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低社會生育率是社會總危機?
文章來源: 維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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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都知道,中國社會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可就沒那麽容易搞清楚了。
當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聽說過一點:人少了,無論是勞動力還是消費者都隨之變少,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城市還可以吸納新的勞動力,但大量村莊將逐步衰敗乃至消失;少子化還會導致撫養比失衡,年輕一代需要供養大量老人;與此同時,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會使整個社會喪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這和我們普通人又有什麽關係?
確實,低生育率危機有點像氣候變化:雖然它最終會影響到每個人,但其後果是溫水煮青蛙式逐步顯現的,責任也極為分散,以至於很少人會有什麽緊迫感去做點什麽。
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那些宏大的變動更是遙遠,畢竟單單是自己活好就已經夠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一個人生活好歹簡單多了,怎麽都行,“不婚不育”至少會讓減輕你不少負擔——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論如何獨立、叛逆,默認的還是“婚總是要結的,結了婚,孩子總是要生的”,然而現在,一旦你下定決心不婚不育(這也是年輕人為數不多能自主決定的事),實際上誰都拿你沒辦法。
到目前為止,我們這個社會應對這一問題(如果這是一個“問題”的話)的主要方式,一是懲罰,二是恐嚇。
人口學家們試圖解決低生育率的建議(征收單身稅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長則多采用後者,渲染孤獨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樣,對一些人來說,那也不如草率結合帶來的痛苦婚姻、婚後帶娃的勞苦來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見得更苦。
家長原先的說教失效,這遠不是“年輕人沒有責任心、不能吃苦”這麽簡單,而是時代精神變遷的征兆,是一種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決裂。
因為儒家社會的生殖崇拜,從根本上說其實根植於永生的渴望——誰都會死,但隻要血脈延續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後代身上活著,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後人的記憶中。
中國文化之所以那麽強調孝道,原因也在這裏:“孝”即“肖”,意味著每一代人最好精確地複刻父輩的所思所想、行為舉止,也就是說,中國人理解的“永生”與其說著重個體的“不死”,不如說是強調生生不息的“延續”,真正實現永生的其實是宗族。
正如曆史學家岸本美緒所言,根據這種信念,“作為所有的主體的‘人’,與其說是個別的‘人’,不如說是從祖先到子孫永遠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旨在“衝決羅網”,將個體從家族網絡中解救出來,然而那不論如何,畢竟是著眼於瓦解那種束縛個人行動自由的小共同體,是一種外在於個體的外部製約力量,但並未從根本上動搖那種“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終隻不過是把“大家族”變成了更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終還讓脫嵌出來的個體重新“再嵌入”組織化的單位製度中。
然而,如今“最後一代”的宣言則有了本質的不同,這意味著新一代已經出現了一種呼聲,拋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將血脈的延續視為個體活著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們將精力聚焦於個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質量。
這種社會心態的變動,最鮮明地體現在這麽一點上:95後對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關心自己死後骨灰被如何處置,拿這隨意開玩笑——當然,你可以說那僅僅是玩笑,但這玩笑竟然得到那麽多人讚成,這難道還不足以構成一種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嗎?
老想著去糾正年輕人的“錯誤觀念”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從新的價值觀來看,那恰恰沒有錯——社會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範式轉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舊模式引領人們的行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曆史學者葛劍雄也曾不止一次談到少子化的問題,他考察古今中外,結論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被人嗤笑是開倒車的複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看似不可思議的建議,是因為實在沒什麽現成的出路:對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國都束手無策,而樂於多生養的,確實常是出於強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猶太教的正統派)。
對現代人來說,最重要的目標已經不是種群的生物繁衍這種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實現”,那是他們在放棄了“永生”的願望之後,在現世的終極追求,一種更高級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這一意義上對創造的超越。
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愛的知識》中極好地道出了這種內在超越:
荷馬筆下的英雄認為他們的目標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創造一個關於卓越、英勇事跡或者作品的不朽記錄。荷馬筆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標並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對永久流傳的卓越事跡、作品的創造。通過這些,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變成了以後的樣子。亞裏士多德在《論靈魂》中指出,這種類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說,在這種信念下,人類尋求生存下去的衝動,是“在世界上留下他們自己的某些表達,他們特性的某種延續”,那恰是在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會永生之後,放棄了對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後,才會追求這種內在的超越。
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機,也是社會轉型的契機,恰恰表明越來越多人已經想清楚,放棄了血脈延續意義上的永生,轉而追求在人生中盡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一個良好的社會,理應當助力人們去實現這種現世的良好生活,讓人們活得有意義。
不論如何,我們現在隻能往前走:給新一代(尤其女性)賦權,切實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讓養育孩子不再成為一件個體(往往是一個家庭裏的最弱勢者)無償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樂。不僅如此,還應真正尊重每個個體,去除那些壓抑個體潛力發揮的不合理障礙。這並不僅僅是“多生孩子”的簡單任務,而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文化變革。
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