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跟我的醫學博士朋友，聊起前段時間“規培醫生輕生”的新聞時，我才發現我對他的工作一無所知。

相信大部分人看到這樣的新聞，都會像我一樣震驚：他們隻有二十多歲，有幾位還是高校醫學生，為什麽放著大好前程選擇了輕生？

但隔著手機，我那位朋友的語氣毫不震驚，“這樣的事發生，我不意外”。我之後又視頻問詢了幾位醫學生，對這件事，我在她們的臉上也看不到震驚。

當我繼續向那位朋友追問“什麽是規培醫生”時，他尷尬地回了我一句，“我現在就是規培醫生（苦笑），新聞裏有幾位都是專碩生”。

我事後才弄明白這些專有名詞的含義，所謂“規培”，全稱是“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可以將這項培訓粗淺地理解為“實習”，由於醫學領域極為依賴臨床經驗，這項“實習”從2014年全國施行以來，便是從國家層麵強製執行的。到了2020年，按照規定，所有想要當臨床醫生的都必須參加規培，規培的時間是三年。

國內的規培生基本由三類人構成：第一類是麵向社會招收的規培生（“社會人規培”），第二類是原醫院單位委派到其他規培基地的規培生（“單位人規培”）。由於規培基地大多是當地的三甲醫院，不是所有醫院都可以成為規培基地，所以第二類規培生結束規培後，需要回到原單位工作。第三類就是研究生，通常是醫學專碩生，他們前5年在大學裏學習，後3年就在規培基地培訓。

而新聞中的年輕人，大多數屬於第三類。我試圖通過大量的對話，拚湊出他們的生活，找到問題的症結。

  48小時不眠不休的工作



我第一次撥通規培生多特的電話，是在一個工作日的下午，她反複跟我道歉，說自己比約定時間晚了半小時，手機剛剛充上電。能感受到，她度過了漫長的一天。她本以為自己這次會連續上36個小時的班，即從前一天上午8點一直到當天上午8點，又接著上到當晚8點。萬幸，她當天下午4點左右就回到家了。

值完24小時的夜班，不能直接休息，而要接著把當天的班上完，這是多特所在醫院的規定。目前，多特一個月要值一次這樣的夜班，“但誰知道以後會不會變成一周一次呢？”，她的語氣很俏皮。

丁香園2020年調查了3000多位規培醫生，統計發現55.2%的人表示每周要上1次夜班。隻不過，值完夜班需不需要接著上班，就因每家醫院而異了。

我從沒上過夜班，對此很詫異，詢問多特中途是否有較長段的休息時間。她在的是醫院住院部，值班當晚，理論上是可以睡的。但由於她是所在的層樓唯一一位一線值班醫生，那個樓層住了將近100個病人，有什麽情況都會第一時間聯絡她。遇到處理不了的情況，她才會聯係二線值班醫生。

因此，實際值夜班時，多特根本不可能睡整覺，頂多就是抓緊眯一兩個小時。第二天的午休也是，理論上有兩個小時，但實際也經常被排滿了手術，或者要安排新的病人入住等，不太可能睡得了。

多特還有一次上了48個小時的班，她回憶，早上7點左右，她在見不到太陽時去的醫院，又在沒有太陽的淩晨回到家。當我，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睡不了幾個小時，又要去醫院上班了，她就又睡不著了。

為什麽規培生會忙到沒有休息時間呢？這是因為，在一些沒有規培生的醫院，住院醫師是整個醫院最基層、最累的醫生，往上分別是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通常，住院醫是科室人數也是最多的，維持著醫院的正常運轉。

但在一些有規培生的醫院，住院醫師的工作通常被規培生大大分攤了。甚至，丁香園之前流傳過“一個科室十個醫生，八個均為副主任醫師與主任醫師，一個住院醫師，其餘十幾個都是規培生”的討論。

丁香園202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28.3%的規培生認為自己比住院醫師的工作強度大、時間長，55.6%的人認為跟住院醫師差不多。同時，55.8%的規培生表示工作時長在8～10個小時。多特在工作中，也能感到自己“來得比其他醫生早，走得比他們晚”。



通話中途，我一想到多特快36個小時沒睡覺了，就很心疼她。但她當時毫無困意，她被一種進退兩難的情緒拉扯著——一方麵是，她不想再回到醫院，回歸48小時不眠不休的工作。另一方麵，她不清楚能否承擔“退培”（即中斷規培）的代價。

她說，“退培”的代價，“重則終身不能參加規培（即終身無法當臨床醫生），輕則兩到五年不能再參加規培”。有的醫院，還會要求“退培”之後，補貼規培期間的全部工資與補貼。

“我要放棄985的碩士嗎？我要放棄學了這麽多年的醫嗎？”，多特在心裏不斷地問自己。而且，留給她思考的時間也不多了，她必須盡快做出決定。

幾年前，多特通過高考從一個偏遠的省份考入一所醫學一流大學。一年前，她又成功考進如今985大學的研究生，她回憶當時，“覺得自己一定會做出一番事業，一定能改變醫療的現狀”。

“就像記者會憧憬站在鏡頭前說話的那一刻，我們也會憧憬踏入醫院，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任何‘更像一名真正的醫生的時刻’，都是充滿光環的”，她說，她當時對規培生活充滿了期待。



“三年之後，自己肯定可以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她這樣想。但規培了快一年後，她現在隻希望下班的時候能離開醫院，透透氣。

為了在下班時間不待在醫院，多特沒有住在學校提供的免費宿舍，而是在醫院周邊租了一個房。即便每月的房租費遠遠超她領到的生活補貼——每月800塊，而她也到了不好意思問父母要錢的年紀。她今年二十多了，身邊其他專業的同學都慢慢開始經濟獨立了。

當我問多特800塊錢夠不夠日常花費時，她忍不住笑了出來，她說，“我在醫院每頓飯要花20塊錢，光吃飯都隻能吃20天，連包洗衣液都買不起……”。

像多特這樣的專碩規培生，屬於三類規培生中工資最少的。丁香醫生2020年的調查顯示，“社會人”的規培收入最高，每月平均收入補助3000元以上，“單位人規培”其次。專碩規培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00元，其中包括20%的人沒有收入。

但考慮到“社會人規培”與“單位人規培”，很多都是醫學博士或研究生，都步入了要養家的人生階段。即便3000元以上的收入，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少的。

工作壓力最大的那陣子，多特已經能感受到身體的一些病理反應，比如她會無緣無故地生病，病了又很難徹底好起來。

有一次，多特結束了一天工作回家，突然聽到門外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不假思索地去開了門，結果發現門口沒人。她愣了一會兒，才把門關上。

偶爾，她也會突然聽到手機鈴聲響，她害怕是醫院打來的電話，急著去接，可盯著手機屏幕看了很久，都沒發現有任何通話顯示。

她事後才知道，自己是出現了“幻聽”。

  不能說不的絕對權威



對醫生這樣的特殊職業來說，過勞工作幾乎是不可以拒絕的。我聯係的好幾位醫生，每次在微信給他們留言，大概率都要好幾天，甚至一周後才能收到回複。

我問過一個北京的規培醫生會不會抱怨規培製度時，他回答我說，“全員都很累，與是不是規培生已經無關了”。雖然加班多，但他對規培製度沒什麽抱怨。我從他的回答中，能聽出某種“平等精神”。

但多特所麵對的狀況，並不是這樣的。每次回到醫院，多特都需要戴上那塊白色的牌子，上麵寫明了她的姓名、研究生身份與所在的院校。從表麵上看，這塊牌跟其他正職醫院的沒什麽區別，但隻有多特才知道不同職位牌之間的天差地別。

比如，醫院大食堂的三樓是不對戴“研究生牌”的她們開放的。多特說，食堂的一二樓吃一頓，一般要花20塊。但聽說在食堂三樓，正式職工吃飯幾乎是不花什麽錢的。正職員工可以去一二樓，但她們想偷溜也上不去。

還有，每次想去值班房休息時，多特會陷入“身份認同危機”。醫院的值班房是按醫生與護士分的，如果多特去醫生值班房呢，一旦床位告急，就會有男醫生嗬斥她，“你不是本院的醫生”。可要去護士值班房呢，護士也會以“你不是本院護士”趕她出去。她現在學聰明了，一聲不吭溜進護士值班房，隻要不說話就發現不了。

由於自己與正職員工的身份差異，一旦多特在工作中需要向他們匯報，她就會陷入極度內耗的狀態。每次值夜班時，當她遇到一個自己處理不了的狀況，她必須要跟上級溝通時，她都要斟酌5-15分鍾再打這通電話。

她需要再三確認這個病人的情況是否真的緊急，有關這個病人的情況她是否全部了解清楚，她還要考慮說每句話的語氣、語調。通常情況是，她說，“看這個病人實在情況緊急，然後我再小心翼翼地拿起電話來”。



但不管多麽謹慎，她仍然需要承擔風險，即會不會碰到一個有“起床氣”的上級醫生。如果碰到了，多特說，對方就會劈頭蓋臉地罵過來。丁香醫生在2022年對規培醫生的調查中，隻有2.6%的規培醫生，覺得自己在醫院感受到被尊重。

我之前試圖以自己在媒體做實習生的經曆，來理解多特所遭遇的一切。實習階段的我，不被看作一個獨立的工作個體。多特也沒有獨立的工號與正職身份，所有行為的落款人與負責人均是帶教老師。由於規培生需要跳去不同的科室之間工作，即輪科，所以她的帶教老師可能是她的研究生導師，也可能不是。

每個工作日，多特都會在醫院那台老舊、笨重的電腦上敲病曆。多的話，有十五六本、少則五六本，這幾乎要花去她一整個下午的時間。但她沒有權利在任何一本病曆上署名，可隻有署了名，你才能在醫院的係統裏查出這是你的工作量。

多特跟我調侃說，她們做的都是“無用的幽靈工作”。



我是後來才發現，多特與實習階段的我，所麵臨的困境是無法等同的。研究生導師在多特能否順利完成畢業論文、能否順利畢業上，發揮著關鍵作用。我有選擇去或留的權利，但多特是沒有選擇權的。

甚至哪怕隻是想請假，業內醫生羅誌華在新京報發表的一篇名為《假都不敢請，醫院規培生為啥這麽難》的評論文章中說，“規培生假都不敢請、請假也不會批、批了也沒有用。即便請假獲批，但病曆不能落下，查房不能省，請假獲批也就等於沒批”。多特所在的醫院，一旦請一周以上的長假，通常就意味著“延畢”。

研究生導師與規培生，與其說是師生關係，不如說更像是師徒關係。多特在跟我交流中，也會脫口而出“師姐”、“大師兄”這樣的詞語。相比其他行業，醫學中有太多需要用經驗把握的東西。在醫院內部，“醫生越老會越吃香”是個共識。通常來說，一個醫生的經驗越豐富，就能在醫院的體係裏爬到越高。

在醫學行，多特說，幾乎沒有一個人會覺得自己如此有天賦，完全不靠前人的經驗。由於麵對的是人命，一旦出現醫療事故，後果會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導師與規培生的關係就變得更微妙了。一方麵，規培生需要討好導師，以期換取更多的經驗，導師也有培養徒弟的需求。但另一方麵，導師需要隨時警惕翅膀變硬的徒弟，會不會有天爬到自己的頭上。多特說，“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幾乎是所有老醫生不得不警惕的一點。

對同科室的規培生來說，他們存在微妙的競爭關係。而導師是經驗與資源的提供者，這樣一來，他對規培生的控製也就得到了加強。

多特回憶，跟導師一起聚餐的氛圍很微妙，聚餐前，所有人恐怕都會在心裏斟酌導師應該坐哪個位置，自己應該坐哪兒——如果坐得太遠，導師會不會覺得自己與他疏遠？坐得太近，會不會又有點搶風頭呢？

聚餐時，哪怕再餓，如果導師沒動筷，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吃飯途中，一旦導師想到什麽要說兩句，其他人必須立刻停下筷子，所有人重新把目光聚在他身上。

不想餓肚子的多特，現在學會了一招，那就是抓住導師動筷子到他下次說話的這段時間，抓緊把飯吃完。“要不然，等他一開口說話，飯又吃不著了”，她委屈地說。

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多特說起一樁發生在她學姐身上的事——學姐的導師要求她們科室的人，隻能周一、周三洗頭，還規定她們染發的顏色，以及指甲的長度等。

我問多特，這些規定是工作需求嗎？

多特回答我，跟工作無關，隻是導師的個人喜好罷了。

  格格不入的女性氣質



由於多特的女性身份，她感受到的醫院的管控又多了一層。我眼前的她，一頭長發、聲音脆甜，笑起來有些羞澀。跟她聊天，能感受到她是自然的、熱情的、不遮掩的。

但沒想到，她身上的這些女性氣質，卻經常成為科室調侃的對象。比如， 她那一口脆甜的聲音，會被調侃成“這個女學生怎麽這麽愛撒嬌”。還有，每當需要搬重物時，她也會被以“你太瘦了”為由，被迫站到一旁。

在一次值完24小時班後，她感到身體很強的不適感。她想了很久，鼓足勇氣跑去跟導師請假。但得到的回複卻是一句略帶玩笑的話，“你身體是不是太弱了”？被拒絕之餘，矛盾被成功轉移到了她的身上。

本質上，她進一步說，他們對醫生有一種默認的期待，“他們期待一種更像男性的聲音與體型等”。這種性別期待也充斥在整個醫院，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多特說，醫院的值班房是按醫生、護士來劃分的，而非按性別，這是默認醫生是男的、護士是女的。那麽女醫生該睡哪兒呢？

多特也能感受到導師在對待她與其他男規培生的微妙區別，她平時雖然很少被罵，但她說，“導師對我的寬容，就像是爸爸對女兒的寬容一樣，他壓根就沒想過女兒會是兒子的競爭對手。最後，他隻會把所有遺產都留給兒子”。

多特所在的胸外科，隻有一位正職的女醫生。這位女醫生曾對多特寄以厚望，希望她能留下來，這樣科室裏就有兩位女醫生了。



這位女醫生在科室的生存之道是，讓自己看起來更像是“女漢子”，從發型、說話到工作方式等。多特也想過變得更“女漢子”一點，但她做不到。做不到是因為，她稱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她拒絕否定身上的女性特質。

她經常能聽到一些對男醫生的誇讚，包括“男性在應付緊急情況下，比女性更冷靜。比如在手術時，病人已經被麻醉了，但突然大出血，這時候男醫生就會更冷靜”。這一句話也通常被用在描述男女的差異上，即男性是更冷靜的，女性是更情緒化的。

但多特覺得這種說法是沒道理的，“麵對突發情況時更冷靜，並不是因為他是男醫生，而是因為他經驗更豐富。僅此而已，跟性別無關”。麵對“女性的力量沒有男性強”的調侃，她承認，自己的力量確實沒有一些男性強，但不代表女性就比男性的力量差。她說，“這世界存在力量比男性強的女性，也存在力量不如女性的男性”。

但從結果上來看，女醫生受歧視的現象發生在日本，也包括美國等。雖說在國內我無法找到確鑿的證據，但多特的觀察是，男醫生在求職上比女醫生更吃香。她說，甚至在一些看起來不需要男醫生的科室，比如婦產科，她們也會希望招一些男醫生。

多特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公感，她覺得女醫生有太多無法被男醫生取代的優勢。“你能想象當你張開雙腿時，對麵站著一個男醫生嗎？”，多特說完，我們尷尬一笑。我確實親身經曆過類似的事，立刻就能回憶出當時尷尬的感覺。

事實上，即便在一些看起來男醫生更擅長的領域，比如做手術，女醫生也可以做得更好。2021年，兩位加拿大醫學博士沃利斯（即Christopher J. D. Wallis）與傑拉斯（Angela Jerath），他們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追蹤了超過130例患者，並將患者分成四類——男外科醫生與男性患者，男外科醫生與女性患者，女外科醫生與男性患者，女外科醫生與女性患者。

結果發現，當外科醫生與患者的性別不一致時，術後不良結果的發生率會增加。其中，相比於女外科醫生治療男性患者，男外科醫生治療女性患者的術後不良結果要更多。



多特覺得，與各個科室爭搶男醫生的現狀相反，她覺得任何一個科室不能沒有女醫生。“我無法想象一個完全沒有女醫生的科室，你知道嗎？”她說。我腦海中閃過無數個“慶幸自己遇到了一個女醫生”的瞬間，頓時眼泛淚光。

  本不該被犧牲的那部分



稿件發出前，我最後一次聯係多特，她終於決定要邁出第一步，試試跟學校申請暫停規培。她想給自己一年試試轉行，既然對未來不確定，那就停下來試試看。

當我問多特講述在醫院的遭遇，會不會有些殘忍時，她做了一個哭哭的表情，她說，那是因為她已經決定轉行了，她是半隻腳踏出醫院的人了。

也因此，多特在講述中會有一種“將自己抽離出來看全貌”的感覺。對於她們遇到的困境，她冷靜地告訴我，不該怪到任何個人或任一方頭上。“哪怕在某個瞬間，你很想把氣撒到誰的身上，但你知道這是不對的”，她說。

多特想，能怪哪一個醫生嗎？進入醫院後，她放下了之前對醫生的光環，“這就是一個普通的職業而已”，她說。入行前，她期盼自己成為一個好醫生，一個耐心對待所有病人與學生的好醫生。但她現在越來越懷疑，爬到那個位置的她，是否會變成一個當年自己討厭的醫生？



醫療行業常提到的一個口號是“醫教研”，即臨床醫療排第一，教學工作排第二，最後才是搞科研。但據一些業內醫生透露，實際上，科研是排第一，醫學排第二，最後才是教學。原因很簡單，前兩者與醫生的升職加薪直接相關，而搞教學沒法獲得這些。

同時，由於規培生是附屬於帶教老師的，一旦規培生在平時工作中出了什麽差錯，帶教老師也要為此負責。久而久之，帶教老師寧可丟一些無關緊要的工作給規培生。

多特也想過，能怪哪一家醫院把她們當勞動力用嗎？她理解醫院作為一個高效運轉的機器，必須依賴像她們這樣沒什麽經驗的“勞動力”去完成一些工作。

至於待遇問題，公立醫院的資產負債是個不爭的事實，據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梳理曆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自2009年至今，公立醫院負債總額不斷增長。2009年我國政府辦醫院負債總額3687.28億元，2021年政府辦醫院負債總額增至19150.69億元。

多特回憶，自己到醫院規培的近一年時間內，她每月的800塊生活補助就曾停發過大半年。

“難道要去質疑病人想花更少的錢看病嘛？”，多特更覺得他們沒有錯。她說，“看起來所有人都沒錯，所有人都獲得了一些東西，而我們隻是被犧牲的那部分而已”。

但在國內，並非沒有地方踐行良好的規培製度。三聯在采訪一名南部省會知名三甲醫院參與規培生教學的醫生時，對方介紹了他們的規培製度。

我從中歸納了幾大要點，一是規培基地的管理者對教學的重視，比如醫生從事教學工作的收入，等同於相同時長臨床工作的三倍；二是為了提高規培生待遇，醫院有額外補助，算下來，研究生一年級的規培生每月至少有5千元。年級越往上，收入還會增長，以及保證他們一周有一天的休息等。

2022年8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宣布全麵實施臨床學生或學員（包括規培生）的基本獎和績效獎同崗同酬製度。換句話說，是把規培生當自己人。



雖然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據多特說，之後北京與上海的多家醫院也都開始了這項“同崗同酬”製度。我事後找到了一些規培醫生求證，他們拿到的工資跟其他正職醫生是差不多的，且身邊人都覺得這是個好政策。

寫到最後，我不斷地想到多特說的那句“我們隻是被犧牲的那部分”。但她們本不該成為被犧牲的那部分，沒有人理應成為被犧牲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