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NBC報道 1939年,加州科羅納多(Coronado,位於聖地亞哥縣)的華裔家庭董氏家族(the
Dongs)發現,由於種族限製的住房法律有利於白人買家和租房者,他們一家無法租到房子。
NBC新聞截圖
當時,鎮上的一對非裔企業家夫婦艾瑪·湯普森和格斯·湯普森(Emma and Gus
Thompson)將自家房產租給這家人,最終董家買下了這套房產。當時沒有人願意這麽做。現在,為了感謝湯普森夫婦幫他們在美國社會立足,董氏兄弟將用出售這套房產所得的收入向
非裔大學生捐贈500萬美元。
86歲的珍妮絲·董(Janice
Dong)在談到出售他們後來購買的這套房子及鄰近房產的計劃時說:“這可能會讓一些孩子在大學裏茁壯成長,否則他們可能無法做到這一點。”
董氏家族還將讓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
非裔資源中心(Black Resource Center)以艾瑪和格斯的名字命名。格斯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個奴隸家庭。
81歲的小勞埃德·董(Lloyd Dong
Jr.)說,湯普森一家給了他們的家庭一個立足之地,現在是他們為其他人做同樣事情的時候了,
“沒有他們,我們就不會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和其他一切。”
董家在科羅納多的房產包括湯普森夫婦在C大道832號的原居所,以及隔壁一棟有八個單元的公寓樓。家人估計其總價值為800萬美元。小勞埃德·董和他的哥哥董榮(Ron
Dong)計劃捐出他們的那部分——500萬美元。
科羅納多的曆史學家阿什利(Kevin
Ashley)表示,在關於賠償的全國性討論的背景下,這不是一個關於贖罪和修複的故事。湯普森夫婦當初的舉動是一筆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交易,董家沒有什麽要還的。
阿什利說:“這個故事是關於高尚品德和認識到一個家庭幫助另一個家庭取得成功的意願的持久影響。隨著美國持續就奴隸製曆史賠償的價值和問題進行辯論,董氏家族回饋非裔社區的決定可以作為一個案例。”
董榮和他的妻子珍妮絲·董都是退休教師,他們相信教育可以改變生活。86歲的董榮在談到他們的捐贈時說:“這麽做真是太合適了。”
社會邊緣的團結
董氏家族紮根加州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老勞埃德·董(Lloyd Dong
Sr. )在搬到科羅納多成為一名園丁之前,是中央山穀(Central
Valley)的一名農民。據他的兒子董榮說,他每周在地裏工作六天。在第七天,他還要做額外的工作,以便讓他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們上學、開創事業和投資房地產。
在他們人生的這一篇章中,當小勞埃德和董榮思考他們的遺產時,他們對過去那些改變了他們人生軌跡的人的回憶湧上心頭。1939年,格斯和艾瑪給了董家一個棲身之所,承諾將土地賣給他們,並給了他們一個創造美好生活的機會。
科羅納多是聖地亞哥海灣半島上的一座度假城市,以奢華的酒店和潔白的沙灘而聞名,當時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很難在城市範圍內生活。種族限製性住房契約禁止移民和有色人種在科羅納多租房和購房。
“我認為,當我們在加州,尤其是在聖地亞哥和洛杉磯這樣的地方談論種族主義時,人們會認為,因為加州沒有奴隸製,所以種族主義就不存在,”在聖地亞哥長大的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喬·馮·M·麥卡萊斯特(Jo Von M.
McCalester)說。“但這並不意味著團體和個人不了解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
當時,在科羅納多,少數族裔和移民唯一能住的地方是格斯的寄宿公寓,位於他家穀倉的上層。這不是偶然發生的。格斯從肯塔基州來到加利福尼亞,在科羅納多酒店工作。1895年,他在C大道建造了這座房子和穀倉,當時城市的種族住房公約還沒有生效,因此他不受這些限製。格斯把他的穀倉改建為弱勢群體的寄宿公寓。
董家擁有C大道832號的獨戶住宅和隔壁的公寓樓。(圖源穀歌地圖)
格斯的曾孫巴林傑·加德納·坎普(Ballinger Gardner
Kemp)說,格斯的行動顯示了他的反抗精神和幫助他人的決心。
董家和湯普森家是曆史的同路人。他們試圖在這片不把他們視為正式公民的土地上生存。麥卡萊斯特說,邊緣化的人生活在一起並相互支持,這在當時並不奇怪。
她說:“聖地亞哥的邊緣化人群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賴,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
1955年,艾瑪把在科羅納多的房子和隔壁的穀倉賣給了董家,後者成為第一個在科羅納多購買房產的華裔美國家庭。
董家人住在C大道832號的房子裏,1957年,他們把穀倉改建成了一棟公寓樓。董榮成為了一名高中教師,而小勞埃德·董則成為了一名多才多藝的人,其中包括報稅員。兄弟倆搬離了科羅納多,去了加州的不同地方,遠程管理著C大道上的房產。
直到董氏兄弟開始為他們在科羅納多的房產製定計劃,人們對湯普森一家的記憶大多已經淡忘。他們生活舒適,沒有子女。他們自己動手打理房產,但感覺越來越困難。
“是時候了,”董榮的妻子珍妮絲·董談到他們出售科羅納多房產的決定時說。“我們想要回饋社會。”
社會的一麵鏡子
董氏家族決定向加州聖迭戈的公立大學(SDSU)黑人資源中心捐款的同時,加州立法者推出了14項賠償法案,以解決該州種族歧視的一些遺留問題。這些法案是根據該州賠償工作組的建議製定的,該工作組成立於2020年,當時正值一場全國性的種族清算,人們不禁要問,加州作為曆史上的自由州,為何要領導賠償工作。
加州賠償工作組成員唐·塔馬基(Don Tamaki)說,加州是作為一個自由州加入聯邦的,但其種族歧視的遺產卻經常被忽視。
塔馬基說:“加州有很多需要彌補的地方,”他列舉了地方政府沒收財產、限製獲得住房和醫療服務的曆史。“無論大小,我們都需要對此進行反思。”
關於賠款的辯論充滿了感情色彩,並陷入了問責製、預算限製和讓過去的事情過去的爭論之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被奴役者的後代不應該得到補償。
“我認為他們理解一個家庭的犧牲如何影響了許多人的生活,”霍華德大學教授麥卡萊斯特說。“我認為這就是賠償的來源。”
在這些家庭交錯的故事中,反叛精神經久不衰。當年,湯普森一家對種族主義嗤之以鼻,把房子租給董家,再賣給董家。2024
年,董家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曆史學家阿什利說,董家的決定向社會展示了一麵鏡子,讓人們更深入地審視自己。
"他們在說,'看看你們這些為賠償而戰的人。我們要把這一切還給黑人社區。’"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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