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教育部發布了針對高校、中小學、幼兒園教師的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明確表示堅持師德第一標準，對師德違規問題“零容忍”並嚴肅懲處。截至目前，大約有93個典型案例被曝光，涉及的問題包括：體罰學生/幼兒、性騷擾學生、學術不端、有償補課、收受禮金禮品、發表錯誤言論等。
伴隨著這些“真問題”被發現，不實的擴大化舉報也開始出現。2023年6月，《半月談》一篇名為《不實舉報等有增加趨勢，不少教師如履薄冰明哲保身》的報道提到，僅在2021年，就有7起幼兒園虐童、性侵等不實舉報在家長中引起巨大恐慌。
很多老師的實際經曆也是如此。舉報出現了很多“離譜”的現象，越來越擴大化——捕捉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影子，與事實相去甚遠。
有老師因為晚三個小時回複家長信息或者作業布置得“太少”而被舉報；因為穿了一條裙子，一位老師被學生媽媽投訴“穿得妖裏妖氣，不像正經人”；還有一位老師，入職第二天就被家長舉報沒有經驗、帶不好班……
不能忽視的現實是，擴大化的舉報正在影響著老師的教學。幾位接受采訪的老師都說，好像“越來越不想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位從教二十多年的副校長毫不懷疑教育事業接受監督的必要性，良好的監督的確有利於改進教育工作。但在實際經驗中，擴大化舉報能占到他處理的舉報事務的一半以上。而這背後的隱憂在於，很多老師現在連正常的批評都不敢履行，他說，“跪著的老師，真的教不出站著的學生”。長此以往，教育的希望在哪裏？
正在上課的老師
被舉報了
開始的時候，李萌隻是覺得“挺奇怪的”。入職沒多久，年級主任提醒她，不要開車上班了。“車也沒有停到學校裏，為什麽？”隔了一段時間，主任又找到她說，這輛車對於一個剛畢業的人來說太招搖，有家長幾次舉報到教育局，她隻能改騎電動車。
2023年春天，李萌入職了湖北省一所公立小學，成為四年級的數學老師。她是我們采訪中被舉報次數最多的。粗略估算，在春季學期就有十幾次，到最後，她“聽到那些舉報的理由都想笑”。
因為點外賣被家長舉報，“身為老師，在小孩兒麵前吃外賣，孩子回家纏著家長，也要點外賣”。最生氣、最失望的那次，是一位媽媽舉報她“穿的裙子不符合人民教師形象，妖裏妖氣，不像正經人”。
“我不能接受一個女性用這種詞形容另一個女性。”李萌說，更何況，自己的裙子是過膝的，符合規定。她對舉報者是誰沒有頭緒，隻覺得很不對勁，“頻率有點太高了”，是不是得罪了什麽人？
比李萌早一年參加工作的陳毓文，在入職第二天就被舉報了，有家長打了12345熱線，認為她資曆淺，學曆隻是本科，沒資格當班主任。
早上7點，被領導的電話叫醒時，她很蒙。還是暑假，自己前一天才正式辦理入職，接過了三年級一個45人的班級，開始作為小學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教師生涯。領導囑咐她檢查朋友圈、微信頭像、聊天背景，究竟哪裏有“負麵的東西”，讓家長覺得這是個沒有經驗的老師。她翻了很久，直到看到埋沒在很多動態裏的，兩年前發的一張實習照片時，才意識到，原來家長是帶著這樣一種審視在翻看自己的朋友圈。
陳毓文也知道“這個班情況特殊”，過去兩年班主任相繼生病，她是第四個。她理解家長的焦慮，失望的是，“真的會有人在還沒認識一個人的時候就給她‘判死刑’”。陳毓文一直戰戰兢兢，“其他家長雖然沒有親自打電話，是不是也有意見，該怎麽應對？”之後，她刪掉了很多朋友圈動態，包括轉發的公眾號文章，後來幹脆把朋友圈關掉了。
“作業布置得太少”也會成為被舉報的原因。一位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就處在這樣的尷尬之中。按照要求這個年級不能留書麵作業，她通常都會讓學生回家讀課文到流利為止，把生字按照筆畫順序練習、組詞，寫完課本上的兩個田字格即可。被家長舉報後，她不得已，讓學生在兩個格子之外，再多寫幾個字，課文多讀幾遍。她很苦惱，“既不能不理會家長的投訴，也不能違規。”否則，一定會有新的舉報等著自己。
成都一位12345接線員的經曆，某種程度上佐證了老師們的講述。有些舉報，在她看來很“離譜”。
一位家長因為不滿老師把孩子的座位安排在教室後排，打來了投訴電話。家長承認，雖然老師明確說過，座位是按身高排，但他依然覺得不合理，因為坐在後麵的都是差生，自己的孩子雖然個子高，但學習好，不應該這麽安排。
還有一位家長認為“老師工作沒有做到位”。這位家長得知成都正在舉辦一個作文比賽，但老師卻沒有在班上通知。接線員說，她在網上查了以後，把報名信息和地址告訴了家長，也和他解釋，這是市級比賽，班主任沒有義務通知。但在電話掛斷前，家長還是叮囑她，要把投訴記錄下來。
擴大化的舉報
這種擴大化舉報在什麽時候開始多了起來？邊亮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長，在他的印象中，2020年大概是個節點。過去處理投訴問題，一個副校長代管就行。去年，學校由他負責專門成立了家校溝通部門。他粗略計算，隻去年一年，幾乎每周都要處理一到兩起舉報，其中，擴大化舉報能占到他處理的舉報事務的一半以上。
最多的一次，同時有一百多個學生打電話給12345，舉報學校放學太晚。作為一所寄宿製學校，他們周六日放假，周五晚上還會上晚自習。而學生們覺得，學校應該中午就放假，不然當天回不了家。
為了應對這類舉報，學校嚐試過周五下午就放假，但家長的不滿又立刻湧來。他們接連收到了來自12345、市長信箱的家長舉報信息：學校下午沒上課。
“壓力非常大、特別大。”邊亮說，學校常常處在兩難之中，“既要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也不能忽視家長的訴求，一旦激化矛盾就可能釀成輿情”。
“廣州體罰血衣事件”可能是在網絡上流傳最廣的、關於老師的擴大化舉報。2020年，一位媽媽發帖講述了自己的經曆，帖文轉發達到140萬餘次、閱讀5.4億次。
這個故事具備很多可以調動情緒的要素：孩子被老師體罰至吐血，留下精神和生理的後遺症；自己在淩晨兩點又被班主任威脅毆打；這位班主任還曾收了她六萬元照顧費。警方調查發現，家長發布的孩子的“血衣”照片，是化妝水和眼影的痕跡，而送禮、被毆打也都是編造的。
“廣州體罰血衣事件”的微博帖文
事實的真相是，老師的確因為幾個孩子違反班規，懲罰他們繞操場跑十圈。據學校通報，根據監控記錄，幾個孩子走走停停完成了九圈，後續上課以及放學，身體和精神均無異常。但罰圈跑並不符合規定，學校暫停了老師的班主任工作，並進行全校通報批評。
警方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位家長不僅故意編造謊言誣陷老師，還通過注冊微博、微信賬號的方式冒用其他家長身份惡意傳播，同時雇人在網上炒作。最終，家長因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廣州體罰血衣事件”開庭
為什麽會這樣？接受采訪的幾位老師也在分析，防備和敵意彌漫在學校和家庭之間，很多老師打小孩的惡性新聞又加劇了不信任。更有人會利用這種情緒，滿足自己的訴求。
做校長十幾年，付建國處理過很多擴大化的舉報。他和邊亮的感受相似，這種舉報尤其多發在2020年之後。他所在的學校在這一年設置了專門的電話以應對投訴。
令付建國“非常頭疼”的是，“哪怕事情被放大一點點，這個影子確實存在，你沒辦法回避”。尤其對學生的懲戒，對很多老師來說，尺度難拿捏，他提到了關於罰站的問題。根據2021年開始實施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的要求，對學生罰站的時間不能超過一節課，而且隻能在教室內部進行。
付建國說，但在實際經驗中，有的老師可能在學生站了一節課之後，沒有及時讓他回座位，又多站了一節課，可能是忘了，但也不排除是有意的；又或者學生被要求在班主任辦公室寫保證書。家長就會因此舉報，“老師剝奪了孩子上課的權利”。如果完全按照規定，家長講的是對的。他說，可不同的孩子差別巨大，管教上也會有差別。很多老師在經曆過這種舉報後，也會向他發出“靈魂拷問”：對這些學生還能不能教育？
邊亮也明顯感覺到，擴大化舉報越來越打擊教師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很多老師甚至都不敢履行正常的批評，如果一句批評引發其他極端事件，他根本承受不了這種壓力”。他覺得，這或許也是現在老師越來越佛係的直接原因。
為什麽舉報？
直到又一次被舉報“一個教師為什麽會背一個奢侈品的包”，李萌才大概猜出舉報者是誰。前一天，班裏一個小孩看到她背的托特包上的掛件很可愛，想要，她覺得直接給學生不好，於是拒絕了。她發現，好像每一次與這個學生有交集之後，她就會接到舉報。
開車接二連三被舉報，也是在她拒絕了幾次家長提出的幫忙送孩子的要求後。和這個孩子的媽媽第一次產生交集是在4月中旬，她在校門口停車時遇到了，“我們李萌老師開的車這麽好”，她有點尷尬地解釋，這是家裏的車。當天晚上，她就收到了幫忙送孩子的消息，雖然並不順路，但自己新入職，要與人為善，能幫就幫一下。第二天，其他老師提醒她這樣不好，萬一出意外，沒法交代。後來，對方幾次請她幫忙，她都回絕了。
其中一次，這位媽媽請李萌幫忙的理由是：孩子爸爸在外打工，自己下班晚實在沒空，“你有車就順便送一下，一腳油門的事兒”——如果不是看到聊天記錄，很難相信這是真實的。
家長的惡意從何而來？班裏另一位學生家長告訴了李萌答案。在沒有老師的家長群裏，這位媽媽覺得，把李萌舉報下去，之前的老教師也許就能回來，這讓很多家長覺得可以試試。之前帶這個班數學的是一位老教師，今年到了年齡，退休了。“可能對於他們來說，萬一有一次成功了，我真的會被辭退掉”。主任勸李萌私下找家長吃一次飯，把事情說開，她不願意，“太卑微了吧”。
因為換座位，廣東一位初中老師李慧麗被學生實名舉報搞區別對待。她很意外，男孩不愛學習，幾乎一個學期都不寫作業，她的確一直安排他坐最後一排。印象中，男孩也不喜歡坐前麵，但她還是找到男孩詢問，需不需要坐前麵？男孩一臉蒙，很抗拒她的提議，表現得完全不知道舉報的事。
其實，在這之前，李慧麗已經曆過一次舉報。也是今年，同樣因為換座位，頭天她把之前坐在一排、三個經常說話的男生分散開，第二天就被舉報了。
李慧麗所在的學校生源比較差，整個班五十個人，能考上高中的隻有十幾個人。她說，有些人隻要聚到一起就會講話，“隔著兩三個人都還要說，非常影響其他人學習”。所以，每隔三個星期，她會調一次座位。說話的這幾個男孩，已經提醒過很多次，毫無效果，她決定把他們分開。這是她經曆的第一次被舉報，副校長和她先後與三個學生溝通，孩子們表示理解。事情看似圓滿解決了，隻是，得知真相那一刻的失望長久地埋在了她心裏。
也是從這三個學生口中，她得知，原來那一次實名舉報是班裏另一個男孩冒用坐在最後一排那個男生的名字舉報了她。
那是一個“典型的難管的學生”，很多學生都被他欺淩。看同學放在桌上的小風扇吹著煩躁，影響自己睡覺，他就打了對方三巴掌，甚至把另一個女孩欺負到患抑鬱症。因為這件事，她帶著男孩去校長辦公室訓話，路過一個鏡子，“男孩還能做到照照鏡子，笑嘻嘻地走進去”。麵對這樣一個難管教的學生，李慧麗隻能叫他家長來。而這也成為男孩舉報她的原因，“你天天叫我家長，說我的事情，是人都會有火”。
孩子爸爸也覺得“都是些小事”，對於因為霸淩他人被要求回家停學一星期的懲罰表現得尤其憤怒，“動不動讓我孩子停學，真的毀了他”，甚至在電話裏威脅李慧麗，“他說知道我家在哪裏，要幹掉我”。盡管後來他們打電話道歉，解釋是喝醉了，但李慧麗永遠忘不了電話裏的聲音。
李慧麗2019年參加工作，去年第一次從初一開始帶班。做班主任不容易，上好13節課是每周固定要做的。其他時間，每天7點20分就要到學校盯早讀，有晚自習的時候，還要盯著學生吃飯……填表、收費這些瑣碎的事擠滿了她的一天，但她從不覺得辛苦，陪著孩子們學習、成長一度讓她非常有價值感。
她之前不理解，怎麽會有人因為陌生人的幾句網暴就自殺。接連經曆了兩次被舉報後，雖然沒有被批評，也沒有背處分，但很委屈，“整個人好像被電擊了一下”。那段時間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抑鬱包裹著，聽到悲傷的音樂會流眼淚，胃口不好，也睡不好，乳腺痛了一個星期。
自證、自查
一旦被舉報，老師們要反複自證清白。臨近暑假，快放學的時候，男朋友給李萌點了一個包裝精美的水果外賣，她到校門口取的時候，被接孩子的家長看到了，他們看著她說笑，“沒結婚的小姑娘就是舍得給自己花錢”。不出意外的，她又被舉報了。理由是，收了學生家長的禮物，可能對學生搞區別對待。
光有訂單截圖證明不了這是男朋友買的，她不得不把男朋友找來，出鏡錄製視頻，同時點開外賣軟件，找到訂單，證明這是男朋友本人的手機頁麵。然後再把視頻一級一級向上匯報。
又一次，在李萌以自己要去醫院看病為由拒絕那位媽媽提出的送孩子要求後，新的舉報又落到她身上：“老師有傳染病還堅持上課。”主任讓她去醫院體檢，並上交一份體檢報告。
還有一些擺在台麵上的舉報，對於老師來說，更難自證清白。
小學音樂老師王欣悅參加工作不久，在組織一次考試時，和家長有了衝突。那是一場遊戲形式的考試，協助維持秩序的家長本不應該進入考場，但有幾個家長跟著孩子進來了。快到考試時間，她催促家長和孩子離開時，一位家長表現得很生氣，“你怎麽那麽凶、那麽嚴厲”。王欣悅承認，自己當時嗓門確實比較大，現場太混亂，其他等待考試的小孩又不斷湧進來。她沒想到，幾位家長在考試結束後，先是在群裏攻擊她“沒師德，不能慣著她”，又以她打罵小孩為由給教育局打了舉報電話。
而這一切的證據，是家長和小孩的一段錄音。媽媽問孩子，“你們音樂老師怎麽對你的，是不是欺負你了？”小孩回答，“老師打我、虐待我”。
“你是在故意引導，小孩知道你想問什麽。”——校領導幫王欣悅解了圍，這也是整件事唯一讓她覺得感激的地方。
王欣悅向家長解釋，錄音裏說自己被虐待的小孩，在課上一直和同桌說話，自己讓他站起來，小孩不理會，還說“關你什麽事，我就不站”。她當時有點生氣，拿起桌上的本子拍了孩子的頭。但家長並不接受。
“虐待真的是談不上。”王欣悅很委屈。後來，她聽年級主任說，這幾位家長還在四處打聽，想要搜集她苛待小孩的證據。如今，這件事就懸在那裏。王欣悅說，最難熬的是，你會不停地想家長說的話。原來教師這個職業並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受人尊重。好在，她感受到了學校對自己的保護。
一位高中語文老師並沒有這種“運氣”。有一次，她被學生舉報，監考時給自己班學生傳答案。“我都沒法解釋，哪個腦殼正常的老師會在月考傳答案？而且我也得知道答案才行，我自己都不會”。她說，年級主任雖然相信這是個誤會，但依然堅持，既然有學生提出來，就是她做了讓學生誤會的事，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她對學校和學生都很失望，“學生，我還可以解釋他們年紀小不懂事，但學校領導居然連這麽扯淡的事情都讓我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她寫了辭職報告，但被組長攔下了，實在很缺語文老師。
這位老師所在的學校專門設置了一個名為“表白牆”的QQ群，初衷是“想要給學生發泄的空間”。有一個領導每天負責瀏覽“表白牆”，一旦發現有老師被提及，立刻找來談話。在這個群裏，常常有人“投訴”老師。“表白牆”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矛盾。
在應對舉報問題上，學校看起來力不從心。在李萌之前，班裏的英語老師因為受不了被無故投訴，哭著找到校領導，最後隻能是換了年級。李萌接連被舉報之後，年級主任給她的飯卡充了200元，以示補償，還給她放了幾天假，也問過要不要換年級，李萌覺得無所謂，她說，“再熬兩年，大家都會走的，就過去了”。
9月初，在廣州一所小學的新生家長會上，一位校領導的PPT更直白地詮釋了這種無力。其中一頁寫著：“提醒幾件事，不要隨意投訴，因為投訴的都考不上高中。”圖片很快被發到了網上，當晚，屬地教育局發布通報稱，經過核實，學校的確有不當用語，已嚴肅批評了當事校領導。通報的另一句解釋為這件事增加了某種荒誕感——學校的本意是希望家長對於學校能夠多些理解、支持與包容，培育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圍。
廣州一所小學的新生家長會上的PPT
“跪著的老師，真的教不出站著的學生”
通過舉報來遏製老師違規收禮、虐待學生、性侵等行為，接受采訪的老師們都很支持。但在更日常的校園生活中，她們遇到的，大多是瑣碎的甚至有些離譜的理由。
“沒啥工作熱情了”，李慧麗每次做事情都會下意識斟酌，她“不是很敢教育”學生，尤其之前舉報過的，更不敢多管，也會減少找家長的次數。李萌也坦誠地說，理智上知道孩子沒做錯什麽，但她常常會冒出“突然不想看到他”的想法。
李萌最無法接受的是，“舉報者即便是誣告也沒有代價”。學生、家長隨口說一說自己的猜測，或者隻想發泄情緒，並沒有意會給別人帶來什麽後果。
邊亮所在的學校，麵對舉報，已經很積極應對，但依然麵臨很多無可奈何。
一位入職不久、“98年”的班主任被學生匿名舉報“言語粗暴、惡毒，經常打學生”。接到舉報的第一時間，邊亮找到這位老師。他已經很注意談話的用詞，都沒提舉報兩字，隻是說，最近有學生反映，在語言上，可能有暴力傾向，如果有的話要改……女孩先是錯愕，然後就開始哭。
他和分管德育的主任找到這個班的學生，組織座談會。這位老師確實要求嚴格，但並不存在舉報中提到的內容。他們的調查結果被主管部門打了回來——接到舉報的是省長信箱，得找到學生繼續詳細溝通。因為對學生的信息一無所知，為了解決問題，主管單位把姓名告訴了邊亮。
邊亮小心地打消學生的顧慮之後，學生才說，他和這位老師其實並沒有交集，隻是聽到有人議論，義憤填膺，覺得“看不慣”。
不可否認，舉報和投訴是每個人的權利，也有利於改進教育教學行為，但除去一部分真的存在師德師風問題的老師，很多被舉報的，可能是那些負責任的老師。邊亮說，他們學校曾經有一位教學成績很好、很受家長認可的老師，一直當班主任。經曆了兩三次被舉報之後，雖然都和家長溝通好了，他都堅持不帶班，“就做個科任老師，上完課，改完作業就行了”。
“一旦出問題擔不起這個責任”。付建國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現在大小會議上都在和老師強調，首先要保證“安全第一”。更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教不好學生，他考不上大學，你沒有錯，但是他安全出問題了，你就有錯了”。他說，“如果老師更自私一點，隻負責上課下課，學生有什麽其他事都跟我無關，你愛聽就聽，不聽就不聽。這種老師不好找毛病，他也不會被舉報，很安全，但這種老師並不是真正有情懷的老師。”
如果證明是不實的、擴大化的舉報，為什麽不能去批評學生、告誡家長，是非判斷不也是教育的責任嗎？
——對於記者的提問，從業23年的邊亮很無奈，“現在的教育就是忍辱負重，甚至有點卑微”。即便是不實的舉報，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撫家長情緒，不要再舉報了”。“批評是不可能的，甚至一點言語上的刺激都不行。隻能去安慰老師，做老師的心理疏導：既然有質疑，以後就優化”。很多問題雖然暫時解決了，但一個巨大的憂慮一直縈繞在邊亮內心，他反複說了幾遍：“跪著的老師，真的教不出站著的學生。”
今年的8月31日，邊亮的信心終於有了一些提振。教育部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任友群表示，要對教師的不實舉報及時澄清，公開正名；對惡意歪曲事實，誹謗詆毀教師的蹭流量行為堅決回擊，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這是邊亮從教23年中，第一次聽到的關於不實舉報要正麵回應的“硬氣”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