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散裝國家”，像是被一口氣吹倒了

1958年2月1日敘利亞與埃及合並，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敘利亞把國家統治權讓渡給埃及。

簽字儀式結束後，敘利亞總統舒克裏·古瓦裏對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拉·納賽爾說：“我一下子感覺輕鬆了，你將發現敘利亞是一個難以治理的國家，50％的敘利亞人認為自己是領袖，25％的認為自己是先知，至少10％的認為自己是真主安拉。”

據稱，納賽爾這樣回應：“你為何不早說呢？”

這段對話，現在應該說給“沙姆解放組織”領導人朱拉尼聽了。

“散裝的國家”

敘利亞是全球著名的文明古國，也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敘利亞文明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赫梯、亞述、巴比倫、埃及、波斯、馬其頓、羅馬、塞琉古等古代帝國都曾在這裏駐足。公元7世紀初伊斯蘭帝國興起後，這裏又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中心，法蒂瑪王朝、塞爾柱帝國、阿尤布王朝、蒙古帝國、馬木留克王朝都曾涉足大馬士革。



12月6日，敘利亞第二大城市阿勒頗。

然而，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同中東其他伊斯蘭國家一樣，敘利亞在現代化的浪潮中落伍了，甚至淪為動蕩、落後的代名詞，同其輝煌的曆史形成明顯反差。中東是全球最動蕩的地區，敘利亞又是中東政變最多的國家。從1946 年敘利亞獨立到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當選總統，短短24年時間敘利亞經曆過 10 次政變。還有一種說法，這期間敘利亞實際上發生過21次政變。排在第二位的伊拉克，發生了4次政變，被遠遠甩在後麵。

敘利亞動蕩，是內因與外因相互疊加而產生惡性循環的結果。

工業化和國族國家（nation state）被視作現代化的兩大支柱，敘利亞在這兩個方麵都嚴重滯後。特別是在國族國家的建設進程中，敘利亞迄今沒有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現代國族國家，缺乏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族文化和強烈的國家認同，被稱為“散裝的國家”。這是敘利亞動蕩最主要的根源。

國族一般指這樣一個社會群體，基於共同的血統、曆史傳承的領土、語言、宗教、曆史記憶、政治製度等因素，不論這些共同點是事實存在的還是虛構的。他們自認為形成一個社會共同體：應當或已經擁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近現代以來，同中東其他國家一樣，在西方文明的裹挾下，敘利亞匆匆忙忙邁進國族國家時代。薩拉德·阿紮米1999年在《阿拉伯的夢想樂園》一書中說，在現代化的外殼下，阿拉伯文化的內核仍然是部落、教派和族群。在一個國家內部，宗教、部落、家庭淩駕於國家認同之上，往往導致不同派別之間的衝突、分裂，會削弱國家主權，威脅國家穩定與繁榮。更重要的是，由於曆史原因，敘利亞內部的宗教、部落，往往同其他國家的宗教、部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形成跨越國境的文化認同。在國家危難時期，這種內外勾連的文化認同非常危險。

敘利亞不是一個成熟的國族國家，最典型的體現就是1958年敘利亞與埃及的合並。1946年敘利亞擺脫法國的委任統治，取得真正的國家獨立。之前，敘利亞從來沒有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存在過，民眾對國家領土的認知模糊。1918年奧斯曼帝國解體後，當地人提到敘利亞時，指的是“大敘利亞”，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甚至還有伊拉克西部的部分地區。敘利亞人民、政黨對國族、國家的認同感不強，而是普遍支持阿拉伯國族主義，渴望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國家。

1950年5月通過的敘利亞新憲法明確提出，敘利亞是阿拉伯國族的一部分，要努力建立單一的阿拉伯國家。當時，敘利亞政府處在混亂崩潰的邊緣，1949至1955年經曆過5次領導人更迭，美國、蘇聯都在敘利亞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美國、英國組建了親西方的“巴格達條約組織”，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都是其成員，對敘利亞形成了包圍之勢。

當時，敘利亞議會中的阿拉伯複興黨和共產黨，爭先恐後地巴結埃及領導人納賽爾，想借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提升自己在國內的影響，同時抵禦西方幹涉。複興黨的口號本來就是“同一個阿拉伯國族，同一個使命”，主張所有阿拉伯人民建立一個單一的阿拉伯國家，理念上更接近納賽爾的思想。1957年，複興黨和共產黨都向納賽爾提出敘利亞、埃及合並的建議，競相提供更優惠的條件。當時敘利亞的真正權力掌握在軍隊手中，複興黨和共產黨隻是議會中的兩個大黨，沒有實權，合並提議隻是空頭支票，並沒有人當真。

然而，敘利亞軍方很快開始介入合並議題，熱情比兩個政黨還高，合並的前景變得真實起來。1958年1月12日，敘利亞總參謀長阿非夫·比茲裏率領13名高級軍官飛往開羅，直奔納賽爾官邸商討合並事宜。在大馬士革，代表團飛機離開後，敘利亞政府才獲得消息。財政部長哈立德·阿茲姆在日記中寫道：“如果納賽爾接受了這個提議，敘利亞將會消失；如果他拒絕了，敘利亞軍隊將占領國家機關，推翻政府和議會。”

敘利亞政府慌忙派外交部長薩拉丁·比塔爾趕到開羅，打探消息。沒想到薩拉丁·比塔爾一到開羅就激動起來，搖身一變，作為政府代表參加了談判。敘利亞黨、政、軍代表齊聚開羅，將自己的國家拱手交給納賽爾。麵對天上掉餡餅的好事，納賽爾困惑不解。盡管納賽爾一直鼓動阿拉伯國族主義，但他的重點是阿拉伯團結，沒敢想國家合並這麽激進的事情。何況，敘利亞和埃及並不接壤，中間隔著以色列、巴勒斯坦，合並為一個國家很難管理。最終，在利益、榮譽麵前，納賽爾順水推舟，順便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敘利亞與埃及完全合並，解散敘利亞政府、政黨，敘利亞軍隊接受埃及人指揮。

納賽爾的合並方案剝奪了敘利亞複興黨、軍隊的權力，但複興黨和軍隊的代表竟然同意了。10天後，他們興高采烈地帶著納賽爾的方案返回大馬士革。敘利亞政府主動要求被埃及兼並，這在主權國家曆史上聞所未聞。

正是因為內部缺乏凝聚力，才讓外部國家的幹涉有可乘之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獲得對敘利亞的托管權。法國首先將黎巴嫩從敘利亞分離出去，以便在黎巴嫩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然後，法國又在敘利亞境內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度將敘利亞劃分為六個自治行政單位。法國支持庫爾德、阿拉維等少數族群，製衡多數族群遜尼派穆斯林。敘利亞獨立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一世夢想建立由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組成的“大敘利亞”，由自己當國王。但埃及反對約旦的計劃，兩國在敘利亞國內支持不同的派別，介入敘利亞內鬥，敘利亞國內的政治派別也遊走於埃及與約旦之間。同時，美國和蘇聯也都插手敘利亞事務，將敘利亞視為中東小冷戰的主戰場。1949 年，美國策劃了敘利亞獨立後的第一次政變。此後，政變在敘利亞政治中如同“家常便飯”。

地雷紛紛引爆

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老阿薩德）擔任總統後，通過“糾正運動”，徹底改變了敘利亞“習慣性政變”的局麵，敘利亞進入長期穩定時期。

阿薩德是如何穩定一個“散裝國家”的呢？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項研究，老阿薩德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

其一，把關鍵職位分派給受信任的人，他們主要來自阿薩德的家族、教派和族群。軍事、情報和安全部門，全部由阿薩德家族的阿拉維派成員親自掌控。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一批敘利亞軍事院校的畢業生中，阿拉維派占據80％至85％，絕大多數軍隊指揮官由阿拉維派擔任，而作為什葉派分支的阿拉維派，實際上隻占敘利亞人口11％。

其二，拉攏遜尼派商人，權力和金錢結盟，形成所謂的“軍商複合體”；政治精英將政府合同轉交給商人，收取回扣，商人不僅獲得合同，而且壟斷外匯、特許經營等利潤豐厚的行業。

其三，建立多個平行、重疊的軍隊、情報和安全部門，讓各個部門之間相互競爭，總統分而治之，沒有一個強力部門有能力挑戰總統。

老阿薩德將自己置於國家權力的中心位置，政府、政黨都從屬於阿薩德的個人權威，複興社會主義、伊斯蘭主義等意識形態也隨之式微。據說，敘利亞政壇流傳一個經典故事，當時的總理對總統的某個觀點表達了異議，被哈菲茲總統瞪了一眼，結果心髒病發作，送到貝魯特治療。這樣的傳聞背後，反映的是一種特殊背景：敘利亞是靠老阿薩德一個人凝聚、團結起來的。

2000年老阿薩德去世後，巴沙爾·阿薩德（小阿薩德）繼承了總統職位，卻無法延續老阿薩德的個人權威和魅力，敘利亞陷入危機似乎不可避免。果然，2010年席卷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波及敘利亞，敘利亞陷入內戰。



12月9日，敘利亞大馬士革，人們拆除街頭的哈菲茲·阿薩德雕像。

這時，老阿薩德埋下的地雷紛紛引爆。小阿薩德同樣不信任強力部門，讓各部門之間相互製衡。當然，強力部門也不會忠誠於國家、政府和小阿薩德本人。內戰一開始，敘利亞軍隊、情報部門就有大批人“變節”，組成反政府武裝，成為最初反對政府的主力軍。老阿薩德挑動阿拉維派與遜尼派之間的對立，以鞏固自己的基本盤，結果遜尼派成為最早揭竿而起的族群，並成為最終占領大馬士革的反政府武裝。老阿薩德還打擊伊斯蘭主義，以消滅一切有組織、有意識形態的勢力，結果伊斯蘭反政府武裝成為最有戰鬥力的反政府武裝。老阿薩德對庫爾德人實施“阿拉伯化”，試圖消除庫爾德人的民族特征，結果庫爾德人尋求民族獨立。最終，老阿薩德強勢之下所掩蓋的問題都浮出水麵。最多的時候，敘利亞境內有1500支反政府武裝。

內戰爆發後，反政府武裝從四麵八方圍攻大馬士革，敘利亞政權危在旦夕，似乎要步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政權更迭的後塵。然而，敘利亞地處中東十字路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全球、地區大國都不願袖手旁觀。長期以來，敘利亞是伊朗的盟友，於是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美國都想借機推翻敘利亞政府，削弱伊朗的影響力。俄羅斯、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則基於相同的邏輯起點，走向相反的方向，要全力保住敘利亞政權。土耳其則擔心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和土耳其庫爾德人同頻共振，於是一邊出兵敘利亞，一邊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

國內族群矛盾、宗教對立、階級差異和地區分立交織在一起，地區大國與全球性大國支持敘利亞境內的不同反政府派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乘亂而起，在敘利亞“建國封都”。敘利亞因其“散裝國家”的特性，成為“阿拉伯之春”中最動蕩的國家。



12月15日，敘利亞大馬士革梅澤軍事機場，一幅遭破壞的巴沙爾·阿薩德海報。本文圖/視覺中國

在阿薩德政府搖搖欲墜之時，2015年9月30日，俄羅斯出兵敘利亞，掌握了敘利亞的製空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派出地麵部隊，從空中和地麵上幫助敘利亞，小阿薩德終於扭轉局麵，收複失地，控製了敘利亞70％的領土。2020年，在土耳其、俄羅斯和伊朗的斡旋之下，政府和反政府武裝達成停火協議。敘利亞內戰雖然按下暫停鍵，但是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雙方都在伺機而動。

這之後，表麵上看，阿薩德政府處於有利位置。美國、土耳其、海灣阿拉伯國家都放棄將推動敘利亞政權更迭作為目標，阿拉伯國家更是紛紛恢複同敘利亞的正常關係，土耳其頻頻尋求同敘利亞政府談判，一度傳出連美國都考慮解除對敘利亞的經濟製裁。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機會的天平實際上傾向了反政府武裝，因為內戰已經從物質、精神上把阿薩德政府掏空了。

持續十餘年的內戰中，50萬人死於戰火，13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650萬難民逃到國外。據說，由於貨幣嚴重貶值，2024年大馬士革大學教授的月收入隻能折合20多美元，不少民眾的月收入甚至隻有區區5美元。

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組織”為首的反對派發起反攻，短短12天時間就推翻了執政54年的阿薩德家族，敘利亞政府、軍隊像是“被一口氣就吹倒了”。阿薩德政府成為中東最後一個被推翻的共和製強人政府。

目前，敘利亞已經進入權力過渡階段，“沙姆解放組織”領導人朱拉尼承諾，願與國內各派別、全球各國合作，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似乎百年悲情的敘利亞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在中東，權力轉移很少能夠和平進行。2011年利比亞總統卡紮菲下台，迄今利比亞仍然處於內戰狀態；2003年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被推翻，伊拉克也經曆殘酷的長期內戰；也門總統薩利赫2012年被迫辭職，也門今天也在內戰之中。

鑒於其國家特性，敘利亞成為例外的可能性較小。半個多世紀前敘利亞總統和埃及總統的對話，如今成為擺在朱拉尼麵前的現實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