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國際的自行車部分從中國進口，還有一部分由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工廠生產。
2018年，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中國自行車征收關稅後，自行車製造商肯特國際的時任首席執行官阿諾德·卡姆勒看到該行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趨勢。
中國的自行車廠將其最終製造和組裝業務遷出中國，在台灣、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和印度建立了新的工廠。這些公司主要使用來自中國的零部件，生產的自行車可以直接出口到美國，無需支付從中國直接運來的25%的關稅。
卡姆勒說：“這些關稅帶來的淨影響是，中國工廠正在其它國家設立中國工廠，”他的公司的自行車部分從中國進口，還有一部分由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工廠生產。
卡姆勒表示，將這些工廠推向其它國家導致公司和消費者的成本增加，但並沒有增加美國的製造數量。他說，由於關稅，他不得不多次提高價格。
“沒有真正的收益，”他說，他的自行車是通過沃爾瑪等零售商出售的。“倒是很容易造成通脹。”
阿諾德·卡姆勒稱，由於特朗普2018年的關稅政策，他不得不多次提高肯特國際產品的價格。
在特朗普準備帶著對外國商品征收更多關稅的大規模計劃重返白宮之際，經濟學家和企業主們指出了他第一次征收關稅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
從2018年開始，特朗普對價值數千億美元的中國金屬、洗衣機、太陽能板和其它產品產品征收關稅。他的政府表示，這些措施將迫使企業在美國設廠。拜登總統選擇維持這些關稅中的大部分，並在電動汽車和半導體等戰略商品上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的關稅。
一些與中國廉價產品競爭的行業（如服裝和櫥櫃製造商）認為，這些關稅使美國製造商得以存續。
但對許多其它行業來說，關稅隻是刺激了全球製造業的重新洗牌，對加強美國生產或減少與中國企業的關聯沒有什麽作用。企業隻是把工廠轉移到了亞洲或拉丁美洲的其它低成本國家，而美國從這些國家的進口也激增。
一些公司切斷了與中國的關聯。但也有一些公司在將業務遷出中國的同時仍與中國保持著密切聯係。經濟學家稱，許多公司，無論是中國公司還是跨國公司，都繼續依賴中國的產品和零部件，而這些產品和零部件現在正從中國境外設立的工廠流入美國。
換句話說，一些中國產品隻是在運往美國的途中繞了些路，以求規避關稅。經濟學家表示，這非但沒有使全球供應鏈變得更堅固、更多樣化，反而可能會削弱它們，同時增加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
去上夜班的越南工廠工人。越南是貿易和投資的“連接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在今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貿易和投資正在通過她所稱的“連接國”轉向，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直接聯係的削弱效果。
這些連接國（尤其是墨西哥和越南）的作用“可能有助於緩解中美直接貿易脫鉤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戈皮納特說。“但這是否有助於分散風險和提高供應鏈的彈性，仍是一個未決問題。”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布拉德·塞澤爾表示，美國對華征稅的主要作用是鼓勵企業“想辦法繞過雙邊關稅”。
他說：“這會減少雙邊貿易，但不會影響全球貿易。”
塞澤爾還說，中國作為全球出口國的作用沒有減弱，美國作為進口國的作用也沒有減弱。隻是貿易的途經國發生了變化。
“盡管我們的直接雙邊貿易較少，但從全球意義上講，有一個順差國——中國，有一個逆差國——美國，”塞澤爾說。“我們仍然間接地相互關聯。”
貿易數據反映了這一點：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與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之間的差距從2018年的4170億美元縮小到2023年的2780億美元。雖然這一水平今年將有所反彈，但經濟學家表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關稅商品明顯減少。
中國江蘇省連雲港港。一位經濟學家稱，中國作為全球出口國的作用並未減弱
與此同時，中國的全球出口激增，美國與越南、台灣、墨西哥、加拿大和其它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經濟學家稱，其中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比以前包含了更多的中國零部件和原材料。
特朗普和他的顧問們盯上了中國產品進入美國的這些新後門。特朗普已提議對從中國進口的美國產品額外征收60%的關稅，並對來自其它地方的商品征收10%至20%的“普遍”關稅。
他和他的顧問們似乎還對他們與墨西哥重新談判達成的貿易協定（即《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心存疑慮。他們希望調整該協定的規則，以確保不會有更多的中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
但是，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抵禦全球公司的創造性應對方式，這些公司受到強烈的經濟動力刺激，希望保持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
在一個又一個行業中，中國公司在海外找到了立足點，從而繞過了與美國的貿易壁壘。例如，在美國對中國太陽能板征收高額關稅後，許多中國公司在東南亞開設了太陽能工廠。美國太陽能公司已提起貿易訴訟，籲請政府保護它們避免與這些工廠的競爭，並取得了成功。
墨西哥城的一家汽車經銷商。特朗普希望調整《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以確保更多的中國汽車和汽車零部件不能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
美國努力阻止來自中國的關鍵礦產和電動汽車電池獲得政府補貼，這也促使中國公司在摩洛哥和新加坡設立電池生產子公司。
而在中國，洲訊(Sailwin)、萬企幫(Vanzbon)和Tetakawi等公司在推廣自己的服務，稱它們可以幫助中國公司在墨西哥尋找廠房和招聘員工，給它們建立一個免關稅出口美國的基地。
“抓住墨西哥的機遇，搶占市場”，一則在線中文廣告這樣寫道。“墨西哥毗鄰美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企業能夠輕鬆進入北美市場。”
其中一些舉動可能源於中國企業迎合全球市場的本能意願，尤其是在中國國內經濟和消費需求相對疲軟的時候。但經濟學家和企業主表示，其中一些舉措無疑是為了規避特朗普2018年提出並在拜登任內得以延續的關稅。
在某些情況下，跨國公司還利用會計和稅務手段，使其來自中國的貨物看起來更少，從而支付更少的關稅，並無需對其供應鏈進行重大調整。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全球貿易業務合夥人林莉·布朗表示，企業可以采取許多策略來降低它們支付的關稅，這與美國海關官員為不同產品分配不同稅率的方式有關。
例如，一家電子公司可能會將其供應鏈的一個重要部分從中國轉移到越南。這樣，即使產品仍在中國完成並從中國出口到美國，該公司也可以向美國海關人員上報稱出口來自越南。
越南海防市的一家在建工廠。中國的全球出口激增，美國與越南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也在不斷擴大。
布朗說，公司可以利用的另一個杠杆是估值。它們可以通過剔除某些“無形”成本，如知識產權、特許權使用費、品牌或研發費用，將其記錄到其它全球子公司的賬麵上，從而降低明麵上的進口價值。降低了進口價值，就可以降低需付的關稅。
目前還不清楚這樣的策略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中美貿易的賬麵價值，同時又沒有真正影響實際的貿易量。關稅生效後，美國海關關稅飆升，但自2022年初開始回落，可能反映了一些這類的變化。
但布朗表示，稅收和會計方法使一些公司能夠在不改變“實際供應鏈”的情況下降低關稅負擔。
“它們在海關規定範圍內做了一些花哨的手腳，影響了它們申報的產品價值，”她說。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世界貿易組織前副總幹事艾倫·沃爾夫表示，他預計特朗普政府將試圖繼續追蹤中國貿易通過其它國家進入美國的路徑。
但他說，如果美國和中國不進行更大的經濟變革，這些貿易措施最終不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太大影響。
“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萬億美元，”他說。“如果不改變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仍將有1萬億美元的貿易赤字，隻不過是重新分配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