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麗麗在書房整理與訴訟相關的材料，這裏是她的“安全屋”。（南方周末記者韓謙|圖）
被性侵後很長一段時間，崔麗麗有種失聲的感覺。嗓子裏像是被填滿了碎玻璃渣，有一肚子的話想說，卻說不出來。這是身體應對突發狀況的軀體化反應。
性侵她的老板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賠償她3000元。而她被公司開除，丟了年薪百萬的銷售總監職位，同17年的職業生涯告別，還確診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事發一年半後，她還在醫院接受心理治療。獨自坐地鐵、住酒店，這些曾經稀鬆平常的事都讓她感到恐懼。
再談起那件事，崔麗麗仍然太陽穴發緊、渾身顫抖。她感到憤怒。作為受害者，為什麽要承擔那麽多後果？她要為自己討公道。
PTSD是經曆創傷事件後會出現的一種精神障礙，會產生反複閃回創傷記憶、過度警覺、情緒低落等症狀。刑事判決生效後，她向人社部門提出工傷申請。
精神障礙很少能被認定為工傷，但崔麗麗獲得了階段性“勝利”。拿到工傷認定決定後，她又提起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她停工留薪期內工資以及其他費用。2025年3月，天津市津南區勞動仲裁委裁定，公司需支付崔麗麗113萬多元。
不過，公司並不認可工傷認定與勞動仲裁的結果，向法院提起訴訟，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
事情還沒完。短視頻平台上，崔麗麗實名出現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維權經曆和心理治療過程。一些類似遭遇者給她留言，她成了她們的支柱。
崔麗麗沒法當作一切都沒發生，回歸曾經的生活。她遭受的傷害也不會消失。她想，等官司了結後，未來她或許可以從事和女性權益相關的工作。她開始嚐試分享自身經曆外更寬泛的話題：比如，如何減少女童被性侵的風險；在酒桌上遇到有人勸酒，要怎麽應對。
這不僅是一位女性被性侵後的維權故事，更是一位職場女性如何重建自我的故事。她要找回自己的聲音。
商務宴請之後
2023年，崔麗麗39歲，是天津一家汽車零部件公司的市場銷售總監。一年多前，她加入這家公司，下了不少決心。公司名叫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特種車行業，當時正計劃打入乘用車市場。崔麗麗打算再搏一把，在這條業務線上從零做起。等幾年，若公司能上市，她拿到原始股，就可能實現財務自由。
每月大約有二十天，崔麗麗都在出差。她有個上小學的女兒，為了工作，她幾乎錯過了女兒所有的重要時刻。她相信努力工作就可以有回報。丈夫評價她“工作比在家輕鬆”。
直到有一天，這個世界崩塌了。
2023年9月，崔麗麗與董事長王豪等人到杭州拜會客戶。這是她加入公司後爭取到的第一個乘用車客戶，合作能不能談成，就看這次見麵了。22日，是個周五，晚上她與王豪在一家日料店宴請客戶。
飯局開始前，王豪交代她，一定要讓客戶“喝美了”。她理解，王豪是要“放量喝”，自己則要做好倒酒、布菜、埋單等“後勤”工作。
差不多一小時後，王豪與客戶兩人已經喝完一瓶720毫升的清酒。她收到王豪發來的微信，“你陪著多喝點，我快掛了。”
她有些詫異，自己酒量不高，在商務宴請的酒局上，基本是“開場一杯，結束一杯”，怎麽這回需要她來應酬？但“領導命令來了，不能退縮”。之後，崔麗麗成了與客戶喝酒的主力。
差不多到晚上十點，她出去找服務員埋單，又暈暈乎乎地回到包廂。回去後，桌上又多了兩瓶清酒。後來的事，她記不得了。
再有記憶，是第二天淩晨四點多。她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王豪的房間裏，什麽都沒穿，衣服散落在地上。那是一個標間，王豪睡在另一張床上。
她撿起衣服穿上，迷糊中忘了穿鞋。回到自己房門口，房卡打不開門，她又折回王豪房間取鞋。之後，她找前台幫忙開了門。她隻記得，那時酒勁還沒散去，暈暈乎乎的，自己一直在哭。
早上九點多，她敲開王豪房門，想知道前一晚發生了什麽。王豪告訴她，她喝醉了，他打車和她一塊回了酒店。王豪指了指她睡過的那張床，說她還吐在了床上。不過，崔麗麗沒看到嘔吐物。
為什麽自己醒來時沒穿衣服？這是崔麗麗最想知道的事。不過，她沒問出口。她擔心，是自己醉酒的狀態，給王豪創造了機會。
當天下午，王豪離開杭州，崔麗麗則留在酒店繼續準備9月26日向客戶匯報的材料。做著PPT，崔麗麗反複回想那個問題。不過，大腦像出現了真空地帶，她什麽都想不起來。
匯報那天，崔麗麗同王豪在客戶的公司碰麵。見麵的那一刻，一些記憶碎片浮現：在床上，王豪“摁著我的手，捂著我的嘴，讓我不要說話”。那晚，回到酒店，她沒敢脫衣服，坐了一夜。
27號上午，她給丈夫吳東（化名）打了電話，“感覺自己被欺負了”。
“什麽叫‘感覺’？誰欺負你不知道嗎？”電話裏，吳東有些生氣。
“我不知道怎麽進的他房間。我喝醉了。”她自責，自己快40歲了，“行走江湖那麽多年”，依然連基本的自我保護能力都沒有。
當天，崔麗麗從杭州回了天津。“人完全蒙了”，沒想到報警，甚至都沒想到可以查監控。
直到10月3日，在吳東提醒下，她才又回到杭州，以尋找丟失的手串為由，在酒店看到了監控。
視頻裏，王豪抱著她徑直走向他的房間，她看上去像睡著了。 酒店工作人員曾試圖阻止王豪。前台一服務員告訴崔麗麗，王豪抱著她進了酒店後，自己幫王豪刷了電梯卡，又通知保安給他們刷房卡開門。
發現王豪將崔麗麗抱進他的房間，保安敲過王豪的房門，提醒他把崔麗麗送回她自己的房間。王豪沒有應聲。之後，前台給王豪房間的座機打了電話，再次提出是否需要把崔麗麗送回去，王豪回複說不用，就掛了電話。
隔壁房客的錄音
決定報警，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酒店查完監控，崔麗麗給住在杭州的朋友曾雅（化名）打了電話。電話裏，崔麗麗一直在哭，說自己被“隊友”坑了。
晚上，兩人盤腿坐在酒店床上，討論應對方案。她們商量過要不要報警。那時，房間裏發生了什麽，她們找不出更多證據。另外，報警要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崔麗麗在汽車行業深耕17年，這個行業圈子不大，要是報了警，肯定會傳開來，她將來如何麵對同行？
曾雅記得，崔麗麗堅定的是，一定不能示弱，要討個說法。她們在本子上列出一長串要盤問王豪的問題，決定先用折衷的方案：同王豪對峙，看看他的態度。
崔麗麗那時想，要是王豪痛哭著向她道歉，誠實地說出發生的事，解釋說自己喝多了，犯了錯，“我無法原諒他。但可能會辭職，默默離開公司”。
不過，她沒等來道歉。
2023年10月6日是國慶節後公司第一天上班，她一早就走進王豪辦公室。王豪解釋，打不開她的房間，才把她帶進自己房間。這和她在監控裏看到的情況並不一樣，“王豪在說謊”。
崔麗麗告訴王豪，她已經去杭州看了監控，計劃報警。
當天下午，王豪給她發了條微信，稱自己“無論多醉，不應該把你抱到我的房間”，“也不應該把你的褲子脫掉”。但其他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樣”。並表示可以由崔麗麗的直屬領導當中間人，談賠償的事。這是王豪最後一次同崔麗麗聯係。
“他（王豪）希望你提出具體要求，他來考慮。”10月8日，崔麗麗收到了她的直屬領導的信息。“我不會再和他溝通。”崔麗麗回複。她想知道真相。
2023年10月10日，事發第19天，她在杭州報警。
6個月後，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認定王豪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賠償崔麗麗經濟損失3000元。雙方都沒有上訴。
從案發到判決，王豪始終沒有認罪。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的《方圓》報道，王豪的證言多次反複，每份供述不盡相同，一些說法被證偽。庭審最後，王豪還稱崔麗麗是“勾引不成便反咬一口”，事後崔麗麗找他談話，則是為了訛錢。
案子最終認定強奸，得益於一個巧合。《方圓》雜誌披露，辦案檢察官謝軼查看酒店監控發現，王豪抱著崔麗麗進屋後約半小時，住在隔壁的房客小高開門，走到王豪房間門口，還掏出了手機。
謝軼聯係上了小高。原來，事發時，他聽到隔壁房間有床挪動和撞牆的聲音，還有微弱的女性反抗聲，就用手機把聲音錄了下來。錄音裏，能聽到王豪說話的聲音，但裏頭的女聲“明顯不是在和他對話，而是無意識的呻吟”。
崔麗麗沒參加庭審。直到看見判決書，她才知道自己被性侵的細節。在這之前，她總存有一絲僥幸，覺得自己是被王豪強製猥褻，沒有發生性關係。
“他那麽認可我，怎麽會做出這樣的事？”她想不明白。王豪是公司創始人，天津大學博士，懂技術，還曾在天津工業大學任職，是她信任的“隊友”。曾雅與王豪在工作上有過交集，她印象裏，王豪長相老實，是社會評價體係裏的“高素質人才”，很難想象他會幹出性侵下屬的事。
案件的判決沒有讓崔麗麗狀態好轉。她整晚整晚地睡不著覺，眼前交替出現兩個畫麵：一個是一整天工作結束後，她同王豪，以及一位下屬，靠在酒店走廊上聊業務。王豪讓下屬多向崔麗麗學習，還談起她的加入給公司帶來了希望。然後，鏡頭切換——事發那天淩晨，她從王豪房間出來，怎麽也打不開自己的房門，癱坐在酒店走廊上哭泣。
丈夫把她帶去三甲醫院看精神科。不過，她沒有跟醫生提起到底發生了什麽，隻是說工作壓力大、焦慮，需要拿些治失眠的藥。
那段時間，崔麗麗總能聽到王豪喊她的名字，腦袋像戴了緊箍。獨自出門都成了件困難的事，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和陌生男性同處一部電梯都讓她感到恐懼。
工傷保險條例與工傷認定辦法的最新版條文，內容涉及工傷認定與工傷保險相關法規。（視覺中國|供圖）
“99.9%認定不下來”
不僅是王豪，公司的處理方式也讓崔麗麗失望。
事發後，她向直屬領導請了假。2023年10月27日，她發現，自己被踢出了公司微信群，不再能登錄辦公係統，工資也停發了。
刑事案件判決後，崔麗麗起先打算與公司協商賠償。她向公司提出，補發從事發到判決期間半年的工資，加上合同期內解約的賠償和工傷賠償，總共18個月工資。
雙方約定，2024年4月18日——判決後半個月，是最後協商期限。那天中午，公司一名副總同崔麗麗在一家咖啡館見麵，開出價碼：半年工資加解約賠償，共10個月工資，公司沒認同工傷賠償。
崔麗麗回憶，她當場表示不接受這個結果。緊接著，與副總同來的人力資源部部長從包裏拿出了一份文件，上麵寫著：崔麗麗曠工110天，嚴重違反公司規章製度，故解除與崔麗麗的勞動合同。
她沒想到，協商會變成這樣。離開咖啡館，崔麗麗去了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報工傷。
崔麗麗常被媒體問及，為什麽會想到申請工傷？多數性侵事件裏，性侵犯被判刑後，受害者便不再公開發聲。
崔麗麗覺得，這大概是因為事發時她年近四十歲，更理性，也更有力量麵對後續糾紛。況且，被公司開除，對她來說，麵臨的是上百萬元的經濟損失。
在吳東看來，失去工作的打擊，對妻子來說實在是太重了。他和崔麗麗從上高中補習班相識。那時他就覺得她“不像個年輕人”，除了偶爾唱唱歌，看看電影，沒什麽興趣愛好。大學時，崔麗麗讀的是日語專業。還沒畢業，她就進入天津的日本車企實習，之後便紮根汽車行業，“工作能讓她感到快樂”。
決定申請工傷認定後，崔麗麗谘詢過律師。一位律師告訴她，“99.9%認定不下來，費那勁幹嗎？”還有位律師對她的執著表示不解，覺得她都幹到了總監級別，“怎麽發生這種事還承受不了打擊？”
李瑩是公益機構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創始人，她代理過二十多起職場性侵案件。不過，她代理的案子中，還沒有申請工傷的案例。
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傳統認知中，工傷多是直接的肉體傷害，精神損害認定為工傷的，數量很少。再加上性侵案件常常因為沒有直接證據、被告人又不承認，在刑事上認定的比例就不高，甚至在公安階段都難以立案，更無從談起後續賠償。李瑩覺得，崔麗麗不是法律人，“沒那麽多框框”，反而沒那麽多顧慮。
認定工傷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比崔麗麗想象中多得多。2024年4月18日下午，到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提交材料時，崔麗麗才知道，被老板性侵這件事本身，並不能直接認定工傷。她需要提交醫療診斷證明，以證明性侵對她造成的傷害。
人社局工作人員告訴她，要認定精神傷害，需要到指定的精神專科醫院就診，經過3個月或12次治療，才能拿到醫療診斷證明。南方周末記者聯係津南區人社局工傷科，希望了解認定流程，工作人員表示“不方便告知”。
不論能不能認定工傷，再不進行心理治療，“人就廢了”。2024年4月23日，吳東把她帶去了人社部門的協議醫療機構天津市安定醫院治療。在心理治療室，她開始向醫生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2024年7月初，接受了12次治療後，她拿到了確診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證明。
7月16日，她第二次走進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這次，人社局當天就受理了她的申請。
被性侵這件事本身，並不能直接認定工傷。受害者需要提交醫療機構診斷書，以證明性侵造成的傷害。 （視覺中國|供圖）
九千多條評論
等待的那段時間，崔麗麗在日記裏寫道，“最害怕去兩個地方。第一就是安定醫院，第二是人社中心。去安定醫院，不得不承認自己脆弱；去人社中心，不得不麵對自己是個勞動者，又很渺小。”
因性侵造成精神疾病被認定工傷的情況不常見，不過也並非沒有先例。2017年，湖南長沙，一名女工值夜班時去衛生間路上，遭遇一男子性侵。因女工反抗，男子性侵未遂，女工則因此確診為應激相關障礙。人社部門不予認定工傷後，女工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二審兩級法院都認為，女工構成工傷。二審判決指出，《工傷保險條例》沒有將精神傷害結果排除在外，隻要傷害結果與受到的暴力傷害有因果關係，就符合認定工傷要素。
如何認定精神疾病與性侵間的因果關係？在津南區人社局受理崔麗麗的申請3個月後，崔麗麗被通知進行一次鑒定。在一間辦公室裏，麵對鑒定專家、人社局工作人員，還有公司一方代表等十多人，崔麗麗再次講述了她的遭遇。
每次重新講述，對崔麗麗來說，都是二次傷害。晚上閉上眼，眼前總會出現那條事發的酒店走廊。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她的身體還是止不住地顫抖，連帶著桌上的咖啡杯也震動起來。即便如此，她還是決定繼續說。她不再有羞恥和內疚，取而代之的，是對施害者的憤怒。
心態發生轉變，可以精確地定位在2024年6月5日晚上。那時，她剛開始在天津市安定醫院接受治療，工傷申請還沒有被受理。
當晚近10點時，曾雅刷微博時注意到了一條熱搜，“女子出差被老板強奸 隔壁房客錄下關鍵證據”。文章裏，化名為“袁琳梅”的受害者經曆與崔麗麗完全吻合。她把鏈接轉給了崔麗麗。
崔麗麗留意到，這篇刊登在《方圓》上的文章，作者之一正是此案檢察官謝軼。在微博上，這篇文章有兩億多瀏覽量，九千多條評論，五十多萬人點讚。
從晚上近十點，到第二天淩晨四五點，崔麗麗沒睡覺，翻完了所有評論。這之前，隻有丈夫、曾雅、辦案人員和心理醫生知道到底經曆了什麽。評論區，有人鼓勵她，“主動報案，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有人支持她後續爭取賠償；也有人心疼她，“什麽都沒做錯，卻丟了工作，丟了健康”。
“網友們救了我。”崔麗麗說。第二天，她聯係上謝軼，說此前自己每晚都會失眠，看到熱搜後，也失眠了。不過，這次跟以往不一樣。她想的是，這麽多陌生人給了她鼓勵，要更好地活下去，要更勇敢地做些什麽。
6月11日，她向一家報社的報料郵箱發了郵件，接受采訪。從記者那裏，她知道了伊藤詩織，也了解到一些性侵、性騷擾的案件。
伊藤詩織是日本首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2015年4月4日晚上，她在醉酒後被職場前輩山口敬之性侵。警方宣布因證據不足，對此案不予刑事起訴。之後，伊藤詩織又提起了對山口敬之的民事訴訟。2019年12月28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做出裁決，判定伊藤詩織勝訴。
接受采訪那天，回到家，崔麗麗把自己關進房間，用四個多小時時間看完了伊藤詩織記錄自身經曆的書《黑箱：日本之恥》。
崔麗麗說，以前的自己是個“工作狂”，除了汽車圈內的事，不大關心社會上發生了什麽。讀完伊藤詩織的書，她感覺同遠方的人有了連結。她不再是一個人。
2024 年8月12 日，報道出爐。這回，稿子裏的人物不再是“袁琳梅”，而是崔麗麗。
當晚，她把近四十個客戶拉進微信群，往群裏發了封暫別信——在職場上，她已經消失近一年。暫別信裏，她提到自己發聲的初衷，“希望能為身處黑暗之中的職場姐妹一點力量，哪怕微薄！”
“我必將拿出開發業務之決心、毅力來為自己，也為千萬職場女性維權到底!”她在信裏寫道。
崔麗麗做過一個夢。夢裏，一個瘦小的男人在車流不息的馬路上騎自行車。沒有車給他讓路，他被撞倒了，一條腿被撞得飛起。他瘸著一條腿，繼續拚命地跑。這時，一輛車橫在了馬路中間，截住了後麵的車流。一個高大的男人下了車，對後麵的車喊，“你們看不到有人被撞了？”有的車停了下來，也有的繞了路。那個斷腿的男人，撿起他的斷腿，繼續往前跑。
她覺得，那個斷腿的男人就是她自己。“從事發開始，熟悉的人捅了我一刀又一刀，是陌生人救了我一次又一次。”
“戰爭”還沒完
崔麗麗繼續向前跑。工傷認定在2024年12月2日有了進展。她收到一份文件，上麵寫著，“崔麗麗同誌受到的事故傷害，屬於工傷認定範圍，現予以認定為工傷”。
“像打了雞血一樣”。拿到工傷認定，崔麗麗覺得，自己的狀態突然一下好起來了。“是不是以後就不用再去看心理醫生了？”她對吳東說。
下一步，就是同公司協商工傷治療的停工留薪期內賠償數額，協商不成再提起勞動仲裁。她計算了一下，最晚到2025年上半年，事情就能了結。
2025年1月21日，崔麗麗訴公司的勞動仲裁第一次開庭。庭上，崔麗麗才得知，公司不認可工傷認定結果，起訴了津南區人社局。在勞動仲裁開庭前一日，津南區法院受理了此案。
公司方提出中止仲裁，理由是勞動仲裁的審理，需要依據企業訴人社局案的結果。庭審進行了一個多小時，仲裁員便宣布休庭。
隨著事態發展，崔麗麗的病情總是反複，像海浪一樣起起伏伏。她的心理醫生說，她是自己從業生涯裏見過的最難治的病人。
新的刺激還在不斷發生。原本，對崔麗麗的治療已進入如何回歸社會的話題，勞動仲裁審理暫停後，她又陷入與傷害事件本身的抗爭。
2025年3月4日，仲裁重啟。天津市津南區勞動仲裁委認為，行政訴訟法規定，訴訟期間不停止行政行為的執行。所以，即使在行政訴訟期間，崔麗麗的工傷認定仍具有法律效力。
庭上，回憶起過去的傷害，失聲的軀體化反應又發生在崔麗麗身上。庭審結束後，她吃不下飯，也說不出話。為了挨過時間，她一個人躺在家裏二樓房間裏，連睡了兩天。
吳東告訴她，開庭當天，她發在社交平台上的視頻有上千萬瀏覽，近八十萬人點讚。這是她受到關注最高的一條視頻。流量是網友們“投”出來的。崔麗麗這才發現，她收到了不少平台推送，提醒她又有網友花錢為她“投流”。
她發不出聲來，就把那些“投流”信息都截了圖，做成視頻，配上文字，“感謝大家，等我回來”。一個個微小的支撐匯聚起來，結成一張密實的網，托起了她。
2025年3月24日，津南區勞動仲裁委作出裁決。仲裁委認為，德科智控公司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裁決雙方繼續履行合同，公司需支付崔麗麗停工留薪期工資、周六加班費、帶薪年假工資等共計113萬餘元。
這回，崔麗麗不再有拿到工傷認定時的激動。雙方的“戰爭”還沒完。按照仲裁規則，不服裁決的，可以在收到裁決書的15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
截止日期前，崔麗麗向津南區法院提交訴狀，除要求德科智控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資、加班費等費用外，還要求補償她來回杭州取證的交通費、住宿費等費用。公司方也起訴了她，認為解除勞動合同程序合法，公司無需賠付停工留薪期工資。
2025年5月17日，南方周末記者聯係德科智控，希望了解對此事的處理情況。崔麗麗曾經的直屬領導表示，案件正在審理，不便接受采訪。
2024年4月23日，崔麗麗到天津市安定醫院接受治療。（視覺中國|供圖）
回不去了
又一個春天在等待案子進展的日子裏溜走了。在小區裏散步，看著嫩綠的葉子抽出來，又長成翠綠，崔麗麗有些失落：世界還在照常運轉，而自己停在原地。
大多數時候，她都獨自待在家中二樓書房，那是她的“安全屋”。除了醫院，她很少出門。去步行10分鍾就能到的菜場買菜，她都會一次囤上一周的量。
吳東給她定了個目標，早上兩人一塊開車送女兒上學，然後他再把她送回家。坐在車裏一來一回，就算是她一天的社交了。即便如此，大多數時候她都用各種理由推脫：不舒服、起不來，去的頻率得按月算，“一個月一兩次”。
吳東覺得，要是妻子能在家玩玩遊戲、看會兒肥皂劇放鬆一下，那也行。但她總在書房裏整理資料、錄製短視頻、回複私信。社交平台推送給她的內容，又總精準地與她的境遇相關。
在家裏，一些小事就能引發一場激烈的衝突。比如，女兒上床睡覺時沒把拖鞋擺好，東一隻西一隻的，又或者，女兒沒把睡衣收納到合適的位置，都能讓崔麗麗崩潰，大喊大叫。和家人相處時，那些“狗脾氣”總是不受控地湧上來。
“拿我們出氣唄。”吳東有些無奈。他同女兒說，媽媽現在狀態脆弱，要理解她。女兒也不多說話，隻是回應“知道了”。女兒還在上小學，她到底能不能理解媽媽，吳東也不知道。
他時常感到焦慮。有一次，心理醫生給崔麗麗谘詢完後，把他叫進治療室，想和他聊聊。他拒絕了，“我不承認我有病”。
2024年年末，夫妻倆有過一次爭吵。吳東還是希望妻子能回歸以前的行業。她在汽車業積攢了大把資源，無論是回去找工作，還是創業，都會有可觀的收入。就這麽放棄，不值得。
“我不可能當作什麽也沒發生，又去跑業務。”崔麗麗說。
“怎麽不可能？”吳東反問。
“你說怎麽不可能？我走到哪都是一個被強奸過的女人。”
吳東抽了自己一巴掌。
現在，他不太想未來的事了。他自己做生意，事發後，他把大多數精力轉向家庭。他負責接送孩子上學，每周陪妻子去醫院，還要處理案子的事。他們沒有聘律師，他是崔麗麗的訴訟代理人。
冷靜下來，吳東覺得，還是得有耐心，“不能正過著火車呢，你就非要過這路口。再急，也得等火車過完。”
火車什麽時候能過完呢？在妻子麵前，吳東不太表露自己的情緒。他對妻子說，慢點就慢點吧，官司打得越久，她的影響力就越大，能做更多的事。
前不久，崔麗麗到北京參加了一檔視頻訪談節目。錄製時，她“哭得稀裏嘩啦”。回家後，回想起那天的表現，崔麗麗總覺得不滿。她不想賣慘，可不知怎麽的，麵對鏡頭總是控製不住情緒。
吳東安慰她，錄製時的狀態才是真實的她，不總是堅強，是“一邊脆弱，一邊堅強”。她承認這一點，可她還是覺得，得聯係節目組，再補錄一段。她希望自己能更平靜、更理性地為女性爭取權益。但她又害怕憤怒消失，讓自己失去抗爭的心氣。
在社交平台上，她還擔起了托住別人的角色。和她有類似經曆的女孩給她發私信，詢問自己該怎麽辦。她們大多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孩，甚至還有未成年人。她們不敢告訴家人，也找不到其他社會救助渠道。要不要報警？怎麽搜集證據？
崔麗麗想，等自己狀態再好些，自己可以去高校、企業演講，讓更多人了解職場性侵害。“我們的入職教育，會講進工廠要穿安全鞋、戴安全帽，但沒有人告訴你，遭到性騷擾應該怎麽做。”
清明節假期，她同丈夫、女兒去爬山。
路上，有人認出了她：“你是麗麗姐嗎？”
“不是。你認錯了吧。”她趕緊搖了搖頭。
回去路上，丈夫調侃她，怎麽不大大方方地承認，再問問對方“要不要拍張合照？”
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這段對話時，崔麗麗難得哈哈大笑。她說，總有一天，她會更大膽地站出來。故事還會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