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性別地位的演變正在重塑婚育結構。
舊腳本的婚姻強調男要低娶，女要高嫁，這裏的高低體現在婚姻雙方的經濟地位、工作、學曆水平、家庭背景方方麵麵。傳統認為，高嫁低娶的婚姻組合更穩定，女性更易接受婚後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的妻子、母親、兒媳角色，並為此心生滿足。
但現在，低嫁的女性數量超過了高嫁女性。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卿石鬆基於妻子出生於1940-1994年的12523對夫妻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的變化，發現妻子學曆低於丈夫的中國傳統學曆“梯度婚”正在減少。而“女性學曆向下婚”比例逐年提高，並在最年輕的出生隊列——妻子出生於1990-1994年——中超過了高嫁低娶的傳統“梯度婚”。
是什麽驅動了婚配方式的轉變？而這種新的夫妻教育匹配結構又會對家庭生育決策帶來什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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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輕夫妻群體中，女性學曆更高學曆“梯度婚”減少，很大程度源於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
近20年，普通本科招生中女性比例不斷提高，2008年首次超過男性，之後不斷攀升。2023年高考，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錄取女性學生294.8萬人，占全部新生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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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入婚育年齡的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超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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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石鬆的研究發現，從85後夫妻開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她們的配偶，這一差距在90後妻子的婚姻學曆匹配中被進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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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學曆水平如何影響結婚意願？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同一適婚年齡段，學曆越低，結婚的越多，學曆越高，未婚比例越高。這一特征在女性身上更為明顯。以20-24歲為例，超過一半的初中及以下學曆女性已經結婚、離異或喪偶，而同學曆男性的比例僅為18.8%。而到碩士、博士水平，兩性在各年齡段未婚率接近。
在碩士學曆層中，20-39歲各年齡段均呈現出總體未婚女性人數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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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愛情婚姻腳本衝突但糾纏的另一個體現是，兩性雙方，尤其是女性，仍然麵臨幾千年的集體意識、文化傳統和現代性思想喚起的自我意識的對抗和碰撞。
世紀佳緣發布的《2022-2023中國男女婚戀觀報告》顯示，在高中及以下、大專、大學本科三個受教育程度上，適婚男性發生婚戀年齡焦慮的比例均高於女性。僅有學曆在碩士及以上時，適婚年齡的女性的婚戀年齡焦慮比例超過男性。
女碩士，女博士，很長一段時間裏在婚戀市場上與“大齡剩女”“滅絕師太”等負麵型詞語等同。社會期待的女性職責——相夫教子——與大眾認知中生產力的代表——高受教育水平——產生衝突，無形中也擴大了高學曆女性的婚戀年齡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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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曆在擇偶標準中重要性的減弱也是“女性學曆向下婚”超過傳統“梯度婚”的原因之一。
根據中華女子學院周旅軍等人2023年對雲相親平台的研究，個人品質和情投意合是男女均最看重的擇偶指標，但女性更看重配偶的經濟條件，男性更看重外貌，學曆則均排在擇偶標準的最後兩個參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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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張大學文憑已經不意味著社會地位和衣食無憂，學曆在婚戀市場讓位於經濟條件和門當戶對，也不乏更現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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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婚配結構的變化如何影響生育？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卿石鬆的研究還發現，在不同學曆層次的同質婚（夫妻為同一學曆層次的婚配，如本科+本科，碩士+碩士）中，受教育水平和生育子女數量之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也就是說，學曆越低，生育越多。
此外，相較於傳統的梯度婚和同質婚，妻子學曆高於丈夫的“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更低。
數據或許暗示，受教育程度較高或相對丈夫較高的女性在生育決策上具有更大的議價空間。“當她們感知到自己的權益在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下未得到充分保障時，如仍需承擔大量家務勞動和看顧兒童的責任時，可能會選擇限製生育數量。”卿石鬆在研究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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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理解為什麽學曆水平會影響女性的生育選擇，這裏可以引入一個概念——母職懲罰，指在工作場所，職場媽媽在薪酬、認可度、福利方麵相對於未生育的女性會遭遇更多劣勢。而在收入維度上，“母職懲罰”這體現為就業率、有償工作時間和工資水平的下降。
經濟學人大中華區前總裁劉倩和北京大學教授趙耀輝、張曉波曾在《性別經濟學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中，推算2022年中國女性承受“生育懲罰”的具體金額。她們以丹麥等國的研究為基準，結合前一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收入增長、平均生育年齡和直到退休為止生育懲罰年限，推算金額。
僅收入損失一項，每名選擇生育的女性工人即麵臨57萬的“生育懲罰”。其中，城鎮居民的平均“生育懲罰”為77萬，農村居民為31萬。這一數字在一線城市更為顯著，以北京為例，生一個孩子的女性“生育懲罰”為122萬，上海為127萬。
而伴隨著家庭住房、生育和養育成本的急劇上升，女性在家庭經濟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妻子高學曆或相對丈夫學曆較高的家庭，更容易在做出生育決定時，考慮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
數據體現的積極一麵是，卿石鬆的研究發現，從“70後”夫妻開始，“女性向下婚”相較於“傳統梯度婚”在生育方麵的劣勢在統計上已不再顯著。作者認為，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尋求家務外包
或配偶協助方麵通常具有更強的議價能力，雙薪家庭模式也能夠有效的緩解生育帶來的機會成本增加問題。
“這一轉變似乎暗示著，隨著社會的經濟進步和性別角色、家庭分工觀念的演變，生育機製可能正在經曆深刻的變革。”卿石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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