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後中國“老賴”激增，為什麽

疫情三年，中國失信被執行人數量飆升。

2023年1月，曾在上海市區經營四家中型餐廳的王女士上了失信被執行名單，隨後關掉了自己手裏的兩家公司。在接下來的近兩年時間裏，她經常同時打三份工，穿梭於長三角。

2019年下半年，王女士投入手裏全部資金，和幾位合夥人一起陸續在黃埔和普陀區年末開起了四家日料和火鍋店。當時生意極為火爆，每月“賬上流水有了兩百多萬，我一邊還貸款一邊籌措新項目，美好的未來在等我”。

2020年春起，中國全境內逐步推開越來越嚴格對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從華中地區開始，“封城”不再是一個陌生名詞。市民長時間無法外出，堂食成為奢望，跨省市出行異常難辦。

漫長的動態清零疫情管控政策對實體經濟帶來沉重打擊，餐飲業首當其中。這個行業上下遊結合極為緊密，抗風險能力極差，王女士的四家餐廳又大量依賴生鮮產品。

王女士這樣形容當時的焦頭爛額：“我不知道該訂多少貨，因為我不知道24小時、甚至5小時後的風控措施是什麽。如果突然放開一陣子，我的貨也供應不足，2022年初，上海封城隻是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個月零入賬，但一個店就有幾十萬虧空，我壓根撐不下去。”

除了王女士手裏的幾家門店，在與王女士有生意往來的這條供應鏈上，上遊生鮮供貨商、物流、下遊的文創周邊等在兩個月內全部瀕臨崩潰。半年內，與王女士保持上下遊商務往來的數十位商人都成為了失信人，麵向全社會公開的“黑名單”上，他們的大名和基礎個人信息赫然在目。

為了盡快還款，王女士依賴多年經商的人脈開始穿梭於長三角，零碎接一些散活。最缺錢的時候，她熱烈響應政府“地攤經濟”的號召，早上八點去人民廣場擺攤，下午五點去新天地擺攤，晚上七點去嘉裏中心擺攤，十一點回到家還要和新合作的工作坊籌措活動。即便如此，“我掙不到錢，我能感覺到我的客戶也沒錢，他們都沒有讓我多賺幾塊的能力，大家都沒錢，我已經不知道錢可以從哪裏來了”。

由於破產後麵臨高消費限製，王女士不能乘坐高鐵和飛機，於是她要求對方乘坐飛機來上海和她洽談，但“10個單子裏有7個會因此無法長久且告吹”。

受到高消費限製的失信被執行人不能乘坐高鐵和飛機（資料照片）。

她曾收到大陸最大三房票務平台攜程發來的短信，表示他們可以幫她買到高鐵票。攜程如何騙過購票係統，王女士不得而知。但自從黑名單生效，王女士的生活大為受限，僅偶爾乘朋友的順風車前往周邊市區。

乘高鐵從上海市前往王女士位於昆山的住宅的高鐵費用是26元人民幣，耗時17分鍾。但由於高限，她大部分時間隻能選擇出租車往返，耗時1小時，價格在150元到200元不等。

王女士說：“我理解的高消費限製是通過讓我花更少的錢的形式、使我償還欠款的能力增加。為什麽我上了失信名單強製執行後生活成本更高了呢？”

王女士是少數嗎？

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站數據，截至2024年9月4日，全國處於失信狀態的被執行人數量為841萬人（圖為上海外灘資料照片）。

失信被執行人，在中國又被稱為“老賴”，這個詞原為頗帶貶義的指代故意欠錢不還的人，法律文本的解釋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的人員”。

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站數據，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國處於失信狀態的被執行人數量為841萬人。但據聯合早報記載，這個數據在2020年初為570萬，四年間增加近68%。根據《金融時報》統計，其中大部分是由於未能按時償還商業貸款和住房貸款且年齡在18到59歲之間。

浙江杭州海浩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沈逸凡對BBC表示，在疫情之後，他承接的破產清算相關案例明顯增多，像王女士這樣由於經營不善、未能按時償還商業貸款而上失信名單的是一種最為典型的案例，除此之外還有兩種值得關注的人群。

一類是“爛尾樓”的業主。他們在疫情之前、即中國房價瘋漲時買了房，並向銀行申請了貸款，但由於開發商跑路，房子幾乎不可能交付。這些收不到房子的人卻依然需要償還高額房屋貸款，一旦斷貸，他們就會成為“老賴”，上征信黑名單。

中國爛尾樓危機至今懸而未決。

《北京青年報》曾報道，一對廣西母女2019年時買了一套本市的房子，並在當地的銀行辦理了按揭，卻不料房產開發商卷款逃走，房子爛尾。這對母女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銀行停貸，但法院沒有宣判，於是這對母女不再繳納按揭款項，三個月後，她們上了征信黑名單。僅在這1個樓盤的案例裏，就有200多戶業主受牽連，他們全部向法院提出同樣申請，但法院均未予立案。

另一類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近年來，一些中國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完全沒有獲得酬金、沒有參與公司經營、也不是公司股東的情況下被登記為法人。由於種種原因破產的公司會導致這些完全無辜的法人受牽連，他們也會成為黑名單的一員。

黑名單係統的懲罰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製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幹規定》開始實行，這是對老賴最直接的“製裁”，其中明確規定失信被執行人們限製乘坐飛機、高鐵、輪船、列車臥鋪，租賃高級酒店、住星級酒店、購車、旅遊也有限製，其它消費行為也多有限製，以期通過這種強製行為鼓勵老賴們還債。

《規定》的條款在此後幾年裏略有調整，對高消費的限製未曾改變。

沈逸凡指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當下，這些看似強硬、“實則溫和，隻是有些不合理之處”的強製懲罰措施是唯一能有效逼迫老賴還債的手段。

但在談及出行工具限製、尤其是高鐵時，沈逸凡表示這是失信製度的一個極大局限性。《規定》最早在2010年起草，2015年實施，已經有十年之久。高鐵出行早已不是稀奇事，以王女士上海往返昆山為例，把低價的高鐵列為高消費很不合理。

更何況，在攜程等中介的加持下，手裏掌握足夠現金流且實際沒有還款意願的老賴依然可以憑借重現申領護照的方式避開規定、前往國外。

與此同時，老賴們的身份對中國全國是完全公開的，不僅有新聞媒體和地方政府網站不定期公布新增老賴名錄和他們的個人照片，中國還特別建立了一個失信人查詢網站，任何人僅靠姓名中的兩個字和所在省份信息即查詢到具體的失信被執行人信息。根據該網站公開信息，截至發稿日，有逾32萬人次進行了查詢。

在這個網站上，老賴們的欠款從3萬到3000萬不等。

這樣形式的信息公開和實際操作中的限製出行，在實操中對王女士這樣的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經濟複蘇起到負麵作用。

在中國高校任教職的大陸法係於姓研究員解釋：“學界關於這個也多有討論，結論上，這些失信懲戒措施越多的地區或者行業裏，現金持有者的投資意願也越低一些，它確實有影響經濟複蘇的進度。”

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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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在清算名下財產還掉部分款項後還剩下60萬貸款，在這時她收到了高消費限製令，她覺得非常無力。

“高限下來的時候，法院和銀行是不希望你去動用太多還沒結算清楚的公司財產的，因為這樣會涉及債務鏈等更麻煩的東西，他們希望的是我去進行正常商務活動還款，我錢都凍掉了還要怎麽還這麽大一筆債啊？”王女士表示。

她說：“我身邊有朋友疫情前在全國開了200多家餐飲店，武漢疫情後三四個月就幾乎全部關店，她後來欠款兩千萬，也沒有本金再去折騰了，然後她直接申新護照去國外躲著賴死不還了，我們平心而論，這麽大一筆錢，她還不了了啊！”

麵對疫情以來攀升的失信人數據，最高法也多次發文要求地方創新失信人“準出”機製，提出盡管懲罰是一種脅迫還債手段，但是也得考慮讓實際已經沒有能力還債的人有喘息機會，強調“老賴”這個定義裏“能還錢但是故意不還錢”的定義，把重點放在還錢能力上，降低這個連年攀升的數據。

目前中國對於失信名單的準出機製是“欠債還錢”，但是對於“老賴們”來說，中國現行執行規則裏還有一項為“加倍遲延履行”的懲罰，會導致個人的債務越積越多。

沈逸凡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麵對這些積壓且日漸增多的債務，個人想要償還很困難，甚至做不到，但目前最值得期待的是已經在大陸部分城市試點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製度，它旨在為負債較重、償還能力較弱但未回避履責的債務人對債務進行適當減免、分期或延時。

沈逸凡有接觸到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浙江溫州一位貨車司機由於交通事故產生了一百餘萬的賠償。事故導致他不能再從事相關行業，他由此完全不能清償這筆債務，於是，他上了黑名單成為被執行人。為了支付醫療賠款，這位司機還欠下很多外債。在多方擔保、本人意願明確的情況下，法院準許免去了三分之一債務，此後每月所得固定償還一部分，他的親戚幫忙償還一部分，由此他個人從失信名單上撤去。

根據最高法數據，2024年來，中國共刪除、撤銷涉及實際無力償還貸款人員的失信信息共計62.55萬人次。

“我一定會把債務還上，但我真的不希望繼續像現在這樣上了黑名單隻剩下無力感，我做不了什麽了。”王女士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