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多前的一次出差被性侵,令40歲的崔麗麗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她的社交媒體充溢著她的自述——被性侵、報警,接著立案,最後成功將性侵當事人,也是她老板的那個人送入監獄。看上去,她永遠感到憤怒,像一個鬥士般有力量。
2024年12月3日,崔麗麗收到了來自天津有關部門的工傷認定書。那個落款蓋有“工傷認定專用章”的決定書寫到:崔麗麗同誌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五)項之規定,屬於工傷認定範圍。
認定工傷決定書
短短幾行字,花費了患上創傷性應激障礙(PTSD)的崔麗麗7個月。而從全國範圍來看,這也是極其罕見的勝利。曾代理“廣東第一例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知恒(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雅清聽聞她的經曆,感慨道:“太震驚,太厲害了,她怎麽會想到去認定工傷呢?”
多年來,相關律師與學者都在推動“發生職場性騷擾後,用人單位也應承擔責任”的認知。但這些努力還未在實踐中大範圍見效。丁雅清說,有時候,光是把用人單位放到被告席,就花了律師很大力氣。
崔麗麗的戰爭卻是全靠自己。她谘詢過很多當地律師,都以沒有司法先例和法條為由勸她放棄。她於是自己找資料,寫認定材料,找有關部門。秉持的信念是,我國工傷條例雖然沒對精神侵害有明確的規定,但也沒有明令禁止。
表麵來看,如今的她大獲全勝。但在過去1年多裏,誰也不知道一係列的動作讓她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因為被老板性侵想去報警,她被踢出公司群聊。據辦案檢察官透露,為了維護公司利益,同事們也遠離了她,供詞紛紛倒向了有利於公司的一方。
2024年4月,堅持要認定工傷後,她被公司以曠工為由裁員。她後來到精神科專科醫院就診,才發現自己原來患了PTSD。
崔麗麗患PTSD的診斷證明書
這不隻是一個性侵受害者受到創傷的故事。崔麗麗有自己屬意的故事版本:一個女性在遇到職場性騷擾時,運用法律手段,維護了自己的權益。
現在,她做到了。
01
酒醉漩渦
很長時間,崔麗麗都記得那天晚上,她還清醒時的一切細節。她說了什麽,吃了什麽,對方說了什麽……日料店裏的商務飯局,對她而言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清晰得讓她痛苦。
那是2023年9月22日。她在杭州出差期間,遭遇到了“一生都不可能忘記的事”。
原定,這是一場重要的飯局,她和團隊即將與拉鋸了1年多的國內汽車巨頭進行成果匯報。如果一切順利,這不僅是她自2022年6月加入公司以來,拿下的最重要客戶,也是該公司在乘用車領域零的突破。
9月22日,20點,身為銷售總監的崔麗麗,與老板錢軍抵達約好的日料餐廳。飯局開始1小時許,21時10分,她收到了錢軍的兩條微信消息:“你陪著多喝一點,我快掛了。”“後勁大啊。”
錢軍發給崔麗麗的信息
後來的案卷材料顯示,不勝酒力的崔麗麗約22時趴在桌上睡著了,期間一直處於醉酒昏睡狀態。錢軍於第二日(9月23日)淩晨1時,將她帶進他的房間。
睡著以後,當晚的事情,無論她怎麽逼自己,也無法記起來。
再度擁有完整記憶,已是第二天淩晨四五點。她睜開眼,發現自己全身赤裸,衣物散亂一地。轉頭一看,雙人標間的另一張床上躺著隻穿著內褲的錢軍。
她哭了出聲,慌亂地穿上衣服,逃一般跑出了房間。接下來1年多時間,崔麗麗還時常被這一幕所折磨:酒還沒完全醒的她,跌跌撞撞地走向隔壁自己的房間。她幾度刷卡,無論怎麽擰門把手也打不開房門,最後她坐在地上抽泣。
事發之後,為了見客戶,愛幹淨的她洗了澡,也洗了衣服。斷片的她希望從錢軍口中得知事件經過,於是第二天等待錢軍開完會,她禮貌地詢問,“昨晚我喝多了以後發生了什麽?”那時候,她在微信還尊稱對方“您”。
對方淡定地解釋,昨晚她四處嘔吐。他好不容易把她帶回酒店後,發現沒法刷開她的房門,於是將她帶回了自己的房間。他還稱,崔麗麗嘔吐到了床上,所以才脫了她的褲子。
接下來的多日,感到不適的崔麗麗強撐著工作。這時候的她已經無法放過自己。無論何時,她的腦子被一個麵對錢軍難以啟齒的問題所折磨:為什麽她被脫光了衣服?
無法說服她的“真相”驅使她行動。10月3日,崔麗麗抵達杭州,以找丟失的手串的緣由報警,要求查酒店監控。此後,她又從酒店人員口中,獲得了與錢軍描述有很大出入的說法。
案卷材料顯示,錢軍一直保持強硬態度,從傳喚到案,一直到起訴階段,“均否認與崔麗麗發生性關係並拒絕認罪認罰”。
事件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以還原。判決書載明,涉案酒店前台經理供述稱,醉酒當天,其曾經提示錢軍,崔麗麗的房間在哪兒,並詢問是否需要幫忙,錢軍拒絕了。
監控顯示,他從未試圖將崔麗麗送回房間,而是抱著不省人事的她,徑直走向自己的房間。前台經理回憶說,兩人進入房間後,其曾讓保安敲門,想讓他把她送回房間,但未獲得錢軍理睬。之後,前台再度給錢軍致電,詢問是否要幫忙把崔麗麗送回房間,“(他)說不用,直接把電話掛了”。
監控顯示,錢軍將崔麗麗抱進他自己的房間
而打掃房間的保潔也在庭審中作證稱,當晚房間床上沒有嘔吐物。
事發後第三天,丈夫吳東收到了崔麗麗的微信。她說自己很憋屈,把事件經過全都告訴了他。吳東當即意識到,妻子遭受到了性侵,讓她不要猶豫,立刻去報警。
但那時,崔麗麗始終被自責纏繞,她怪自己喪失了記憶,也擔心責怪錯了人。為此,夫妻倆產生了分歧,冷戰了好幾天。
反複糾結多日,距離被酒後性侵18天後,2023年10月10日,崔麗麗與丈夫吳東到杭州報警,直指公司創始人、博士學曆的錢軍涉嫌強奸。
時隔1年多後,2024年1月,天津的暖冬裏,吳東告訴南風窗,他對妻子第一時間告訴自己的事,一直感到敬佩。“換作是我,都不一定有勇氣說出來。可能就會默默忍過去。”
02
還手
最終讓崔麗麗決意報警的,還是對方居高臨下的態度,這帶給她憤怒。
她曾試圖在10月6日給錢軍機會,讓他解釋事情原委,得到的仍是他的矢口否認。
雙方交涉不成,崔麗麗表示要報警。很快,直屬領導鄭美作為中間人給她微信傳話。“他還是希望你來提具體要求,他來考慮。”鄭美傳達說。
這些話徹底將她激怒。她清楚,一旦提條件,很可能被對方以敲詐勒索的罪名糾纏。更重要的是,她意識到雙方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他以為你既然找他談,隻是因為你想要條件。而其實我隻是想要真相。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侵犯我。”
那時候的她,每晚睡覺都會被噩夢驚醒。夢裏經常是漆黑一片,或者下著瓢潑大雨,她在絕望之中,尋找她當時落在錢軍房間裏的鞋子。
纏繞她的夢魘,忘不掉,甩不開,於是她選擇還手。從小時候起,家裏告訴她的都是“出門在外不要惹事,但遇事也不要認慫”。“我媽最常說的話是,不要當個窩囊廢。”
這是一個來自普通家庭最樸素的教育。崔麗麗記得,從小起,父親是十裏八鄉的“名人”。當時,高中文化的父親因為遭遇不公善於“告狀”,為自己的父輩成功平反,而在當地聞名。許多遇到事的普通百姓會跑來家中求助,父親則會義務教人如何打官司,一聊就是一夜。
她眼中的父親既剛強,懂法律,同時他又是有智慧、有策略地進行反抗。1990年代,崔麗麗上高中時,父親曾因幫人出主意,遭到當地人的打擊報複,頭腦被打開了花。她記得自己哭著跑去醫院,見到父親頭上掛著綁帶和網子,坐在病床上。父親還和她開玩笑:“你看我(的頭)搞笑不搞笑?”
她責怪父親沒有保護自己。而他說:“替別人說話的時候總會有人反對你,如果要怕這些,你什麽都做不了。”
母親在一旁,臉也被對方摳紅了,卻也幫腔說道:“他打你爸,我也摳他。別人打你的時候你就要還手。”
或許是因為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崔麗麗在此後的數次談判和交涉時,都沒有低頭。
崔麗麗和直屬領導表示,自己一定要將錢軍繩之以法
2023年10月30日,警方正式立案後,到案的錢軍反咬崔麗麗酒醒後,因擔心自己工作業績不好被開除,所以主動勾引他。他並未承認兩人之間發生關係。
而據檢察係統機關刊物《方圓》雜誌的報道,檢方披露,錢軍提交了很多資料,以證明崔麗麗是因為工作不稱職,擔心被辭退,通過勾引誣陷要挾報複老板,索要高額補償費。以前的同事、領導,很多為了公司能順利上市,都選擇站在了她的對立麵。
公司的投資人也同步對崔麗麗進行勸說和威脅。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11月,有股東曾勸她,要以大局為重。“還是要以公司利益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響。任何公司,最難的都是一把手,太難了。”
一個半小時後,上述股東再次發消息,“公司層麵,要感謝你對公司的勤勉付出。股東層麵,大都是資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啦。”
公司股東勸說崔麗麗以公司利益為重
崔麗麗仍然是不妥協。“我一直吊著那股勁,我覺得我不能被他們這麽給打敗。”
幸運的是,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在2023年11月,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幫助她找到了關鍵證據。
2024年4月2日,錢軍被判犯強奸罪,處有期徒刑4年,賠償崔麗麗經濟損失3000元。
這一天,崔麗麗一個人在家裏,得知了判決結果,她激動地癱坐在地上,哭了一個下午。直到晚上丈夫回家,她平靜地告訴了吳東判決結果。
當時的吳東以為,生活終於要回歸平靜了。
03
代價
此前從未承認發生關係的錢軍沒有再上訴,判決生效了。
性侵事件的影響卻沒有隨之結束,崔麗麗開始陷入一個更大的漩渦中。這一次,沒有類似公檢法的強力部門能夠幫助她了,而她的丈夫吳東,也曾感到無法理解她。
庭審期間,崔麗麗已經顯得恍惚,2023年冬的一天,她在路上不小心摔倒,摔斷了左手,無法親自出庭作證。
辦案檢察官從一個側麵解釋了崔麗麗的壓力,他告訴《方圓》,“此案發生在公司上下級之間,從案發到判決,被告人都拒不認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潑了很多髒水,讓她在已經受到心理創傷的時候背負罵名,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行為實在是惡劣。”
2024年4月,勝訴的判決書,不但沒讓崔麗麗感到高興,反而讓她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個結果將錢軍釘在了恥辱柱上,也讓失去當晚記憶的崔麗麗像被判了刑一樣恥辱。
她很難向他人解釋,這樣的恥辱感如何成立、如何折磨。吳東記得她當時的狀態,整天悶在房間裏,像個偏執狂,“腦子裏隻想著(如何複仇)這一件事”。自從被老板性侵後,每當崔麗麗情緒激動、瀕臨崩潰時,吳東是那個默默陪伴,給她出主意的人。
但這次,他也有點無法理解她了。崔麗麗記得,兩人在此後爆發了一次最激烈的爭吵。那是在2024年6月。當時,一家美國企業向她拋出了橄欖枝,但考慮到了自己仍想繼續抗爭,以及還沒恢複的精神狀態,她拒絕了。
吳東對她的抉擇感到很不解。過往的相處讓他以為,妻子作為曾經的女強人,渴望早日回到職場。
“現在已經跟3月份的我完全不一樣了,隻不過你不知道。”崔麗麗情緒激動地說道。吳東表達不理解後,她說:“對於我來說區別很大。我走到哪都是個被強奸的女人,我被打上了這樣的一個烙印。”
“他就說我愚昧,他說在他的心裏,(不管)被強奸還是沒被強奸,你還是你。”崔麗麗回憶。
但吳東也清楚,即使理性主義多麽占優,一切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他回憶,自2023年9月至今,妻子的狀態起伏不定,“比較混亂”,時而憤怒,時而抑鬱,時而好轉。
崔麗麗在心理門診就診
性侵案件發生在熟人之間,妻子於是無法信任周圍環境。從前熱情開朗、愛組局的她不見了,她變得愛窩在家裏,每天研究各類性侵案子。
崔麗麗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以前,她一個人走南闖北,從沒害怕過什麽。現在,她長期在家裏呆著,知道了吸塵器應該如何倒灰,連馬桶怎麽擰螺絲都知道。
職場、同事、朋友……曾經給予她滋養與力量的“外部世界”,突然變得不一樣,不可信任。她被放在了一個大的對立關係中,而她隻孤身一人,處在孤獨的另一邊。
“一種很無奈的感覺。每天還是沒有希望。”一貫理性的吳東評價說,“這個事對她影響太大了,每天總要麵對崩潰的時刻。”
04
唯一的路
在丈夫的勸說下,2024年4月23日,崔麗麗哭哭啼啼地走進了天津市安定醫院。醫生診斷認為,她不是得了抑鬱症,而是得了創傷應激障礙,俗稱PTSD。從此,崔麗麗每周二拿藥、周五找醫生問診,吳東都陪在她身邊,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崔麗麗這才理解,為什麽她變得連地鐵、高鐵都不敢搭,看到街道上的“酒店”二字就害怕。采訪期間,她與記者一起搭電梯,看到有一位男性進入,後來她說,她不自主地想到“這個人會不會突然傷害我們?如果是你一個人搭電梯,他會不會傷害你?
這樣的狀態讓她無法出外工作,家裏近一年沒太多收入。
要負起責任的,不應該隻是錢軍一個人。
早在性侵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後,崔麗麗就認為,自己受到的侵害屬於工作範圍內的事,公司也有責任。她希望自己的事能被認定成工傷。
她有簡單的法律常識,知道工傷認定的首要條件是“三工”,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她認為自己都符合。2023年12月,等待判決期間,她開始打各類熱線電話,谘詢有關部門——一個女性在職場遭遇性侵害後,該如何認定工傷?
最終得到的回答是,她需要等刑事案件出結果後,才能開啟工傷認定手續。
2024年4月,她情緒崩潰,加重病情的“導火索”也是這個。當時,她想要公司配合她認定工傷程序。沒想到,多次要求協商後,公司最終給出了個方案——補發她半年的工資,再加上一個2N違法解除的補償。這些條件滿足的前提是,她不再申報工傷。
對於公司的提議,崔麗麗不同意。她堅信的是,工傷認定是她應得的,在工作期間受侵害,公司當然要負責任。
她理應得到這筆錢,拿來給自己治病。
聽到她的反對意見後,公司方當場從包裏掏出了解除合同通知書。這樣的舉動再度讓她被激怒。通知書寫著,她因沒請假、曠工被裁。
這一次,她打算和強硬的、置身事外的公司剛到底。
丁雅清律師告訴南風窗,在我國,性騷擾領域律師都希望推動,用人單位應承擔員工被職場性騷擾的責任。我國新修訂的民法典也規定,用人單位在防止和製止性騷擾方麵有相應責任和義務。但是,至於沒有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的公司究竟會負有什麽責任,沒有明確規定。
收到裁員通知的當天下午,憤怒的崔麗麗跑到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進行勞動仲裁。她又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社中心),申請將她性侵受到的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之後,她還找了當地婦聯和工會,想找到追究公司的辦法。
崔麗麗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無一例外,她都碰了壁。婦聯與工會隻能去公司走訪,做情況調研。吳東與她理性地分析後得出結論,認定工傷之路,是唯一一條沒有前人趟過但可行的路。
此時的她還沒意識到,她正在為一件了不起的事克服重重障礙。
05
為自己的戰鬥
帶著巨大的憤怒與傷痛,決意認定工傷、打勞動仲裁的崔麗麗開始谘詢天津當地律師。他們無一不以司法沒有先例為由,對她表示悲觀。她還記得有位同齡的女律師,聽聞她的案例說,“你都40了,而且你做銷售工作這麽久,一個這樣的事情就會把你打擊成這樣了?”
總之,多數律師和她的價值觀不同。“他們並不是覺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和屈辱,要幫我維權討個公道。如果隻是想迎合我,那我寧可不要。”
她隻能選擇自己為自己戰鬥。丈夫也要工作,沒法幫她。她獨自看各類普法帖子,蹲律師的線上直播。而早在判決出來的幾個月前,左手骨折的她,就一邊用唯一可用的右手,一邊把過往能搜集到的工傷認定判例都找了出來。
但無一例外,我國此前從未有完全一樣的案例,即職場被性侵後將受到的精神侵害認定為工傷的。律師丁雅清也證實,我國法律極少有將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的先例,一般而言,工傷認定的是對身體上的侵害。
崔麗麗搜尋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和她最像的是一位湖南長沙的大姐。她在值夜班時被一位臨時工強奸未遂,因此患上了PTSD,被認定了工傷。
但與崔麗麗不同,大姐的工傷認定由企業主導。“但我因為侵害人是老板,沒有人幫你,全都是自己。”
另一處讓她有些擔心的是,《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明確規定,醉酒屬於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之一。她於是花了大量功夫論證,自己醉酒是因為銷售工作的需要,也因為老板對她的直接指示。
2024年7月初,天津市安定醫院對崔麗麗的精神狀況做出會診,認定了她的PTSD病情。
7月16日,她把一遝目錄總計有十幾項的工傷認定材料交給了人社中心,裏麵包括出差申請,出差報告,微信聊天記錄,醫院診斷,以及過往的工傷判例等。在每一份材料左上角,她都貼好了便利簽,方便工作人員檢索。
十幾項工傷認定材料
辦事人員拿到材料都感慨,“不愧是銷售總監,做事太有條理”。
工傷認定期一般為兩個月。但在2024年9月,變故再度發生。崔麗麗收到通知,認定工傷的兩個月的時限需先終止,理由是,目前無法證明她的PTSD是因為她被性侵直接導致的。
她須再度參與專家會診,重新鑒定。
漫長的程序曾讓她一度崩潰。她記得清楚,10月、11月她先後進行了兩次精神認定。每次麵對三個專家,她都需要講述性侵事件的曆程。
有位專家曾問她,“你還願意說這個事嗎?”
“我不願意。我如果不是為了治病,如果不是為了維權,我一輩子跟誰都不想講。”崔麗麗說,“但是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的話,我就沒有出路,我就會變成一個廢物。”
好消息終於在12月份傳來。2024年12月2日,耗時7個月,崔麗麗拿到了因職場性侵的認定工傷決定書。拿到紙質決定書時,丈夫在開車,讓崔麗麗把全文朗讀出來給他聽。
崔麗麗拿到認定工傷決定書
她起初很平靜,但讀著讀著,她開始哽咽,泣不成聲。7個月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相當於國家也認可了我受到的侵害”。
06
回歸正常之路
現在,一切看上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工傷的成功認定,崔麗麗變得更有信心了。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網上,主動要求記者實名采訪。許多人呼她是典範,說這不隻是麗麗的戰爭,更是女性的戰爭。
1月,南風窗記者在刮風的天津見到崔麗麗時,她和視頻裏顯現得不太一樣。2個月前,她剛參加了一檔線上訪談節目。那時的她帶著無法姑息的憤怒,說話也經常哽咽。“我就是要複仇啊。我不複仇對不起我打拚了17年,才有了我今天的位置和成就。我不複仇,對不起我的過往。”
現在,崔麗麗把長發梳成了馬尾,顯得精神又利落。私下的她更平靜,透露著一種對旁人溫柔的體察力——吃飯時,她時刻觀察別人杯裏的水有沒有空。哪怕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她也會關注來訪者的反應,“這塊經曆也觸發了你(的創傷)嗎?”
她的發聲開始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交媒體上,她每天至少收到2~3條私信,都是被性侵或性騷擾經曆困住的女性來找她。去年7月,之所以決定發聲,是因為她看到自己的檢察官在《方圓》雜誌發表了她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評論區鼓勵她,讓她感受到被人支持的力量。現在,她也想用自己的經曆,鼓勵那些和她一樣被性侵打壓過的女性。
訪談節目被將近3億人看到,實現了崔麗麗發聲的初心,她想讓更多人了解職場女性的處境及堅韌
如今的崔麗麗,被很多人定義成“幸運的”,而1年多前的那次刑事案件,結果也的確如此——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2023年11月,檢察官在監控中發現,崔麗麗被錢軍抱進房間1個小時後,曾有位房客在他們房門短暫停留。檢察官於是冒著雨到酒店偵查。
正是這位隔壁房客,錄下了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那天夜裏淩晨1時,他睡不著覺,聽見隔壁房間傳來了床在挪動等劇烈聲響。他走到錢軍房間門口,錄下了1分多鍾的音,最終證明崔麗麗被性侵。
一切巧合得幾乎天衣無縫。此後,工傷認定的路,很多人也為崔麗麗所在的是天津而感到幸運。“如果換一個地方,換到一個小城市,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
她當然自知是幸運的,但無論如何,她都想強調,“我不感謝這場經曆”。崔麗麗說,“如果可以,我情願回到以前,我還是一個無名之輩在努力地工作,過著很平靜的生活。但是,一切沒有辦法。”
現在,她正學著與痛苦的創傷共處。她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遺忘,於是目標變成了,平靜地接受它湧入記憶,讓它像身體長了良性腫瘤一樣,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4年12月,聖誕節期間,上小學的女兒讓她去開家長會。崔麗麗當時正成為輿論人物,不想出現在熟人圈子裏。
但有主見的女兒還是堅持讓媽媽去。見拗不過她,崔麗麗把她被性侵的經曆,以及接受采訪的事情,全都告訴了女兒。
聽罷,女兒很淡定。“沒事媽媽,”她對崔麗麗說。
“你就去學校,不要戴口罩。我們班沒有人會說你什麽的,我的老師也不會說。”
這次,崔麗麗沒有戴口罩,第一次出現在了熟人圈子之中。
神奇的是,當她真正站在了熟人圈子裏,她也沒感到害臊。她能察覺到有人認出她來,知道她是性侵認定工傷案的當事人。但這也沒什麽。“我並不希望他們支持我,但我相信,人們都有最樸素的價值觀,如果我沒有被侵害,沒有被不公(對待),我能站出來嗎?”
現在,她還想繼續戰鬥,帶著更多的愛、支持與力量。1月21日,崔麗麗對公司提起的勞動仲裁案開庭審理,她將為落實工傷待遇繼續爭取,繼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