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務被迫外包,中企在印度遭遇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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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企業拒絕將其供應鏈和生產活動開放給印度公司後,中國公司最終決定將製造業務外包給印度公司。”《印度時報》21日報道稱,這是印度政府持續推動的結果,被看作本地製造商的“巨大勝利”。那麽,將製造業務外包是中企的自願選擇嗎?印度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怎樣角色?中企目前在印度的經營狀況又如何?《環球時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一些在印中國公司。

自主選擇還是迫於壓力?

《印度時報》稱,印度大部分智能手機製造商在獲得“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的獎勵後迫切需要製造合同。PLI是莫迪政府為實現工業化、擴大出口和就業推出的政策,對手機、醫藥等特定行業的製造商提供財政激勵。

消息人士稱,印度本土電子產品製造商迪克森科技和卡邦公司是從中國公司獲得新業務的領先者。迪克森已從中國手機企業OPPO獲得一大筆手機製造訂單。OPPO的一個“原始設計製造商”(ODM)每月與迪克森合作的手機訂單規模約為50萬-60萬台。迪克森還從小米手中贏得了一大筆製造智能手機的訂單。另一家印度電子製造商Optiemus還與小米公司簽訂了獨家合作協議,生產音頻產品。

報道稱,印度政府在發現中國公司還沒有準備好向印度企業開放供應鏈後介入此事,這些中國公司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占據較大份額。三星和蘋果占據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約25%的份額,其他大部分市場被中國品牌占據。“由於三星進入印度市場較早,並通過自有工廠生產運營。對於有進取心的印度公司來說,隻能通過與中國品牌合作。我們希望有更多中國公司為印度企業提供技術和生產機會。”一名政府官員稱。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中國南亞問題專家龍興春表示,如果這是企業自主選擇的商業模式,那沒有問題。但目前來看這顯然出自印度政府的背後幹涉和施壓,缺乏正當性,而這也是印度政府的一貫做法。

“一些在印中國大型手機廠如今一個中國員工都沒有”

台灣《電子時報》20日報道稱,近年,隨著印度政府不斷加強對中國大陸實體和公民的審查,中企在印投資大幅下降。分析人士稱,中企迫於印度政府壓力不得不與已申請PLI的印企合作。

2020年加勒萬河穀衝突發生後,印度對在印中企采取一係列不友好政策,2023年以來更是變本加厲,企圖直接插手中國企業的經營,強迫中國企業將製造業務外包給印度公司。

印度《經濟時報》去年6月曾報道稱,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與多家在印度經營的中國手機企業召開了會議,包括小米、OPPO、vivo等公司,要求這些公司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印度分公司或者合資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職位。印度政府還給中企設置了嚴苛規定,包括印度資本必須持股超51%;CEO、CFO等重要職務必須由印度人擔任;供應商必須是指定的印度企業;分銷商也必須是印度本地企業。有分析稱,這些規定使中企在印度市場的處境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可以用“竹籃打水一場空”來形容中企的遭遇。

當地時間2020年7月31日,印度孟買,一個市場裏,一名行人走過一家封閉商店,百葉窗上畫著中國手機製造商VIVO的廣告。(圖源 視覺中國)

印度《商業旗幟報》此前披露,莫迪政府去年曾要求業界提供一份名單,內容涉及願意將產能轉移至印度並願意與印企建立合資企業的中國供應商。一名在印中國企業的負責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親眼看到過這份名單的電子版。

這名負責人還表示,印度政府早就要求中企把製造業務外包給本土公司,他們想要深度嵌入中國手機產業鏈,在印度政府的打壓下,一些在印中國大型手機廠如今一個中國員工都沒有,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員工全部是印度人。有些企業的中國員工不敢參與生產,害怕受到審查。“一些企業被迫停工一兩年,還有的徹底破產。原來在北方邦諾伊達工業區有很多中國手機工廠,現在越來越多企業做不下去了。”他還估計,中資麵板企業被罰款的金額達數億元人民幣。《環球時報》記者還聯係了OPPO和小米印度公司相關負責人,不過由於擔心話題敏感,他們未接受采訪。

龍興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小米在印度的手機很多都是交給印度工廠代工的,以輕資產的方式降低風險。雇用和管理眾多印度工人太麻煩、風險太大。“企業身在屋簷下,有時不得不低頭,隻能通過提高質量要求和壓低價格做技術性抵抗。”

中企的遭遇不是孤例

22日,複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謝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印度這種做法兼具貿易保護主義和打壓中國企業與投資的目的。印度政府此前招商引資會加入技術轉讓條款,但遭到外資企業的抵製。如今印政府改變做法,先通過PLI計劃吸引外資,這些外資一旦進入印度市場就喪失談判能力,印度政府往往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推動企業將生產工藝和技術引入印度。此時這些企業就陷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如不配合印度政府,不僅將已經培育的市場拱手讓人,前期的投入也將化為烏有。一些企業的例子還表明,即使配合印度政府,賺取的利潤也無法匯回國內,難以用於國際投資。

中國企業的遭遇不是孤例。謝超提醒說,印度政府這種“殺豬盤”的操作,對其他跨國公司來說也值得警惕。其他與印度關係密切的國家,一旦在特定領域沒有配合印度政府,其在印度的企業也隨時可能成為受打壓的對象。

一名中資包裝企業的負責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他的企業也經受了印方各種刁難,但由於規模較小,受關注度較小,目前基本能維持正常經營,不過現在企業運營都是由印度人負責。他表示,“印度自我保護意識太強,應該用開放的眼光看中國,不應該用政治手段幹預市場,應該讓擁有近30億人口的兩個市場相互支持,自由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