在網上求救，一些基督教友伸出了援手。遠在新西蘭的網絡政治評論人士朱萬利曾邀請範士貴到她的YouTube平台直播。

從中國移民至新西蘭的朱萬利對美國之音說：“我對‘六四’受難者特別有感情。我就給他打電話，問他的生活情況，並邀請他參加我的YouTube頻道直播，把他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那是2022年初，直播後我給他捐了200美元，黃河邊看到後給他捐了100美元。自從我們直播後，我發現它的推號粉絲數量直線上升，三四個月就升到一兩萬了。”

“六四”學運領袖、人權組織中國人權的執行主任、人道中國的主席周鋒鎖曾經也給範士貴提供了幫助。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最早得知老範的事情，應該是20年前了。那時，一位內蒙古的六四受難者叫嚴晏，可能是最淒慘的六四受難者，他去世了，我得知老範那時幫了他，是他們所在的基督教會提供了臨終關懷。後來他在柬埔寨遇到困境，通過一個姓江的福建傳道人得知了他的情況，我幫了一下。”

但單靠這些接濟是無法維生的。範士貴想通過庇護方式離開柬埔寨，但是去泰國的聯合國難民署這條路走不通，因為即使庇護申請得到批準，也沒有接收國。那時候，“潤”出中國的議題在網上討論得很熱鬧，很多中國人以被稱為“走線”的方式偷渡美國，還有的去了歐洲。範士貴說，他受此啟發，開始準備離開他已經無法過活的柬埔寨。



範士貴的歐洲走線路徑示意圖(由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李北平製作)。 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漢堡店，62歲、來自中國湖北的範士貴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作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經曆：在中國幾十年沒有戶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謀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曆盡千辛萬苦在歐洲十來個國家輾轉，跨越半個地球，最終來到荷蘭尋求庇護。他雖然“潤”出了中國，但等待他的是荷蘭移民法庭的訴訟和不確定的未來。

走吧，去歐洲

範士貴告訴美國之音，他一開始沒有打算“潤”到歐洲，他最初的目標是美國。

近年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以他們所說的“走線”的偷渡方式，途經南美洲和中美洲，再通過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進入美國。對中國公民免簽的厄瓜多爾是偷渡者的一個熱門跳板。

2024年7月，厄瓜多爾停止對中國公民的免簽政策。

美國駐華大使館在今年4月2日發表的一份公告中警告說，前往美國邊境的路途充滿危險，違反法律、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不值得。

這份公告說：“犯罪團夥、販毒集團和人口販運者以非法移民為對象，對他們實施暴力、敲詐和襲擊。許多試圖走這條路的人從未抵達目的地。”

公告表示，美國正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密切合作，執行移民法，打擊危險的蛇頭和人口偷運網絡。公告說，自唐納德1特朗普總統開啟第二任期以來，幾乎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國。它說，通過加強邊境安全，美國不僅是在保護美國公民，也是在預防非法移民活動造成的苦難。

而早在這之前，範士貴偷渡美國的嚐試就碰了壁。

“準備從南美洲到美國，買了到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往返機票。從泰國轉機的時候，他們不讓我登機，不給我辦登機牌，沒辦法，又返回去。那是2022年。”他說。

2023年，範士貴得知一個在柬埔寨認識的朋友走線去了荷蘭後，也動了去歐洲的念頭。在籌措到一些路費後，當年8月，他從柬埔寨飛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準備在那裏乘土耳其的航班前往歐洲。

他對美國之音說，盡管買了到泰國的返程機票，但是他在馬來西亞也差點登不了機。

“馬來西亞那裏也是對我們華人，所有華人從東南亞往歐洲方向去的，他都查得很嚴。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機場，他們盤問了我半個多小時。幸虧我在柬埔寨待的時間長，我有柬埔寨的長期簽證，有柬埔寨的工作證，有柬埔寨的勞務證，那個勞工卡，有柬埔寨所有的能證明的東西。”他說。



範士貴途徑伊斯坦布爾時的自拍照。(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飛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後，範士貴退掉返程機票，再買了一張機票，直接飛到了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是最早與中國開展全麵經濟合作的中東歐國家，跟中國建立了所謂的“鐵杆友誼”。自2017年1月15日起，中國公民持有效中國普通護照赴塞爾維亞旅遊、經商或探親，每次入境後可免簽停留不超過30天。

範士貴說，為了保險起見，他還是買了往返機票去塞爾維亞。出乎他預料的是，到了貝爾格萊德的尼古拉·特斯拉機場，根本就沒有檢查，人家連護照都不看，閉著眼睛就給他蓋了章。一路緊張的他這才略微放鬆了些。

他說，在塞爾維亞住了幾天後，他乘長途公共汽車去了鄰國波黑的首都薩拉熱窩。小時候他看過那部曾在中國很出名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何曾想到有一天他會逃亡到這裏。

花500歐元從網友手上買一個路線圖

在薩拉熱窩住了幾天後，範士貴說，接下來該怎麽走，他並不知道。他認識的那位“潤”到荷蘭的朋友是花了4000歐元包了一輛車，被人從波黑一直帶到意大利，而他沒有這麽多錢包車偷渡。最終，他花了500歐元，從一個從波黑偷渡到德國的網友那裏得到了一個簡略的線路圖。

範士貴說，他按照這個線路圖，從薩拉熱窩乘火車先到波黑最南端距離邊境還有十幾裏地的小鎮卡布吉納(Capljina)，從這裏入境克羅地亞。他在一家餐館吃飯時請餐館老板幫他找出租車送他過境。餐館老板的一個朋友開車送他去到邊境，但不願過境，他隻好自己穿越從波黑到克羅地亞的邊境。

他事後回憶說，這500歐元花的還是很合算的。

“為什麽呢? 一是他告訴了我這個路口；二是他告訴了我很多注意事項。例如，去的時候，所有的東西都不能帶，把我的衣服也扔了，把我的包也扔了，就剩下我的手機、我的護照、我的錢，就這三樣。”他說。

範士貴說，他來到波黑的邊境小鎮時，正好是下午五六點下班的時候。他在路上雖然遇到警車，但他跟著本地人走，隻是自己一個人，又什麽都沒有拿，就沒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他走了一個多小時，穿過了邊境，有驚無險的來到克羅地亞邊境小鎮梅特科維(Metkovic)。他在這裏的長途汽車站買票上車，在次日早上七八點鍾到了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

“到了薩格勒布，我就再問那個我買線的那個人，我說下一步該怎麽走呢？他說到了薩格勒布，你就等於已經進入了歐盟了，下麵就不在我的服務範圍之內了，下麵你就自己找路線，往你自己你要去的地方走。我說那我也不知道往那個地方走啊，他說他也是聽別人說，要往克羅地亞東南角的一個什麽地方，叫裏耶卡(Rijeka)。”範士貴回憶說。

其實，裏耶卡是克羅地亞西北角的一個城市，距離斯洛文尼亞邊境還有二三十公裏，從這裏可以步行穿過鐵路到達斯洛文尼亞。

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都是歐盟國家，也是申根區和歐元區國家。

克羅地亞在那一年的1月正式加入申根區。鄰國斯洛文尼亞警方表示，進入斯洛文尼亞的非法移民人數隨後暴增。

歐洲邊境和海岸警衛局(Frontex)2023年頭四個月數據顯示，沿著巴爾幹路線檢測到了22500起非法越境事件。該機構表示這是自北非地中海越境進入歐盟後，非法移民使用的第二活躍的路線。

深山走枕木，進入斯洛文尼亞

範士貴說，他乘長途汽車折騰到裏耶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青年旅店住下，並買了一個包，因為他之前聯係的那個網友說，進入克羅地亞以後，帶行李就沒問題了。

他對美國之音說，通過穀歌地圖，他查到有一趟去邊境的火車。次日早晨四五點鍾，他就去火車站，看到四個武裝軍警站在火車站門口，他從他們中間穿過去，慶幸沒有人查他。火車6點鍾出發，但那列火車並沒有停在站台裏，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它，趕緊登車。他發現，整個車廂居然隻有他一個人。到了終點站，他才發現，那是在山裏麵，前後左右都沒有人，也沒有房子。有一間火車站的屋子，卻明顯早已停用，鎖著門，門窗可見一層厚厚的積塵。

範士貴回憶說，那個時候才早晨7點，距離邊境還遠。旁邊有一條窄窄的和鐵路平行的公路，但沒有前往邊境的公共汽車。過往車輛開得飛快，攔了半小時也沒人理他。不得已，他按網上有人給的建議，返回山間鐵路，沿著鐵路線，踏著枕木在山裏繞圈。他後來意識到，其實那都是建在深山裏的鐵路橋，罕有人跡，基本都廢棄了。



範士貴偷渡期間穿的皮涼鞋。(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他說，這些枕木是真正的木頭，雖是夏天，但山裏很冷，他的衣服在入境克羅地亞前都扔了，穿得很單薄。枕木上濕漉漉的，有些滑。他穿著老婆在柬埔寨給他買的一雙涼鞋。那是他最好的一雙涼鞋，花了7美元買的，他老婆說是品牌鞋。這雙鞋，範士貴至今還在難民營裏穿著它。

不知要走多久，他走一走，坐下來歇一歇，再吃點東西，走不動了就唱讚美詩。

“我覺得腿上沒有勁了，我就唱讚美詩，我就禱告。”範士貴告訴美國之音。

他估計自己大概在枕木上走了五六個小時，在中午時分到了斯洛文尼亞邊境的一個隧洞。

“進入那個隧道後才發覺，那個隧道老長了，根本看不見底下的路。它是兩個國家相隔，隧道中間的鐵路啊。那個枕木都壞了，然後鐵道上的石子啊，也都坑坑窪窪，我都沒法走。我就隻能打開我的手機的燈。”他說。

範士貴說，他用手機斷斷續續照明往前摸索，因為怕耗完手機的電，隻能照一下就關掉。等他到了出口處，手機的電還是用完了。還好，他帶有一個充電寶。

“然後出了那個口，看到一群穿那個黃色的像工作服，像鐵路工人的人，向我走過來。我想這肯定是鐵路工人，他們這麽早就來幹活啊。他們靠我走過來，走過來之後，我跟他們打招呼，我說good morning(早上好），他們沒有回我，然後他們自動就分到兩邊，站在火車路兩邊，那個領頭的號說了聲good luck，祝我好運，我就走了。我還以為他們就是建築工人，但是後來我進到斯洛文尼亞火車站之後，我才發現他們是警察，因為他們穿得跟警察是一樣的。”範文貴說，

範士貴說，這些斯洛文尼亞的警察沒有為難他，他在心裏感謝上帝。

這一天是2023年8月26日。

同年10月21日，斯洛文尼亞對與克羅地亞的陸地邊界重新實施了邊境管控，這種臨時管控不斷延期。

在斯洛文尼亞政府通知歐盟從今年6月22日至12月21日繼續實行臨時邊境管控時提到的理由包括：“嚴重的恐怖主義威脅和有組織犯罪對公共政策和內部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包括人口走私和武器販運、恐怖分子通過西巴爾幹地區滲透到移民流動中的風險......”。

繞道，走鐵路線，爬進意大利

範士貴進入了斯洛文尼亞後，沿著鐵路線，繼續在山裏繞圈走枕木。他說，他估計又走了三四個小時，才遇到一條小公路。他順著公路下了山。然後按照穀歌地圖，又走了一段路，才找到火車站。

那是斯洛文尼亞邊境小城伊利斯卡比斯特裏察(Ilirska Bistrica)，距離邊境約有五六公裏。他回憶說，此時已經天黑，他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已經筋疲力盡了。他在一個餐館吃了點東西，休息了一下，繼續往小城中心走，想找個便宜的旅館趕緊睡一覺。他找了三四個旅館，都說沒有床位，但他並沒有看到什麽客人，他猜想也許人家就是不想接待偷渡的人。在當地人的建議下，他打算去火車站的候車室過夜，但走到火車站後，發現有一趟火車去斯洛文尼亞與意大利的邊境，他於是連夜乘車繼續前行。在距離意大利邊境還有一兩公裏的邊境小城科日納(Kozina)住了一晚上，次日天不亮就起床，查路線，但是接近邊境的地方都有警察防守，而且有邊境牆，或樹林，他發現隻能走遠一點繞過去。

範士貴在穀歌地圖上查到一條鐵路線，可以到20多公裏外另一個邊境小鎮塞紮納 (Sezana)。他回憶說，乘火車趕到那裏時，大約是上午10點多。下車後，他沿著鐵路線往邊境行走，呼嘯而過的列車，好幾次差點把他震倒。

鐵路線在山間蜿蜒前行，大約行走了四五公裏，範士貴來到了意大利邊境小村奧皮奇納 (Opicina)，一路上沒有遇到邊防警察。此時已是中午12點左右。

他說，他知道，距離這個村莊四五公裏的地方就是意大利最東端的一個城市特裏埃斯特(Trieste)。他希望找到公交車，去那個城市乘火車前往法國，然後去他的目的地荷蘭。

範士貴發現，這裏的公交車必須要公交卡，付現金司機不收，他請當地人幫忙刷卡也不行，他們說自己的卡隻能自己用。他想租輛車去邊境城市，也沒人願意。他猜測，這也許就是當地防範偷渡者的措施，有些“堅壁清野”的感覺。

他說，他記得他在那個村子磨蹭了一兩個小時，最後還是沒轍，隻好步行，而且一路都是下坡路，因為這個村莊是在山頂上，而且是在山間繞著圈下坡。

“這個是我走得最累的一次，盡管時間沒有其他的時間長，但是那個下坡走得很累很累。你手必須扶著邊上那個欄杆，你不扶著欄杆，腿稍微一彎你就得滾下去。不過它每一段不是太長。它是之字形嘛，它是那個地方拐個彎，拐個彎又是一個之字形。那個是我活了60歲，爬了那麽多山，走得最難過的一條路。我以前在國內的時候，很多高山我都爬過，但是國內的高山，它沒有這種連續的這種陡下去。”範士貴說。

他估計，花了四五個小時才走完這條直線距離隻有兩三公裏的山路，晚上七八點才來到山下的海邊城市。他在這裏花了四五十歐元在一家青旅找到一個床位住下來。他回憶說，盡管下山的路使他的腿肚子很疼，但他睡得比較踏實，因為總算進入了意大利。

從東到西，橫穿意大利

到了意大利後，範士貴決定先去米蘭，因為那裏有一個他在柬埔寨被車撞傷時曾捐給他300歐元的網友。這個網友在一家餐館做工，說他可以留在這裏打工，但範士貴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想去荷蘭。

由於意大利北麵是阿爾卑斯山，很難穿越，這位網友建議他走西南海邊這條路，就是去法國尼斯的方向。範士貴於是又坐火車從米蘭經停威尼斯前往意大利西部邊境小鎮文蒂米利亞(Ventimiglia)。這一天，他從東到西橫穿意大利，行程大約500公裏。

小鎮離法國邊境線還有四五公裏。範士貴決定淩晨三四點就動身，沿著海邊凸凹不平的岩石行走，當時天未亮，到處黑黢黢，又沒有路燈，在巨石之間很艱難的行走。大約六七點鍾，天蒙蒙亮了，他總算走到了邊境線附近。

法國就近在咫尺，他打算就這麽從岩石之間走過邊境，但他突然聽到有一群警察在上麵喊 ，要他上去。他隻得上去。他把自己隨身帶著的一份英文簡曆交給了警察，然後被帶到一個地方登記後，關進了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裏，很小的一個房間，大概就隻有十幾平米，跟我這個集體宿舍差不多大，單裏麵裝了總有上百人。不要說坐了，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他回憶道。

他估計這些是從非洲偷渡到意大利的人。

“這個時候我想拿出電話，給我老婆打個電話，順便拍一下這個環境。那裏頭的人不讓我拍，大喊大叫，拚命地吼我。外麵的警察聽到他們吼我，把門一開，把我拽出去了。他怕。他可能是擔心那些人打我。把我拽出去之後，就把我單獨放到一個小房子裏。”範士貴回想當時的情景說。

他說，大約半個小時後，警察開門把他帶出來，衝他喊go,go，go（走，走，走）。沒想到他就這樣被放走了。

法國、比利時、荷蘭

範士貴說，過了法國邊境線後，他步行了大約2公裏，進入了法國最東邊的小鎮芒通 (Menton)。他從這裏乘火車，很快到了尼斯，在這裏又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相距六七百公裏的巴黎。到了巴黎南站後，發現路上訂的旅店下車後仍要走一兩個小時才到。他次日早晨在巴黎北站買了9點鍾去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火車，但由於火車站太大，他沒趕上這趟車，隻好再買次日的票。

他回憶說，他次日早晨7點就起床去趕火車。火車從進站到發車隻有10分鍾，於是在人叢裏倉皇擠進車廂。從巴黎到阿姆斯特丹，途徑比利時，除了一個查票的，並未遇到警察。

申請庇護，住進第一個難民營

範士貴說，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機場(Schiphol)下了車，因為按網上指引，走線的或跳機的都是在這裏找機場警察申請庇護。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就去飛機場找警察，警察根本就不理我。在阿姆斯特丹飛機場，我說我要申請庇護，他說你申請庇護你自己去申請啊，你別跟我說啊。我說別人說要找你們這裏的警察，他說我們警察不管，這不歸我們管。他說申請庇護找那個移民局，我說移民局在什麽地方啊。他就給我寫了個地址，就是那個Ter Apel。我說這個地址怎麽去啊？他說你去火車站買票，別人給你票，你就按那個票就行了。”

買到的票是兩張，一張火車票，一張汽車票。範士貴說，他坐火車先到茲沃勒(Zwolle)，再轉車到埃門(Emmen)，之後又轉公共汽車，總計走了大約一兩百公裏，終於到了特爾阿佩爾(Ter Apel)。到了之後他發現，這裏根本就是農村，一個孤零零的小鎮，看起來很荒涼，卻有一個中國人開的薯條店。在別人的指引下，範士貴說，他又走了一兩個小時，才找到小鎮西邊的移民局IND。

“進去之後，他們IND把身上給搜查一遍，把行李全部收走，然後給了一張牌子，拿在手裏，那上麵有號碼。就把我推到一個像是候車室一樣的地方。那裏麵有很多人在裏麵等著。”他回憶說。

叫到號碼後，他就拿著護照去窗口登記，登記完又給一個帶號碼的條子，纏在胳膊上，繼續坐在“候車室”等著。

他記得，大約晚上八九點了，這些胳膊上纏著號碼的人都被喊出去，坐上一輛大巴車。一兩個小時後，他們被送到了一個叫艾森(Essen)的地方。

“這裏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廠房，就像中國那個方艙一樣。廠房裏頭有一個個隔間，一個隔間裏頭有四個房，把我分到其中一個隔間。”他說。

他記得，屋子裏的四個人，其他幾個都是阿拉伯人。大家都剛剛來，似乎都很興奮，那幾個對他問東問西，很友好。雖然興奮，但他疲憊極了，倒頭就睡。次日早晨，同室隻剩兩個人了，有兩個人不見了。

在這裏不久，範士貴被送去荷蘭南部的弗利辛恩難民營，開始了他的難民營生活。

六年逃亡路，行程18100公裏

至此，範士貴“潤”歐洲的旅程暫時告一段落。

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開始，曆經塞爾維亞、波黑、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意大利、法國、比利時，到達荷蘭，如果算上空中越過的保加利亞，他在歐洲的“走線”經過了10個國家，總行程約為4100公裏。

如果從他2017年去柬埔寨算起，範士貴“潤”出中國的旅途曆經了六年，經過了亞洲三國以及歐洲10國，總行程約18100公裏。

他幾乎繞了半個地球，去尋求一塊他希望能夠安心過幾年幸福日子的樂土。

樂土何在?

但範士貴也許無法移民荷蘭。在弗利辛恩難民營，他收到了移民法庭的訴訟。

他精心籌劃，尋找路線，曆盡千辛萬苦“潤”到了荷蘭，事先卻沒有想到還有個《都柏林公約》。根據這個公約，難民隻能在入境的第一個簽約國申請庇護。荷蘭移民和歸化局認為，範士貴應該被遣返回斯洛文尼亞或克羅地亞去。

時間已經過去一年半了，但官司還拖著。範士貴依舊還是“懸”在荷蘭，前路未知。

大批尋求庇護者的湧入已給這個發達的歐洲小國帶來政治衝擊。

範士貴是在2023年9月5日進入的荷蘭，大約兩個月後，荷蘭的執政聯盟因為無法就限製庇護的政策達成一致而癱瘓。在隨後的選舉中，右翼的自由黨成為議會最大黨。

而就在本星期二(6月3日)，自由黨因為該黨收緊移民政策的計劃得不到采納而宣布退出執政聯盟，荷蘭右翼政府破裂了。

在荷蘭，範士貴等不來庇護身份，也等不來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她們也已離開柬埔寨，來到了塞爾維亞。但是，偷渡是艱難和危險的，三個女人從未經曆過在野外走山走水的事情。

目前，由於移民危機，包括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在內的歐盟國家也都大幅收緊了移民政策並加強了對非法移民的防範措施。據範士貴說，在他之後走同一條線路“潤”到歐洲的中國人告訴他，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邊境防備現在大為加強，空中有無人機監視，地麵上有布置在樹林裏的攝像頭監控。

範文貴說，娘仨也嚐試越境，但多次被抓，被送回塞爾維亞。



範士貴困在塞爾維亞的兩個女兒。（照片由範士貴提供）

由於中國公民可以在塞爾維亞停留30天而不需要簽證，在波黑每180日停留最長不超過90日便不需要簽證，她們現在隻能在塞爾維亞和波黑兩個鄰國間兜圈。

這一切都需要錢，而範士貴自己是個毫無收入的難民，娘仨的生活成了他心頭最大的苦衷，他告訴美國之音，他曾嚐試去鹿特丹打黑工，但人家嫌他年紀大，不要。

未來到底該怎麽辦？他的心裏和臉上，似乎充滿了問號。

半生流浪的範士貴，好像一直生活在問號裏。他走線的路徑，在歐洲大地上畫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地球上也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