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主持召開“2024年低生育老齡社會委員會會議”上正式宣布韓國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尹錫悅強調，如果不扭轉低生育老齡化趨勢，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尹錫悅表示，將在全國範圍內啟動運營應對體係，直至低生育率問題得到解決為止。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韓國總和生育率隻有0.72，全球墊底。生育率如此之低，難怪尹錫悅擔心韓國的人口最終可能會滅絕。
但在過去，韓國曾擔心生育率過高而實行節育政策。1960年代初，韓國生育率超過5，並且韓國的人口密度相當於中國的三倍以上，於是韓國政府在1961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隨著韓國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經濟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6。
在90年代前半葉，韓國出現了是否應該繼續實行人口控製的爭論。支持人口政策調整的一方認為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將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麵影響，而放寬人口政策不會造成人口膨脹。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一方則認為，考慮到韓國有限的自然資源和極高的人口密度，仍應堅持人口控製政策。否則，生育率就會回升，計劃生育工作多年的成果將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於1995年成立了由專家和高層官員組成的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進行研究，根據該委員會大量的討論、聽證和研究，韓國政府於1996年批準了人口政策的改變，將人口政策重點從人口數量控製轉移到人口質量和福利上來，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調整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升反降，2002-2004年下降到1.2左右。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朝野的極大憂慮，不得不於2005年5月通過並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並成立直屬於總統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鼓勵生育政策實施後，韓國生育率短暫回升，從2006年的1.10回升到2012年的1.26；但從2013年起，生育率又逐年下降，2018年下降到0.98，首次跌破1；2023年創下0.72的新低。
韓國鼓勵生育失敗，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韓國出台鼓勵生育政策的時間太遲。韓國生育率在1983年下降至2.06低於更替水平時，就應該停止節育政策。然而，韓國到1990年代中葉才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同時，受到前期節育政策的慣性影響，90年代人口政策調整風格偏保守，側重強調提高生育質量，未強調鼓勵生育。2002-2004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1.2左右，2005年才出台鼓勵生育政策，此時韓國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難再回升。
二是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不如歐洲國家。根據OECD數據，2019年韓國用於鼓勵生育等方麵的家庭福利開支僅占GDP的1.56%，而法國、德國、瑞典、丹麥等歐洲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均占GDP的3%以上。
三是韓國的生育成本過高，尤其是房價過高。在2023年之前的5年內，韓國房價整體漲了80%，首爾房價一度達到每平方米15萬元人民幣，僅次於中國香港，居全球第二。
四是韓國存在嚴重的教育內卷，韓國家長拚命“雞娃”，教育負擔過重，拖累了生育率。
五是韓國出台的政策未能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女性難以實現工作和家庭平衡。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2022年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達到31.48%，在OECD國家中，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最大。
六是韓國人的工作時間過長，從而抑製生育行為、減少育兒時間。根據OECD數據，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達到1901小時，而歐盟國家的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1571小時。
中國和韓國都是東亞國家，在傳統上也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中國全麵推行計劃生育的時間比韓國遲十年左右，但限製生育的政策措施比韓國更嚴厲。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計劃生育的全麵推行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2022年，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到1.05，相當於韓國2017年的生育率。
中國目前已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還遠不及韓國鼓勵生育的力度，因此並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中國如果不出台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那麽未來幾年的生育率很可能會跌到韓國現在的生育率水平。事實上，根據上海市衛健委發布的數據，2023年上海戶籍人口生育率隻有0.6，比韓國更低。
嚴重少子化不但會加重社會養老負擔，也會削弱國家的創新力和拖累經濟發展。更嚴重的是，生育率長期遠低於更替水平，最終結果是人口消亡。要提升中國的生育率，我們建議盡快出台如下政策措施：
一、現金補貼。給予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6歲或18歲。
二、個稅和社保減免。對於二孩家庭，實行個人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以上家庭個人的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三、購房補貼。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進行補貼。比如說補貼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四、增建托兒所。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而且現在很難找到接受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因此，許多雙職工家庭擔心孩子生下來沒人帶，這是抑製雙職工家庭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因素。要解決這種問題，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就是大力建設托兒所。根據OECD數據，2022年法國3歲以下小孩入托率達到57.9%。但在中國，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還比較大。我們建議把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財政支出，估計會占GDP的2%-5%。中國的生育率在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國家中是倒數第二，比嚴重少子化的日本更低，所以有必要推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如果現在出台大力補貼生育的政策，把生育補貼發給育兒家庭，可以有多項好處。因為這些育兒家庭普遍是缺錢的，可以增加各種消費，如果能夠通過貸款買房的話更可以刺激房地產。生育多個小孩的家庭，雖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生育補貼和教育資源，但以後會貢獻遠大得多的稅收，供政府用於撫養其他家庭的老人並提升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對於國家和社會，生育和撫養小孩是最好的投資，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的投入，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