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人生：陝西男子被冒名頂替25年

公辦教師名額被頂替，而無法實現教師夢想；銀行貸款超80萬未還，致使被限製高消費；女兒出生無法上戶口，也無法陪同孩子出遠門遊玩；強直性脊柱炎無法使用醫保，而未進行手術治療……這是黨文傑被“偷走”人生的25年。

因孩子出生需要注冊戶籍一事，陝西男子黨文傑查出自己的身份被“偷走”。

考取的“公辦教師”名額被頂替，破滅的教師夢想；信用卡消費超80萬未還，致使被限製高消費；被“限高”5年，無法陪同孩子出門遊玩；患病無法使用醫保卡，而未進行的手術治療……從2012年起，黨文傑因身份疑被人“冒名頂替”，原本正常的生活頻頻受到影響。

時至今日，黨文傑不斷嚐試通過派出所、戶籍辦，拿回屬於自己的身份，但都暫無回音。

今年7月，在律師的幫助下解除“限高”後，黨文傑第一次購買高鐵票前往“假黨文傑”落戶的四川報案，後因黨文傑原戶籍地派出所受案，目前仍在等待處理結果。

而自中考那年，黨文傑考取公辦教師名額被“頂替”開始，他已經等待了25年。

01

夢斷“教師情結”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40多年來，黨文傑沒坐過飛機，沒坐過高鐵，甚至沒有出過陝西。

他的人生像被畫了“一個圈”，無法逾越。原因是，多年前他就發現，自己的身份證被人冒名頂替，因此失去上學名額。但當時他還年少，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被一隻黑色的手改變。

黨文傑生於1982年，出生於陝西渭南市白水縣。1999年，黨文傑初三畢業。“我的首選是師範，因為爺爺是老師，父親也是支教老師，還當了很多年校長。”許是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黨文傑對教師這份職業有著天然的向往。

當年5月，黨文傑參加了大荔縣美術加強班考試，目標是考取大荔師範（原陝西省大荔師範學校，現渭南職業技術學院）。“我初中成績還不錯，在美術方麵有所擅長。就參加了大荔師範的考試，類似藝術類中考。”

出乎意料地，考試結束後黨文傑未收到錄取通知書。“考文化課和美術考試初試是在學校考的，初試通過後，再去大荔師範所在的大荔縣參加複試。”黨文傑回憶，複試結束當晚再回到白水縣已是淩晨兩點。

“沒收到錄取通知，我想可能是因為複試沒發揮好吧，當時從白水到大荔考試也挺緊張的。”黨文傑安慰自己。父親雖然對考試結果感到意外，但彼時已不再任職支教老師，而是回到縣城從事水利工作。

黨文傑告訴《正在新聞》，當時的大荔師範雖是中專，但畢業後即授予教師資格證，還能包分配工作，是“鐵飯碗”。而即便是當過幾年校長，黨文傑父親也未想過利用職務上的人脈為兒子求得這個“鐵飯碗”。

圖源：受訪者

無緣師範學校後，黨文傑參加中考，就讀於白水縣白水中學。“即使沒能當美術老師，我大學也依然學習了美術相關的專業。”黨文傑向《正在新聞》表示。

2004年黨文傑高考考入陝西工運學院，學習視覺傳達設計。同年9月，把戶口從白水縣西固鎮派出所轉入西安市蓮湖區青年路派出所，“屬於大學生集體戶口”。

2007年黨文傑大學畢業，學籍檔案理應發回學生戶籍地，而黨文傑的學籍檔案卻被送至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那個年代，畢業以後學籍幾乎就用不上了，所以也沒有多問，後來就忙於找工作給家庭減輕負擔。”

或許是受到家庭氛圍的耳濡目染，黨文傑為人內斂、踏實。畢業後待過一家廣告公司和幾家商業公司，從事美術設計類工作。

2009年後，黨文傑進入某上市公司，參與設計諸如西安市興正元廣場、大唐不夜城、盛龍廣場等商業項目。

再談起曾經的工作經曆被頂替時，黨文傑表示已經釋然，但黨文傑父親仍無法接受，“爺爺與父親都曾是人民教師，他們覺得我性格（溫和），挺適合當老師。”

而在後來的工作中，黨文傑因工作能力出眾，時常受到同事和領導的稱讚。“因為當年錯過了（公辦教師），那要想在西安這座城市紮根，就得比別人更加努力。”

02

身份被“頂替”

2012年9月，由於工作需要戶籍檔案和二代身份證，黨文傑回到原戶籍地白水縣西固鎮派出所尋找戶籍信息。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告知黨文傑，其戶口已於2009年12月落戶到蒲城縣公安局。

自己出生於白水縣西固鎮，戶籍也在西固鎮，“怎麽會跑到蒲城去了？”帶著疑問，黨文傑與父母最終在蒲城縣城西派出所得知，有一名與自己的身份證號完全相同，但照片和戶籍地址不同的男性，已經申領過該身份證號碼對應的二代居民身份證。因此，城西派出所無法給黨文傑提供戶籍資料辦理身份證。

因多次在蒲城縣城西派出所“碰壁”，彼時57歲的黨文傑父親，手寫一封“告知信”致以蒲城縣公安局、教育局：請求蒲城縣公安局查出假冒黨文傑的人，迅速揭開假冒身份，把我兒的戶籍身份證號碼歸還我兒黨文傑，以早日辦理戶籍和身份證件；請蒲城縣教育局查出假冒黨文傑的教師，終止與我兒黨文傑的一切信息和資料。

圖源：受訪者

同年11月20日，黨文傑的女兒出生急需上戶口。無奈之下，黨文傑與父母再次前往蒲城縣查找戶籍信息。最終，在民警的陪同下，黨文傑及其父母來到王新利父親工作的學校，找到校長，最終與王新利父母見麵，並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意外的是，王新利父母當即承認，黨文傑1999年考取的公辦教師名額實為兒子王新利所“頂替”，身份信息是“掏錢買的”。

因為對“冒名頂替”一事心知肚明，王新利父母積極配合派出所民警完成口供。在民警的協調下，王新利父母與黨文傑協商不走“程序”，承諾配合黨文傑將王新利的信息修改、更新。

“當時沒能見到‘頂替’我身份的人，派出所表示會傳喚他回蒲城，並讓我一周後來拿資料，就可以重新辦戶籍和身份證。”從始至終黨文傑都沒能與王新利見麵，“錄口供是單獨進行的，對方父母答應得很好，民警一直調解勸我們私下解決，當作一個民事糾紛。”

蒲城縣和白水縣相鄰，都屬於渭南市。王新利父母采用了哪些手段為兒子辦理假身份，又有哪些公職人員參與其中，黨文傑父子都無從得知。

在民警告知“事情已經解決，登記好了”的情況下，黨文傑與王新利父母簽署了承諾書。一周後，黨文傑回到原戶籍地白水縣西固鎮的派出所，辦理了二代身份證。隨後，女兒的戶口問題也解決了。

“公辦教師名額被頂替”一事已過去13年，黨文傑早已完成學業並擁有了穩定的工作和家庭，“我當時隻想盡快撇清關係，過去的事再追究也於事無補了。”

黨文傑以為事情到此就能告一段落，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也歸於平靜，殊不知“噩夢”才剛剛開始。

03

8張信用卡消費超80萬，被強執後“限高”

2019年3月，黨文傑因工作需要，前往銀行辦理“個人征信”材料，意外發現自己名下竟有8張信用卡，辦理時間從2006年至2013年，超過80萬貸款未歸還，各銀行支行屬地均為四川省成都市。

其中，信貸記錄顯示，2011年1月7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區支行發放45萬元人民幣，作為個人住房貸款。2041年到期，截至2019年4月，餘額38.3萬元。

圖源：受訪者

從未去過成都，更沒有辦理過信用卡貸款買房，黨文傑百思不得其解。

黨文傑的醫保卡也辦理下來，卻發現醫保卡上的照片不是他自己，黨文傑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身份信息也許仍處於被“頂替”的狀態。

“我當時跟成都某郵政銀行反映這件事，並告訴他們，我社保卡上的信息能證明辦理信用卡的人可能是王新利。銀行得知這事後，就把我給起訴了。”

搜索到的此案判決書顯示，判決書顯示，“被告黨文傑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辯意見及證據。”而黨文傑表示自己從未收到過任何法院的傳喚電話。

因為某次出差需要乘坐高鐵，購票時發現購票失敗，“法院判我敗訴，因為我沒有執行，後來就被限製了高消費。”

判決書顯示：判決被告黨文傑，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區支行歸還借款本金38.5萬元及利息、罰息、複利（計算至2019年2月20日）為579.35元。案件受理費7238元、保全費2499元均由黨文傑承擔。

圖源：中國裁判文書網

此後，黨文傑開始了長達5年半的“被限高”生活。

黨文傑還曾登錄過某銀行APP，試圖查詢自己在該銀行的開卡狀態，但由於需要“人臉核驗”，而未能從APP登錄查看。黨文傑困惑不已，明明在2012年時就已經解決身份證問題，為何2013年還在被冒用身份開通信用卡。

同樣是個人信用報告顯示，2017年至2018年間，不斷被以“貸後管理”為由查詢個人信用報告。也就是說，王新利或許仍在繼續使用信用卡。

圖源：受訪者

04

12年維權無果，限高解除後想多陪孩子出門

2019年後的5年間，黨文傑不斷嚐試“找回”自己的身份。

“陸陸續續聯係了很多個部門，戶籍辦、派出所、法院，我都跑過了，但都不予受案，所以沒能解決。”被限製高消費後，黨文傑也錯過許多陪孩子出門遊玩的機會，也因工作較忙，每天過著家、公司兩點一線的生活。

黨文傑父母也曾到蒲城縣尋找王新利一家，但都沒能找到人，“他們一家人都搬走了”。即便如此，黨文傑自己也依然不斷嚐試維權，因不想讓家人和朋友擔心，黨文傑從未將事情發布到互聯網上。

而每當從網絡上或親朋好友處得知維權渠道時，黨文傑會積極去嚐試，“每一年看到網上說有什麽方法，該聯係哪個部門，我都打電話去問了，但我隻是一個小老百姓，想要解決這些事情真的很困難。”

從派出所到法院，黨文傑維權的希望不斷破滅。“有一次我聯係到成都的法院，法官說當年判決證據確鑿，也隻能那麽判。要想解除限高就繳納訴訟費5800元，可是一旦交錢不就意味著承認是我的問題了嗎，所以我也沒交。”

父親如今已經70歲，身體不好，黨文傑怕增加他的心理負擔，沒敢和家人多提及此事。隻是每當女兒問道，“爸爸為什麽不和媽媽一起帶我出門玩”時，黨文傑隻能以“工作太忙”為由回避。

黨文傑表示，被頂替的這25年，也忍受過很多身份信息導致的不便，但隻要不影響到家人，都不算是大事。

對身份被頂替一事，黨文傑原本已經心灰意冷。沒想到，一個第三人的出現，給這件事帶來了轉機。

2024年6月，一位叫李傑的設計師來到西安尋找黨文傑。正是從李傑這裏，黨文傑才看到王新利複雜詭詐的麵目。

李傑2016年與王新利相識，王新利以室內設計師自稱，同李傑名下的“七年”公司簽訂裝修合同，合同金額115萬。後因工程逾期未交付，李傑將王新利告上法庭，法院判決王新利敗訴後歸還李傑約43萬元。

令李傑沒想到的是，2022年，王新利以“股權問題”將李傑訴上法庭，法院判決李傑敗訴判賠約10萬元。但不久後，王新利就失蹤了。

2024年4月29月，李傑通過知情人士找到王新利曾經的戶籍地蒲城縣，並在蒲城縣橋陵派出所（原城西派出所）報案。7月16日，橋陵派出所以王新利“逃跑”為由，出示了一份《法定期限內無法作出行政處理決定告知書》。

值得一提的是，王新利曾以“人格權糾紛”起訴李傑，據李傑講述，2024年5月29日此案開庭，法官因“當事人不適格”而無法審理；5月30日，李傑提交“申請案件移交公安處理”申請書，至今仍在等待立案。

圖源：受訪者

從2018年後，黨文傑因工作勞累患上強直性脊柱炎後，六年來身體每況愈下。因手術治療費用較高，黨文傑無力自費負擔，隻能做些緩解治療。

李傑是退伍軍人，曾在西藏拉薩做高原攝影師，和黨文傑是同年生人。他告訴《正在新聞》，今年6月以來多次與黨文傑見麵，後者身體狀況每次都肉眼可見地變差，“我和他打招呼時，他甚至不能直接轉頭看我，而是需要挪動腳步才能轉身。”

2024年7月中旬，據知情人士告知，王新利的戶籍已並入其妻子戶籍，即四川省崇州市。同時，在律師的幫助下，黨文傑被解除限高，“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高鐵，就是去四川崇州，與李傑一起報案。”

黨文傑又一次踏上了維權的路。本想在崇州市王新利的戶籍地派出所報案，卻因為李傑此前已經在陝西蒲城縣橋陵派出所報案，故崇州市派出所不予立案，作並案處理。

解除“限高”後，黨文傑想多花時間陪陪孩子。“孩子已經12歲了，很快要讀大學，可能就不在我身邊了，趁著這幾年多陪陪她吧，終於能帶她出遠門玩了。”

目前，陝西省渭南市白水縣西固鎮派出所已電話告知黨文傑父親，案件正在介入調查。8月8日，《正在新聞》向西固鎮派出所求證，得到回複稱，“需本人或本人親屬到現場谘詢，才能告知辦案進程。”

8月9日，蒲城縣橋陵派出所民警向《正在新聞》表示，“王新利與黨文傑一案，已由蒲城縣、白水縣、大荔縣三方公安局共同辦案，案件目前正在調查中。”

（李傑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