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繁榮有“密碼”嗎？

潮新聞消息，今年的諾獎，有點“顛覆”常理。

過去，諾獎大多給基礎研究，是屬於學院派的狂歡，今年諾獎更偏愛應用，更追趕潮流。

物理獎頒出了最不像物理的獎，翻遍物理課本都找不到的人工神經網絡；化學獎給了更像生物學的AI解析蛋白質結構；而生理與醫學獎給了相當“小眾”的微小RNA。

麵對不按套路出牌的諾獎，今天頒出經濟學獎，頒給了製度和發展經濟學的學者，我們仍有驚喜，但並不意外。

今年的經濟學獎給了三個人：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對製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的研究。

經濟繁榮的“密碼”

諾獎評委會現場連線阿西莫格魯，幸運的是，電話接通了。

其實，在經濟學獎中，阿西莫格魯常年是熱門候選人，有人一上來就問他，你預感到自己要得諾獎嗎？

“諾獎不是一件你可以預期的事，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驚喜和莫大的榮譽。” 57歲的阿西莫格魯鄭重地回答。

經濟繁榮有“密碼”嗎？至少在這三位經濟學家眼中，有一連串的影響因子。

曆史上，我們總能發現這樣的“矛盾”：地理位置相近的兩國，收入差異卻很大；有的國家文化相近，為何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

如今，各國的經濟差距仍然很大，並沒有縮減的跡象。地理位置、文化、曆史因素，都會導致了社會繁榮程度的差異，但在這些經濟學家眼中，更重要的是製度。

阿西莫格魯在經濟學諸多領域建樹頗豐，尤其在製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方麵的研究，是目前經濟學界最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在他最著名的一本書《國家為什麽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通過大量的曆史案例和實證研究，闡述了製度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包容性製度”和“汲取性製度”的概念，對國家貧富差距、經濟發展差異等問題給出了新的解釋，在學術界討論頗多。

諾獎評委現場舉了個例子，三位得主研究了人類長期曆史，發現了財富的倒轉（reverse）現象。

在大航海和殖民時代來臨之後，原本相對更富裕的國家，比如墨西哥、秘魯，被迫實行了汲取性製度，大量百姓財富被當權者掠奪，導致經濟走向貧窮；相反的是，殖民後建立了包容性製度國家，從原先的貧窮很快走向了富裕，比如北美。

這樣的實證性研究，已經產生了社會影響。正如阿西莫格魯說，製度更加包容的國家，更容易走向富裕、產生技術創新，相對保守的製度很難鼓勵和包容創新，這在許多國家都得到了證實。

北大教授：他給環境“標好了價格”

開獎的第一時間，潮新聞記者連線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進行解讀。

曹和平對阿西莫格魯的印象是“文章寫得好，但是講話講得不太清晰，講課的體驗不太好”。

“阿西莫格魯用了一係列比較巧妙的方法，在環境、資源和製度經濟學方麵研究是最有創新性的。他今年得諾貝爾獎，我覺得是他最大的貢獻之一。”曹和平說。

以前，人們很難給環境去“標定價格”。比如說，假定北京大學有3平方公裏，和300米以上到500米的空間，那北京大學的環境值多少錢？

環境和生態值多少錢？過去的經濟學是算不出來的，而阿西莫格魯測算了出來。

曹和平說，環境和生態這些因素，是對國民經濟體係重要、又進不了市場變量去度量的，他找到了一條解決的路徑。他對公共部門一係列的環境政策進行定價，在給定條件的情況下，研究政策的效應應該是多少。

同樣，如果把製度作為一種資源的話，也可以度量。這就把發展經濟學的二元結構、勞動力轉移、經濟社會結構的研究推向了製度研究，又推向了基礎製度經濟學的研究，這是他的一個貢獻。

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個國家，生態一樣、地理環境一樣，比如古巴和哥斯達黎加，資源差不多，緯度也差不多，但經濟發展的差距很遠。

“這種製度不是我們過去經濟學裏麵討論的製度。”曹和平說，比如說勞動人事製度，比如說土地租賃製度這種“小製度”，他們研究的是“大製度”，比如說使用計劃經濟製度還是市場經濟製度，把它看作近乎於一種公共品，並利用模型進行研究其社會影響。

諾獎給理論還是應用？

作為學界至高榮譽，諾獎該給理論還是應用，人們爭論已久：理論是描述世界的基本規律，應用能給世界帶來改變，孰重孰輕？

不過，一向謹慎的諾獎，在頒給一個重大理論之前，必須得到證實，最好還有成熟的應用。

比如2017年物理學獎的引力波，一經發現就石破天驚，證實了百年前的廣義相對論；2022年的量子糾纏，從提出到驗證，人們等待了近50年，如今在信息領域有了應用。

相比之下，經濟學獎更加務實，更喜歡跨學科的“融合菜”。

例如2018年的經濟學獎，研究了氣候和經濟的關聯，2019年頒給了減少貧困的研究，2022年獎給了金融危機的應對之道，2023年頒給女性勞動力的研究。

縱觀這些議題，事關人類福祉，多是實證研究，更重要的是，它們對社會產生了真實的影響，引導了創新和變革。

頒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經濟學獎，百花齊放之中，風向也在變：有理論貢獻和單一價值判斷的經濟學家獲獎在減少，更多的有公共政策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獲獎了。

“經濟學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走向成熟，理論的大廈已經鑄成，要再添磚加瓦，就有些困難，從理論轉向實踐，是很自然的事。” 曹和平說。

任何一門科學理論，走向了成熟後，就會有這種現象。

像今年的物理和化學獎，都被AI“拿下”，有人說，這背離了諾獎頒給基礎科學的本意，也有人說，既然AI做了重大貢獻，有何不可？

一位中科院的教授對記者說，這樣頒獎完全是“情理之中”：它符合諾獎的一貫規則，即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有重要創新，二是解決了本領域的重大問題。

“在理論研究沒有重大突破的當下，諾獎頒獎給AI技術，本身是一種鼓勵，是希望對AI在基礎科學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該教授說。

畢竟，諾獎是成果獎項，不是人氣比賽。不論是發現數萬光年外的黑洞，還是解碼了蛋白質結構，又或是XX，諾獎一次次讓我們心潮澎湃，因為它代表人類的高水平智慧，也讓世界變得更好。

或許，今年諾獎的AI熱，是揭開了科學領域飛躍的一個序章，也是人類走向巨大變革的序幕。

就像馬斯克說：“事實上，唯一有意義去做的事，就是努力提高全人類的智慧，為更高層次的集體文明而努力一生，這就是活著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