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日：中美俄試圖重回帝國時代 實力重新瓜分世界

雅羅斯拉夫·特羅菲莫夫是《華爾街日報》的首席外交事務記者，他在專欄中寫道，二戰後，各國曾承諾打造一個更加平等和守法的世界。然而，如今美俄中正回歸舊模式，強國再度開始以實力施壓弱國。

1945年，戰勝的同盟國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聚會，共同起草了聯合國憲章。這份憲章為一個新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礎，旨在防止另一場世界大戰的發生。

憲章宣告所有國家享有平等權利，並承諾不再“以威脅或使用武力的方式，侵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與會代表們說，“大國的責任是服務世界人民，而不是支配他們。”

然而，如今這些崇高的原則看起來不僅陳舊，而且可能完全不再適用。世界似乎正回歸被認為自人類曆史開端以來的自然法則：“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隻能受製於人。”

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已經對烏克蘭進行了三年的侵略戰爭。不僅吞並了烏克蘭的部分領土，還試圖消滅獨立的烏克蘭。俄羅斯領導人公開談論對包括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在內的其他鄰國的野心。

中國，另一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不僅支持俄羅斯的戰爭機器，還在為奪取台灣的戰爭做準備，同時以對南中國海的主權主張威脅菲律賓和其他國家。

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已經開始發表帝國主義言論，多次威脅要吞並加拿大、格陵蘭以及巴拿馬運河區。

較小的國家也在效仿大國的行動。土耳其和以色列在阿薩德政權崩潰後，擴大了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阿塞拜疆威脅要消滅亞美尼亞，聲稱亞美尼亞建立在“曆史上的阿塞拜疆土地”上。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征服時代，”華盛頓特區保守派智庫美國理念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蘇曼特拉·邁特拉說。“大國再次成為局勢的主導者。有些國家已經早早意識到了這一點，有些國家還沒有，但它們也很快會認識到。”

當前帝國主義思維的複蘇，標誌著過去三十年冷戰後秩序的急劇逆轉。在蘇聯解體後，人們曾認為人類終於能夠按照一套普遍認可的規則生活，盡管在邊緣地區仍會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例外情況。

如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概念，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而聯合國的生存也變得日益不確定。

挪威外交部長埃斯彭·巴特·艾德在一次采訪中表示：“二戰結束80年後，這個體係是否還能被拯救，這是一個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需要什麽條件才能拯救它，或者它會被什麽取代。”

他還說：“我們中有一些人認為規則應該始終適用，我會說我的國家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國家認為規則大部分時候應該適用，但在影響到盟友時可以例外。而還有很多國家認為最好不要有這些規則，因為沒有規則的世界對它們來說會更容易應對。”

許多戰略家和外交官認為，世界正在回歸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之後在歐洲出現的“協和國會議”體係。在這個體係下，帝國彼此承認全球範圍內的勢力範圍，包括在這些範圍內壓迫和支配弱小國家和人民的權利。

基辛格曾讚揚這一體係，認為在近一個世紀內阻止了全球戰爭。1823年的“門羅主義”是這一理念的美國版，宣告了美國對美洲的霸權，同時拒絕卷入歐洲戰爭。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茨，本月描述當選總統特朗普的願景時稱其為“門羅主義2.0”。

俄羅斯總統普京經常提到的“多極化世界”，則反映了一種對19世紀帝國權力的相似懷念。德國外交官、前聯合國副秘書長沃爾克·珀爾特斯指出，“多極化”的概念，對渴望擺脫美國支配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吸引力，但實際上，會讓弱小國家的權力進一步被剝奪。

他說：“在全球層麵會有幾個極點，接著在地區層麵也會有幾個極點，會彼此之間達成協議，而這些協議的代價是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一個更加不平等且危險的世界。”

再次將全球劃分為勢力範圍的想法，對小國來說並不受歡迎。印度外交政策戰略家、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拉賈·莫漢說：“那些被劃入勢力範圍的國家不喜歡這種做法。這也是今天烏克蘭問題的根源之一，也是拉丁美洲問題的原因。你可以談論‘門羅主義’，但問題是如何管理？這隻能通過吸引和妥協來實現，而不是靠武力。”

全世界普遍認為，聯合國體係已經越來越過時。1945年，英國和法國作為二戰同盟國被設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擁有否決權。而像印度、德國、巴西和日本這樣的大國卻沒有這一權力。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有關改革的嚐試屢屢受阻。

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指出：“聯合國體係形成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還不是主權國家，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無法真實反映當今世界的現實。如果我們要執著於過去，那最好把眼睛長在後腦勺上，而不是額頭上，因為我們正在目睹現有世界秩序的消亡。”

在冷戰期間，聯合國被兩個對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作為合作工具，用於在利益一致的領域進行協調。這包括遏製傳染病、保護文化遺址，以及控製華盛頓和莫斯科都不希望升級的局部衝突。

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勝利者崛起，曆史的軌跡似乎不可避免地向自由傾斜。那時聯合國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結束了許多地區衝突，並為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的戰爭罪行設立了法庭。

1998年，在聯合國組織的一次羅馬會議上，大約120個國家簽署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確立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基礎。

但當國際刑事法院（ICC）觸及到與大國切身利益相關的衝突時，局限性變得顯而易見。2023年，國際刑事法院因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罪行起訴了普京，但這並未阻止這位俄羅斯總統在中國、越南和沙特阿拉伯受到禮遇。

去年10月，甚至連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也在俄羅斯喀山與普京握手並微笑合影，麵對鏡頭。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去年因在加沙地帶的戰爭罪行被國際刑事法院起訴，但他依然照常開展工作。在華盛頓，由共和黨控製的國會正推動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美國的製裁。

大國之間在聯合國的合作，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開始瓦解，並在2022年俄羅斯全麵入侵烏克蘭後徹底停滯。如今，安理會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陷入僵局，使聯合國基本上變得無關緊要。

“這個世界不是聯合國，而是一個個分歧的國家，”愛達荷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詹姆斯·裏施說。

然而，完全放棄聯合國為時尚早。

歐洲和平研究所執行主任、曾在索馬裏、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地區擔任聯合國高級外交官的邁克爾·基廷表示：“人們可能會重新回到聯合國——或者類似的機構，因為他們會經曆這樣一個痛苦的認識，聯合國可能很糟糕，但沒有會更糟。”

他說：“我隻是不知道還有什麽其他選擇，除了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