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我的老板入獄後，同事們都疏遠了我

1年多前的一次出差被性侵，令40歲的崔麗麗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她的社交媒體充溢著她的自述——被性侵、報警，接著立案，最後成功將性侵當事人，也是她老板的那個人送入監獄。看上去，她永遠感到憤怒，像一個鬥士般有力量。

2024年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來自天津有關部門的工傷認定書。那個落款蓋有“工傷認定專用章”的決定書寫到：崔麗麗同誌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五）項之規定，屬於工傷認定範圍。

認定工傷決定書

短短幾行字，花費了患上創傷性應激障礙（PTSD）的崔麗麗7個月。而從全國範圍來看，這也是極其罕見的勝利。曾代理“廣東第一例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知恒（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雅清聽聞她的經曆，感慨道：“太震驚，太厲害了，她怎麽會想到去認定工傷呢？”

多年來，相關律師與學者都在推動“發生職場性騷擾後，用人單位也應承擔責任”的認知。但這些努力還未在實踐中大範圍見效。丁雅清說，有時候，光是把用人單位放到被告席，就花了律師很大力氣。

崔麗麗的戰爭卻是全靠自己。她谘詢過很多當地律師，都以沒有司法先例和法條為由勸她放棄。她於是自己找資料，寫認定材料，找有關部門。秉持的信念是，我國工傷條例雖然沒對精神侵害有明確的規定，但也沒有明令禁止。

表麵來看，如今的她大獲全勝。但在過去1年多裏，誰也不知道一係列的動作讓她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因為被老板性侵想去報警，她被踢出公司群聊。據辦案檢察官透露，為了維護公司利益，同事們也遠離了她，供詞紛紛倒向了有利於公司的一方。

2024年4月，堅持要認定工傷後，她被公司以曠工為由裁員。她後來到精神科專科醫院就診，才發現自己原來患了PTSD。

崔麗麗患PTSD的診斷證明書

這不隻是一個性侵受害者受到創傷的故事。崔麗麗有自己屬意的故事版本：一個女性在遇到職場性騷擾時，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了自己的權益。

現在，她做到了。

01

酒醉漩渦

很長時間，崔麗麗都記得那天晚上，她還清醒時的一切細節。她說了什麽，吃了什麽，對方說了什麽……日料店裏的商務飯局，對她而言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清晰得讓她痛苦。

那是2023年9月22日。她在杭州出差期間，遭遇到了“一生都不可能忘記的事”。

原定，這是一場重要的飯局，她和團隊即將與拉鋸了1年多的國內汽車巨頭進行成果匯報。如果一切順利，這不僅是她自2022年6月加入公司以來，拿下的最重要客戶，也是該公司在乘用車領域零的突破。

9月22日，20點，身為銷售總監的崔麗麗，與老板錢軍抵達約好的日料餐廳。飯局開始1小時許，21時10分，她收到了錢軍的兩條微信消息：“你陪著多喝一點，我快掛了。”“後勁大啊。”

錢軍發給崔麗麗的信息

後來的案卷材料顯示，不勝酒力的崔麗麗約22時趴在桌上睡著了，期間一直處於醉酒昏睡狀態。錢軍於第二日（9月23日）淩晨1時，將她帶進他的房間。

睡著以後，當晚的事情，無論她怎麽逼自己，也無法記起來。

再度擁有完整記憶，已是第二天淩晨四五點。她睜開眼，發現自己全身赤裸，衣物散亂一地。轉頭一看，雙人標間的另一張床上躺著隻穿著內褲的錢軍。

她哭了出聲，慌亂地穿上衣服，逃一般跑出了房間。接下來1年多時間，崔麗麗還時常被這一幕所折磨：酒還沒完全醒的她，跌跌撞撞地走向隔壁自己的房間。她幾度刷卡，無論怎麽擰門把手也打不開房門，最後她坐在地上抽泣。

事發之後，為了見客戶，愛幹淨的她洗了澡，也洗了衣服。斷片的她希望從錢軍口中得知事件經過，於是第二天等待錢軍開完會，她禮貌地詢問，“昨晚我喝多了以後發生了什麽？”那時候，她在微信還尊稱對方“您”。

對方淡定地解釋，昨晚她四處嘔吐。他好不容易把她帶回酒店後，發現沒法刷開她的房門，於是將她帶回了自己的房間。他還稱，崔麗麗嘔吐到了床上，所以才脫了她的褲子。

接下來的多日，感到不適的崔麗麗強撐著工作。這時候的她已經無法放過自己。無論何時，她的腦子被一個麵對錢軍難以啟齒的問題所折磨：為什麽她被脫光了衣服？

無法說服她的“真相”驅使她行動。10月3日，崔麗麗抵達杭州，以找丟失的手串的緣由報警，要求查酒店監控。此後，她又從酒店人員口中，獲得了與錢軍描述有很大出入的說法。

案卷材料顯示，錢軍一直保持強硬態度，從傳喚到案，一直到起訴階段，“均否認與崔麗麗發生性關係並拒絕認罪認罰”。

事件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以還原。判決書載明，涉案酒店前台經理供述稱，醉酒當天，其曾經提示錢軍，崔麗麗的房間在哪兒，並詢問是否需要幫忙，錢軍拒絕了。

監控顯示，他從未試圖將崔麗麗送回房間，而是抱著不省人事的她，徑直走向自己的房間。前台經理回憶說，兩人進入房間後，其曾讓保安敲門，想讓他把她送回房間，但未獲得錢軍理睬。之後，前台再度給錢軍致電，詢問是否要幫忙把崔麗麗送回房間，“（他）說不用，直接把電話掛了”。

監控顯示，錢軍將崔麗麗抱進他自己的房間

而打掃房間的保潔也在庭審中作證稱，當晚房間床上沒有嘔吐物。

事發後第三天，丈夫吳東收到了崔麗麗的微信。她說自己很憋屈，把事件經過全都告訴了他。吳東當即意識到，妻子遭受到了性侵，讓她不要猶豫，立刻去報警。

但那時，崔麗麗始終被自責纏繞，她怪自己喪失了記憶，也擔心責怪錯了人。為此，夫妻倆產生了分歧，冷戰了好幾天。

反複糾結多日，距離被酒後性侵18天後，2023年10月10日，崔麗麗與丈夫吳東到杭州報警，直指公司創始人、博士學曆的錢軍涉嫌強奸。

時隔1年多後，2024年1月，天津的暖冬裏，吳東告訴南風窗，他對妻子第一時間告訴自己的事，一直感到敬佩。“換作是我，都不一定有勇氣說出來。可能就會默默忍過去。”

02

還手

最終讓崔麗麗決意報警的，還是對方居高臨下的態度，這帶給她憤怒。

她曾試圖在10月6日給錢軍機會，讓他解釋事情原委，得到的仍是他的矢口否認。

雙方交涉不成，崔麗麗表示要報警。很快，直屬領導鄭美作為中間人給她微信傳話。“他還是希望你來提具體要求，他來考慮。”鄭美傳達說。

這些話徹底將她激怒。她清楚，一旦提條件，很可能被對方以敲詐勒索的罪名糾纏。更重要的是，她意識到雙方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他以為你既然找他談，隻是因為你想要條件。而其實我隻是想要真相。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侵犯我。”

那時候的她，每晚睡覺都會被噩夢驚醒。夢裏經常是漆黑一片，或者下著瓢潑大雨，她在絕望之中，尋找她當時落在錢軍房間裏的鞋子。

纏繞她的夢魘，忘不掉，甩不開，於是她選擇還手。從小時候起，家裏告訴她的都是“出門在外不要惹事，但遇事也不要認慫”。“我媽最常說的話是，不要當個窩囊廢。”

這是一個來自普通家庭最樸素的教育。崔麗麗記得，從小起，父親是十裏八鄉的“名人”。當時，高中文化的父親因為遭遇不公善於“告狀”，為自己的父輩成功平反，而在當地聞名。許多遇到事的普通百姓會跑來家中求助，父親則會義務教人如何打官司，一聊就是一夜。

她眼中的父親既剛強，懂法律，同時他又是有智慧、有策略地進行反抗。1990年代，崔麗麗上高中時，父親曾因幫人出主意，遭到當地人的打擊報複，頭腦被打開了花。她記得自己哭著跑去醫院，見到父親頭上掛著綁帶和網子，坐在病床上。父親還和她開玩笑：“你看我（的頭）搞笑不搞笑？”

她責怪父親沒有保護自己。而他說：“替別人說話的時候總會有人反對你，如果要怕這些，你什麽都做不了。”

母親在一旁，臉也被對方摳紅了，卻也幫腔說道：“他打你爸，我也摳他。別人打你的時候你就要還手。”

或許是因為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崔麗麗在此後的數次談判和交涉時，都沒有低頭。

崔麗麗和直屬領導表示，自己一定要將錢軍繩之以法

2023年10月30日，警方正式立案後，到案的錢軍反咬崔麗麗酒醒後，因擔心自己工作業績不好被開除，所以主動勾引他。他並未承認兩人之間發生關係。

而據檢察係統機關刊物《方圓》雜誌的報道，檢方披露，錢軍提交了很多資料，以證明崔麗麗是因為工作不稱職，擔心被辭退，通過勾引誣陷要挾報複老板，索要高額補償費。以前的同事、領導，很多為了公司能順利上市，都選擇站在了她的對立麵。

公司的投資人也同步對崔麗麗進行勸說和威脅。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11月，有股東曾勸她，要以大局為重。“還是要以公司利益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響。任何公司，最難的都是一把手，太難了。”

一個半小時後，上述股東再次發消息，“公司層麵，要感謝你對公司的勤勉付出。股東層麵，大都是資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啦。”

公司股東勸說崔麗麗以公司利益為重

崔麗麗仍然是不妥協。“我一直吊著那股勁，我覺得我不能被他們這麽給打敗。”

幸運的是，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在2023年11月，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幫助她找到了關鍵證據。

2024年4月2日，錢軍被判犯強奸罪，處有期徒刑4年，賠償崔麗麗經濟損失3000元。

這一天，崔麗麗一個人在家裏，得知了判決結果，她激動地癱坐在地上，哭了一個下午。直到晚上丈夫回家，她平靜地告訴了吳東判決結果。

當時的吳東以為，生活終於要回歸平靜了。

03

代價

此前從未承認發生關係的錢軍沒有再上訴，判決生效了。

性侵事件的影響卻沒有隨之結束，崔麗麗開始陷入一個更大的漩渦中。這一次，沒有類似公檢法的強力部門能夠幫助她了，而她的丈夫吳東，也曾感到無法理解她。

庭審期間，崔麗麗已經顯得恍惚，2023年冬的一天，她在路上不小心摔倒，摔斷了左手，無法親自出庭作證。

辦案檢察官從一個側麵解釋了崔麗麗的壓力，他告訴《方圓》，“此案發生在公司上下級之間，從案發到判決，被告人都拒不認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潑了很多髒水，讓她在已經受到心理創傷的時候背負罵名，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行為實在是惡劣。”

2024年4月，勝訴的判決書，不但沒讓崔麗麗感到高興，反而讓她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個結果將錢軍釘在了恥辱柱上，也讓失去當晚記憶的崔麗麗像被判了刑一樣恥辱。

她很難向他人解釋，這樣的恥辱感如何成立、如何折磨。吳東記得她當時的狀態，整天悶在房間裏，像個偏執狂，“腦子裏隻想著（如何複仇）這一件事”。自從被老板性侵後，每當崔麗麗情緒激動、瀕臨崩潰時，吳東是那個默默陪伴，給她出主意的人。

但這次，他也有點無法理解她了。崔麗麗記得，兩人在此後爆發了一次最激烈的爭吵。那是在2024年6月。當時，一家美國企業向她拋出了橄欖枝，但考慮到了自己仍想繼續抗爭，以及還沒恢複的精神狀態，她拒絕了。

吳東對她的抉擇感到很不解。過往的相處讓他以為，妻子作為曾經的女強人，渴望早日回到職場。

“現在已經跟3月份的我完全不一樣了，隻不過你不知道。”崔麗麗情緒激動地說道。吳東表達不理解後，她說：“對於我來說區別很大。我走到哪都是個被強奸的女人，我被打上了這樣的一個烙印。”

“他就說我愚昧，他說在他的心裏，（不管）被強奸還是沒被強奸，你還是你。”崔麗麗回憶。

但吳東也清楚，即使理性主義多麽占優，一切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他回憶，自2023年9月至今，妻子的狀態起伏不定，“比較混亂”，時而憤怒，時而抑鬱，時而好轉。

崔麗麗在心理門診就診

性侵案件發生在熟人之間，妻子於是無法信任周圍環境。從前熱情開朗、愛組局的她不見了，她變得愛窩在家裏，每天研究各類性侵案子。

崔麗麗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以前，她一個人走南闖北，從沒害怕過什麽。現在，她長期在家裏呆著，知道了吸塵器應該如何倒灰，連馬桶怎麽擰螺絲都知道。

職場、同事、朋友……曾經給予她滋養與力量的“外部世界”，突然變得不一樣，不可信任。她被放在了一個大的對立關係中，而她隻孤身一人，處在孤獨的另一邊。

“一種很無奈的感覺。每天還是沒有希望。”一貫理性的吳東評價說，“這個事對她影響太大了，每天總要麵對崩潰的時刻。”

04

唯一的路

在丈夫的勸說下，2024年4月23日，崔麗麗哭哭啼啼地走進了天津市安定醫院。醫生診斷認為，她不是得了抑鬱症，而是得了創傷應激障礙，俗稱PTSD。從此，崔麗麗每周二拿藥、周五找醫生問診，吳東都陪在她身邊，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崔麗麗這才理解，為什麽她變得連地鐵、高鐵都不敢搭，看到街道上的“酒店”二字就害怕。采訪期間，她與記者一起搭電梯，看到有一位男性進入，後來她說，她不自主地想到“這個人會不會突然傷害我們？如果是你一個人搭電梯，他會不會傷害你？

這樣的狀態讓她無法出外工作，家裏近一年沒太多收入。

要負起責任的，不應該隻是錢軍一個人。

早在性侵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後，崔麗麗就認為，自己受到的侵害屬於工作範圍內的事，公司也有責任。她希望自己的事能被認定成工傷。

她有簡單的法律常識，知道工傷認定的首要條件是“三工”，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她認為自己都符合。2023年12月，等待判決期間，她開始打各類熱線電話，谘詢有關部門——一個女性在職場遭遇性侵害後，該如何認定工傷？

最終得到的回答是，她需要等刑事案件出結果後，才能開啟工傷認定手續。

2024年4月，她情緒崩潰，加重病情的“導火索”也是這個。當時，她想要公司配合她認定工傷程序。沒想到，多次要求協商後，公司最終給出了個方案——補發她半年的工資，再加上一個2N違法解除的補償。這些條件滿足的前提是，她不再申報工傷。

對於公司的提議，崔麗麗不同意。她堅信的是，工傷認定是她應得的，在工作期間受侵害，公司當然要負責任。

她理應得到這筆錢，拿來給自己治病。

聽到她的反對意見後，公司方當場從包裏掏出了解除合同通知書。這樣的舉動再度讓她被激怒。通知書寫著，她因沒請假、曠工被裁。

這一次，她打算和強硬的、置身事外的公司剛到底。

丁雅清律師告訴南風窗，在我國，性騷擾領域律師都希望推動，用人單位應承擔員工被職場性騷擾的責任。我國新修訂的民法典也規定，用人單位在防止和製止性騷擾方麵有相應責任和義務。但是，至於沒有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的公司究竟會負有什麽責任，沒有明確規定。

收到裁員通知的當天下午，憤怒的崔麗麗跑到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進行勞動仲裁。她又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社中心），申請將她性侵受到的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之後，她還找了當地婦聯和工會，想找到追究公司的辦法。

崔麗麗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無一例外，她都碰了壁。婦聯與工會隻能去公司走訪，做情況調研。吳東與她理性地分析後得出結論，認定工傷之路，是唯一一條沒有前人趟過但可行的路。

此時的她還沒意識到，她正在為一件了不起的事克服重重障礙。

05

為自己的戰鬥

帶著巨大的憤怒與傷痛，決意認定工傷、打勞動仲裁的崔麗麗開始谘詢天津當地律師。他們無一不以司法沒有先例為由，對她表示悲觀。她還記得有位同齡的女律師，聽聞她的案例說，“你都40了，而且你做銷售工作這麽久，一個這樣的事情就會把你打擊成這樣了？”

總之，多數律師和她的價值觀不同。“他們並不是覺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和屈辱，要幫我維權討個公道。如果隻是想迎合我，那我寧可不要。”

她隻能選擇自己為自己戰鬥。丈夫也要工作，沒法幫她。她獨自看各類普法帖子，蹲律師的線上直播。而早在判決出來的幾個月前，左手骨折的她，就一邊用唯一可用的右手，一邊把過往能搜集到的工傷認定判例都找了出來。

但無一例外，我國此前從未有完全一樣的案例，即職場被性侵後將受到的精神侵害認定為工傷的。律師丁雅清也證實，我國法律極少有將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的先例，一般而言，工傷認定的是對身體上的侵害。

崔麗麗搜尋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和她最像的是一位湖南長沙的大姐。她在值夜班時被一位臨時工強奸未遂，因此患上了PTSD，被認定了工傷。

但與崔麗麗不同，大姐的工傷認定由企業主導。“但我因為侵害人是老板，沒有人幫你，全都是自己。”

另一處讓她有些擔心的是，《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明確規定，醉酒屬於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之一。她於是花了大量功夫論證，自己醉酒是因為銷售工作的需要，也因為老板對她的直接指示。

2024年7月初，天津市安定醫院對崔麗麗的精神狀況做出會診，認定了她的PTSD病情。

7月16日，她把一遝目錄總計有十幾項的工傷認定材料交給了人社中心，裏麵包括出差申請，出差報告，微信聊天記錄，醫院診斷，以及過往的工傷判例等。在每一份材料左上角，她都貼好了便利簽，方便工作人員檢索。

十幾項工傷認定材料

辦事人員拿到材料都感慨，“不愧是銷售總監，做事太有條理”。

工傷認定期一般為兩個月。但在2024年9月，變故再度發生。崔麗麗收到通知，認定工傷的兩個月的時限需先終止，理由是，目前無法證明她的PTSD是因為她被性侵直接導致的。

她須再度參與專家會診，重新鑒定。

漫長的程序曾讓她一度崩潰。她記得清楚，10月、11月她先後進行了兩次精神認定。每次麵對三個專家，她都需要講述性侵事件的曆程。

有位專家曾問她，“你還願意說這個事嗎？”

“我不願意。我如果不是為了治病，如果不是為了維權，我一輩子跟誰都不想講。”崔麗麗說，“但是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的話，我就沒有出路，我就會變成一個廢物。”

好消息終於在12月份傳來。2024年12月2日，耗時7個月，崔麗麗拿到了因職場性侵的認定工傷決定書。拿到紙質決定書時，丈夫在開車，讓崔麗麗把全文朗讀出來給他聽。

崔麗麗拿到認定工傷決定書

她起初很平靜，但讀著讀著，她開始哽咽，泣不成聲。7個月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相當於國家也認可了我受到的侵害”。

06

回歸正常之路

現在，一切看上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工傷的成功認定，崔麗麗變得更有信心了。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網上，主動要求記者實名采訪。許多人呼她是典範，說這不隻是麗麗的戰爭，更是女性的戰爭。

1月，南風窗記者在刮風的天津見到崔麗麗時，她和視頻裏顯現得不太一樣。2個月前，她剛參加了一檔線上訪談節目。那時的她帶著無法姑息的憤怒，說話也經常哽咽。“我就是要複仇啊。我不複仇對不起我打拚了17年，才有了我今天的位置和成就。我不複仇，對不起我的過往。”

現在，崔麗麗把長發梳成了馬尾，顯得精神又利落。私下的她更平靜，透露著一種對旁人溫柔的體察力——吃飯時，她時刻觀察別人杯裏的水有沒有空。哪怕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她也會關注來訪者的反應，“這塊經曆也觸發了你（的創傷）嗎？”

她的發聲開始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交媒體上，她每天至少收到2～3條私信，都是被性侵或性騷擾經曆困住的女性來找她。去年7月，之所以決定發聲，是因為她看到自己的檢察官在《方圓》雜誌發表了她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評論區鼓勵她，讓她感受到被人支持的力量。現在，她也想用自己的經曆，鼓勵那些和她一樣被性侵打壓過的女性。

訪談節目被將近3億人看到，實現了崔麗麗發聲的初心，她想讓更多人了解職場女性的處境及堅韌

如今的崔麗麗，被很多人定義成“幸運的”，而1年多前的那次刑事案件，結果也的確如此——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2023年11月，檢察官在監控中發現，崔麗麗被錢軍抱進房間1個小時後，曾有位房客在他們房門短暫停留。檢察官於是冒著雨到酒店偵查。

正是這位隔壁房客，錄下了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那天夜裏淩晨1時，他睡不著覺，聽見隔壁房間傳來了床在挪動等劇烈聲響。他走到錢軍房間門口，錄下了1分多鍾的音，最終證明崔麗麗被性侵。

一切巧合得幾乎天衣無縫。此後，工傷認定的路，很多人也為崔麗麗所在的是天津而感到幸運。“如果換一個地方，換到一個小城市，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

她當然自知是幸運的，但無論如何，她都想強調，“我不感謝這場經曆”。崔麗麗說，“如果可以，我情願回到以前，我還是一個無名之輩在努力地工作，過著很平靜的生活。但是，一切沒有辦法。”

現在，她正學著與痛苦的創傷共處。她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遺忘，於是目標變成了，平靜地接受它湧入記憶，讓它像身體長了良性腫瘤一樣，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4年12月，聖誕節期間，上小學的女兒讓她去開家長會。崔麗麗當時正成為輿論人物，不想出現在熟人圈子裏。

但有主見的女兒還是堅持讓媽媽去。見拗不過她，崔麗麗把她被性侵的經曆，以及接受采訪的事情，全都告訴了女兒。

聽罷，女兒很淡定。“沒事媽媽，”她對崔麗麗說。

“你就去學校，不要戴口罩。我們班沒有人會說你什麽的，我的老師也不會說。”

這次，崔麗麗沒有戴口罩，第一次出現在了熟人圈子之中。

神奇的是，當她真正站在了熟人圈子裏，她也沒感到害臊。她能察覺到有人認出她來，知道她是性侵認定工傷案的當事人。但這也沒什麽。“我並不希望他們支持我，但我相信，人們都有最樸素的價值觀，如果我沒有被侵害，沒有被不公（對待），我能站出來嗎？”

現在，她還想繼續戰鬥，帶著更多的愛、支持與力量。1月21日，崔麗麗對公司提起的勞動仲裁案開庭審理，她將為落實工傷待遇繼續爭取，繼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