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農村媳婦地位提高:以前當媳婦難,現在當婆婆難

婆媳關係是家庭結構的縱軸，是家庭關係的晴雨表。從京山農村調查來看，婆媳關係至少經曆了五個理想“回合”，每個“回合”，婆婆與媳婦的關係、角色，和在家庭結構中的位置都有較大差異。總體的趨勢是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角色越來越重要，最終取得家庭的掌控權；婆婆從最初的對媳婦頤指氣使，到如今的百般討好，婆媳矛盾回落。這裏將婆媳關係主體，限定為不同時期五六十歲的婆婆與二三十歲的媳婦。

一

在京山農村，就婆媳關係而言，“解放”和“土改”是很重要的時間分界線，前後兩個時期的婆媳關係有著質的區別。解放前的農村家庭，無論富貴貧窮，婆婆較媳婦而言都是“尊貴”的，媳婦乃下等人，低人一等。“接個媳婦不能對她好是真的”，這個尊卑長幼之分的秩序，得到了家族和村落的支持。媳婦在婆婆麵前永遠是“小媳婦”，受婆婆的使喚。年紀大的受訪者稱，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對媳婦好的婆婆，媳婦每天一大早第一個起來，要收拾好家務，到廚房燒茶做飯，然後端茶到婆婆房間裏給老人家“請安”。“請安”極具象征性，是婆婆地位和權威的體現。九房村流傳這樣一個“請安”的故事，從中可以窺探曆史上的婆媳秩序：

解放前夕九房村兩大富戶聯姻，女方的嫁妝有一千多床棉被，自以為闊氣。而男方說，你這一千多床棉被還不夠我每個客人蓋。接回媳婦，婆婆就要考驗媳婦的才能，頭天晚上婆婆將廚房裏的柴火全部挪開，不留一根，看媳婦次日清晨如何燒茶。媳婦次日一大早起來，看見廚房不見一根柴火甚是著急，然急中生智，將陪嫁過來的衣服撕碎，與同為嫁妝的油攪拌在一起，生了火。婆婆對此十分滿意。

 平常的家庭瑣事皆由媳婦負責完成，婆婆即便閑著也不會搭幫手，而是搖著扇子監督媳婦幹活，稍微幹不好就要大吼大叫。那時隻有媳婦受氣的份。媳婦盡管受氣，但也不敢生氣，更不敢頂婆婆的嘴，婆婆說什麽就是什麽，媳婦隻能將氣憋著。70多歲的屈老師這麽形容當時的婆媳關係：“解放前，封建禮節，婆婆是婆婆，媳婦是媳婦，太陽是圓的，婆婆說是扁的，媳婦就得說太陽是扁的。”

有這麽一個故事：

媳婦在家掃地，姿勢不正確，把屁股翹得老高，婆婆看不慣，遂指責媳婦說，“你的屁股翹到半空中去了”。媳婦不敢爭辯。某日，一群婦女在談論天空有多高，媳婦接過話說，“天空有兩個屁股高”，眾人不解，媳婦說，一個屁股半空中，兩個屁股一天空。

可見婆婆對媳婦有說一不二的權威。媳婦受了婆婆的氣不能當麵發泄出來，隻能在背地裏發發牢騷，婆婆背地裏也經常數落媳婦的不是，所以就有了“媳婦背裏背個鑼，背著說婆婆；婆婆背裏背個鼓，背著說媳婦”一說。媳婦之所以能夠憋氣，一是不敢發氣，二是還有個盼頭，若幹年之後，自己的婆婆死了，年輕的兒媳娶回來了，自己熬到頭了，就可以用婆婆規訓自己那一套來規訓自己的媳婦。家庭秩序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地傳遞和再生產。

二

由於江漢平原多水患，村莊更替比較快，社區記憶相對薄弱，各種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傳統觀念也不堅固。因此當經曆革命和現代國家建構時，脆弱的傳統就很容易受到衝擊，往往不堪一擊。京山的婆媳關係就是如此，當新政權一進來，就立馬發生改變。“土改”至1965年左右為婆媳關係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段時間婆婆被國家定義為“惡婆婆”，是要被打倒的對象。此時，媳婦敢於頂嘴，但仍不占上風。

京山農村解放比較早，土改時間也較早。土改後，京山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土改的第一要務是爭取革命群眾，打倒反動派和反抗派。婆婆是當時要打倒的舊式權威的象征之一，一開始就是被批鬥的對象。當時的口號是要將婦女從夫權、父權和舊式婆婆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明確提出反對舊式婆婆的架子，對一些典型的“惡婆婆”要拿出來批鬥，直到她們交出家庭的權力，向媳婦低頭認罪為止。

另一方麵，農會還開展媳婦學習班，教導她們要有反抗舊式婆婆的革命精神，讓她們訴苦，控告婆婆的累累罪行，要敢於同壓迫自己的婆婆做鬥爭。媳婦學習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果然有不少的婦女開始理直氣壯地頂撞婆婆，並將惡婆婆報告到農會予以批鬥。在強大政權的壓力下，婆婆也感受到了威脅。這時的婆婆如果明目張膽地擺舊式的架子，就會被新政權捉住把柄，鬧不好還會被批鬥。所以，婆婆盡管對媳婦的“頂撞”很不習慣，很受氣，也已不能像解放前那樣任意擺布媳婦了。

然而婆婆的氣還是能夠出的，畢竟媳婦還生活在家庭裏。在這個空間，男子的權威雖然也是受到了衝擊，但沒有徹底的動搖。因此，如果男子站在自己的母親一邊，媳婦就無法在家庭裏獲得足夠支持，其權力就無法超越婆婆。更何況，整個村莊輿論也沒有完全扭轉過來，人們慢慢接受媳婦的“頂撞”，但還不習慣接受媳婦的飛揚跋扈，多數還是站在婆婆的立場。1959年結婚的屈老師這樣描述當時自己家裏的婆媳關係：

我們結過婚半年，她（媳婦）就開始跟婆婆吵，兩個人經常鬥嘴，我兩邊都勸，要老的忍耐，年輕的也要忍耐，隻有忍耐才能避免矛盾。那時候兒子還是幫母親的多。我結婚那時還是婆婆贏。總不是婆婆贏？媳婦頂幾句，自己就強迫自己認輸，社會習慣這樣。社會上還是說媳婦的“拐”，做好媳婦有自尊心。強迫自己輸了算了，太頂狠了，人家和婆婆都會說“把個媳婦，太狠了”，要維護婆婆自己的尊嚴。那時，媳婦還是難得做，還沒有轉變過來。

然而，社會的整個形勢發展是不利於婆婆的。隨著媳婦參與村莊活動、政治生活、國家建設增多，其作為村莊的一個壯勞力越來越顯現其力量和權力，在社會上開始能頂半邊天。在村莊裏，壯年婦女與男子一樣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而老年婦女是被排斥的。所以年輕媳婦不斷地被國家和村莊塑造，其身影逐漸拔高，慢慢脫離家庭事務束縛。年輕婦女在家庭裏說話越來越有底氣，也有勇氣參與家庭決策。

與此同時，婆婆的角色則開始萎縮。婆婆發現媳婦越來越難以管教，自己在家庭裏說話慢慢地不起作用，自己的兒子似乎對這個外來女人開始容忍，有時甚至言聽計從。婆婆感到很不舒服，希望維持之前的狀態，對媳婦的言行越來越不耐煩，越來越反感，加大了對媳婦的攻勢和管教。媳婦麵對婆婆的架子，也愈發難以容忍，覺得自己在與婆婆的關係中的地位與自己新的身份不相符合，所以反抗的欲望也愈發激烈。婆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白熱化。這種狀況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

三

20世紀60年代中期，是京山農村婆媳關係最惡劣的時期。這段時間，婆婆和媳婦的力量對比相當，雙方陷入僵持，展開了拉鋸戰。根據當時的大隊幹部講，這一時期的家庭糾紛特別多，大隊幹部幾乎剛解決一家的矛盾，就要上另一家去解決同樣的問題。整天除了忙生產外，還要處理這些事情，主要是婆媳“講口”（爭吵）。

為了應對如此劇烈的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緊張，國家開始在京山同時開設了媳婦學習班和婆婆學習班：以50歲為分界線，小於50歲的列進媳婦學習班，大於50歲的歸入婆婆學習班，已婚婦女全員參與。這兩類學習班整整持續了四年時間，授課內容主要是教育婦女如何做媳婦和如何做婆婆，既學習黨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還學習好人好事，評選“五好社員”（愛公社、愛集體、愛家庭、愛勞動和助人為樂），讓獲獎者現場講授，情真意切。婆婆學習班教老人“樹新風，改惡習”，媳婦學習班則教媳婦如何做好媳婦，如何孝敬老人，要學會忍耐，處理好婆媳關係。

學習班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當時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它讓婆婆逐漸放棄對原有權力的追求和維護，婆婆學習班的學習內容首先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思想，也就是要求婆婆站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與媳婦對話，和諧共處。學習班讓很多婆婆乖乖地放棄了“臭架子”，擺出一副禮讓媳婦的高姿態，實為承認自己衰弱的角色和地位。國家在這裏扮演了安定人心的角色。

盡管學習班讓媳婦收斂性格，但媳婦在家庭中的實際地位卻獲得了很大的提高，從此超過了婆婆，在婆媳關係首次占上風。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家庭權力結構中，媳婦開始處在上風，婆婆開始強迫自己聽從媳婦的安排。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終婆婆對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認命，媳婦取得家庭權力爭奪戰中的勝利。

這一時期，婆婆並沒有完全認命。在媳婦權力和地位增長過程中，婆婆開始了反抗，即婆婆不滿社會對其角色和地位的安排，試圖扭轉乾坤。婆媳關係仍然緊張。媳婦處在上風，常找婆婆的茬，若婆婆不能忍受，便會開始反抗。正如屈老師所描述的那樣：

到“文革”以後，就開始轉變了，倒過來了，媳婦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婦，隻有婆婆強迫自己認輸，“一把手”轉彎。這時媳婦就被婆婆們叫成“媳虎”了。

媳婦要婆婆帶孫子，但公婆也要在生產隊裏做工，婆婆帶孩子的機會因此減少，媳婦就會埋怨。婆婆肯定難為情，“我隻能做一件事情，我也勞動，我也要搞事，不可能把孩子背到背上做事”。如此，婆媳矛盾就不可避免。使情況更複雜的是，一般家庭有數個兒子，每個兒子都有小孩，幫一個兒子帶了孫子卻沒有幫其他的帶，就會發生爭吵：“我的是姑娘，他的是兒。給吃的，給我的少些，他的多些。”有的婆婆確實重男輕女，一個粑粑掰成兩半，一大一小，大的給孫子，小的給了孫女。每每碰到這種事情，婆婆也難以還口，隻能認輸。老人的兒子越多，越難以周全，受氣的機會也就越多。

這樣一種媳婦強勢、婆婆受委屈的局麵，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前期。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媳婦都占上風，仍有不少厲害的婆婆出現，她們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培養的厲害媳婦，等到她們當婆婆掌權的時候，正值中年，還身強體壯，當然不會甘心屈服於二三十歲的媳婦，架子比傳統婆婆的還大。但此時的年輕媳婦更加桀驁不馴，所以形成雙強對壘的局麵。這種局麵造成的後果有兩種，一是這些婆婆最終屈服於整個社會的趨勢，接受媳婦對家庭的統治，學會在新時期做新式婆婆，即“學會做老人”。二是婆婆不願意服輸，鬥爭到底，並給媳婦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一麵是自己的權力似乎增長到了很高的位置，另一麵則仍要受製於婆婆，從而無法實現自己的統治目的，構成張力。這樣，在1989年代初期，集體解散，國家不再管家庭內部事務後，有些媳婦走向了絕境，喝藥自殺。

農村年輕婦女自殺在1980年代初期較為普遍。九房村的九例婦女自殺中，除兩例是因夫妻矛盾導致的，其餘七例皆出於婆媳關係。京山地區的奇特之處，是婦女在其地位接近最高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自殺潮，這源於兩代強勢婦女的社會個性。

四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京山農村婆媳關係的又一顯著階段。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婆媳關係趨於平靜，婆婆接受現有秩序安排，媳婦也多數時候不理不罵，雙方吵架次數減少。但是，兒子、媳婦開始不養老，並將老人趕入絕境，因絕望自殺的老年人增多。

訪談中，農民這樣形容這一階段的婆媳關係：

社會逐漸轉化，人的素質提高了，不再斤斤計較了，就少講口（吵架）。可講的也不講了，非講不可的才講。以前講誰狠一些，現在能忍的就忍。一講（口），都沒有什麽好處，講口不是什麽光彩的事。社會思想素質提高了些，以前講口講狠，逞能，無所謂，現在不光彩了。

講口之所以不光彩，是因為改革開放後，社會分化加劇，農民都卷入了村莊的社會性競爭，人們不再逞口舌之快，而是要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創造和積累財富上麵。因此那些隻知爭吵的人，就會落後，趕不上形勢，被人家瞧不起。

這一時期，家庭核心化是主要趨勢。農村分家越來越明晰，越來越全麵，不僅要全分老人的家產，而且將老人本人也分了。兄弟一旦分家，就將權利義務也割裂了。最早分家的占了家庭的便宜，家庭有能力為其建房子，結婚分家之後也不需負擔其他兄弟成家的費用。從這一時期開始，最小的兒子結婚後跟老人住一兩年左右時間便分家，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幾乎一結婚就分家。獨子分家十分普遍。所以，老人無論多大年紀，都是單過。

單過，即兒子有兒子的家庭，老人自己一個家庭，各種各的地，各吃各的飯。如此，婆婆與媳婦就很難上搭腔了，爭吵機會就少了。有少量爭吵也是因為婆婆給兒子們帶孩子的不“公正”引發的。有時是幫兒子家做事不公平，給這個兒子做得多些，給那個少些。還有的媳婦、兒子埋怨老人對家產分配不公。

到了1990年代，媳婦越來越“厲害”，基本上一進門就敢跟公婆吵。沒有分家，小夫妻倆賺的錢也隻裝進自己的腰包，家庭開支一毛不拔，完全“啃老”。媳婦有什麽事要辦、有什麽東西要買，就向公公要錢，公公成了銀行。如果給的少，或者沒給，媳婦就要吵鬧。為此，公婆自己也開始打算分家，分家自由，自己賺的自己吃，想吃什麽弄什麽，不受兒女的氣。

60多歲的張大叔，其獨子結婚後接跟媳婦打工去了，孫子在自己身邊七八年，生活費、學費、醫療費，兒子沒有給過一分錢。前年兒子積累三萬塊錢回家做房子，還差一萬多，老人將自己一輩子的積蓄都拿了出來，供兒子建房。一家人在新房裏住了兩年，期間家庭的一切開支都由老人出，媳婦隔三差五還向老人要錢。將老人“榨幹”之後，媳婦就開始吵鬧，專門找公婆的茬。老人覺得這樣實在維係不下去，就跟兒子分了家，老兩口搬到離新房一兩裏路外的土磚房裏去了。分家之後，就沒有了媳婦要錢的騷擾——“不是一家，不好意思要”。張大叔現在種三四畝口糧，再到河裏打黃鱔賣，除了基本生活開支外，一年尚能節餘幾百上千。老人說要將錢存起來，以備防老。

家庭的核心化到1990年代已經徹底完成，其表現是核心家庭為了小團體利益、為了小團體在社會性競爭中不至於失敗，寧可犧牲老人。老人的地位此時一落千丈，被徹底甩出村莊社會。許多七八十歲的老人要下地幹活才有飯吃。兒子在老人能動的時候是堅決不給糧不給錢的。動不得的老人則由兒子贍養。有扯皮的兄弟就根本不贍養，都指望其他兄弟完全贍養老人。老人不能自己動手做飯後，就由兒子送飯，即使在一個屋子住，老人也不上桌。

一家老太太接了媳婦，又接了孫媳婦。老太太八九十歲了，跟兒子住在新屋。老太太住新屋的後屋。病了、癱瘓了，孫媳婦來了一年多，還不知道有這麽個老太太，因為老太太從來沒有上桌吃過飯，每天都是由兒子或媳婦端著剩飯剩菜到柴房裏，倒在老太太的碗裏，就不管了。別人家吃剩的最後給貓子、狗子吃，她家吃剩的就給老人吃。一日老太太的兒子、媳婦都走人家去了，孫媳婦在家燒火，去柴房撿柴，聽有人在裏頭哼哼，嚇了一跳。老太太說，我是你奶奶嘞。孫媳婦一看那個碗，已經幾年沒有洗過了，長滿了黴。孫媳婦人好，把碗拿走，又將自己結婚時的新碗拿來給奶奶吃飯。兒子、媳婦回來一看，碗沒有了，問孫媳婦怎麽把碗拿走了。孫媳婦說，我得把它存起來，以後給你們吃飯用。聽後，這對兒子、媳婦才把老太太接出來，上桌了。

老人得不到兒子們的贍養，也沒有任何社會救濟，在1990年代有許多老人因此絕望地自殺。九房村老人絕望型自殺共九例，皆因子女沒有給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被打罵。另有三例老人自殺也與子女不孝順有關係。許多五六十歲的老人認為，自殺是自己以後要走的一條路，且大部分老人都要走。57歲的王國雄在談到一例老人自殺時說：

我認為他必然去死，非走（自殺）這條路不可。今後的老人，無非都要走這條路，（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大多數人是做農活，活到七八十歲，幹脆死了算了，早進天堂。非走這條路，（因為）對人生（絕望），沒有價值了，老伴一死，天天洗衣服，還要燒火，一個人吃飯沒有意思。

老人內心其實是期待下一輩能夠對自己多付出一些，能給吃給喝，更希望不定時來看望一下自己。一位86歲的老太太埋怨說：“哪個叫你吃一下，哪個叫你喝一下，哪個去瞧你一下？”但是在年輕人那裏，老人單過，自己種田自己吃已經成了美德，用來解釋該地區老人的勤勞。這說明老年人的絕望處境已經在該地區被普遍接受。九房村會計向我們這樣炫耀：“老人搞些輕鬆的勞動，自己勞動自己吃，很少讓兒子、姑娘養。他們種田，叫別人幫忙，不增加兒子、媳婦的負擔。老年人都不要兒子給糧食，基本上都有點口糧田，動不了了，叫人來幫忙一下，不要兒子出錢。我們這還有90歲的種口糧田呢！”

五

2000年以後，形成了新型婆媳關係：婆婆為媳婦著想，媳婦也對婆婆有好感，相互體諒。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結婚成家的子輩，進入新世紀至今陸續做了公婆，他們吸取了父輩的教訓、總結自己的經驗，在情感上極力“討好”子輩，特別表現為婆婆競相討好媳婦。他們這一代人的優勢，一是在年輕的時候有一定的積蓄，不僅能為子女娶上媳婦，而且還鼎力資助兒子謀劃發展，建房或買房（在村裏或縣城、鎮上），做公婆之後仍能為子女效勞；二是這一代人生育很少，一般一個兒子，因此不存在偏心與否，也不存在照顧不過來的現象，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獨子。所以他們“討好”子輩既有經濟基礎，又不至於顧此失彼，也就很容易討得兒子、媳婦的歡心。情感往往是相互的，子輩亦能在情感上對父輩有所回應，我們看到現在20多歲的媳婦與婆婆的關係確如母女，親密無間。

  九房五組最近接的幾個媳婦，都懷孕了，婆婆比著招待媳婦，媳婦待在屋裏打牌，婆婆在房裏燒火（做飯），搞好的給她們吃。比著招待媳婦，婆婆之間在一起就會比。你今天殺個雞，我明天宰頭豬，你對媳婦好，我比你還好，看誰更好，都攀比。你搞得起來，我們搞不起？越有越好，現在生怕人家說窮，現在比著有，你有我比你還富態。以前要媳婦搞來，現在不讓媳婦幹活，把媳婦當祖宗一樣供著。婆婆對媳婦好，媳婦會對婆婆不好？人都是有感情的。婆媳蠻親熱的，想說啥就說啥。現在都是婆婆說媳婦的好，媳婦說婆婆的好，都是自己親生的一樣，比親生女兒還親一些。現在婆婆還敢罵媳婦？沒有一個罵媳婦的，現在都是“媳虎”了，老虎的虎，不敢罵。

雖然現在的婆婆和老人認為，“以前當媳婦好難，現在當婆婆好難”，但事實上，“婆婆對媳婦那麽好，媳婦對婆婆反正比以前好，有感情”。當然，也有的媳婦認為，“我來了（你們家），就要對我好”，不領婆婆的那份情，這是媳婦不會做媳婦的表現。同時如果婆婆也不會做婆婆，彼此都認為對方不好，矛盾就鬧起來了。

在公婆對子女有感情寄托、希望討好他們的情況下，年輕夫妻就很輕鬆了。

“現在的媳婦，生了小孩，（小孩）都不與自己睡，與婆婆睡，要喂奶時，就抱著喂一口。年輕婆子耐得何（吃得消），身體好，現在不要媳婦做。兒子與媳婦在一起，都不搞事，年輕人打工去，孩子給公公婆婆引（帶）。”

這一代婆婆都願意吃虧，認為都是自己的兒子、媳婦，吃虧高興。兒子接媳婦，自己吃虧，兒子舒服，心疼的是兒子、媳婦。上一代都這樣，穿差一點，吃差一點，吃苦受累，也要讓兒子、媳婦吃好，穿好，做父母的樂意。

父母在解釋為什麽要討好子女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生少了，這個疼，那個愛，父母都願意給他們搞事。原先吃虧，給大的搞完事，還要給小的幫忙，疼不過來。現在隻要一個，舒服些，不重男輕女，隻有一個。”

因為隻有一個兒子，且兒子、媳婦在生完小孩八九個月之後就出去打工了，回來長住的時間較少，小孩由公婆帶著，父母又極力“討好”兒子、媳婦，所以也就無所謂分不分家。這或許是一種新型的家庭結構，代際關係也呈現出新的模式，婆媳關係也因婆婆的“討好”而有了感情連接，相處得很融洽。

從婆媳關係變遷的曆史脈絡當中，我們看到在這對關係乃至整個家庭結構中，價值因素在逐漸退卻，情感因素慢慢填補進來，並最終取代價值成為家庭的黏結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