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走了，活了整整100歲。他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隻持續了8年（1969年-1977年），但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這段任期。他的長壽，而且健康的身體和勤奮（他一生寫了約20本著作），以及其成就的後續影響共同幫了他。

基辛格任上做了很多事，但影響最深遠的無疑是他與尼克鬆共同打開了同中國改善關係的大門，這件事在相當程度上成了基辛格的一個標簽。因為其他事情的影響都是局部的，比如圍繞越南戰爭的決定；或者階段性的，比如製定美國對蘇聯的緩和戰略。但是中美改善關係深刻重塑了冷戰時期的戰略格局，同時也為後冷戰時代的新格局埋下了伏筆。

從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到中美建交，對中國之後走上改革開放創造了外部條件。中美緩和關係打開了中國的戰略思路，支持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形成“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題”的國際形勢判斷，強化了我們的戰略決心。

1979年初中美建交，是緊接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發生的，彼時蘇聯陣營尚與美西方處於冷戰的高峰，直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1年蘇聯解體，還有10年以上的時間。這期間，中國走上經濟快速發展之路，基本解決了全體人民的溫飽，我們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有了更加強大的經濟物質基礎。從1989年到1991年，蘇東集團分崩離析，天真地搞休克式製度轉換和自我分裂，反倒是已經改革開放了10年有餘的中國冷靜地與它們的選擇分道揚鑣，堅持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美緩和促進美國贏了蘇聯，但最終又讓美國麵臨了一個綜合力量更加強大的非西方國家，怎麽對付中國成了美國的新戰略糾結。中國每向前發展一步，經濟總量與美國接近一步，美國保守力量與中國打一場新冷戰的衝動就增加一分。而基辛格一直在用他的思想影響華盛頓的決策，助力與中國繼續合作並且避免新冷戰的另一種選擇。美國有著他們自己強烈的“理想主義”，而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而且他的理念被其學生約瑟夫·奈稱為“複雜的現實政治”。

基辛格很推崇均勢理念，他很早就嘲笑那些把“和平演變中國”當成對華關係目標的“古老美國夢”，他反對以西方理想主義的方式解決世界問題，而主張通過謹慎對待不斷變化的權力平衡來管理棘手的大國關係。他認為關鍵是確定所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尋求永久解決方案。他還認為，國際體係總是岌岌可危，“每個世界秩序都表達了對永久性的渴望......但構成它的元素在不斷變化。事實上，隨著每個世紀的推進，國際體係的持續時間都在縮小。”他認為，21世紀尤其如此。

基辛格反對華盛頓基於意識形態原因同中國和俄羅斯采取對抗性政策，他認為那樣會孤立自己，讓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加強聯係。他警告華盛頓，中國除了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大國外，還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大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將讓美國比上一場冷戰麵臨更大風險。

老人的話，晚輩通常不愛聽，但是基辛格是被全世界引用最多的美國前政治領導人。他那本著名的《論中國》是2011年才出版的，雖然美國從特朗普時期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徹底顛覆了基辛格與尼克鬆共同發起的美國對華路線，但是基辛格的思想作為美國新對華路線上的一盞信號燈一直樹立在那裏，時明時滅。

不能不說，基辛格對冷戰時期為美國引入新的對華戰略觀以及維持這種戰略觀做出了貢獻，也客觀上對中國改革開放有所貢獻。另一方麵，他作為西方“對華新思維”的啟動者，中國的強大崛起並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之一，也反過來幫助延續了基辛格的影響。

基辛格一生來過中國100多次，今年7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不到5個月，百歲的他最後一次來到中國，在北京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他是最受中國尊敬和信任的美國精英之一，也是最了解中國的西方精英之一，這讓他談論中國，以及談論中國在其中影響越來越大的世界格局與秩序有了更大的權威性。

其實基辛格在美國和西方也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主要是他在任國務卿期間先是支持擴大越戰，將戰火燒到柬埔寨，後又推動美軍撤離導致南越政權覆滅，以及他支持巴基斯坦鎮壓東巴基斯坦（今天的孟加拉國）反對派，被美國自由主義者長期詬病。

基辛格是猶太人，出生在德國，少年時父母帶全家從反猶越來越嚴重的德國移民美國紐約，基辛格熟練的德語使他在二戰中在美國軍隊裏從事了非常出色的情報工作，他再後來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他是美國學術和從政結合得最完美的例子之一，他還屬於很高產的著述者。一個人一生做了這麽多事，影響力一直保持到去世之前，而且最後很像是無疾而終，這是讓無數精英也羨慕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