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後農村精神障礙女性:夢想被攔在電子廠大門口

文圖丨張楠茜

編輯丨雪梨王

夏夏還是沒能找到工作。

這一次，她甚至沒能走進耳機電子廠的大門。眼看要下雨了，保安一個勁兒攆她走，女孩捏著衣角不想離開，又半天憋不出一句像樣的話。為了這次麵試，她特意換上了去年媽媽給她新買的鑲著白色珠子的薄荷綠涼鞋，背了個巴掌大小的黑色挎包，裏麵塞著一個塑料袋，包裹著身份證和她全部的家當——三張一百元鈔票、一些零碎的五塊十塊散錢和幾枚硬幣。

在很多人看來，夏夏是“不配”有工作的。

她21歲了，從小患有癲癇，智力受損。人們都當她是瘋子或傻子。

瘋子或傻子在中國農村並不罕見，可“瘋女人”和“傻小子”處境卻不相同。長期關注農村精神障礙女性的公益組織“江西協作者”社工們走訪發現，受傳統婚嫁、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農村誰家如果有個“傻兒子”，家人會竭盡全力為他娶一個老婆回來，對他好。“傻女兒”則通常是被嫁出去的底層中的底層，她們以婚育職能換取被照顧的可能，生活質量直接取決於婆家。

“和男性比，女性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有生育（能力）。這可能是她的價值，但也有可能變成一種剝削。”社工劉玉方解釋說，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看。

也因此，新聞報道中，這樣的女性不是被鏈子拴在家裏一個接一個生孩子，就是和“性侵”“家暴”等字眼聯係在一起。實際上，更多心智障礙女性和夏夏一樣，常年隱身、失語，她們或許想要和外界建立連接，但卻始終無法被看到，最終退化成村莊裏透明且邊緣的存在。

閣樓上的“瘋女人”

耳機電子廠離家十幾公裏，夏夏抓起挎包就往外走。

她的右腿有殘疾，走起路來一高一低。母親何花聽說女兒要出門，趕緊扔下手裏的活兒，雙手在圍裙上胡亂擦了兩下，跟在女兒身後，看著她上了一輛出租車。她知道自己攔不住女兒，隻能掏出手機拍下車牌號。

車開出去沒多久，夏夏的手機響了。是爸爸喊她回家，她不吱聲，司機幫忙接過了電話。司機說這個女孩子強得很，一句話不說，勸不下來。即便把車停在半路，夏夏也堅持不肯下車。直到在工廠吃了閉門羹，她終於死了心。

窗外已經暴雨如注。那幾天正逢江西強對流天氣，新聞報道裏，狂風甚至能把人從高層的臥室卷到樓下摔死。一心一意找工作的夏夏對此毫不在意，出門時甚至連傘都沒帶。

黑漆漆的堂屋裏，何花等得心焦。女兒終於回到家，她又忍不住數落，“為了打工，再遠的地方都去！”她抱怨夏夏白白花了一百塊錢打車，沒找到工作還讓家人擔心。夏夏麵無表情，隻是低頭看著那雙被暴雨淋濕的涼鞋。

獨自走在馬路上的21歲農村精神障礙女性夏夏

電子廠是夏夏去過最遠的地方。而站在流水線上機械重複地安裝藍牙耳機裏的小電池，是她夢寐以求的工作。工廠招聘人員後來才想起來，這個女孩去過廠裏好幾次了，每次被拒絕的理由都是“智力有問題，勝任不了這裏的工作”。

再往前追溯，中專剛畢業時，夏夏原本也是有機會工作的。她讀的幼師專業，到了實習期，老師直接告訴何花，你女兒這樣的情況沒法安排工作。校長也說，幼兒園裏有這麽個老師，哪個家長敢把孩子送去呢？沒有實習證明就拿不到畢業證，何花隻好四處求人蓋章，好不容易給女兒爭取到了實習證明和畢業證。

2021年，何花發現，智力受損的女兒精神好像也出了問題。一個夜晚，她路過女兒房間，看到夏夏一個人坐在床上對著窗戶自言自語，哭一會兒，隔半個多小時，又笑一會兒。她聽不清楚女兒在說什麽。這樣的場景在之後出現得越來越頻繁。大多數時候，夏夏待在家裏，最多獨自去到800米外的快遞站。她的社會功能逐漸退化，當著人不說話，但回頭會瘋狂給人打電話，直至對方將其拉黑。她的脾氣會不定時爆發，用大聲唱歌、跳舞來宣泄。

2024年春節過後，夏夏往外跑的念頭來得更加急迫了。

和媽媽最近的聊天對話框裏，全是她發的各個工廠的招聘信息，大約幾十條，近的在新餘，遠的在南昌和贛州。她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說不出連貫的話，但何花知道，女兒是想讓自己帶她出去找工作。

何花也希望女兒能有一份工作，哪怕是不領工資，至少有個去處。女兒出去，意味著自己也得陪著一起。但她走不開，家裏有太多事需要靠她——裝修、做飯洗衣服、接送有自閉症的小兒子上下學。

夏夏家祖孫三代、六口人一起生活在一棟自建的三層樓房裏。房子有些年頭了，灰色的水泥牆皮早已剝落。夏夏住在一樓右手邊，屋裏黑黢黢的，掛在牆上的一個小電視散發著幽幽藍光。中專畢業後的三年，她每天都窩在這裏，玩手機、看電視。偶爾也會蹲在頂樓狹窄的走道上，埋著頭，用手指劃拉地板，在漆黑中獨自一待就是半天。

她很少說話，似乎也聽不懂別人說話。外婆和媽媽喊她做事情，她大多數時候沒有反應。

夏夏對於外界通常沒有什麽反應，偶爾會表達簡單詞匯

幾乎每個村落都有一兩個“不太機靈的女人”。

距離夏夏家不遠的村子裏，42歲的李書已經足不出戶數十年了。15歲那年，她在廣東打工時中風，回老家後不久，癲癇發作，大腦受損。

一旦焦慮或著急，她就會發病。在短短的一兩分鍾內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渾身抽搐。經常發生的場景是，她毫無征兆地“砰”的一聲摔在堅硬的水泥地或洗衣池青石板上，再醒來時，滿臉是血和瘀青。每發作一次，她的記憶力和智力也跟著下降一點兒。

江西協作者前社工小明到李書家走訪過。從她斷斷續續的講述中，小明得知，她有過一次婚姻，前夫和她在城裏開了個理發店，之後，那個男人因為車禍“去天上了”，留下一個女兒。15年前，李書剛嫁到現任丈夫所在的村裏時，還有一些夥伴，偶爾一起打打麻將。但這些年，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她沒了認識的人，也沒了能去的地方。

數十年如一日，李書呆坐在家門口，望著外麵的馬路

她和現任丈夫劉兵又生了個女兒，一家三口住在一間土房裏。

十幾年了，就住在附近的鄰居都沒怎麽見過李書。他們知道村裏有這麽個人存在，隱隱覺得這個女人有點“怪”，不會欺負她，但也不會和她有什麽來往。

這與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係教授潘璐的發現不謀而合。潘璐曾於2010年在河北農村實地訪談了多個智力障礙家庭。她發現，“如果一個農村家庭有這樣的孩子，並不會影響這個家庭在村裏正常的社會交往，但同時也沒有人願意主動與這樣的家庭產生聯係。在農村，精障人士像是生活在一個被無形的玻璃罩罩住的真空世界裏，我能看見你，我不排斥你出現在這個地方，但我不會主動搭理你。這就是農村智力障礙者和他們家庭的境遇。”

越擔心被人瞧不起，李書也就越不願意出門。一天中的大多數時候，她會搬個矮矮的小凳子坐在門口，望著幾米外樹木和藤蔓掩映的稻田，一坐就是一整天。稻田外，隻需要走七八分鍾的距離，就有一條通往城裏的鄉村公路，車來人往很熱鬧，但她從來沒有勇氣走過去。

婚姻，是保護還是牢籠

從臥室的床邊穿過幽暗的堂屋，再走進狹小的廚房，一共不過十來步，這是李書每天最大的活動範圍。

最近她吵著要和丈夫離婚。她說不出具體理由，隻是反複念叨著，“我沒用，是拖累”，“寧願早點走，在這世上也沒有意思”。她曾經希望自己能像別人一樣出門掙錢，可她做不到。

丈夫劉兵比她大四歲，身材瘦小，老實憨厚。“說話老是亂七八遭，理她就更容易激動發病”，他聽到妻子說要離婚的話隻是笑笑，不當回事，皺紋隨著笑容堆積在眼角和眉間。當年結婚時，他就知道她有癲癇，但還是提了親。他家裏窮，娶李書時也便省去了彩禮。

這幾年，劉兵在附近的電子廠做勤雜工，負責澆花拔草剪樹枝，月收入不到三千塊錢。靠這點工資和低保補貼，一家三口能保證基本的吃穿用度，但日子過得緊緊巴巴——正在讀初中的女兒每月生活費要一千多塊錢，家裏還有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老婆和將近90歲的老父親要養。劉兵和妻子平時沒什麽交流，前段時間下暴雨，屋頂漏雨。李書突然莫名其妙地不讓劉兵玩手機，也不允許他開燈。劉兵有點兒蒙，不知道她是從哪兒學來的。

能嫁給劉兵，在村裏人看來，已經是李書的福氣。

大家都說劉兵老實又能幹。早上六點多，他會把早飯做好，和妻子吃完飯，去地裏幹點兒農活，再騎電瓶車去工廠上班。因為要照顧李書，他不敢走得太遠。之前有人介紹他去外地做環衛工，每月6000塊，他拒絕了。2022年，李書咳嗽吐血，劉兵用床單把她捆在自己背上，騎電動車送去醫院。他不敢打120，怕救護車要額外收錢。

李書中午會自己在家弄飯吃，她喜歡飯混著水煮爛吃

在江西協作者幫助的農村精神障礙女性裏，李書的家庭關係被評估為“較好”。但這隻是少數，更多精神障礙女性的家庭關係被評估為“不好”——這意味著她們會和丈夫吵架甚至遭受家暴，被共同生活的公公婆婆嫌棄。

據媒體報道，關注農村精神障礙患者的四葉草慈善基金會秘書長程一文，在2018年曾對救助的200名女性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其中59%的人常年遭受家庭暴力。

對於底層的農村精神障礙女性來說，婚姻似乎是必然的宿命——大多數父母會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家裏的累贅轉嫁到另一戶人家，而這種轉嫁往往還能給他們帶來一筆彩禮。但對精障女性自身來說，婚姻到底是拯救和庇佑，還是推著她們滑向更沉重剝削的深淵？這是關注這一人群的社工、研究者們一直以來的心結。即便是一直在一線幫助她們的社工，也很難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最終答案。

根據社工劉玉方的觀察，精障女性往往隻能找條件相對較差的男性結婚——比如身體殘疾或是有其他疾病，家庭也比較貧困的。她們的婚姻由父母篩選，婚姻質量則取決於夫家的能力和態度。

在婚姻的問題上，精障女性是失語的。

程一文則從2015年就開始關注農村精神障礙人群。剛開始開展工作的時候，她總會遇到幾個被鎖起來的精障婦女，或是被鎖在雜物間，或是被鎖在雞窩和豬圈裏。甚至還有更極端的情況，在湖南邵陽，她遇到過一個精障婦女，前後生了十幾個孩子。由於沒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她最終淪為生育工具。

一位智障女性的丈夫，也是智障人士，在村裏掃地

作為“00後”的夏夏正麵臨著婚姻問題。

在跟社工小明交流的時候，夏夏隱約表達過自己的想法，她說自己想要結婚，這樣“會有個男人和我說話，會做飯，陪著我”。她甚至想過，要“想先結婚再去賺錢”。

前幾年有人來提親——那個同樣有著一個障礙兒子的母親，有一天沒打招呼早上貿然闖到夏夏家裏，說要帶她回自己家，還借著下雨淋濕了為由，非要給夏夏洗澡。過了幾天，她又發消息給何花，“你們小夏的腿怎麽回事？走路瘸的。身上也有些髒髒的黑點。”她沒相中夏夏，還把給夏夏買的白色棉襖和褲子拿走了。這之後，還來過一個“正常”男孩提親，他會開車，在廠裏工作，長得很胖，嘴巴可會說，但也沒看上夏夏。

何花認為，未來女婿至少得有房子，這樣女兒婚後好有個安穩的地方住著。她不排斥未來的女婿是殘障人士。至於彩禮錢，雖然還沒在家裏正式討論過，但她放出話來，說是會拿給夏夏自己去過日子。

“我們一起試一下，可以走到哪裏“

“社會上普遍會認為她們是沒有希望的一群人。”劉玉方說。有時候村支書帶她們去看望村裏的精障女性，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你看多可憐啊，但是沒辦法。”

2019年，劉玉方從北京的公益組織返回家鄉新餘，和夥伴袁晶發起成立了江西協作者。最初是想給留守兒童提供支持，但幾年走訪下來，他們發現村裏精障女性的大量隱身存在。大約兩年前，機構啟動了關愛農村精神障礙女性項目的嚐試。

社會學碩士專業畢業的小明當時剛留學回來，在江西協作者工作。炎熱的夏天，他和劉玉方前往鄉下尋找“村裏的傻女人”。

我國目前尚未有農村精神障礙女性的數據統計，她們零星而隱蔽地分散在各個村落裏。

最初接觸的時候，劉玉方也會感受到隔閡、距離，甚至是恐懼。有一次她在一個孩子家裏了解情況，孩子爸爸跟她說，我老婆是精神分裂。劉玉方下意識地有些害怕，焦慮不安地進行接下來的交流。

等到項目真正做起來，走訪的家庭多了，她才慢慢掌握了和這些女性溝通的技巧。如今在江西協作者，這些女性被統稱為“姐妹”。而劉玉方和同事最簡單且直接的目標是，協助姐妹們建立一些支持網絡，減輕她們日常生活的無助感，改善生活質量。

精障女性們一起玩123木頭人遊戲

這個目標實現起來並不容易。

一開始，江西協作者計劃幫扶20個女性，但後來隻能麵向10人，主要是因為資金有限。項目進行線上籌款時，一開始收到很多積極的反饋——人們普遍認為有意義，願意關注，但真到捐錢時，卻更願意捐給農村兒童教育項目。相比起來，孩子顯然是更有希望、更有可能獲得改變的一群人。也因此，項目目標計劃籌款11萬，最後隻達到3萬。

“有人會說，她們走出來又能怎麽樣？但如果你不走出來，可能你永遠不知道能怎麽樣，隻有走出來才有更多的可能。”劉玉方嚐試帶著她們走出家門。

社工們從最細微的事情開始，包括基礎衣食住行的物質幫扶，帶著精神科醫生上門作康複指導，還開展了聯誼活動，帶著她們做手工，出門短途郊遊，支持她們交朋友。

星星家門口，夏夏和她唯一的朋友星星，星星在練字

聯誼活動對女孩和女人們來說是件隆重的事——她們會精心挑選、搭配衣褲和配飾，像是去參加一次重要的晚宴。即便這些五顏六色的衣服和首飾，很多是她們從垃圾堆裏翻揀出來的，或者是別人送的。

四月中旬的一次活動在夏夏家舉行，她最好的朋友星星，穿著一件舊得發黃的白色碎花汗衫，背著小書包來了。書包是媽媽掃垃圾撿來的，星星掏出一小塊麵包，分給夏夏吃。“謝謝”，夏夏一邊低著頭接過來，撕開包裝塞嘴裏，一邊嘴唇顫抖著說出這兩個輕微得幾乎聽不見的字。她留著及耳短發，駝背，方臉，眼尾細長，總是低頭偷偷看人。隻有和朋友們在一起時，才會重複幾個簡單的詞匯。

吃完麵包，23歲的星星和21歲的夏夏像小學生一樣玩起了跳房子、一二三木頭人。

夏夏（中），星星（左），小妹一起玩跳房子的遊戲

“她們不會把對方當作特殊對象對待，也會很有耐心。”劉玉方每次看到她們的互動，總會有一些意外的感動——某次春遊，八點發車，一些人五點多起床，早上六點半就已經在集合地點等著了。每次活動，她們都會盡自己所能分享一些東西，比如在街上掃地時撿到的新的壓縮毛巾，或是別人丟掉的玩具小鴨子。

她也看得到她們的進步。劉玉方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夏夏的時候，後者正在吃一根辣條，吃得整張臉汗淋淋的。她不看人也不說話，目光死死地定在一個點上，任由媽媽在旁邊一個勁兒數落。之後幾次見麵，劉玉方也沒聽她開口說過話。

但和其他精障女性互動過幾次後，劉玉方發現，夏夏對外界的反應更加靈敏了——外人叫她的名字，她即便不作答，也至少會輕輕搖頭點頭。她還交到了這輩子第一個朋友——星星。見到朋友開心，她的嘴角也會有微微上揚的幅度。

那些無力改變的

整個5月過去了，夏夏還是窩在家裏。

前段時間又有人來提親，何花讓他們晚幾個月再來，現在家裏正在蓋新房，她騰不出時間。兒子被確診為自閉症，在特殊學校走讀，每天需要大人接送。作為兩個心智障礙孩子的母親，何花有著注定要背負的沉重母職，並且為此已經放棄了自己的人生，把全部時間都耗在了家事上。

最近，她尤其要盯緊夏夏。

夏夏中專畢業時，家人給了她一部老年機。有了手機，她開始瘋狂給所有認識的人打電話，老師、老師的朋友，全國各地打，曾經一周花掉了八十多塊話費——這或許是她與外界最簡單直接建立聯係的方式。何花隻得在頻繁接到抱怨後，連連道歉。

更讓何花緊張的是，夏夏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遇到的危險。一次，她發現女兒在家裏掀起衣服，露出上半身，給屏幕那端的男人看。何花氣得發抖，她搶過手機，發現女兒好友列表裏有很多三四十歲的男人，有些還拖家帶口的。她用自己的賬號或者偷偷登錄女兒的賬號去罵那些男人，“你知道她是這種情況，你還對她這樣？”

接著她把這些男人挨個刪掉，但不久，又會有新的人加上。

現實中也潛伏著危險。夏夏家附近住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單身男人，總來找她玩。她像小孩子一樣，沒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也不會拒絕邀約。何花則擔心，女兒還沒嫁人就把名聲搞臭了。

“有時候我真的想把她推出去，一分鍾都不想看到她。但又會想到，她是我身上辛辛苦苦掉下來的一塊肉啊。”何花皺起眉頭，雙眼緊閉。

對於兩個孩子的未來，何花不敢想太多。她有時會在網上刷到一些省會城市熱心人士援助“傻子”找工作的新聞，短視頻畫麵裏，智力障礙的年輕人呆呆地站在一個工作崗位上，四周圍繞著關注他的長輩們，配上勵誌的背景音樂，給人一種“真的有出路”的幻覺。關上手機，何花又覺得這些距離生活在農村的自己和女兒太過遙遠。劉玉方來串門，給她講起其他姐妹的消息時，不論好壞，她都認真聽，也忍不住想，“夏夏以後會不會也變成那樣。”

在幫扶過程中，劉玉方也時常感到無力和無奈。比如夏夏和母親的關係。幾年前，剛開始接觸這個家庭時，她就見到過母女相處的日常——一個板著臉沉默，一個憋紅了脖子高聲怒罵。

劉玉方覺得太過殘忍，她想要去勸夏夏媽媽，勸她理解夏夏的狀態，但換位到媽媽的角度，她也能強烈感受到這個女人的身心俱疲、無助甚至絕望。

星星母女和夏夏坐在自家門口玩耍

李書的情況，同樣讓劉玉方感到無力。

一次，她和誌願者帶李書出去散步。走到一個岔路口，李書有點退縮，開始往回走。耳邊有鳥叫聲，車子一輛接一輛從旁邊呼嘯而過，汗水從她灰白的頭發絲裏滲出來。她開始不停地重複，自己的日子沒多久了。

“她有想說的話，就是表達不出。”每次去看李書，劉玉方都能感覺到她的狀態在變差。因為常年不和人說話，她的語言混亂，想要說什麽時經常著急得漲紅了臉，語調升高，幾乎快從嗓子裏吼出來，卻最後隻憋出“那個”指代。以前認識的字她慢慢不再認識，會做的菜也會忘記。

但社工們知道，李書又是渴望與外界接觸的，隻是內心深處害怕被拒絕。

有一天她想到江西協作者的辦公點去玩，走到了門口，害怕被嫌棄，糾結中改變主意，又走回了家。還有一次，社工邀請她去活動室參加手工活動，她走到一半，覺得自卑，又原路返回了。社工去她家裏接她的時候，看見她穿戴得整整齊齊地坐在家門口，梳著端正的馬尾，呆呆等待。

李書在家門口，用一塊鐵片阻隔起她和世界的連接

盡管項目很難推進，但社工們還是想要將它繼續下去，今年，“關愛農村精神障礙姐妹”的項目正在籌款中。“精神失常，像雨，落在善與惡上，雖然它是可怕的厄運，但比起瘧疾、發燒，它的罪惡和羞恥並沒有多多少。”江西協作者的公眾號上這麽寫道。

每年新年，他們都會搞活動，鼓勵姐妹們寫下新年目標。

“希望能夠找到工作、改變自己的小脾氣、學習做飯、少玩手機，少接觸異性朋友、按時吃飯、堅持每個星期洗頭洗澡……”夏夏貼在牆上的計劃表有很多膠水痕跡，顯然是撕了貼，貼了撕。或許她有很多次想要放棄，但又決定重新開始。

2024年的新年願望紙條，則被她小心翼翼地貼到了臥室進門處的牆上，“5月去南昌打工賺錢，我想買什麽就買什麽，在網上買東西，結婚的錢，彩禮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