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森·弗爾曼是紐約時報評論專欄撰稿人，曾在2013年至2017年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川普在第一個任期內推動的大規模累退性減稅方案中，有很多令人不滿的地方，但我必須承認一點：通過擴大標準扣除額，簡化了計算應納稅額的過程；通過下調企業稅率，提升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但這一次川普的減稅努力，我隻能稱之為“稅務畸形”，是一項極其昂貴的嚐試，隻會讓稅法變得更低效、更不公平、更複雜。
國會不應繼續這條錯誤道路，而應永久保留2017年法案中最好的部分，包括更高的標準扣除額、增加的兒童稅收抵免，以及對抵押貸款和州地方稅收扣除的限製，同時避免不可負擔的稅率下調和新一輪稅法複雜化。
川普所稱的“一項偉大而美麗的法案”中，最大的問題是，減稅規模實在太大。
國會征稅不是為了取樂，而是因為這些收入用於支付國家已經選擇實施的支出項目。當前，美國的年支出比稅收高出約2萬億美元，而這項新法案將進一步擴大這一差距，稅收減少幅度遠超目前的支出削減。
根據國會無黨派的聯合稅收委員會估算，眾議院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內減少3.8萬億稅收收入，但這一驚人數字仍低估了實際成本。
官方說法中，許多減稅措施僅為期四年。但毫無疑問，四年後，法案支持者將再次推動延長減稅，並聲稱延長沒有成本，因為減稅已經實施。
在此期間，這種不確定性將使企業更難進行規劃和投資。而一旦延長成功，總減稅成本將超過5萬億美元。
無論如何，稅收都遠低於支出水平，即便考慮到眾議院主張的醫療補助削減，結果將是數萬億赤字，使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沿著更陡峭、更不可持續的軌跡上升。
對普通美國人來說，後果將會非常嚴重。不斷增長的債務將推高利率，使家庭支付更多房貸利息，並限製企業投資和發展的資金來源。美國將更加依賴外國貸款，進一步擴大貿易赤字。
所有這一切都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可能會使減稅帶來的實際成本，遠高於當前媒體所報道的數字。
接下來要討論的稅改目標是“公平”。
雖然“公平”這個標準見仁見智，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份預算草案甚至沒有做到川普自己提出的要求。
他在Truth Social上寫道，自己將“欣然接受”對富人“非常小幅度的增稅”。而眾議院的法案並未包含這一內容，也沒有取消“附帶權益稅收優惠”——這是專門針對對衝基金和私募股權經理人的特殊漏洞，川普曾多次要求國會取消。
在他以實現稅製公平為名提出的所有變動中，唯一寫入法案的是削減體育俱樂部所有者的稅收優惠，這一措施每年節省大約1億——與為企業主、富裕遺產和高收入家庭新增和擴大的數百億稅收優惠相比，不過九牛一毛。
目前，美國有100萬個年收入超過100萬的家庭。根據國會聯合稅收委員會的估算，到2027年，他們的稅負將減少960億。這比收入低於10萬的1.27億個家庭獲得的總減稅額還要多。前者平均每戶減稅8.2萬，而後者平均僅為750元。
不僅是絕對數，更是占收入比例，富人明顯受益更多。而對於數百萬家庭來說，這些稅收節省帶來小惠，將被他們因法案中削減醫療補助而失去的福利所抵消。
先不管這項提案在經濟增長或效率方麵能取得怎樣的成果，上述問題都無法彌補。確實其中包含一些積極措施，比如提高企業投資和研發的激勵，但這些並沒有找到資金來源，也就是說將增加債務，從而抵消本可帶來的經濟效益。
其他一些企業稅收優惠，則鼓勵企業過度借貸和增加對外國的投資，這會損害美國本土投資和金融穩定。或許更重要的是，創新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對頂尖大學捐贈基金征稅，無助於推動更多創新。
這項法案甚至未能實現稅製改革中最基本的共識目標：簡化稅法。
新增的稅收優惠，比如汽車貸款利息扣除，聽起來不錯，但將迫使納稅人增加文書工作、填寫更複雜的稅表——這與2017年法案提出的、通過擴大標準扣除實現簡化的目標背道而馳。
這項“稅務畸形”隻有一點值得肯定，這是今年第一項未踐踏民主規範的重大經濟政策。川普在競選中曾公開支持這些減稅措施。憲法規定，眾議院負責起草稅務變更。這正是代議製民主的運作模式。
我們仍可以期待一些議員會拒絕這項數萬億的浪費。阻止這一做法，將迫使共和黨人與民主黨合作，推動真正簡化、更高效、更公平，且更能覆蓋國會已決定支出的稅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