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跨兒：病人、鬥士與謊言

她踩著9厘米粉色高跟鞋走來，紮馬尾，齊劉海，黝黑的皮膚映襯著身上一襲白色修身長裙，裙擺上點綴著紅玫瑰。粉紫色鐲子和銀灰色手表並排套在左手腕上，指間還掛著一個粉白相間的皮包。

從背影來看，你絲毫不會懷疑這是一名女性。但她一開口，粗糲的嗓音立刻暴露了男性特征，再加上嘴唇上方隱約可見的青色胡茬，頓時引來周圍人的注目。

這是本文主人公，一名28歲的跨性別女性。

2021年春節，她告別了男性身份“孫樹田”，為自己取名孫悅靈，向家人正式出櫃。一年半後，她被父母送入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強製扭轉，經曆了七次電擊治療和近三個月的藥物治療，身心嚴重受創。

CDT 檔案卡

今年年初，孫悅靈決定起訴這家精神專科醫院。她的代理律師郭睿稱，根據公開信息，這是國內跨性別者起訴扭轉醫院的第一案。

最開始，孫悅靈向外界展現出了一個逃離“舊世界”、捍衛性別多元主義的鬥士形象，故事的展開也順理成章——關於一個性少數人士如何在重重壓力下，掙脫家庭控製與傳統規訓。

但回到縣城老家，她更加弱勢的父母生活窘迫，在熟人社會備受輿論壓力。而孫悅靈離家後，在街頭流浪，頻繁陷入失業困境，數次企圖自殺。理想中沒有歧視的烏托邦，在現實社會並不存在，她掉入新與舊的縫隙中，痛苦掙紮。

故事本應在這裏結束，卻出現了意外轉折。孫悅靈提及的諸多經曆，被發現存在虛構成分，這讓她被視作“精神病人”，同時也成為不完美受害者。

對於孫悅靈的前後矛盾，援助過她的心理谘詢師如此形容，“我想，這也是人性的複雜性，和這個世界的複雜性。”

“鬥士”

我第一次見到孫悅靈，是今年8月2日，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的門診前。她看起來有些緊張，與人說話時，眼神先看向地麵，然後立刻瞟向別處，不直視對方，嘴裏不停碎碎念。

見麵前，孫悅靈在微信上發來好幾個長語音條介紹自己，“我2021年正式向父母出櫃，2022年就被父母關進扭轉機構，2023年才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可以說這幾年，我一直在跟父母反抗與鬥爭。”

說到“鬥爭”兩個字時，原本平淡的語氣突然加重，接下來的幾句話，仿佛在發表演講，一字一頓地吐出標準答案——“堅持性別多元化，堅持按照彩虹意誌在走，性別不再是單一的，唯有支持多樣化才是正道。”

出櫃後，她堅持在從小長大的縣城穿女裝，父母指責她影響惡劣，讓一家人沒臉在縣城待下去。她向醫生吐露了兩次自殺，其中一次是2023年9月，因為父母經常罵自己“二椅子”（北方方言，形容男孩沒有陽剛之氣）、“陰魂不散”、“不正常”，她割了腕，被朋友送去醫院搶救。

“你有沒有想過不走這條路，回到自己本身的那個？”候診時，一位陪孩子來的中年阿姨輕聲問她。

這句話喚起了她的表達欲，“受父母反對，差點就放棄了，但是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的內心就是女生。”她越說越激動，聲音回蕩在安靜的大廳，“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社會再怎麽變也改變不了我，你知道嗎？”

孫悅靈的背影

一個捍衛性別多元的“鬥士”，這是她最初展現出的形象。

為此，她還主動談起做過的行動——大學時創建LGBT公益團體，當時她還沒有正式出櫃。

被問到創建契機時，她沒有正麵回答，轉而輸出理念，“每個群體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應該有包容天地萬物的心理，給予ta們生存空間，創建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不再充滿偏見和歧視，多好……”

闡述持續了近兩分鍾，直至說到盡興，“我當時堅定自己的信念，就是愛與和平。”

采訪初期，她經常答非所問、描述誇張，問及事件和細節時常常回避，反而在說起“大詞”上滔滔不絕。她有一套應對問題的話語體係，頻繁說到愛、多元、包容、做自己，並痛斥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偏見和歧視。

在北京看病短暫停留的兩天，孫悅靈穿著女裝，拿著男性身份證入住青年旅舍，遭到老板的拒絕。

第二天，她發來消息，“臨時住的地方太難找了，都（隻）認可二元性別”。緊接著又控訴，“多元性別在大城市有阻礙，當今社會多元性別身份在哪兒？”

臨時生活

從北京回到天津，“鬥士”的生活顯露出殘酷的一麵，她露宿街頭、朝不保夕。

臨時的“家”原本在朋友的汽車後備廂，後來搬到小區地下車庫。狹窄黑暗的空間裏，兩個行李箱裝著衣服和被褥，地上五顏六色的塑料袋依次排開，盛著化妝品、速食、中藥和日用品，這些是她的全部家當。

8月5日零點左右，孫悅靈到達一座廢棄酒店門前的圓形穹頂下，先把一層薄薄的藍色褥子鋪到地上，再放上粉色枕頭、脫掉白色蝴蝶結鞋子，然後熟練地躺在“床”上，開啟睡前刷手機時間。

地鋪周圍被四根廊柱環繞，附近常有黃鼠狼出沒。即使露宿街頭，她也保持著一些精致的習慣，比如抱著一個棕色小熊玩偶入睡，行李箱內還裝著粉色絲質睡衣，等街上無人時，她就換上。

孫悅靈露宿的廢棄酒店門前

流浪生活，是從離家後開始的。去年9月，她跟父母決裂，逃離了縣城，大腦脫離了控製，身體再次攝入雌激素，綠皮火車把她帶到很多城市，歧視和偏見被遠遠拋在身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她也開始尋找身份認同，每天關注LGBT群體的新聞，加了很多跨性別社群，參加線上活動和講座。屬於性少數群體的概念和知識，進入她的視野，如今嘴裏蹦出的各類理論，就是學習後的成果。

那些語言，為她勾畫出一幅理想的烏托邦圖景，在那裏，人人生而平等，而她自己也有機會成為城邦的建設者，她仿佛“重獲新生”。

但從網絡回到現實，理論失效了，謀生才是最大的困難。

孫悅靈一直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畢業後，尚未出櫃的她去過秦皇島一家電子廠，做零件測試工作。招聘條件中明確規定，員工不能穿奇裝異服，她隻能以男性形象出現在工廠實驗室，回到宿舍後，再偷偷穿女裝、吃藥，被偶然發現後，受過幾次議論和嘲笑。

她以為自己在公開場合隱藏得很好，但入職不到一個月，領導就要求她主動離職，並未明確告知緣由，她沒有拿到工資。

出櫃後，就業更難。當她穿著女裝應聘，而身份證上的性別是男時，招聘方幾乎清一色地拒絕。唯一接納她的是零工行業，她做過線上兼職主播，還有一些不看重形象的臨時工，比如在東北麻辣燙店當服務員，一個月收入兩千多元。

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離家後的孫悅靈變成了“浮萍”，無依無靠，隻能依賴跨性別社群的支持。她最信任的跨性別姐妹王敏，也是通過社群結識的，今年3月，孫悅靈去天津投奔她。

此後，王敏幾乎成了孫悅靈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用自己的醫保卡，給孫悅靈掛號，還為她支付每個月1500元的房租。有幾次，孫悅靈在王敏家吃她母親送來的飯，羨慕地說，“剩飯也好，我這都沒人給我送。”

兩個月後，王敏也無力負擔房租，孫悅靈開始走上街頭露宿，她後來在醫院的檢查指標顯示，身體營養不良。

跨性別社群的誌願者陳軍米，見證了孫悅靈失業期間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一麵——難以集中注意力，感到緊張焦慮，經常訴說沒有人能夠理解她，希望更多人關注她的存在。

孫悅靈的處境不是個例。由北京同誌中心發布的《2021年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顯示，3381位跨性別者中，失業率為15.9%，約為同期城鎮登記失業率的2.7倍，還有30.7%的受訪者年收入低於一萬元。

為了生存，大部分跨性別女性選擇隱藏真實身份，過一種“雙麵人生”，公開出櫃的人則普遍靠家庭救濟。陳軍米看到了背後社會救助機製的缺位，“她（孫悅靈）沒有被看到，被社會遺棄掉了。”

7月的一個深夜，孫悅靈在地鋪上剛要入睡，一個叫曾誌的跑腿小哥突然過來搭話，說自己也露宿在旁邊。兩人互相吐露傷痛，孫悅靈訴說出櫃的經曆，曾誌聊起在東北老家患“精神障礙”的母親。

兩個“無家可歸者”開始相互扶持，曾誌早上給孫悅靈買早餐，孫悅靈跟他一起跑腿，遇到太沉的單子，兩個人就一起抬。周末不接單時，曾誌騎電動車載著孫悅靈去醫院看病，或者兜風遊玩。七八月天津多雨，他們各自搭帳篷睡在街頭。

顛沛流離的日子裏，曾誌充當了孫悅靈臨時的“家人”，她感慨過，“如果沒有小哥照顧，我的生活又是另一個樣子。”

被製造的病人

被強製送醫的97天，給孫悅靈的身心造成了嚴重傷害。

她總會做噩夢回到精神病院，毫無反抗之力；她控製不住情緒，像一顆“定時炸彈”，曾在寄住朋友家時深夜發脾氣，影響了樓下孕婦休息，不得不向對方賠錢道歉，搬了出來。租房期間，她經常產生自殺念頭，王敏幾乎每天陪她語音聊天，一直到淩晨一兩點。後來因為“鬧”自殺，警察來了兩次，房東拒絕繼續出租，她才開始露宿街頭。

8月2日，北京回龍觀醫院的精神衛生檢測結果顯示，孫悅靈有輕中度抑鬱傾向、中重度非社會化傾向，最大可能的社會適應障礙、行為障礙，以及強迫、疑病、驚恐發作等。

孫悅靈曾接受電擊“扭轉治療”的住院樓

今年年初，律師郭睿決定代理孫悅靈的案件，以侵犯人格權、人身自由權起訴電擊扭轉她的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又稱“秦皇島市第五醫院”）。案件於8月13日開庭，孫悅靈向醫院索賠包含誤工費、護理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82931.22元。目前該案處於調解階段。

郭睿指出了兩點問題，一是醫院對強製收治權力的濫用，二是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群的的雙重歧視， “此事能進入法律程序，將對更多被扭轉治療的受害者有幫助，具有公共價值。”

8月5日下午，距離案件開庭前一周，孫悅靈回了一趟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她曾在這裏被診斷為“同性戀”，具體說法是：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醫生告知她母親周桂芳，這就是“精神病”，需要入院治療。

坐電梯上三樓，到達“臨床二科”住院部，兩道鐵門背後，是患者所在的病房。2022年7月22日，兩個又高又瘦的男護士把孫悅靈押入鐵門後，用束縛帶把她綁在病床上，直到傍晚才鬆開。

病曆顯示，收治時孫悅靈意識清晰，定向力準確，對答切題，在勉強狀態下住院，周桂芳簽署了《非自願入院治療知情同意書》。

入院第11天，住院醫師張玲在查房記錄中寫，“思維未見明顯變化，仍不願意換下女裝，不願理發。”又過了25天後，藥物仍未改變她的性別認同，她反複詢問醫生，“為什麽不做父母的工作，讓父母理解這個群體？”

2022年8月28日當晚，孫悅靈忽然收到護士發的蛋糕和牛奶，吃完後開始禁食禁水、測體重，她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麽。

治療方案有了改變。第二天，護士把孫悅靈帶到MECT治療室，她躺在病床上，先被注射麻醉劑，然後手腳和胸口被貼上金屬片，一切準備就緒後，一個穿白大褂的男醫生按下按鈕，電流立刻通過全身。

疼痛襲來，她呼吸困難，暈了過去，再次睜開雙眼時，已經被推回病房，躺了很久才緩過來，電擊後的食物是雞蛋糕。此後每隔三四天，孫悅靈就會在晚飯收到牛奶和蛋糕，這是一種信號，第二天要電擊了，當晚就要在恐懼中度過。

她反抗過兩次，都毫無作用，直到第七次電擊結束，牛奶和蛋糕才沒再出現。

針對孫悅靈性別認同而采取的“扭轉治療”，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醫生潘柏林認為並不科學，“非但無效，還會加重自我厭惡和焦慮情緒，甚至會引起更嚴重的抑鬱、焦慮和自殺風險。”潘柏林從業20年，發起了國內第一個“跨性別多學科綜合門診”，已幫助超過2500位跨性別者。

孫悅靈出院後，心理谘詢師W曾為她做過一段時間公益谘詢。孫悅靈提到，電擊把她整個人都電壞了。W曾訪談過多位被電擊治療的跨性別者，發現電擊會對大腦神經造成嚴重損傷，創傷壓力之下，人會產生嚴重的解離和遺忘，進而變得避世、易怒、性格極端或邊緣。

臨床二科病房

兩年後重返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在8月5日當天的出診表中，孫悅靈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臨床二科主任王秀奎。她掛了號，走入診室。

穿著白大褂的王秀奎上身前傾，眼睛從兩個鏡片後露出來，認出了她，“你是不是住二科？我認得你，不用診斷，你是不是有點性取向問題？”

和當初一樣，王秀奎認為孫悅靈是同性戀，直接診斷為“性取向認同障礙”。孫悅靈則強調自己的跨性別身份，“我屬於非二元性別，你們醫院應該缺這個概念，性別認同障礙和性取向障礙有區別，知道嗎？”

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孫悅靈拿到的診斷為“易性症，男跨女”。根據2022年最新生效的《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第11版》，與跨性別相關的“性別認同障礙”不再被列為心理疾病。

王秀奎堅持自己的診斷，他用中西方國情不同來解釋，“那是國外講‘去除’，在美國英國這些西方國家，咱們中國診斷的癔症，他們還沒有呢。”

他所在的臨床二科，每年都會接診兩三個LGBT人士，先下診斷，再取得監護人同意，就可以完成收治，當事人的意願則被排除在外。

扭轉成功過嗎？王秀奎說，“成功不了，幾率很小。”

但他仍然把對孫悅靈的“扭轉”視作“正義的試驗”，一是促進家庭和諧——“因為‘他’爸媽有這個需求，試一試，了了他們的心願，給‘他’糾正過來，找個女朋友結婚，正常過日子嘛。”

二是維護社會穩定——“如果‘他’爸媽因為這個自殺，不影響社會治安嗎？”在他口中，這場試驗的最高期限是三個月，時間一到，醫生就告知孫悅靈父母，已經治好了。

但如今孫悅靈的性別認同仍然為女，王秀奎擺擺手，表示現在不會再收治了，“我們投降了，治不好，她腦子就這麽想的，就是真格的。”

談話接近尾聲時，這名醫生還提及對LGBT人群的看法，“不違法，但如果人類都是同性戀的話，這世界就滅種了，這個地球是不是就要滅亡了？”

麵對年輕人的性別多元思想，他的態度是，“不是一代人能解決整個社會的大規律”。

重返“舊世界”

邁出精神病院的大門，孫悅靈坐上車，一路向北，往她心中更深的“舊世界”駛去，那是8月5日傍晚。

她的老家是河北省東北部的一座小縣城，沒有火車站，需乘坐兩小時左右的大巴才能到達最近的市裏，直到2018年，縣城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她的父母在這個熟人社會生活了幾十多年，在街坊鄰居的注視下工作、結婚、生子。

2021年春節，她把長發、女裝和跨性別的概念帶了回去，正式宣告，“我想以女孩子身份進入社會。”

“這輩子沒見過，沒聽說過。”闔家團圓的日子，父母的天塌了。第二年，母親周桂芳聽從朋友的建議，把孫悅靈送去了精神病院，

周桂芳沒去探視過，捎去了日用品和衣服，打過一次半小時的電話。電話裏，孫悅靈哭訴自己崩潰了，“想離開這個鬼地方”。周桂芳回複，好了就接你出來。

那年中秋節，孫悅靈是在醫院度過的，沒吃到月餅，出院遙遙無期，她感到絕望。護士跟她閑聊——要是想出院，就得表現出男孩子的樣子。一個病友出主意，“你就得找個女的形婚，穩住你爸媽。”

他們的話提供了一種思路，“所有的意識形態都要像男生一樣，才能離開”，這個想法出現後，她決定犧牲長發，換掉女裝。

住院兩個多月後，醫生的查房記錄有了變化——“患者服從管理，同意將頭發剪短，能隨其他病友參加康複治療。”

直到住院97天後，父母來醫院辦理了出院手續。

秦皇島市第五醫院康複課程表

入院時是盛夏，出院已是深秋，短發的孫悅靈穿著一件薄薄的長袖走出醫院，眼前的一切都很不真實。

父親來接她，到家後母親做好了飯，激素藥停了之後，她的胸部縮小，恢複了男生的樣子。兩個老人覺得，原來的兒子終於回來了。

回到房間，孫悅靈發現自己的化妝品和衣服都消失了，手機也不見了。她不在時，母親處理了一切，周桂芳給了她一台老年機，隻能接打電話。去醫院走了一遭後，她意識到，反抗隻會加深矛盾，於是決定在父母麵前扮演男性，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二老的理解。

但壓抑帶來了更大的痛苦。孫悅靈的性別開始發生流動，時而是男，時而是女，徘徊在兩性之間，後來變成“兩個靈魂在搶占一具肉體”，無法融合，無法控製，直至被扯成兩半，“變成雙重人格，都快精神分裂了。”

她必須做出選擇。2023年9月初的夜晚，大吵一架後，她推開家門。母親威脅道，“你隻要走出這個門，以後還是這種狀態，就永遠不用再登大門。”

孫悅靈沒有回頭，踏上火車。

8月5日傍晚，孫悅靈回到老家

一年過去，她還是回來了，回到了這個原本“再也不想回來的傷心之地"。狹窄的石板路上，高跟鞋撞擊地麵的聲響停在一扇紅色鐵門前，她希望跟父母和解。

門沒上鎖，輕輕一推就開了。穿著紫色花襯衫、白發爬上雙鬢的周桂芳從屋裏走出來，目光瞟到門口的孫悅靈，就條件反射式地擺手趕人，“不行不行，走走走。”

緊接著是一連串拒絕，“我們不認識她”“你們再這樣我報警了”。孫悅靈積攢的情緒瞬間爆發，“就這麽固執，死活不肯認我，巴不得我死了。”

跟離家那天一樣，“咣當”一聲，大門鎖上了，溝通的窗口也隨之關閉。

被父母拒之門外的第二天，深夜12點左右，我收到了王敏發來的消息——“靈兒吃安眠藥了，想自殺”。但當我急忙趕到孫悅靈的住處時，她正在跟王敏打語音，沒有服用安眠藥。

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她先是吐露對父母的理解，“他們逼迫也有苦衷和無奈，半輩子都在為老思想而活，做子女的應該理解老人的不容易。”然後大聲地自我攻擊，“所有錯誤都在我身上。我活著就是個錯誤。我對不起父母。我該死。”

援助孫悅靈的社工核桃告訴我，自殺有三個步驟——意念、計劃和行為，如果找到宣泄渠道，痛苦減少，自殺意念就會降低，如此反複。而自殺幹預的正確方式是，把每一次求救都當成真正實施來處理。

她也多次提起，要把死作為最後的反抗，逼父母轉換觀念——“我想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改變這個事情”。

愧疚、威脅和尋求理解相互交織，這是跨性別人群共性的複雜心理，心理谘詢師W轉述過一些人的真實想法——“如果我死了，父母就會後悔，他們就明白我有多難過。”“要是再這樣逼我，我就死給你們看，不行就來給我收屍。”

但生命的代價不一定會換來改變。核桃記得，一位跨性別女性先後三次自殺，最後還是離開了。她死後，墓碑被母親以“兒子某某之墓”命名。

“就算你死了，他們還是接受不了。”電話那頭，王敏冷靜地勸說，“他們不接受，那你就為自己而活。”

“我從來沒想過為自己而活，你知道嗎？”孫悅靈的聲音沉下來。

在那個深夜，一切關於“做自己”的宣言和口號都瓦解了，她變得不像初見時的那個反抗者，兩個靈魂再次占據她的身體，一個奔向了新思想，一個還殘留在“舊世界”。

生存，還是自由

孫悅靈企圖自殺的第二天，我再次見到了她的母親周桂芳。

為了不驚動左鄰右舍，她把門掀開一條縫，迅速把我領到院子一角，一個多小時內，她始終警惕地瞪大雙眼，語氣驚恐，音量像耳語一樣微弱，生怕任何談話聲穿透牆壁，驚動樓上臥床的老人，或者被路人聽去。

這是一座老舊的自建磚房，院子不大，屋頂引水槽的鐵皮鏽跡斑斑，幾塊碎磚隨意壘成台階，門上掛著幾串粉色珠簾，院子中央堆滿白色泡沫箱，裏麵栽種的菜苗長勢旺盛，灰土色牆上依稀還能看到，孫悅靈童年時用粉筆畫的小人兒。

孫悅靈老家院子裏的植物

自從孫悅靈出櫃後，周桂芳就很少走出這幢老房子，為數不多的必要出行，仍能聽到指指點點的聲音，“她家幹什麽缺德事兒了？”

後來周桂芳連菜市場都不想去，經常在家裏種菜吃，每當此時，孫悅靈就會在她耳邊談論跨性別的概念，周桂芳聽不懂，認為她說的是“歪門邪道”。

周桂芳生活在縣城幾十多年，鮮少走出去，孫悅靈的出櫃原本是一次接觸新思想的契機，但“舊世界的牆”太過堅固，難以打破。

跑了全國各大醫院後，周桂芳得出結論——醫生是為了盈利掙錢，才建議孫悅靈做性別重置手術。接觸心理領域從業者後，她仍然覺得，“多數都不正常，他自己不正常，就盼著別人也不正常。”

直到現在，周桂芳仍不知道電擊治療的後果，也不明白簽署知情同意書意味著什麽，但她堅持認為要配合醫生，“人家說咋治，咱們都得簽。（電擊）肯定有風險，但是有好多人那麽治好了。”

無論是科學知識，還是聞所未聞的性別多元思想，對周桂芳來說都太過遙遠，眼下最要緊的是解決生存問題。

她連續吐露出經濟困難：老房子年久失修，一漏雨就得用盆接；丈夫智力有殘疾，母親也臥病在床，如果不是照顧兩個病人，她就去後廚洗盤子，在縣城，一天掙50塊的活也有人搶著幹。她提前為自己的晚年下了預判——“小病吃點藥，大病治不起”。

孫悅靈的出櫃讓原本窘迫的家雪上加霜。周桂芳口中，孫悅靈“屬於要債鬼”，畢業後就一直消耗家裏的錢，還信用卡和花唄。去北京求醫時，兩人一起露宿街頭。在家住期間，“有點錢就買那個……”周桂芳試探著說出“外賣”兩個字，還有幾十塊一盒的激素藥，而幾十塊是她和丈夫半個月的夥食費。

作為母親，周桂芳希望孫悅靈退一步，“等把錢掙到手了，再穿女裝。”

舅舅曾給孫悅靈介紹過一個央企辦公室的工作，這是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填簡曆時，孫悅靈最終放棄填寫性別一欄，痛苦轉化為控訴，“我被你們搞得哪有性別，隻能不填。”

孫悅靈堅持要性別自由，周桂芳必須考慮現實生存。先解決生存，再追求自由，是很多家長的想法，但現實情況是，相當一部分跨兒撐不到那一步。

而在縣城人的認知裏，“自由”是有錢人的“特權”。一個親戚告訴周桂芳，“除非是有的是錢的家庭，不然哪家受得了。”算命先生則建議她，這孩子隻能放任，“除非你們是忒有錢的，樂意給她就給她。”

周桂芳流著淚說，“我要有這個能力，我何愁給她掏錢做手術，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他’。”

這種想法並非毫無道理。一位山東跨兒家長列出了孩子出櫃後的一係列手術費——正畸3.3萬，去勢（切除睾丸）1.3萬，植發3萬，做臉9.5萬，喉結1萬，性別重置5.5萬，共計23萬左右。還有一位北京跨兒去泰國做手術，各項費用加起來一共十多萬。兩個案例都屬於所在城市的中產家庭。

錢也不隻是錢，還代表著社會地位、資源和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母親，在孩子出櫃不到一個月，就帶她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得到了正確的就醫指導。母親還找了心理谘詢師，幫助自己和孩子處理心理問題。後來，她積極參加北京同誌中心組織的活動，逐步了解和接受LGBT人群。

盡管尋找到了各種社會資源的支持，這位北京的母親仍然用了五年的時間，才從心底真正接納孩子。而接受隻是第一步，此後她還要麵對整個家族、麵對社會，這個議題將伴隨她一生。

周桂芳卻連第一步都未能抵達，為精神病院掏出的五萬多住院費，是她心中最後的自救，結果隻把她和孩子的關係推向了暴力的深淵。

有一次吵架，周桂芳記得，她被孫悅靈推著肩膀到屋門口，“給你弄住了，就想著置你死。”她和丈夫嚇壞了，半夜不敢睡踏實，一點動靜就醒過來。回憶起來，她的眼神滿是恐懼，“怕她再鬧出啥事兒，拿刀子把我們殺了呢。”

但孫悅靈不承認自己動過手，反而提起父親的暴力行為——出櫃那年的夏天，她穿著一個帶兔子圖案的衣服，父親看不順眼，動手打了她。周桂芳對此否認。

到底是誰使用了暴力，成了一場“羅生門”。孫悅靈離家出走時，周桂芳心灰意冷，“讓‘他’進來，我們的生命就得終止了。”

麵對難以修複的裂痕，周桂芳同樣矛盾，一邊控訴孫悅靈是自己痛苦的製造者，“最後悔的就是生了‘他’。”一邊又強烈地譴責自己，“我上輩子絕對是一個壞人，幹了很多很多缺德事兒。”

孫悅靈離家後，周桂芳依然困在這座老房子裏，困在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裏，她不擅長使用社交媒體與人交流，也恐懼網上潮水般的輿論，更無法像孫悅靈一樣，習得一種新的語言和知識，在其中得到庇護。

采訪那天，她隻發出了一點微弱的聲音，就關上了大門。

不完美受害者

我去見周桂芳時，孫悅靈搭乘火車回到了天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公園、街頭長椅和24小時便利店度過的，8月初的一個下午，她悠閑地走在夏日街頭，路過刨冰、大麻花、杏皮茶、狗不理包子，道路兩旁是翠綠的梧桐葉，一抬頭，透藍的天上飄著帶線的風箏。

深夜，在常去的便利店，她進入王敏的直播間，化身“霸道總裁”，談起公司打算在天津開一家娛樂城。直播間裏，幾位熟識的朋友都默認她的身份，開始七嘴八舌地發言。

孫悅靈壓不住嘴角的笑意，大方承諾給朋友們提供重要職位，“回頭派點人來天津，開個分部，讓我姐變成項目負責人，再讓XX哥當管理。”

但當討論氛圍到達高點時，她忽然歎了口氣，吐露公司最近陷入了困境——資金虧損嚴重，她掏出幾百萬堵窟窿，導致自己的銀行卡被凍結，同時外部競爭對手打壓，拿下的地段有爭議，而內部董事會又“暗流湧動”，她不能立刻公開跨性別身份，因為“有兩股勢力在跟我對著幹，如果傳出蛛絲馬跡，讓他們把我扳倒，我就完了”。

“你好，有整箱的酒嗎？”兩名男子忽然走進便利店，打斷了這場商戰表演，孫悅靈收回總裁的口吻，尷尬一笑，“我不是店員。”然後轉向直播間，繼續調侃道，“看來我是有服務員氣質啊。”

我搜索後發現，她口中的娛樂公司，公開股東名單裏並沒有她的名字。慢慢地，她的其他身份也開始露出破綻。

她曾說自己大學就讀於河北傳媒學院的音樂表演專業，但學信網賬號顯示，她實際畢業於河北建材職業技術學院的計算機信息管理專業。

她多次提過，畢業後在一家MCN機構當主播，出演過一部古裝網絡微劇《白狐傳奇》。但這家MCN機構的法務在采訪中表示，和孫悅靈隻簽了合作協議，不存在正式勞動關係，且她簽約後大概率沒有直播。

就連她的社交媒體形象也是“假的”。孫悅靈說自己從小就學習古箏，並在朋友圈持續分享一位女生彈古箏的視頻，用自己的口吻配字，“小女子靈兒獻醜了”。

這名女生跟孫悅靈長相完全不一致，其實是天津一家娛樂公司的簽約主播。那部網絡微劇的女主角，也另有其人，當一張截然不同的臉被舉到麵前時，孫悅靈卻信誓旦旦地說，那就是化妝後的自己。

她穿梭於多重身份外殼之中，但真正走上前，掀開每一個殼子，裏麵都空空如也。

我把上述情況描述給了精神分析家龍傘樹，對方判斷，“她的精神問題很嚴重，在網上看到一個人的人生，就把想要的那部分拿過來，編織成自己的故事。嚴格意義上講，她是一個縫合怪。”

另外他覺得，不能把孫悅靈的行為簡單定義為欺騙，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那是她唯一的選擇——“當一個人一定要用偽裝的人設來麵對你或者世界時，那意味著她堅定地認為，原本的自己是絕不可能被任何人接受的。”

但後來，一個更大的謊言浮出水麵。

8月7日，孫悅靈再次離開老家

認識第一天，孫悅靈就告知了一個噩耗，今年7月在天津的醫院被診斷為惡性心髒主動脈瘤，她的社交媒體上有診斷截圖。後來她又透露腫瘤是晚期，隻剩下兩個月壽命。

因為承擔不起手術費用，孫悅靈經常把“死”和“痛苦”掛在嘴邊。她曾向陳軍米求助過，對方提出可以籌款，要求她發送醫院的票據開銷，她一直沒有提供。

起初，腫瘤的真實性沒有被重點懷疑，直到一天深夜，律師郭睿帶她做心髒檢查，結果讓所有人意外——沒有腫瘤，心髒結構功能未見異常。後來，我又發現，她在天津的心髒診斷截圖，患者信息並非她本人，而是來源於網上一名38歲的女性患者。

當病例截圖作為證據放到麵前時，她突然不說話了，手裏不停擺弄紙巾，言辭閃爍，“我當時不方便公開我真正的病情……轉院沒來得及回去取……”

我表達了對她的理解，而不是批判，希望她說出真實想法。她突然背過身去，語氣淡漠，“我沒什麽可隱瞞的，我沒有那麽複雜的想法。”

我又繼續詢問她，關於編造其他身份的動機，“你是希望以這種形象跟我們認識嗎？”

她回答，“對。”

她陷入沉默，片刻後，突然抬頭看天花板，嘴裏自言自語，“一步錯步步錯，有因必有果，因果報應已經到我身上了，如果沒有違背父母的意願，我怎麽能落到這種地步？”

這些真假難辨的信息，不同程度地拋向了支援她的律師、誌願者、社工和記者，大家被她“搞得很崩潰”。但是目前為止，所有接受采訪的醫學和心理專業人士，都無法給出明確判斷——她的行為到底是主觀故意，還是疾病使然。

但此前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的精神衛生測查結果提示，她的心理狀態重度異常。其中幾處細節描述如下，“與人相處時缺乏愛別人的能力，慣於欺騙或操縱他人，缺乏自我責任感和社會道德恥感；常為尋求幫助而誇大問題的嚴重程度。”

“要說她處心積慮騙別人，好像也能理解，人在極度貧困的狀態下，做出這種行為，隻能說是一種不幸，也沒辦法在道德上對她過多譴責。”社工核桃說。

知曉一切後，誌願者陳軍米仍繼續為孫悅靈提供經濟和心理支持。她接觸過的跨兒中，無論從學曆、家庭關係，還是經濟狀況來看，孫悅靈都是最邊緣和最需要救助的一個。

“要追求一個完美的當事人非常難。”陳軍米說。

一次獲取愛的嚐試

回到最初的起點，是孫悅靈的性別探索之路。

一條線索是女性性格心理的出現。9歲左右，她喜歡娃娃、和女生玩得來，看偶像劇時，代入的是女性角色，比如《仙劍奇俠傳》裏的趙靈兒，能跟李逍遙發生一段愛情。18歲之後，她開始討厭胡須和喉結，擔心自己變成“大叔”，她隻對男性心動，陽光帥氣的男生是她偏愛的類型，“最好有胸肌腹肌”。

2020年，她大學畢業，進入一家直播公司工作，公司建議“男扮女裝”，她有了機會穿女裝、留長發、化妝，終於“找到了自我”，後來在激素類藥物的作用下，胸部一天天膨脹起來，她感受到“身心合一”的愉悅。

在她的講述中，除了內心的本能外，還有另一條脈絡，那是一個外部壓力下的選擇。

上小學時，“孫樹田”是個瘦小的男孩，被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欺負，有人把垃圾桶扣在他頭上，叫他“小怪物”，他向老師和家長求助，但沒有靠譜的大人出麵解決問題。

大二那年，他20出頭，被一個聲音甜美的女網友吸引，想跟她戀愛。在一家小餐館裏，1米58的“孫樹田”見到了身高1米7左右的女生，對方嘲笑他個子矮，表示隻能當普通朋友。他很受傷，產生了一種念頭，“異性對我根本不感興趣，做男的一點意思都沒有。”

後來個子矮成了“孫樹田”的心病，他還特地去老家權威的相親機構打聽過，女生的擇偶標準裏“1米75以下的男的不要”。

即將畢業時，他又被一種社會化的壓力迅速裹挾——必須得多掙錢，必須得養家糊口，必須得有個對象，必須得傳宗接代。

“我為了擺脫男人的命運，一步一步走上那條道。”在孫悅靈看來，這都是“孫樹田”選擇做女性的誘因。

兩條脈絡相互交織，打破了我對“LGBT人群完全由先天基因決定”的認識。潘柏林表示，目前為止，醫學界對於跨性別的成因是“先天”還是“後天”尚未有明確結論，但更多學者認為，先天因素在其形成中占有更多可能性。

龍傘樹的實際經驗則相反，在給LGBT人群做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完全由基因決定——“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促使ta們做出選擇。哪怕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

在他看來，這個選擇是一種獲取愛的嚐試，或者說，一個關於愛的困境。“不論是她（孫悅靈）的精神還是身體，可能從來沒有被另一個人好好對待和接納過，她才堅信，需要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被愛。”

於是，她殺死了“孫樹田”，變身為孫悅靈，一個不斷生長的女性自我破殼而出。不如想象中那般輕鬆，跨性別女性中大多數都膚色白皙，黝黑的皮膚成為孫悅靈新的焦慮，她買了很多美白和護膚產品，還計劃削個骨，做麵部整容。

社交媒體上，她躲在“標準美女”的照片背後，用文字表達自己的容貌焦慮，“我太矮小了，越來越難看了，我變得好醜啊。”

她身上依然有“孫樹田”的影子——不敢在人前落淚；認為應該殺死所有日本人；喜歡糾正別人來顯示自己，“你怎麽連這個都不懂”；經常脫口而出蕩婦羞辱的話，“XX願意勾引男人，是個小賤人”。傳統男性氣質中暴力的一麵，也會時不時顯露在她身上，比如習慣性發脾氣、罵髒話，跟朋友吵架時，揚言要“弄死對方”。

而她對女性的理解，仍停留在最傳統的模板——女人不應該抽煙，應該穿高跟鞋、短裙、出門前化很久的妝，一定要做個“正經女人”，或者“小鳥依人”的女人。

從一個被社會建構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個同樣被建構的女性身份，過渡期是混亂的，甚至是割裂的，尋找自我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改變性別後，孫悅靈依然沒有獲得想要的愛情。很多直男加了她的聯係方式後，第一句話就問，約嗎？

她渴望的是愛，不隻是性。但現實是，大部分直男都隻對她的生理結構感興趣，有一次她果斷拒絕，對方滿不在乎，“你不來找我玩，我就去找別人玩。”

她羨慕王敏，出櫃前後都很受歡迎，擁有一個成功人生，相比之下，自己則是失敗，“做男人，不招女人喜歡，做女生，不招男生喜歡。”

她越說越激動，忽然脫口而出，“我要有老婆孩子，我可以放棄做女人，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反複詢問後，我才明白她想表達的準確意思，是想擁有一個理解她、陪伴她、關愛她的人，至於性別，無關男女。

回縣城老家時路過隧道

我想起那次重返“舊世界”的行程。車子一次次穿過漆黑的隧道，隧道的盡頭是光，外麵有蒼茫的山、潔白的雲、蔚藍的天，有那麽廣大的世界，她縮在後排座位，喃喃道，“金星說過，愛不分性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