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四通橋聲援運動中，我們這樣克服恐懼

在北京四通橋抗議引發了海外大規模的聲援浪潮後，我們也加入了校園貼標語海報的活動。我托一個坐辦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張海報，備好了膠帶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個在曼尼托巴大學讀書的朋友去了她的學校。

我們輾轉於校園的各個學科大樓、步行通道、公交車站和學生中心，尋找合適的位置。朋友顯得非常緊張，她說她特意穿得低調，戴著帽子和口罩，選了個黑色長款羽絨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數次自語：“反而更顯眼了。”

她左顧右盼，心神不寧，低聲細語，生怕被路過的人發現。當我們在一間正在上課的教室門口的布告欄上貼海報的時候，她催促我快走，因為教室裏正對我們的位置坐著一個東亞人長相的學生，她擔心那人是中國人，已經“目擊”到我們。當我提議要去中國學生最多的商學院貼海報的時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國人讓她很害怕。

在轉場的路上我問她是在恐懼什麽。她的答案並不讓人意外——怕和中國“愛國”學生起衝突，怕被ta們曝光和舉報，怕影響到身在國內的父母和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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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極權無遠弗屆的威脅和監視，我早已深有體會。它時不時就跳出來，提醒你無法脫離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還因為某個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為出現這種恐慌情緒而更加感到挫敗。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我在國內遭遇國安騷擾後那種失魂落魄的狀態裏，什麽都沒改變。我實在不明白，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麽久，我已經身在萬裏之外的另一個自由的國度，為什麽這種恐懼還是沒有放過我？為什麽它仍然可以穿越時空，一下子便捕獲我的心神？

我明白這種恐懼是被誇大的。極權依靠人們內化的、自發的、膨脹無度的恐懼感實施控製。而被閹割、被去權、被孤立、時刻保持自我審查，就是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出廠設置。我的朋友還很年輕，剛剛大學畢業後從國內出來，之前從未參加過類似的行動，隻是有在朋友圈關注女權等議題。當我問她要不要一起去貼海報時，她立刻就答應下來。“太棒了！”她說。

我告訴了她一個管理恐懼的方法：“一般我會看著那些比我更勇敢、衝在更前麵的人，ta們的遭遇有助於讓我評估自己的風險。你可以看著我，如果我沒出什麽問題，你就暫時不用擔心。”

這個方法聽上去有點缺德，似乎我們是借著他人的犧牲來給自己劃定安全的紅線；其實這種“紅線”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妄想，我們對“幸存”的慶幸裏包含了太多的僥幸心態。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規避風險上，就會不斷規訓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製了行動的空間。

可是，作為一個在母國從未以公民的方式參與過政治的新手，剛開始在自由社會裏行動，就像一個不會遊泳的人跳進海裏，需要套個遊泳圈來獲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為更多後來人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也是我的責任。畢竟當年我也是靠觀察那些女權行動先驅而成長起來的。她們的實踐使得我有路可循，與她們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們在被一次次打壓後堅持行動的韌性，照亮了我無形的恐懼。我們在這個過程裏形成了聯結，拓展了彼此能力的邊界，並被一種道德義務綁定在一起。

紐約抗議者在華盛頓廣場張貼的標語。（作者提供）

發生在國內的“廁所革命”。（圖：文宣中國）

公民日報（文宣中國）發起的聲援四通橋抗議的海報運動。（圖：文宣中國）

誌願者們製作的抗議海報。（圖：文宣中國）

恐懼的感受如此普遍

“我看見了”——微博上的用戶曾激動地流傳著這句暗語。當我們看見了四通橋上一個普通人孤注一擲、以身殉道的決絕反抗時，我們也看到了自己的羞恥心，以及這個民族在曆史加速的關口引頸待戮的恥辱。倘若終究沒有這樣一個人出現，我們何堪於麵對如此恥辱？

在今天萬馬齊喑的中國，他的發聲堪稱振聾發聵，傳遞給我們的不隻是爆發的情緒、行動的勇氣、自我犧牲的覺悟、對反抗高度的想象，還有基於理智的精心計劃所創造出來的一種絕無僅有的可能性，一種突破現實的超現實。

謝謝他救贖過所有人的精神，讓我們不至於就此沉淪。

“一個人的勇敢不應該沒有回聲。”活躍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賬號“公民日報”（CitizensdailyCN）在事發後立即呼籲，擊中了人們的這種羞恥心。ta們帶頭發起了全球範圍內的貼標語活動，倡議所有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將四通橋的標語和聲援口號用所在國的語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來，張貼在學校和街頭。

公民日報能夠接力並擴大行動並不意外。這個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國”的社群成立於李文亮醫生逝世之後，基於為李文亮呼籲而聚集起來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輕人，逐漸發展壯大。ta們借鑒香港抗爭者的“文宣”方式，持續麵向簡中青年進行公民教育，宣傳民主、自由、進步的理念，也一直緊跟時事並組織公共討論。在近三年之後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這一天，ta們終於又迎來一次不辱使命的時刻。

這次的動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上千張海報席卷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眾多主流海外媒體的關注。借由這次行動的影響力，公民日報大大擴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線上建立起基於倫敦、紐約、多倫多、南加州、澳大利亞的telegram群組——“My Duty線上民主牆”，聚集起了當地關心母國命運，反對獨裁、支持民主化的華人。

“所有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網絡空間。我們雖然沒有站在同一個校園或同一個街道，並不知曉彼此真實身份，但這不妨礙我們充分交換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聯結起來。”——公民日報在介紹“My Duty線上民主牆”時寫到。

公民日報並不是唯一在為這種“聯結”而努力的青年團體。這些年，與中國擴張的民族主義和蔓延到西方校園的“愛國”留學生群體相對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傾向的年輕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國內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並走到了一起。僅僅是我參與到的，以紐約為核心的北美中國女權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們在中國米兔運動和很多女權公共事件中均有貢獻。疫情期間，我的朋友主導了一個中國留學生與行動者社群，以回應海外中國青年政治參與的困境和機遇，培養新生的社運力量。在這次的貼標語活動中，ta們也很快做出了響應。

在大家一起複盤這次活動的經驗時候，我們發現對於“恐懼”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類似。在遠離加州、紐約的進步氛圍的城市，一些學生在自己的校園裏感到孤立無援，懼怕傳言中和中國大使館有利益關係的CSSA（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的勢力。但即便“愛國”學生並不是成組織的，一個龐大而充滿攻擊性的國家機器仍然是其“背後靈”。

在荷蘭瓦格寧根大學，一個名叫朱子豪的留學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調錄製手撕抗議海報的視頻，宣稱自己已向校方舉報，而校方也積極介入調查，並移除所有“非法海報”。他甚至謊稱，校領導認為此舉嚴重違背“瓦大和荷蘭政府價值觀”，將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重處分”。這些直接從中國語境裏照搬到西方校園的恐嚇話術縱然荒謬，至少說明一些“小粉紅”們完全自知且積極地充當著極權的爪牙。

與這些“愛國”學生大張旗鼓的氣焰相比，想表達異議的學生們隻能盡量保持低調和匿名，即便聽見路過者對於海報的討論，也難以上前對話，因此失去和周圍人坦誠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機會。嚴格匿名的需求還會局限這些進步社群的發展，線上的自由討論難以轉化成線下的共同行動，而線下的活動也難以借由公開宣傳形成破圈的影響力。

跨國的公共參與者麵臨著來自四麵八方的挑戰。我們擔心自己的反抗話語被西方保守派用來鼓動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排斥；也擔心進步派們因為忌憚種族歧視和恐華症的帽子而輕視極權對我們的壓迫。我們擔心香港和台灣等中文社群難以理解我們受到的審查，簡單將我們的恐懼與懦弱、保守畫上等號；也擔心在將自己進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過程中，會和周圍的親朋好友疏遠、撕裂，留下無解的創傷。

可是，在這樣的時代裏，我們憑什麽預設這條路不會舉步維艱呢？比起身在國內的泛自由主義者和沉默的大多數，我們掌握的自由和能動性已是極大的特權。甚至縱觀中國社會，無論從民族、階級還是成長時代來說，我們都充滿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勢更邊緣的群體承受著不反抗或反抗的代價的時候，我們早已無地自容。

我們的恐懼和愧疚都是真實的，但是，如何把恐懼和愧疚向外導向對他人的共情和行動的動力，而非向內導向自輕自賤、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態，是我們每個人的功課。擺脫極權的馴服和毒化，本來就是一條自我救贖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貼標語活動，在國內變成更加隱秘的“廁所革命”，抗議的標語被寫在一間間沒有監控的公共廁所裏。隨著二十大的召開，當局更是極力防範四通橋事件的影響。且不論因傳播、談論此事而大量炸號的“慣例”，我的微信聯係人裏就有兩個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參加了四通橋事件的telegram群組的討論被查出身份，四個警察從天而降，當著其父母的麵帶走他，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問。他的手機被翻閱，參與的所有“反賊”群組被記錄，境外軟件被刪空，還寫了保證書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確詢問他對四通橋標語的疑似發起人彭立發的看法：“你覺得他做得對嗎？”他隻能回答：“不對。”另外一個人在被警察騷擾之後過於恐慌，無法回答我的詢問，隻是一遍遍重申“我愛黨愛國愛人民”、“不會再發任何不合適的文字。”

長期以來，民眾就是在這樣細枝末節、無孔不入的審查和管控下生存的，連自己的話語和意誌都被暴力殖民，這是何種無法言喻的瘋狂和荒謬？

也許正是看清了現實的殘酷，一些評論對四通橋抗議“潑冷水”，對它在國內能夠產生的作用持悲觀和絕望的態度。網友歌嶋政治人和鹿馬的文章都認為，症結在於中國沒有公民社會。在當局長年累月的打擊和分化下，中國的公民社會已成一盤散沙，個體被原子化，無法集結成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隻能出現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爭。也因為同樣的原因，這樣的個人抗爭得不到更多人的響應和支持。四通橋勇士注定隻能是一個“孤勇者”。

“這種孤立感是令個體感到絕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們對同胞此起彼伏抗爭也變得不冷不熱，因為這樣的事情太多，反而有點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當然要謹慎，是否將自己對現狀的焦慮和絕望化為了對革命的浪漫想象；借由濃墨重彩地“渲染”一個英雄和一次行動召喚革命，卻簡化了人們對於現實的複雜性與社會變革的難度的理解。但是，現實固然是一個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環，四通橋抗議卻攪動了這一潭死水，打開了一點我們對於未來的希望。這種“希望”並不基於自以為可以改變這一切——我想彭立發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他的“罷工罷課罷免習近平”方案真的會實現，但他依然抱著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犧牲自己的極端方式去喚醒民眾。

所以，重點不是為什麽他落到了獨自反抗的地步，而這一盤散沙的社會無法接住他；重點是這已經一盤散沙的社會和積弱成疾的民眾，是否可能因它的拚死突圍而覺醒、振奮和掙紮起來，從而給自己被綁定的命運造出更多變數。

“希望”正是來自於看到了反抗本身——若絕望來源於我們無法看見彼此。借用張潔平的一句話：“一切統治術都建基於此，動搖一切的種子，同樣深埋於此。”

他已傾其所有讓我們看見，我們必須停止視而不見。

在國內，四通橋抗議也許會和之前的許多公共事件一樣被深埋，被藏進人們記憶深處，像一顆種子在漫長的黑暗裏等待複蘇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廣泛的社群聯結，接住並發揚了我從彭立發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這些年輕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成果，ta們免於物質匱乏，見過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愛與自由，對社會正義充滿熱情。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氣。

記得在豐縣鐵鏈女事件之後的一次對話中，我和女權活動家呂頻說，最近兩年我一直有種大勢已去的感覺。鐵鏈女之後，更讓我覺得自己作為理性的公共參與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實公民社會建設、製度建設、和平推動政治轉型的窗口期早已過去，國內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權運動延續到現在已屬不易。我相信以啟蒙為基礎的改革是對人最友好的途徑，但當權力無惡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難積聚成了壓倒一切的緊迫感，甚至讓我覺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當。我有點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呂頻說，她早已有運動會失敗的心理準備。現在就看慘烈的個體悲劇是否還能喚醒民眾。她還說，安頓好自己的生活，維係住我們的社群，是我們能夠做的，也是可持續抗爭的基礎。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們仍然沒有放棄對公民社會的想象，哪怕隻能先寄望於留存在海外的火種。

恐懼一旦被跨越，就會轉化為自我賦能

我和朋友的貼海報行動從黃昏持續到夜晚。離開的路上，我們發現了路邊一個空白的布告欄，便決定在上麵滿滿貼上一排標語。

也許是之前的順利，她此時已經比較放鬆了。我們有條不紊地貼著，沒注意到什麽時候已經有人站在身後默默地觀望。

那人看了一會，終於忍不住上來搭訕，說自己是伊朗學生，最近也在組織伊朗人的抗議活動。他說：“我們跟你們的處境相似，我們應該互相聯結。”

和他道別後，朋友說發現有人站在後麵看的時候“嚇死了。”

後來，這位伊朗學生邀請我們參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議集會，我特意做了幾款海報，將中國和伊朗的抗爭內容並置在一起，強調在反抗極權道路上跨國跨種族的團結。

當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來，於是在集會現場，我又認識了另外三個有共同價值觀的中國學生。我們跟著伊朗人的大部隊遊行、喊口號，還一度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麵。過程中很多伊朗人來對我們表示感謝。當伊朗學生上台發言的時，特意提到了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並感謝了“中國朋友”的支持。

海外青年聲援伊朗抗議活動。（作者提供）

這是我第一次在溫尼伯這個被我稱為“流放之地”的城市裏找到了自己的“社群”——這些已經政治覺醒並且有意願參與政治的年輕人，就算隻有五個，我也感到不再孤獨了。他們都剛從國內“潤”出來不久，大家確認過眼神後，就像找到組織的地下黨一樣熟絡起來。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貼海報時表現很恐懼的朋友變得非常積極，她不但用紙板幫我做了標語牌，主動和伊朗學生聯絡和保持溝通，並且把我們參加集會的照片、海報投稿到了公民日報。

果然，在公共參與的實踐裏，這種恐懼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會轉化為自我賦能。

想到了社群裏的朋友說的：“勇氣是在實踐中獲得的，信任也是在聯結和共同行動中生長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