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日，安華托帝 (Enver Tohti) 在倫敦家中。
武警在烏魯木齊城外的刑場指示安華托帝從尚未斷氣的囚犯身上摘除器官時，他當下的反應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還以為他們是要處死我"，他回憶說。
那是1995年，安華托帝在中國西北部城市烏魯木齊的鐵道中心醫院擔任腫瘤外科醫生。他臨危受命，被外科主任要求組建一個外科團隊，準備第二天早上進行“瘋狂手術”。
當司機駛上通往當地刑場的山路時，安華“真的、真的怕死了”，因為他是現場唯一的少數民族，深怕自己可能會成為處決的目標。沒想到，他的團隊卻被帶到在一排死刑犯末尾的一名男子麵前，並被要求摘除他的兩個腎髒和肝髒。
三十年過去了，盡管中國已明文禁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進行移植，但中國仍然飽受強製摘取和販賣器官的指控。美國國會正在考慮通過一項法案，對被證明參與移植死刑犯器官的個人和實體實施製裁。
身為維權人士和吹哨者，安華於2022年在美國政府的一個小組麵前作證，講述了自己在新疆行醫的經曆。
由於揭露了摘取器官事件以及新疆因中國核試驗計劃導致的癌症高發病率，他被迫於1998年逃離安新疆，輾轉流離，先到土耳其，最後定居於倫敦。
安華拉帝現已年過六旬，平日為人嚴肅，但偶爾也會流露出黑色幽默。他天生健談，坦率而詳細地講述自己過去的故事，這增加了他的說法的可信度，且他的陳述也另外獲得獨立驗證而成立。
盡管他已經接受了自己經曆的創傷，他對未來的看法仍然悲觀，因為至今情況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而且幾十年前他脫離的淩虐體係仍然在運作。
1994年，安華托帝和他的女兒在烏魯木齊鐵路中心醫院。
令人不齒的做法
中國在1984年通過的法律允許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合法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由於器官捐贈甚為稀少，在該法通過後的幾十年來，囚犯成為最常見的器官移植來源。根據時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的論文，截至 2011 年，中國約 65% 的移植手術使用人死後捐獻的器官，其中有 90% 以上來源是死刑犯。
這種做法遭到國際醫療和人權組織的譴責，並在中國強迫摘取器官和貪腐證據浮現後引發各界強烈抗議，終於在2015年被禁止。有批評者聲稱，有一些良心犯因政治原因而被處決。
近年來，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嚴厲打擊器官販賣，最新的法律於5月1日生效。但一些人認為，這些作為無疑默認了中國受國家監督的醫療移植體係仍然在利用不當手法獲得器官。
人權活動人士稱，有證據表明政府依然是不法移植器官的共犯。人權倡導者擔心，新疆持續進行對維吾爾族人的大規模拘禁以及從維吾爾人口中采集大量 DNA 樣本的項目，無疑為針對該群體進行器官摘取提供了機會。
美國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研究員伊森·古特曼 (Ethan Gutmann) 作證稱，親眼目睹了被拘禁的20多歲到30歲出頭的維吾爾人接受神秘醫學檢查的情況。一位曾在集中營工作的醫生告訴他，某些人在檢查後被貼上標簽，隨之從集中營消失。
他說，這些案例以及新疆在醫院附近修建火葬場和在機場附近修建專用運輸通道等基礎設施，都是證明摘取器官行為的現象。
但個案核實起來困難，而且很難獲得確鑿的證據。
本台記者聯係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請其評論安華拉帝的說法和古特曼的證詞，並要求對中國執法活動提供最新消息。
發言人劉鵬宇通過電子郵件回應：“此類相關說法純屬謊言和對中國的惡意抹黑。”
2024年4月2日，安華托帝 (Enver Tohti) 在倫敦家中。
令人不安的發現
安華拉帝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認為古特曼的結論以及對當今中國仍在進行器官摘取的懷疑有相當可信度（他認識古特曼多年），但維吾爾族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器官摘取的目標。”
安華說，他在被送往刑場的五年前第一次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當時一名維吾爾族男子帶著他失蹤後剛回家的十幾歲的兒子前來。那名男子擔心兒子可能在離家期間被摘除器官，並提到在他的農村家鄉，有失蹤維吾爾族兒童返家後的情況類似。
安華安慰他說，男孩的身上沒有手術疤痕。但這名男子回家後告訴他的朋友，鐵路中心醫院有位維吾爾族醫生可以給他們的孩子做檢查。在他六個月的門診輪崗期間，就有幾十名維吾爾族人帶孩子來給他檢查。
安華說：“我發現三人身上有傷疤。”“超聲波檢查證實他們各少了一個腎髒。”
他第一次談論自己參與相關行為是在 2009 年，在倫敦的公開活動中，當時在保守派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會議上，古特曼在會上介紹了他關於器官摘取的研究。
“我並沒有準備認罪，但我舉起了手，”安華回憶。“上帝舉起了我的手。
“那天我……擔心他們（與會人士）不會接受我，”他說。
安華自從第一次公開講這些經曆以來，已經更加自信地以維權人士身份，複述這個故事。他陸續向報紙、網絡視頻頻道、美國國會和人權組織分享他的經曆。
不過，他擔心披露這段經曆會受到評判，他的顧慮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由於未能通過英國國民健康服務體係（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嚴格的語言要求，他無法在倫敦行醫，而是靠開 Uber 謀生。2020年，英國報紙《鏡報》報道了他的經曆後，根據倫敦交通管理部門在2020年12月30日發給他的信函，他因“負麵性質的通知”而受到審查。
該機構發言人拒絕對調查原因發表評論，但透露調查的結論是他是一名吹哨者。
這位發言人說：“調查期間，他可以繼續開車，調查結束後，我們決定不再采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那時，安華正在為一位開卡車的朋友擔任備用司機。
2022年1月20日英國《鏡報》刊登文章，介紹安華托帝 (Enver Tohti)。
揮之不去的記憶
對於安華來說，童年時期經曆了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的政治殘酷的經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強取器官的係統性恐怖對他造成的衝擊。
“我想我基本上每年都會看到至少幾具屍體，”他回憶起和一群孩子在家附近的鐵軌上狂奔的情景。
他說：“這些人都是被批鬥的對象，最終自殺的。”“有些人跳樓，或者臥軌，這樣他們的脖子就會被火車輾斷。
他說：“這種不能在電視上播放的恐怖故事對我們來說像是家常便飯。”“對我們來說，這很稀鬆平常。”
在就中國摘取器官作證之前，安華已經是一個知名的吹哨人，他曾在英國電視台第四頻道一部關於新疆癌症高發率的紀錄片中充當重要角色。人們普遍認為，癌症高發病率與中國在新疆東南部現已幹涸的羅布泊附近進行的核武器試驗有關。
他仍然記得那是1995年，上司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挖苦促使他開始研究維吾爾族的癌症發病率，並最終得出了他的結論。
他的上司曾嘲笑說漢人一定比維吾爾族人優越，因為他們病房裏的漢族癌症患者較少。安華注意到，維吾爾族癌症患者的比例高於預測的癌症發病率，因為在該醫院所服務的15萬名社區人口中，維吾爾族人隻有5000人左右。
“[後來]主任看到了我在做的事，告訴我不要碰觸這個題目，” 安華說道。“他說這會給你帶來不良的後果。”
但安華卻繼續秘密研究這些數字，在空閑時間偷偷溜進病曆圖書館，背著上司翻出癌症患者的病曆記錄。
他發現，在1964年至1996年核試驗計劃期間一直居住在新疆的維吾爾族鐵路員工及其家屬，罹患惡性淋巴瘤、白血病、肺癌和出生缺陷的比率，與隻在該地區居住幾年的漢族員工相比，高得離譜。
“他們說試驗對人體無害，”安華回憶起可說是公開秘密的新疆核試驗計劃。
“記得當時我還說了個不好笑的笑話——如果這些測試對人類無害，那它們還有什麽意義呢？核武不就是拿來殺人的嗎？”
但他嚴肅地補充道：“如果這些癌症都與輻射有關，那麽輻射來自哪裏？”
1998年，安華來到伊斯坦布爾學習外語，以便有資格在醫院體係裏晉升。在那裏，他與英國電視台第四頻道取得了聯係，最終與兩名偽裝成遊客和私人朋友的記者一起返回新疆。
1998年，安華托帝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學習語言。
他們深入研究了當地的醫療記錄，得出結論：新疆的癌症發病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 35% 之多。根據安華的數據，維吾爾族所受影響更是不成比例的嚴重，因為在烏魯木齊鐵路中心醫院就診的患者大多在該地區長大，而漢族患者多為成年後才被派駐當地，因此沒有受到如此大的輻射影響。
隨後，他逃回土耳其，以避免因第四頻道播出該紀錄片而產生的政治效應。後來，由於土耳其正在考慮與中國達成引渡協議，安華便轉向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從那以後，安華再也不曾回去新疆，也與那裏的朋友和家人斷絕了聯係，最終在倫敦極其時尚的肖爾迪奇區（Shoreditch）再婚生子。
目前，安華托帝全心全意投入新疆和維吾爾族人民的維權活動。1990年，他還隻是名年輕外科住院醫師，他在看到臨終的癌症末期病人拒絕使用止疼藥物，人們圍繞著病人床邊手捧聖經祈禱後，體驗了“觸電”般的感受，於是他悄悄的改信基督教。現在說起來，他將當時的體驗歸於上帝。兩位病人都把他們的聖經留給了他。
如今，他的倡議活動裏，基督教傳教工作的比例也日漸增加。
盡管他提供了證詞，但他對美國《製止強製摘取器官法案》（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bill）是否能解決問題表示存疑。
“這不會產生太大效果，因為中國官員善於逃避美國的製裁，”他說，並諷刺地補充道，製定這樣的法案至少可以為記者和政界人士提供個聊天的話題。
他確信中國政府特工仍在監視他，並認為他的計算機早已遭到黑客攻擊。直到今天，他仍然懷疑 2016 年聖誕節在阿爾卑斯山發生的離奇車禍是否是不明身份人士蓄意破壞的結果。
然而，對於自己的種種經曆，他學會了用難以形容的平常心看待。
他說：“我以前身處的社會是一個野蠻的社會。”“我出生在那裏。”
“因此我嚐試充實自己......然後嚐試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