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低社會生育率是社會總危機?

明眼人都知道，中國社會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可就沒那麽容易搞清楚了。

當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聽說過一點：人少了，無論是勞動力還是消費者都隨之變少，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城市還可以吸納新的勞動力，但大量村莊將逐步衰敗乃至消失；少子化還會導致撫養比失衡，年輕一代需要供養大量老人；與此同時，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會使整個社會喪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這和我們普通人又有什麽關係？

確實，低生育率危機有點像氣候變化：雖然它最終會影響到每個人，但其後果是溫水煮青蛙式逐步顯現的，責任也極為分散，以至於很少人會有什麽緊迫感去做點什麽。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那些宏大的變動更是遙遠，畢竟單單是自己活好就已經夠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一個人生活好歹簡單多了，怎麽都行，“不婚不育”至少會讓減輕你不少負擔——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論如何獨立、叛逆，默認的還是“婚總是要結的，結了婚，孩子總是要生的”，然而現在，一旦你下定決心不婚不育（這也是年輕人為數不多能自主決定的事），實際上誰都拿你沒辦法。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社會應對這一問題（如果這是一個“問題”的話）的主要方式，一是懲罰，二是恐嚇。

人口學家們試圖解決低生育率的建議（征收單身稅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長則多采用後者，渲染孤獨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樣，對一些人來說，那也不如草率結合帶來的痛苦婚姻、婚後帶娃的勞苦來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見得更苦。

家長原先的說教失效，這遠不是“年輕人沒有責任心、不能吃苦”這麽簡單，而是時代精神變遷的征兆，是一種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決裂。

因為儒家社會的生殖崇拜，從根本上說其實根植於永生的渴望——誰都會死，但隻要血脈延續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後代身上活著，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後人的記憶中。

中國文化之所以那麽強調孝道，原因也在這裏：“孝”即“肖”，意味著每一代人最好精確地複刻父輩的所思所想、行為舉止，也就是說，中國人理解的“永生”與其說著重個體的“不死”，不如說是強調生生不息的“延續”，真正實現永生的其實是宗族。

正如曆史學家岸本美緒所言，根據這種信念，“作為所有的主體的‘人’，與其說是個別的‘人’，不如說是從祖先到子孫永遠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旨在“衝決羅網”，將個體從家族網絡中解救出來，然而那不論如何，畢竟是著眼於瓦解那種束縛個人行動自由的小共同體，是一種外在於個體的外部製約力量，但並未從根本上動搖那種“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終隻不過是把“大家族”變成了更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終還讓脫嵌出來的個體重新“再嵌入”組織化的單位製度中。

然而，如今“最後一代”的宣言則有了本質的不同，這意味著新一代已經出現了一種呼聲，拋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將血脈的延續視為個體活著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們將精力聚焦於個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質量。

這種社會心態的變動，最鮮明地體現在這麽一點上：95後對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關心自己死後骨灰被如何處置，拿這隨意開玩笑——當然，你可以說那僅僅是玩笑，但這玩笑竟然得到那麽多人讚成，這難道還不足以構成一種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嗎？

老想著去糾正年輕人的“錯誤觀念”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從新的價值觀來看，那恰恰沒有錯——社會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範式轉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舊模式引領人們的行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曆史學者葛劍雄也曾不止一次談到少子化的問題，他考察古今中外，結論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被人嗤笑是開倒車的複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看似不可思議的建議，是因為實在沒什麽現成的出路：對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國都束手無策，而樂於多生養的，確實常是出於強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猶太教的正統派）。

對現代人來說，最重要的目標已經不是種群的生物繁衍這種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實現”，那是他們在放棄了“永生”的願望之後，在現世的終極追求，一種更高級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這一意義上對創造的超越。

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愛的知識》中極好地道出了這種內在超越：

荷馬筆下的英雄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創造一個關於卓越、英勇事跡或者作品的不朽記錄。荷馬筆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標並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對永久流傳的卓越事跡、作品的創造。通過這些，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變成了以後的樣子。亞裏士多德在《論靈魂》中指出，這種類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說，在這種信念下，人類尋求生存下去的衝動，是“在世界上留下他們自己的某些表達，他們特性的某種延續”，那恰是在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會永生之後，放棄了對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後，才會追求這種內在的超越。

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機，也是社會轉型的契機，恰恰表明越來越多人已經想清楚，放棄了血脈延續意義上的永生，轉而追求在人生中盡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一個良好的社會，理應當助力人們去實現這種現世的良好生活，讓人們活得有意義。

不論如何，我們現在隻能往前走：給新一代（尤其女性）賦權，切實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讓養育孩子不再成為一件個體（往往是一個家庭裏的最弱勢者）無償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樂。不僅如此，還應真正尊重每個個體，去除那些壓抑個體潛力發揮的不合理障礙。這並不僅僅是“多生孩子”的簡單任務，而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