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家在上海，但是在這座超大城市郊區的某個村裏。
十一假期，我回了一趟奶奶家。
老屋前後兩幢，前樓三層，共有七間房，後麵平房也分三間，周圍大片空地開出菜園，北麵臨河，附近有一大片竹林，奶奶在裏麵養了雞鴨。
房子三層閣樓挑出一扇窗，小時候我常爬上黑暗的閣樓，看灰塵在光線裏舞動。那時老屋裏四世同堂，隻十幾年光景，如今隻留下爺爺奶奶兩個人住。
少了人氣，房子肉眼可見的衰敗，客廳的牆皮因多年滲水脫落嚴重，小屋破碎的屋頂瓦片上，一株巨大的東洋草長得茂盛，絲瓜藤爬滿前幾年拆違留下的斷壁殘垣。如果不是電燈還能開，老屋前的菜地長得茂盛，很難相信這裏還有人住。
回村那天，氣溫適宜，藍天白雲下，翠綠的稻田，風中是桂花味，狗尾巴草隨風搖曳，柿子樹上綴滿橙紅的果實。
這個時節的農村，美好是各種感官維度交織呈現的。
午飯後，我躺在陽光下的沙發上，在桂花味的秋風中睡著了。迷迷糊糊聽奶奶說，她在村裏的某片地裏種了一小片紅薯，讓我跟她一起去翻紅薯。
半睡半醒間我沒有應答。醒來時，耳邊是鄰居小孩的奔跑嬉戲聲、大人們打麻將的喧鬧聲、別家老宅翻新裝修的電鑽聲、車子開出開進的喇叭聲、耳背的老頭老太們扯著嗓子的聊天聲，村裏很少這麽熱鬧，連狗也跟著人來瘋，追貓咬雞，汪汪叫個不停。
網上那句“回村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原來是真的，天那麽藍，空氣那麽清新，吵鬧也成了生機。
我們牽著狗，出發去找奶奶跟她隱秘在村裏的紅薯地。
2
我在村裏度過了童年，路就像塞爾達地圖一樣烙在腦中，其中很少一部分是正經的“人路”，更多是田地林間的“野路”。
要找到奶奶口中的紅薯地，捷徑是穿過一座烈士紀念公園，走出一片小樹林，經由獨木橋去到河對岸，再沿著田埂小路一直走，抵達稻田盡頭的那片荒地。
烈士紀念公園又稱“錫山公園”，取自本村烈士丁錫山之名，是我太奶奶的親叔叔，他後來投奔共產黨，在解放前兩年遭敵軍殺害，頭顱被掛在村口的旗杆上。每逢過年奶奶家“做年夜”拜祖宗，總有一個火盆是燒給錫山爺爺的。
公園栽滿了桂花樹、垂絲海棠跟紅梅，錫山爺爺的雕塑矗立在山花爛漫處，望著正前方那麵黨旗。
公園並不在村子核心處，背靠一片樹林，平常人煙稀少。雕像下的銘文已經磨滅，難以辨析。我有時會想，錫山爺爺是否會冷清寂寞。但今天的雕像前，放著幾支鮮花、兩根香蕉和一麵小紅旗，祭拜者應該就是這兩天前來的。
我跟媽媽也站在雕像前，合手拜了拜，繼續往前走。
要走出這片林子有兩條路。
一是走森林間的大路，但那有扇鐵門，歸護林人管，但他總是出沒不定，每次經過，隻能看到他散養的雞在林間漫步，狼狗在籠裏吠著，偶爾煙囪冒著煙，大多時候，鐵門都是緊鎖的。
於是我們選擇走河麵上搭的獨木橋到對岸的林子裏，再拐到大馬路上。
這座獨木橋有些年頭，用破舊的條狀木板拚接而成，寬近15厘米，隻允許一個人通過，中間隻有一根不算粗的柱子紮在河底。記得我頭一次帶著狗走這座獨木橋時，橋體發出劇烈震動，木板嘎吱作響，狗哆嗦不敢往前走，我也害怕，連拖帶拽地逃了過去。
總覺得這座橋會塌掉，但雨浸風蝕經年，每次經過，弱不禁風的它，都好好橫斜在渾濁的河麵上。
這次回去，它竟已經被拆除了，隻剩幾片破舊木板。我隻能悻悻離開，繞出樹林，去到大馬路上走。
林間不時飛出幾隻鳥，我突然想起一位常住村裏的朋友，他的鏡頭裏，村子與鳥都被拍得極美。但他所在的村裏近年來開出了不少精品民宿，還開了露營營地，林間有帳篷、天幕、小樹屋咖啡館……那樣環境的鄉村生活，是不是現代人心中陶淵明般歸園田居的暢意舒心？
如果我們村也能做成這樣就好了。我忽然意識到，在村裏漫步時，不再隻是看樹、看花和看稻田，而是以收益、發展這樣的目光，對鄉村進行價值層麵的審視。
鄉村如何才算是好？怎麽跟上現代發展的節奏？城裏人期待中的鄉村，真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村民們想要的嗎？
我沒有答案。
3
奶奶或許能給我答案。
兩年以前，有人承包下村裏幾片稻田，改成了蝦稻共生的小龍蝦垂釣基地。第一年生意很好，不少人來村裏釣龍蝦，奶奶被雇去做廚師，日薪三百，奶奶很開心地幹了倆月，還不時帶回來點小龍蝦。
生意最好時，基地門前那條近兩百米的小路能停滿車。奶奶還想過在基地門口賣自家產的雞鴨蛋，估計也能賺不少錢。
但當我這次經過那塊小龍蝦垂釣基地時，已是一片肅殺蕭瑟。雜草叢生，藤蔓爬滿了綠色的圍牆，狗尾巴草長得比人還高，完全無法踏足，隻有白鷺停在河灘上，四處覓食。
基地的門依然開著，門口隻停了一輛車，秋千孤零零地蕩著，小賣部的招牌垂在一邊。
小龍蝦旺季隻有初夏的兩三個月，奶奶說，靠那兩個月的盈利，夠老板吃一年了；但也有人說，垂釣基地開業至今兩年，已易主多次。雖然看不到賬目，但基地招牌上殘缺的字跟、參差不齊的褪色小彩旗，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
龍蝦基地的另一側，是成片的稻田，稻田那頭的村落就是奶奶的娘家，也就是她口中紅薯地的所在。我極目遠眺，依稀看到幾個人影，然後根據他們走路的姿勢辨別出是“誰誰的媽”、“誰誰的奶奶”，即便我已經有很多年沒再見過他們。
她們都老了吧？不然為什麽稻田裏的雜草長了這麽多。
我想起了爺爺，他不是在外開拖拉機幹活賺錢，就是在打麻將刷抖音看網紅直播——似乎就連他們也已漸漸疏遠了土地。
仔細打量那片宅落，發現村裏的場地上、馬路上，停著與房屋數量對不上的私家車。但很多並不是回村的年輕人，而是租住在村裏的外來務工者。
前兩年，奶奶的寡婦姐姐送走了她們的老父親後，年近七旬的老太把幾間房子重新粉白了牆，裝上了抽水馬桶。距離村子十分鍾車程就是東方美穀工業區，她以“間”為單位，租給5、6戶在那上班的外來務工者，一個月房租就能有6千。
每次提到這個，奶奶都會嫌棄又有些羨慕地說，有了這些租金，這“刮皮姨奶奶”去菜市場“腰杆都挺起來了，買菜都更闊綽了。”
這兩年，村裏的民宅爭先恐後地裝修後出租給年輕的打工人，硬生生拉低了村裏的平均年齡，村裏就這樣熱鬧了起來。
終於，在這個十月，奶奶說服了爺爺，裝修工人也進場了老屋。牆皮還沒鏟掉，她已經想好了租金要開價多少了。
4
紅薯地到底在哪裏？找不到奶奶，我們隻能往回走。
路過一戶人家的菜園，麵積有近五六十平米，一畦青菜，一畦蘿卜，還有翠綠的韭菜，還沒長大的白菜，田埂上種著兩顆果樹，無花果樹散發幽香，黃澄澄的柿子壓彎了枝條，河邊的蘆葦花潔白輕柔。
一切都長勢喜人，生機勃勃。
媽媽感歎說，如果外婆也能有這樣一方菜地，一定會高興地每天都紮在裏麵，不會再去小區的垃圾房邊蹲著撿紙殼。
我的外婆也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大半輩子都在種地。但2015年老宅拆遷後，她搬進十多公裏外的大居，那裏有超市、商場、社區食堂，就是沒了菜園和田地。
大居裏住著很多跟外婆一樣的農民。他們背上鋤頭，在小區每個角落開荒，灑下菜籽。最初剛剛拿房時，物業管理不算嚴格，小區沿河那麵斜坡，每到春天就會被翻得蓬鬆疏軟，大片蔬菜鮮嫩滴翠。
外公會開電瓶車，於是他的墾荒半徑更大——偶爾我們回去吃飯，外婆會盛上一碗生菜，拿出幾根紅薯、玉米，都是外公在小區半小時電瓶車程以外開墾的荒地上結出的果實。
在他們這一輩，人是永遠無法與土地割舍開來的。
告別那片菜地走到小馬路上，手表提醒我已走了4公裏，耗時40分鍾，而我卻依然沒有找到奶奶跟紅薯地。
一路上我跟媽媽的話並不多，偶爾聊幾句田裏種著什麽，媽媽回憶起，我兒時經常在田埂上瘋跑，還會帶著狗一起躺在稻田深處的溝渠裏，回家時衣服上沒一處不沾著泥。
人的記憶很奇怪，也許忘記當時發生了什麽具體的事，忘記了是不是被大人打罵，卻記得臥在溝渠裏那個傍晚，稻穗粗糲粘人的質感，跟那天的晚霞與不遠處家裏煙囪飄出的飯香。這種觸感是如此真實，仿佛一切不過是昨天。
我也意識到，到市中心上學、工作之後，已經很久沒跟媽媽這麽漫無目的地散步了。我好像總是很忙，但其實也沒什麽事需要這麽忙，隻是如今的年輕人很難心安理得地停下來，總是刻意保持“毫無喘息”，否則就可能被視為不努力的“證據”。
去往紅薯地的路上，我又慢下來了，在身畔千年萬年的土地上，蔬菜瓜果、野草樹木依然茂密生長；狗吐著舌頭，瘋跑在田埂上，它們在這裏似乎也變得更自由。自然總是有讓人平靜下來的魔力。
我回到家，奶奶依然沒有回來。但她總會踏著晚霞、拎著大袋紅薯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