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頂尖高校比作學術的“大廠”，那麽文科院係就像其中的“邊緣事業部”。在學術產值和資源分配中，文科往往處於劣勢。專業被裁撤、招生名額減少、預算被削減，文科教師們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優化”壓力。

你做的事，價值在哪裏？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壘，建立了核心競爭力？這一連串被當成大廠“黑話”的質問，如今也懸在高校文科教師頭上。

KPI越來越高，專業之間實行“末位淘汰”，35歲年齡危機，都讓好不容易“上岸”的文科教師重新被推到海浪之中。

自費帶學生做調查、發小禮品吸引學生參加講座以進行“學科建設”，在整個社會要求“文科”自證價值的存在主義危機下，高校教師的“自證”就顯得更加荒誕無力。

01 “大廠”邊緣人

對於985大學的文科老師來說，送別同事早已不算什麽稀罕事。

上個月，張執一喝了頓散夥酒，主角是他們人文社會科學院一位沒通過“非升即走”考核的同事。酒杯裏泛著些許遺憾，共事6年，同事論文頗多，隻差一個國家級項目就能達到晉升要求。今年他中了項目，但是沒趕上職稱評審的截止日期，無奈隻能離開。

學院老領導為此掉了幾滴眼淚，覺得沒照顧好自己人。過了幾天，這位離職的前同事，在南方某211高校找到教職，直接聘上了副教授。這至少意味著他暫時從考核壓力中解脫了出來。看到他開始在朋友圈發旅遊照片，張執一和其他還在苦熬的年輕同事們，反而羨慕了起來。

原來“被優化”也可以是種福報。同樣是6年多前，張執一從海外博士畢業，加入了現在這所高校。他怎麽也沒想到，自己踏入的會是“學術大廠”。

作為高校“卷王集中營”，他所在的城市大學多，人才引進力度大，競爭也激烈。就像應屆生擠破頭也要進大廠，大學亦是學者們職業生涯期許的歸宿。“安家費、職稱承諾等著去兌現”，但拿到入場券後，張執一才慢慢明白：學校給的每一分投入，都明碼標價等著產出回報。

這是“大學的企業化”，他悟出來了，大家都是給學校打工的。企業有35歲年齡危機，大學也有35歲申請青年基金的門檻。科研項目是大學老師考核、晉升的重要指標。這十年來，張執一的學院因為“非升即走”，走了十幾個人。現在已經發展到，很多女同事隻有評上了職稱，才敢懷孕生孩子。

量化考核是大廠職工的常態，高校教師現在也不例外。連知識生產都與KPI緊緊掛鉤了——論文數量、課題成果、教學課時，每一項都有明確的數據要求。更嚴峻的事實是，在這個“學術大廠”裏，貢獻較少學術GDP的文科，漸漸淪為了更“邊緣”的存在。

▲現在的高校教師，除了教學任務還有更多KPI。圖 / 視覺中國

這是張執一覺得心酸的地方，他所在的學校，一年數十億科研經費，“理工科項目經費動輒幾千萬元，文科院係隻夠其中的零頭”。他的專業每年都要帶學生去外地進行暑期實踐，學校沒有經費支持，張執一隻能用個人經費資助學生的吃、住、行，費用加起來超過了5萬元，用他的話來說便是，“花自己的錢，為學校培養人才”。

為了學科建設，他得像完成OKR一樣拚命推進其他工作。連軸轉的那幾天，他3天內接待了4波人，都是學院領導邀請的各路知名學者來講座交流。一次講座前，他發現能坐40多人的會議室空空蕩蕩，於是急忙喊學生救場，後來班幹部私下提議，“老師，要不以後改成強製性參會，或者給來聽講座的同學發點文創禮品？”

整個文科都籠罩在一股寒意中，這已經形成一種社會性的潮流。

教育資源越來越向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集中，文科專業成了被裁撤最多的領域。張執一的學校就開始在文科專業內部進行“末位淘汰”，取消了不少生源質量靠後、就業率差的專業學位點。“學校要求我們必須自己砍專業，會評估培養效果、就業情況等，排名最末尾的就有可能被淘汰。”

以文科著稱的複旦大學，在今年建校120年之際，迎來了一場教育教學改革，今年2月底，複旦大學校長金力在春季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表示，複旦大學將調整文科招生比例，從30%-40%降到20%。“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信號”，張執一參加學術會議，聽說還有好幾所頭部高校在壓縮文科規模，文科預算也“砍了上億元”。經費在削減，但考核還要加碼，“降本增效”終於落在了文科教師頭上。

部分文科教師會麵臨“失業”的風險。每日人物獲悉，某中部工科院校撤銷法學學位點後，老師們分流到了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大學語文教研組。他們退無可退，畢竟，思政課、大學語文和大學英語這些公共課，是大學文科的“底線”。由於有很多文科專業直接並入了馬克思主義學院，還有人調侃“理科轉碼，文科轉馬”。

▲越來越多文科老師開始轉入大學的公共課堂。圖 / 視覺中國

在更多普通學校，文科教師的處境或許更具有普遍性。“工作的‘牛馬感’很強，”黎紅說，她是某二本學校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老師。最近，教育部的學科評估讓他們焦頭爛額。學校提前一年就開始為考核做準備，老師們翻遍櫃子，找出了近3年的教學材料。抽查時，院領導繃著一張臉，把辦公室主任嚇得不敢吭聲。

這一切都關係到學校的生存，也關乎老師們的飯碗。黎紅所在的學校，文科專業肉眼可見地萎縮。就在張雪峰火起來的這兩年，新聞和廣告專業，從鼎盛時期的百人大班，縮水到勉強湊齊40人。“網絡與新媒體”因為“看起來新一點”，招生還不錯。就像學校前幾年把“信息工程學院”改成“人工智能學院”一樣，隻是恰恰踩準了風口。

就業嚴峻也是事實。整個學院，八成的學生考研、考公，隻有極少數人進了企業。黎紅負責把就業率“控製”在80%以上，她挨個聯係畢業生，告訴他們，“學校可以幫忙蓋（公司）章，不影響應屆生身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專業的就業率低，也是這個專業在社會上的需求量、認可度、競爭力在走低的象征。

目睹了文科行情的變化，當有即將畢業的學生猶豫著來問張執一考研方向的選擇時，他的第一反應是，“趕緊選個能賺錢的工作吧”。作為沿著文科學術道路走出來的學生、老師，這個下意識的回答讓他冒出了冷汗。

02 如何自證價值？

這幾年的大廠敘事裏，“自證價值”幾乎成了每個懸浮在係統裏的組織和個體最大的焦慮。你做的事，價值在哪裏？你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壁壘，建立了核心競爭力？這一連串被當成大廠“黑話”的質問，如今也懸在高校文科教師頭上。

博士畢業那年，張執一不會想到，自己找工作的經曆，其實已經預示了他未來的處境。

他以宗教學學者的身份回國找教職，過程並不算順利。他先是拿到零星幾所學校的offer，但都沒有編製。後來，他剛好碰到現在這所學校往綜合性院校轉型，對文科專業有需求，於是成了被最後一批“大規模招聘”納入的人，進了社會學主導的學院。

宗教學這樣的學科在國內高校的學科布點很少，再加上學科的研究周期長、產出慢、發表難，逐漸被貼上了“養閑人”的標簽。“不生產論文，這是會拖累學院學術生產的”，那時他就聽見這樣的聲音了。

綜合性院校裏的文科學院，就像大廠裏“隻花錢不掙錢”的部門，現在再也不能一直耗錢了。張執一所在學校的校領導發明了個詞，叫“庫存經濟”。學校財政預算在減少，學院難以從中獲得額外的撥款，隻能依靠現有的人力和資源去“盤”。“如果能搞起來就繼續搞，搞不起來就慢慢‘死’掉”，這是校領導傳達的意思。

於是，文科老師和文科學院，都麵臨著一種自證壓力——大家需要不斷展示自己對學校、對社會有產出、有實際貢獻，以此證明自身的價值和必要性。

張執一看到，有學校的文科學院為了創收，開始麵向社會開設“研學班”。例如新聞學院開創“人工智能人才培訓班”、曆史學院設立“領導力提升研修班”，社會學院也開辦了“研學夏令營”。他想到自己曾掏錢帶學生做暑期實踐，而這類“研學班”收費幾千元到幾萬元，就能順勢幫學院提供一些補貼。他所在的院係，一些大佬級別的老師，拉到政府的橫向項目，這也能為學院增加收入。

▲張執一為了申請國家項目，加入到青年人燒香的隊伍。圖 / 講述者提供

對更多老師來說，證明“產值”的方式就是努力發論文。

學術研究也得緊跟熱點、擁抱市場。張執一每次申請課題，都會看到“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社會治理”等，那些符合國家戰略的選題，總是最熱門的方向。“隻有選擇學校認定的優勢發展方向，研究才能得到相應的經費支持。”潮流的變化也很快，人工智能火了以後，連哲學、中文和曆史等傳統文科，也都得跟AI有所結合，以此獲得合法性。

“學術大廠”裏，最受優待的是理工科老師。有老師戴著“海外優青”的帽子回國，直接被聘為正教授。他們手握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實驗室裏招滿了打卡“上班”的學生。而如今，文科也興起了“有組織科研”，導師們將底下的博士、碩士還有本科生聚在一起，各自分工，“就像流水線那樣寫論文，確保每個人每年都能發幾篇期刊論文，集體為院係發展積累成果”。

就這樣，不願被邊緣化的文科，也漸漸套上了工科思維。羅巍炎在某高校做博士後，作為一名文科生，他理解這種轉變的合理性。“原來都是苦行僧式的、思辨的質化研究，現在都是講究數字的量化研究。”對於年輕學者來說，量化研究可以更快出結果，發表也更公平和客觀。但他還是覺得有些不對勁，“寫論文如果隻是為了發表和評上職稱，那麽論文就被異化了”。

他感受到一種氣氛的變化。在以前讀博的文科學校，老師和學生都很鬆弛，大家隨口的聊天都充滿了洞見。但如今，人們評價那所學校，總會提到它的老牌和沒落。而說起他現在所在的工科學校，大家都會豎起大拇指。兩所學校的咖啡館分別叫“湖畔咖啡”和“滿績咖啡”，這仿佛是一種隱喻。確實有一些東西在發生改變，學術評價裏，數量和結果總是那麽顯眼。同行聚會時，人們開啟的第一個話題常是，“誰又發了多少篇C刊、多少篇S刊”，而不是“他寫了什麽”。

張執一跟同事之間的交流算多，一個讓他意外的發現是：論文發得多的老師，比發不出論文的老師更加焦慮。“一年發4篇的人，想的是今年發了這麽多篇，明年不能比今年差，後年還想發得更多。”焦慮是層層遞進的，會隨著他們的高產而不斷往上堆。

▲文科教師也會因為發不出論文而倍感焦慮。圖 / 視覺中國

無形之中，也是教師們自己把職稱評定的門檻越抬越高。“那些發了頂刊的學者，會有點看不上次一級的期刊，也不太理解沒發出來的人為什麽這麽慢。”張執一知道，按照勞動社會學的觀點，當員工都開始“自我激勵”“自我規訓”，這正是“企業”最想看到的。

在這種自證價值的環境中，有人焦慮，有人漂浮不定，也有人看清規則後，選擇放棄。在某一本學校新聞傳播學院任教的斯萬，連續4年申報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都沒有成功。“30多位老師申報，但每年學院能夠出校的名額隻有一兩個，哪怕是輪流，需要輪多少年才能把每個人都輪到？”在新聞傳播領域，輿論機製、國際傳播、集體記憶等是熱門的選題。而他是做理論和思想史研究的，跟主流還有些距離。

後來他想通了。他不想寫“命題作文”，更不想讓專家去評判他的研究是否有價值。他決定不再迎合評審口味，而是做自己的研究。隻是沒想到，因為論文發在了頂刊，又拿到了省級獎，他“意外”評上了副教授。進入新的三年考核期，他沒再怎麽研究考核要求。大不了薪資少一點，反正他不再別扭了。

03 大廠、中廠、小廠

大學變成“學術大廠”，或許從高校本身的強等級秩序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國內學界許多學科每年都有年會，開會時學術大佬們山頭林立，有的分論壇都是同一個師門的人。張執一作為海歸不屬於哪個圈子，好在有些朋友還願意帶著他玩，所以他會在朋友們所屬的論壇來回轉悠。有一次，他在一個會場聽到同行開了一句玩笑，“學界大佬寧願跟頭部院校的講師說話，也不願搭理一個二本院校的院長”。

圍牆是一點點構築起來的。對大學教師來說，能一路走窄路進入高校，他們無疑都是“讀書的料”，實現了某種階級躍升。而現實是，越是在象牙塔的頂端，光環越大，考核、標準與章法也越多。

如果把985高校看作“大廠”，那麽211高校，以及普通本科，則是“中廠”“小廠”。

進入頂尖的“學術大廠”，就得當一個全能的“牛馬”。張執一說自己算“卷”，剛入職時，他每天雷打不動寫論文，晚上待到圖書館閉館，這跟學生沒什麽差別。有幸在考核期內評上副高，但壓力並沒有因此減輕。

▲繁重的論文壓力，大學老師也會在學校的圖書館待到閉館。圖 / 視覺中國

做科研，不光要有論文和項目，還得拿到科研成果獎；教學上，不僅得讓學生滿意，還要有教學成果（如教材、教學成果獎、授課競賽獎）；職稱評審的要求越來越高，“破五唯”（破五唯：打破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曆、唯獎項的評價標準）以前是不要求出書的，現在專著也成了必需品。“以前是唯項目、唯論文，現在不唯這些了，變成了什麽都要，全方位地卷。”

不論是“青椒”還是大佬，大家都會被考核。今年3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61歲的特聘教授李力，因為不滿學校將其聘期考核評為不合格，在朋友圈發了一個“罪己詔”。有網友總結中南財大的考核標準：一位二級教授，需要在4年聘期內，至少發6篇C刊、1到2篇A刊。而一位法學的四級教授，則至少要發4篇C刊和2篇B刊。即使完成4年的聘期考核，也隻是“不被降薪或者解聘”，等待他們的還有下一個4年的輪回。

正因為感覺頂尖學校的壓力太大，很多老師甘願從“大廠”跳去“中廠”。就像斯萬所說，他在目前的一本學校，尚能找到比較舒服的狀態。沒有太高壓的學術考核，他反而能做一些教學改革的嚐試。

有一門講新聞生產的課，沒有教材，也沒有傳統的知識體係支撐，他帶了兩個學期都感覺不適應。於是他改了課程，變成了對《南方周末》《新聞調查》，還有普利策新聞獲獎作品的研讀，再讓學生獨立操作自己的作品。還有一門課，他直接扔掉過時的課本，讓學生先做媒體的市場調查，再讓他們自己做賬號，以了解媒體的運營邏輯。20多個學生小組中，賬號視頻播放量高的到了300多萬。

▲大學教師們在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圖 / 視覺中國

不過這些創新在龐大的體製麵前有些微不足道。8年前，斯萬剛進入這所學校時，就聽領導提到，有些課程設置已經跟不上時代了。但培養方案四年才能調整一次，直到去年，學院才對課程進行了大規模換血。

整體上，高校的科層製管理跟不上市場發展的速度。他還感受到一種更深的教育分化：新聞班上，一個男生也沒有。相對弱勢的學科，女生正變得更多。他去不同學院監考時就發現，性別在文科、理科專業上基本已經固化。

“係統世界”入侵和殖民了“生活世界”。研究生課堂上，斯萬講過哈貝馬斯的理論。他很難不關聯到現實。如今的大學，就像一個“係統”，一個不斷運轉的“學術機器”。在這個環境中，務實、技術至上的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而人文關懷和價值理性卻在悄然退場。老師們疲於應付論文和各種指標，學生們則忙於卷績點、刷學分，備戰考研或考公。師生之間本該有的那些知識、思想交流卻越變越少。

如果去到“小廠”，還會發現很多赤裸裸的問題。和在互聯網公司類似，大廠人困於內部的高度競爭，小廠人則困於企業生與死的發展焦慮，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高校“小廠”也是，他們最焦慮的是生源的減少。

曾在某文科的考研輔導機構兼職過的羅巍炎發現，現在的文考考研人數，“不是腰斬，而是‘膝斬’”。疫情三年由於研究生擴招和出國留學受限，且因為“門檻”相對較低，還有一些人從理工科跨考文科，這三年竟成了文科考研機構的高光時刻。那時，幾千塊錢的全程班，都有大幾千個人報，“形成一種過熱的幻象”。如今考公超過考研，成了更穩妥的選擇。

當整體行情在下降時，“小廠”內部開始抓行政和管理。二本學校的網媒教師黎紅，工作包括但不限於：上課、開會、寫會議記錄、寫活動稿；查寢、查課，並記錄在班主任指導手冊上；收集招生材料、帶學生做輿情、錄製線上課堂。最麻煩的是帶畢業論文，學生的論文寫得天馬行空，除了錯別字、語病，AI率高，黎紅看到一位男生把學校的名字都寫錯，被氣笑了。

▲大學教師們也承擔了許多行政類的工作。圖 / 視覺中國

“機器”轉個不停，老師們“躺平”的傾向卻愈發明顯了。黎紅發現，那些有小孩的老師，都不想升副教授。畢竟，大家身上一半的行政任務，一半的教學任務，如果考核變嚴，工作更不會輕鬆。網媒係的“副係主任”位置一直是空缺的，它相當於一個虛職，得幫係主任承擔瑣碎的行政工作，辦公室裏誰也不願意做。書記挑中了一位老師，他因為很不開心，摔門就走了。

黎紅不是沒想過換工作，如果去更好的學校任教，她就得考博。到底是考博，還是直接找個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沒想清楚。於是，思考是否考博這件事，也變得功利了。她向朋友尋求建議，得到的回答令人沮喪：如果想跳槽，她還可以做小學老師、初中老師、高中老師，“好像是逃離不了老師了”。

04 漂浮的“小氣泡”

作為年齡“不上不下”，處於職業中期的學者，張執一這樣描述他們這一代學人的處境：往前看，前輩們曾享有學術發展的黃金期；往後看，年輕一代麵臨著極其殘酷的競爭壓力。在這個學術紅利逐漸消退的時代，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窗口期徹底關閉前，盡可能再握住一些東西。

的確是今非昔比。2000 年，全國博士畢業生數量僅1萬餘人，那時進入高校算容易，到 2022 年，博士畢業生的規模激增到了 8.23 萬，學術市場嚴重供大於求。人才過剩了。文科的教職崗位稀少，門檻更是“高”。每日人物獲悉，華東地區某211高校的一個文科專業，“手上沒有10篇核心期刊論文，簡曆關都過不了”。

那天喝完“散夥酒”後，張執一晚上10點才到家。情緒還沒來得及平複，他打開電腦，開始改第二天上課的ppt，一直做到了淩晨。他想起幾天前和一位海外的老同學聚餐，幾年沒見，對方很驚訝，覺得他的臉變腫了，黑眼圈也很明顯。他指著自己的脖子和腰，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都成了標配。學校工作持續的負擔，給身體留下了一堆小毛病。

高校老師也越來越像大廠人，吃“青春飯”，或者說，要盡可能在人生最黃金的階段，將自己的價值榨取到極致。

“25歲碩士畢業，30 多歲博士畢業，再從基層崗位從頭開始，所有的學術、工作重心都壓在人生最黃金的年齡段。”盡管他已經認清，這隻是一份工作，不會再“以學術為誌業”。但現階段最重要的事，還是得先升上教授。“上到正高就不想再玩這個遊戲了，沒有意思。這個學術體係就像是在給我們麵前掛一根肉骨頭，讓我們去拚命追逐。哪怕升到了教授，如果你還有野心，後麵還有長江學者、文科資深教授......”沒有盡頭。

回顧走上學術這條路，斯萬感慨萬千。他從中文係研究生畢業後，遇上報紙蓬勃發展，班上的同學都想去大型報業集團，他也有一顆想做專欄作家的心。他先是加入了南方某都市報，後來又調去了雜誌社，工作快10年，也蹉跎了好一陣。2012年，紙媒廣告整體下滑，人到中年，他不想再做了，決定辭職回家考博。

他喜歡理論研究，享受抽象思辨帶來的思維樂趣。他迷戀上了杜威，米德、哈貝馬斯、拉圖爾等人的理論，理解知識是如何積累的。雖然他認為，“思想史的闡釋對整個社會學是有用的”，但抽象的理論研究似乎很難具體反饋社會。斯萬漸漸發現，大家的興趣點不在這裏，他的文章並沒有激起什麽水花，也沒有太多人一起交流討論。雖然很喜歡這份研究，但一個現實是，他遇冷了。

在另一邊，很多高校文科教師在主動追求“熱”。他們或成為公共議題的發言人，或直接作為知識型“網紅”，在播客、社交媒體上談論青年人的焦慮、當代社會的內卷，這樣獲得了越來越強的可見性，也收獲了很多共鳴。

▲文科大學教師正在追求轉型，開設大型公開課。圖 / 視覺中國

這種反差頗具意味：一方麵，象牙塔裏，文科專業的師生，麵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而另一方麵，在社會上，年輕人卻愈發渴望從人文社科知識中尋求精神慰藉。人類學家項飆的“重建附近的生活”理論，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梁永安等關注年輕人焦慮問題的表達，長期在社交平台上被傳遞。

張執一是這樣理解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似乎承載著人們理想的寄托和過去的鄉愁。人們向往像人類學家一樣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耐著性子做研究，也是對“生活更慢一點”的渴求。

他重新想到學生的那個問題，如果考研，到底選擇哪個專業？他說，知識本身是珍貴的，學習這些學科沒問題，但如果想把它們作為謀生的手段，那就是兩碼事。“單純做研究誰都喜歡，但要考慮到把書裏的東西跟田野結合，生產自己的知識才是難的。還有，你的研究到底是誰在買單呢？”

斯萬形容高校老師如今的狀態，就像被拋入茫茫大海，隨波漂流。每個人都得尋找自己的錨點。上完課後，他通常坐半小時地鐵回家。先吃頓飯，再陪孩子玩耍。看一集長劇，讀文獻到深夜，再去睡覺。他一直想寫一本通俗的專著，現在已經開始了。他意識到，這件事和他當年想做專欄作家的理想是相通的。

疫情時，周遭的生活一團亂。學校停課，同事們為線上教學和科研的任務奔忙。在那個特殊時期，他又想到了哈貝馬斯說的，人們是通過不斷的互動實踐交往，構造了各種意義世界。他把整個世界想象成由許多“大氣泡”“小氣泡”組成，如果外在的無情力量壓製到個體身上，可以躲到小世界裏麵去對抗它們。

回想起近十年的記者時光，印象最深的還是與流浪漢聊天的那個下午。那是一個陰雨天，斯萬穿著夾克，拿著筆和本，坐在流浪漢旁邊。馬路邊的人走來走去。他問流浪漢，你為什麽不去救助站？他一直記得那個回答，流浪漢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他想要自由，所以願意承擔這種自由的代價。

做自己自由的研究，就是斯萬編織的一個意義世界。在這裏，他常常感到自在和快樂。就算外麵的狂風暴雨很無情，“文科寒冬”與唱衰的聲音此起彼伏，那個巨大的“機器”也依然轟鳴，“但對我來說，它們都突然變得沒有多大的意義和色彩了，不是嗎？”他這樣反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