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工人”，她們通常被這樣稱呼。
大多數時候，她們的工作內容是在電腦前訓練AI——就像教會自己的孩子一樣。
在過去幾年的宣傳敘述中，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與“公益新模式”“AI + 扶貧”之類的宏大用詞掛鉤，被視作鄉村女性實現“白領工作”的化身。大山裏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訓師，人們如此誇讚。
但這其實是一個“夢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吳桐雨，與華東師範大學傳播係副教授夏冰青，在標注行業剛開始興盛的2019年，開啟田野調查，並持續至今。她們走訪各地標注車間，試圖了解這一新興產業背後的勞動問題。
起初，在貴州某貧困縣，這份看似體麵、靈活、門檻低的工作，甚至能解決長久以來的留守兒童問題——當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喚遠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歸巢”。但隨之而來的競爭與陷阱，卻把身處其中的女性，推向比過往更艱難的困境。
至今，也沒有關於媽媽工人在中國的具體統計數字。她們是未被準確書寫的一群人。
媽媽工人不善言辭，這是學者反複提及的一點。她們鮮少表達自己的苦痛，更多成為家庭決策中的犧牲角色，宣傳政績的“巾幗榜樣”。
她們教會AI，卻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棄。
這個春天，《鳳凰周刊》記者訪談了兩位學者。以下是她們的講述，結合了論文內容——
“白領工作”
我們在標注基地見到李燕時，她正坐在一把劣質的人體工學椅上，脖子前傾，眼睛湊在屏幕前飛快地來回瞟動。框架眼鏡擋住了她臉上的表情，隻有手不帶停地點拖鼠標。
她的眼前是一組汽車道路行駛圖。但雷達掃描出的3D圖像，是一團看不清輪廓的點狀物。李燕需要對照2D圖片，準確辨識出3D圖片中汽車附近的障礙物，並在麵板上一一標注出來。
標注是為了給AI算法提供準確的訓練樣本，俗話叫“給電腦喂數據”。AI通過學習這些數據中的模式和規律，獲得智能視覺和語義理解能力。這是人工智能產業鏈上最基礎、最需密集勞動力的環節。每一個AI的成長，都離不開它。
基地裏，有二十多位像李燕這樣的女工，她們年齡從28至35歲不等，多是低學曆女性、單親媽媽或家庭主婦——這和我們來調研之前的預想是大相徑庭的。
畢竟社會建構出來的一套話術是，男性比女性更適合電腦工作。沒想到，“媽媽工人”是這間基地的勞動主力。
標注基地位於一所扶貧社區內。外牆刷著標語，“出大山、求發展、城鎮安居天地寬”。社區建築和南方的工廠宿舍有點像，統一整齊，間距緊湊。遠看是現代化小洋樓，但走近發現，底部的架空層都沒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時糞水到處流。
而基地內部像是另一個世界。
和她們過去在沿海打工時不見天日的流水線工廠不同，這裏有窗，能見陽光，配備了電腦和空調，也沒有大型機器發出的轟鳴噪音。基地甚至聘請了一名園藝師打理綠植，像北上廣的互聯網大廠一樣，一切都是白領辦公室的氛圍。
就連裝修也是按這家基地的源頭企業——C廠的風格打造，桌子被塗成C廠的標誌性顏色。
基地運行一段時間後，一批表現優秀的媽媽工人被邀請到C廠總部學習，她們和程序員在一起上班，參觀車輛如何自動駕駛。
媽媽們看完後說，覺得自己的工作突然變得鮮活，有意義了。在和我們訪談時，她們將培訓期間學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複給我們聽，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師”，“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們努力把自己跟大廠連接起來，覺得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廠的員工，笑稱是“賺著大廠的錢”。
以前，她們並不懂什麽是AI，是被規訓到對此“有感覺的”。她們的家人既不了解什麽是AI，也不知道她們的工作內容，唯一關心的就是——這活兒能拿多少錢。
我們第一次和媽媽工人劉翠敏見麵時，她是戴著眼鏡的。說了會兒話後，她把眼鏡拿下來，“因為戴著不好看”。
這份工作的確很費眼睛。李燕有一段時間視力下降得特別快，嚇得趕緊去醫院檢查。做這份工作後，眼睛出現問題的人很多。後來，一些媽媽工人即使沒近視，也都買了防藍光眼鏡佩戴。
李燕總抱怨上班的時候要“揪著眉毛去看屏幕”，這讓她的“川字眉”更深了。但這是一種基於經濟滿足之上的、有點愉悅的抱怨——當地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相比之下，這份月工資能達到四五千元的標注工作，算是相當不錯。
這份工作，對媽媽來說是一個適應新事物的過程。標注麵板上所有東西以參數形式呈現，更符合工程師和電腦的邏輯。媽媽們一開始不太上手，但很勤奮，願意每天無償練習。幾個月內，有人的月產值從1400條漲到好幾萬條。
媽媽們總是不太自信，羞於談論自己的成績。實際上，我們訪談的那幾位都是基地的“尖子生”，產值排在最前列。
在2019年訂單充足的月份裏，產值高的媽媽工人月收入甚至達到上萬元——盡管這隻持續了短暫的幾個月。
競爭中，成為“差生”
變動始於2020年。
C廠在全國陸續開設了多個標注基地，李燕所在的貴州基地不再是唯一的“嫡係”工廠，幹得不好隨時得把項目交給別處。這使得基地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大家不得不“搶單子”做。
基地的經理峰崽，是關鍵人物。這位“985”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日常負責對接C廠的需求與統籌媽媽工人的工作——基地有扶貧性質，社區書記是基地的總負責人和法定代表人，峰崽，就是書記從當地居民中挑選出來的。
為了提高訂單的效率，峰崽的策略之一，是爭取將“媽媽工人”的比例降到25%以下。
在重新發布的招聘信息裏，要求變為“18至28歲，高中以上學曆，具有電腦基礎和理解能力強”——這很大範圍地篩除掉了媽媽工人群體，也動搖了原本基地扶貧的初衷。
另一個策略是分組，加大競爭。
峰崽漸漸將剩下的媽媽工人聚攏在一個組裏，也就是他口中的“差生組”。他盡量避免讓這個小組承接難度較高的任務，從而減輕媽媽工人對於整體業務能力的影響。
和“差生組”不同，另一個“萬元戶組”的工人都是年輕、業務能力強、願意加班的女工。這是峰崽的“黃金戰隊”，訂單充足的情況下，幾乎人均月工資能達到萬元以上。
峰崽非常看重“萬元戶組”，竭盡全力留住這個小組的女工。當時組內有個能力特別出色的女孩叫小林，她因為長期失眠問題提出辭職。峰崽來找我們時說，“出大事了”，要和我們一起商量如何留住這個女孩。
這跟他對待媽媽工人的態度截然不同。從2020年起，陸續有媽媽工人被峰崽勸退。
一位懷孕的媽媽得到的評價是“爬坡期太長”。“回去照顧小孩吧，不要再來上班了。”峰崽說。媽媽工人們時常受到苛責，被嫌棄“動作慢、效率低”，“要不你們去樓上工廠做紡織，那裏你們更得心應手”。
“差生組”和“萬元戶組”的組長都來自早期組員。“萬元戶”組長曉紅是一個年輕幹練的女孩，產值組內第一。但沒有一個媽媽工人當上過小組長。“差生組”的組長是建哥。建哥呆板執拗，整體能力比曉紅差很多。因為他跟峰崽是好哥們兒，才坐上了管理崗。
建哥會辱罵媽媽工人。他在群裏習慣不停地@某個人，質問“你為什麽錯，為什麽學得這麽慢，為什麽跟不上最新的規則”，連續@六七次。你想，媽媽出錯後已經很手忙腳亂了，這種互動隻會讓情況惡化。
暴怒的時候，建哥會狠拍桌子，“你給我過來！”媽媽站著，建哥坐在那兒訓。事後媽媽工人劉翠敏給我們講這些經曆時，哭得淚汪汪的。
分組之後，一些費時費力還沒錢拿的差事都分流到了媽媽組。峰崽的說法是，媽媽本身做不了更難的。但我們覺得，媽媽是沒有機會平等地去競爭，證明自己的能力。一上來就被認為是“排名最後的”，做次要的工作，那她們自然就被淘汰成“差生”。
年輕女工琴子也為媽媽們鳴過不平：“油水多的任務永遠輪不到她們，她們經常不是在做訓練集就是在返工。”
年輕女工和媽媽女工的關係還是很親近的。年輕女工會主動給媽媽們出錯的項目返工，幫她們照顧放學後來基地的孩子，陪著玩耍。大家平時以姐妹相稱，工作之餘還相約去附近逛街。
分組並沒有讓女工之間的關係變緊張，大家很清楚地知道，誰是真正欺負她們的人。
互聯網大廠擅長數字量化，C廠把對互聯網員工的管理模式，也直接移到了標注工身上。他們製定了一套複雜的計分係統，幹什麽都得換算一下。這導致，媽媽工們對於自己一個小時的產值，是不清楚的。
她們會畫正字，做了多少條就畫幾筆。可每次一結錢，畫的“正”字跟她們得到的錢是不相符的。有人說自己加班到淩晨，最後發現根本就沒賺幾塊錢。我們也試著去算過工資賬，算了快三小時，也沒算明白。
讓我們難受的是，即使C廠把計算體係變得這麽複雜，媽媽們還在試圖弄清楚自己到底做一條賺多少錢，以及為什麽這個月賺這麽少。
她們會覺得，這是自己的能力問題。
監控與反抗
坦白說，媽媽工人是我們見過最老實、安靜、認真工作的標注工群體。
這些年我們見到不同的社會邊緣群體都在做標注。殘障工工作期間愛聊天，職校生老溜出去玩，或是蹲樓門口抽煙、打遊戲。
隻有媽媽工人，一坐就是一整天，全程安安靜靜地幹活。也就下午四點小孩放學那會兒分一下心，把孩子接來自己的工位上寫作業。喧鬧通常不超過一刻鍾，辦公室又會恢複寧靜的工作狀態。
工作的同時能兼顧孩子，本是這間標注廠一項隱形的默契。基地特意建造在扶貧社區內部，招聘方一開始的宣傳就是“家門口就業”。但這項默契，隨著峰崽更改管理製度，被逐步打破。
峰崽的身份其實一直有些尷尬。這裏是熟人社會，峰崽比媽媽們年紀小，輩分上算是人家的“大侄子”，可他又得樹立權威去管理。
起初，峰崽經常會有“玩不轉”的時候——
比如，我們第一次去調研，峰崽站在小廣場上，剛一說出口“大家必須按時上下班”時，媽媽們便把峰崽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提出自己的理由：要伺候家人的早飯，要送小孩上學，上班前有一堆家務瑣事要幹……有媽媽教訓峰崽，“你還沒結婚，不懂過日子的難處”，也有人直接質問，“你剛招我們的時候可不是這麽說的”。
最後，峰崽隻能不了了之。
一年後我們再去時，發現峰崽會躲在攝像頭後麵吼人。因為他意識到，通過線上控製能擺脫掉熟人關係的困擾，更有效地實施權力。
李燕提過，起初她以為房間裏的攝像頭隻是個擺設，直到有一次，攝像頭裏突然發出峰崽的嗬斥聲，她嚇得心驚膽戰。在那之後，每次看到攝像頭她都有些心理陰影。
這很符合社會學理論強調的，監控的邏輯在於，被監視者無法確知何時有人在監視台，以為監視者一直站在那裏。這能起到時刻監督的作用，實現權力的馴服。
看似白領氛圍的標注基地，實質上仍是按照監控邏輯的工廠來建設，甚至比流水線工廠更甚——工廠巡視是放明麵上的，攝像頭製造的恐懼是後知後覺的、持久的震懾。
2020年基地轉型時，曾有一支河南的“專業團隊”過來幫忙管理。他們在二樓建了一個經理室，透明玻璃牆，方便管理者隨時監督下方，媽媽們抬頭也能看見這幾個人在裏麵忙碌，“好像在幹著多麽驚天的大事”。
後來產能提高，河南團隊便撤出了，峰崽獨自掌權。不過，峰崽沒用那個透明的經理室，而是在一樓重新裝修出一個完全封閉的屋子。招人、培訓、裁人，他都是在那個“小黑屋”裏完成。
兩年的時間，我們看著峰崽從一個屈從於鄉裏鄉親的“小年輕”，逐漸變成為成熟、嚴苛的管理者。
一間數據標注基地的工作場景（圖源：網絡）
新的平台經濟下，每個工人都抽象成一個IP。對於大廠而言，點對點地管理人這件事變複雜了。因此，媽媽平時會利用這一點，去做一些微小的反抗。
比如，有媽媽在上班期間溜出去接孩子放學，會請另一位同伴頂著她的IP接著幹，以免被係統發現。又比如，媽媽們的住所離標注基地很近，不足1000米，這導致上班打卡程序在定位上容易誤判。她們就利用這一程序漏洞，提前在家線上打卡。
但峰崽也住小區裏，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他就調整了程序的距離敏感度，讓媽媽們的小伎倆紛紛落空，反抗失敗。
現在大家討論數字勞動，都說“困在算法和係統裏”。但我們想強調的是，算法背後還有一套“人的邏輯”，使得弱者反抗的空間變得更小了。作為老鄉和親戚的峰崽，把對媽媽們細枝末節的了解，變成了武器——來填補算法的“盲區”，讓管控變得更全麵和徹底。
同樣地，快遞、外賣、打車等互聯網行業都有類似峰崽這樣的存在。如果說算法控製代表著技術抽象、冷漠、“計算”的一麵，那麽透過峰崽們，可以看到更複雜的背麵。
大廠、峰崽、媽媽工人實際上是三角權力關係，常出現兩兩結盟的情況。峰崽並不是總站在大廠那一側，偶爾他也會和媽媽工人一起，鑽算法的“空子”。
C廠放出“很香”的數據任務時，峰崽便放鬆監管，號召大家來搶新的數據包，以避免被別的廠占先。他甚至從網上找來插件，提供“作弊”的技術支援。
峰崽和媽媽工人的這種偶爾、小規模的結盟，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工人的反抗情緒，反而阻止了大規模的集體反抗。
歸來，夢碎
對於媽媽們來說，年輕時代外出打工也曾是一種反抗。
回貴州老家前，李燕是東莞某電子廠流水線上的一名女工。她從十幾歲便出門打工，結婚、生子，都在他鄉完成。
貴州本地人把南下廣東叫“殺廣”：單身一人，“殺”到城市，賺錢養家。李燕愛講自己的“殺廣”故事，帶著自豪的語氣。對女工們來說，“殺廣”代表著有勇氣、願意不顧一切地去嚐試新事物，是很有魄力的。
寨子裏這兩代女人的人生，幾乎接力構築出一部中國沿海打工史：90年代後期，製造業興盛，她們去製衣廠謀生；2010年左右，大量的服務業冒出來，她們又去餐館當服務員，或站櫃台賣珠寶……她們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政策，變換自己的身份。
貴州喀斯特地貌，為數據產業低成本發電提供可能
2015年，政策轉向消除城鄉差距，推動鄉村發展，於是打工妹們又回流到老家。
當年驅動年輕打工妹外出的，是她們對自由的向往——能短暫逃離婚姻和鄉村現實。為此，有人幾次三番偷跑出去。而這一次，打工妹們之所以願意回來，當地政府的勸服話術還是很成功的。
他們會利用女性母職的內疚心，強調媽媽們有義務擔負照顧家庭和孩子的責任。
比如會說，因為你們之前長期在外打工，導致孩子和老人無人看管——很多媽媽是很吃這套話術的，把所有的問題內化為自己的責任。
除了思想動員，還有經濟上的激勵政策——異地搬遷房，每家需要回來一個人，才能分到一個安置房的名額。
此前媽媽工人家庭的居住地多是在山上的寨子裏，當地政府想在山下重建一個聚集地，相當於用拆遷社區替代原本的山寨。
但村民住不慣樓房，尤其是老人，總想跑回寨子裏住。對於社區來說，如果一個家庭中的女性能留在這裏，那麽這個家庭更有可能在社區中紮下根來。
為了穩住這些女性，社區承諾幫她們找工作，每個月發250至400元補貼，以保證勞動力不會重新外流。這些家庭多是夫妻雙雙在外打工，為了安置房名額，在“誰走誰留”的家庭內部協商裏，女性通常是被“犧牲”的那個。
對於常年在沿海打工的媽媽來說，她們習慣了長期以來工作的不穩定。她們不清楚五險一金包括哪些，也沒有簽過正規的勞動合同，不具有基本的勞動保障意識。
但媽媽工人也不是像“三和大神”日結工那樣，幹一天結一天。她們還是帶著希望回來的，期待標注幹個一兩年後，做點小生意。但這份工作，其實是一個夢碎的過程。
工資變少對於媽媽們打擊很大。
李燕之前是基地產量最高的女性，月收入過萬。拿到工資後她給兒子買玩具衣服。家裏滿屋的玩具，被她收拾得整整齊齊。她很認真地在生活。
可等我們第二趟去的時候，她明顯變得不快樂。被分組後的李燕每月隻能拿到1400元。她不怎麽給小孩買玩具了，和丈夫的關係也變淡了很多——在外地打工、承擔主要經濟壓力的丈夫很少回家。
大家雖然從山寨下來了，但思維依然遵照傳統農村社會的倫理觀。
我們去李燕家吃飯，她就默默待在廚房裏麵，忙著一大堆人的飯。她的婆婆不幹活，倚在廚房門口，挑剔李燕拿勺子擓油的動作，說很多惡毒的話。工資下降後，李燕她們在家變得越來越卑微。
打工妹時期的女工，是拿金錢換地位——用在工廠掙的錢，資助弟弟上學。雖然這麽做也有問題，但是確實能獲得話語權上升。標注掙錢多時，李燕在家裏能挺直腰杆。後期工資縮水，她在婆婆麵前的底氣又沒了。
更嚴重的是，媽媽們被這個社區套牢了。她們深陷母子、夫妻、婆媳關係中，不得不承擔起家庭分工的責任。她們經常念叨，“唉，實在不行我就出去打工。”
但實際上她們至今還留在這裏，不做標注了也是在附近找份別的工作，並沒有像當年打工妹時期，隨時可以離開這個家。她們陷入比打工妹時期更糟糕、價值感更低的境地，出不去了。
其實以前李燕她們沿海打工的生活很豐富，沒有小孩和老人的周末，能和小姐妹出去唱歌、逛街、買衣服。
但回到貴州安置社區後，生活變單調很多，軌跡也幾乎是兩點一線——家和家門口的標注基地。
她們不熟悉小區之外的世界。我們當時住在離小區步行七八分鍾的一家酒店，門口有早市，能買到比小區超市更便宜、新鮮的蔬果。但她們住了快兩年，壓根不知道酒店和早市的存在。
這是很傷人的。當人走出去，見識了世界，有一些自我意識和自主生活後，卻又回來了。其中肯定有很多痛苦，但她們表達不出這種痛苦，隻重新把“自我”壓抑下去了。
盡管我們旁觀者都覺得，這樣的前後境況對比很明顯，但是媽媽們從未表達過“後悔回來”。
作為母親，不管境況多差，她們都不會說“後悔回到小孩身邊”這種話。
一顆好用的棋子
從表麵看，媽媽工人被摒棄，和整體的產業發展趨勢有關。
目前最基礎的數據標注工作已嚴重飽和，很多都被自動化替代，剩下的是機器解決不了的“更難的任務”——相關報告顯示，未來五年，大模型時代的標注人才缺口或達百萬。這些大模型的標注項目，對人的技能要求越來越高。當然，媽媽們並不是真的能力不足，隻是這部分被默認輪不到她們來做。
媽媽工人被摒棄的根本原因，在於她們的順服、乖巧，反抗性比那些以自殺為威脅的男性工人弱得多。對於資方來說，拋棄她們更容易。
不過你想，他們為什麽不幹脆把媽媽工全裁了，而是把她們變成一個小組，還留了一些在這兒？
說到底，媽媽們是一顆好用的棋子。
這些年，“AI標注+扶貧”的模式下，誕生了很多標注產業裏的“婦女典型”，媽媽工人的形象被無限放大。她們在各種媒體采訪中被推出來，成為具有表演性質的宣傳工具人。
那些被打造成“貧困女性車間”的重要政績，也用以吸引婦女基金會和政策補助。但實際上，這些媽媽的真實工資，被一層一層地壓到最低。
而且一些非政府合作、純商業目的建立的標注基地，會撕去這層“遮羞布”——媽媽工人，或者說低學曆中年女性，絕不是用工主力。
媽媽們私下總和我們抱怨：“為什麽要我們去接受采訪呢？我們每天幹的活都要返修，一個月才掙2000塊錢，我在被采訪的時候覺得特別心虛，心裏不好意思。”
她們的心情是自責的、抱歉的，覺得自己不配代表基地接受媒體采訪，仿佛“隻有掙得多、有能力的人才能代表基地接受采訪”。媽媽們不知道，這背後是分工導致自己的業績差，她們總是習慣於把所有問題歸因到自己身上。
2020年11月底，我們調研結束時，這個標注車間仍在擴建，從最早的40人，逐漸漲到180人。即便持續有人離職，媽媽工人群體也沒有明顯的收縮。
不過，現在脫貧已經不是當地最重要的事情。未來這個基地是否還會努力保住媽媽工人的這個“符號”，也是個問號。
離開貴州前的最後一晚，我們請幾位相熟的媽媽工人去酒吧喝酒、唱歌，教她們玩骰子。
那天李燕有點喝多了，臉蛋紅紅的，一直在笑，拉著人瘋狂說話。每個人都很開心，大家回憶起沿海打工那會兒，總愛一起去酒吧跳舞，“時隔多年，好像回到了那個自由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