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強縣”排名，從何而來？
我國“百強縣”的官方排名可以追溯到2004年和2005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縣域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前100位測評結果》[1]，此排名是根據發展水平、發展活力和發展潛力三個方麵衡量縣域經濟綜合發展的情況[2]，以人均GDP衡量，當時的前十強及部分百強縣的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甚至超過京、津、滬以及江、浙、粵等地級以上城市的平均水平。
雖然國家統計局在後續沒有繼續更新這份統計結果，從兩年發布的結果依舊看出，彼時的百強縣已經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強勢的產業，從農產品加工到製造業，從普通工業到高科技產業，百強縣根據自身條件，各顯身手，競爭力明顯提升，產生了一大批著名企業和著名品牌。
2016年起，賽迪顧問公司開始對我國的縣級行政區進行“百強縣”的評比工作，隨著榜單的持續發布，以及國家愈發重視“縣域”的發展，賽迪的“百強縣”名單，讓不少縣政府提出“進百名、爭五十”的發展目標，同時成為“百強縣”的縣級行政區也以此作為重要的政府工作成果，比如2021年四川省出台了《四川省爭創全國百強縣百強區百強鎮支持獎勵辦法》鼓勵各級政府按照“因地製宜、一縣（市、區）一策”要求，突出“一縣一主業”來爭取在“百強縣”中獲取席位、提高位次。
今年7月，賽迪顧問縣域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了《2023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揭示2023年度我國縣域百強名單，名單不僅呈現縣域經濟發展的新變化，也剖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分布規模和格局實力。
研究顯示，今年的百強縣中，江蘇省、浙江省、山東省三省表現突出，而前 10 名[3]中江蘇省獨占 6 席，並包攬前 4
位。百強縣中進入“GDP千億俱樂部”的縣域達到54個，完成GDP8.6萬億元，占全國經濟總量的7.1%。縣域地區GDP貢獻逐年上升，縣域經濟是六個經濟大省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2023年賽迪百強縣榜單 圖：賽迪顧問
除了賽迪顧問以外，還有壹城智庫發布的《中國縣域高質量發展報告2023》、中郡研究所發布《第二十二屆縣域經濟與縣域發展監測評價報告》等全國性的綜合評價體係，以及如南京郵電大學高質量發展評價研究院所發布的《江蘇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研究報告(2022)》、人民日報社人民智庫發布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下（四川省）縣域發展質量評價體係建構及測評》等的地方性的評價體係。
在當前國家大力支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百強縣排名作為傳播廣、影響大的評價體係，常被省、市政府用作展示和證明其經濟發展的成績和競爭力，高排名的縣域會吸引更多的上級政府的政策傾斜和資源投入。百強縣名單成為以GDP為主導向發展地方經濟的風向標和競技場。
然而，商業型研究單位的排名不一定與國家對縣域的政策導向完全一致。
商業排名通常以縣的產業結構、財政狀況、市場表現等指標為基礎，旨在衡量縣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和發展水平。而政策導向更關注宏觀經濟的方向性和地方社會的穩定性，更注重區域發展的整體平衡和公共利益。盡管商業排名和地方政策存在一定關聯性，但商業排名容易將不同發展類型的縣域單位混為一談，可能會對縣政府的判斷和發展產生影響。
國家眼中的縣域，應該是什麽樣的？
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全麵推進鄉村振興，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縣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也是城鄉融合的關鍵樞紐。具體而言，國家重視縣域的政策目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強化縣域的中樞力量，銜接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國家戰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縣域治理是構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國家將縣域建設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切入點，以縮小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差距，努力提升經濟相對落後地區的發展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多次強調，縣域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綜合體現，通過抓好縣域中的工農關係、優化土地要素等農村重點工作，讓鄉村振興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推動區域的協調發展，持續縮小地方差距，讓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共享發展成果。
強縣和富民是縣域工作的目標，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重點目標，例如，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單位就是縣域，通過實施“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大力推進強縣促鎮帶村。而縣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江、浙二省則更關注縣域的現代化，更關注共同富裕，包括加強資源流通優化配置、解決城鄉差距，促進省域一體化、縮小區域差距和持續深化富民增收、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
盡管現有權威排名的評價體係都以“城鎮化建設”、“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水平”的宏觀政策要求來衡量縣域的發展水平，但實際使用的具體指標因素存在差異，這些評價大多以資源優先、增長優先和民生優先的原則來衡量縣域不同維度的發展體現，同時評價體係既使用了統計數據，也涉及主觀評分，還會邀請政府部門和專家進行權重賦予，其客觀性會受到一定影響。
首先，資源優先：資源稟賦程度直接決定縣域發展的物質條件。
如人民智庫的評價體係（圖1-1）直接使用人力資源、財政資源、科技資源和綠色資源四個維度直觀展現縣域發展潛力的高低，而對比賽迪評價體係（圖1-2），其則將各類人均消費支出和人均GDP等人力資源、綠化率等綠色資源、新增專利數等科技資源和各項投資額的財政資源重新整理在各個二級指標之下，這些指標能夠擴大當下縣域對資源充分利用的能力和優化配置的成果，更好展現優渥的縣域資源所帶來的硬實力，從而拉高縣域的排名。
圖1-1 人民智庫縣域經濟潛力發展評價體係指標
圖1-2 賽迪縣域經濟百強評價體係指標（右）
第二，增長優先：經濟增速不僅是社會發展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要求。
如圖1-1人民智庫的指標裏除了一般經濟規模（GDP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的增長，指標還要考慮財政負擔的增速（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貸款餘額增速等），綜合地評價縣域的經濟活力和發展動力。在南京郵電大學的評價體係（圖2-1）中除選取了一些靜態指標，也選取了動態的比率作為測度，如收入比、存貸比、公共預算收入占GDP比重、外資額占GDP比重等。
圖2 南京郵電大學江蘇縣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係
第三，民生優先：相比於上述提及到指標體係對縣域的經濟改革能力和科研創新要素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比較，縣域發展水平較弱的指標體係則更側重於民生需求，民生發展是夯實縣域經濟的基礎。
人民智庫的指標體係（圖3）中至少有4個一級指標是指向城鄉基建、公共服務設施、公共服務水平等囊括人民生活方方麵麵的評價。
圖3 人民日報社人民智庫縣域發展質量評價體係
這些指標原則的選擇對縣域發展產生了以下幾個引導方向：
其一，招商投資引導：通過考慮投資強度、財政收入和產業結構等指標，可以引導縣域關注市場投資的活躍程度、資本對發展的信心以及資金流向等方麵，從而調動要素流動、提升要素效率。
其二，人力資源引導：通過考慮人口規模、人口素質和人口年齡結構等指標，評價縣域的人力資源狀況。這些指標的選擇可以引導縣域關注人口規模的增長趨勢、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大學文化程度人數等方麵，以提升人力資源的質量和數量，為縣域發展提供人才支持。
其三，發展特色引導：通過考慮國家級和省級產業園區數量、試點示範個數、地理標誌產品個數以及重點實驗室個數等指標，評價縣域的發展特色，引導縣域發展具有獨特的產業IP，以形成縣域特色和優勢。
其四，人居環境引導：通過考慮空氣質量優良率、公園綠地麵積和城鎮黑臭水體消除率等指標，評價縣域的人居環境，引導縣域關注環境質量、生態保護、綠化覆蓋和城鎮環境治理等方麵，以提升人居環境的質量和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
爭奪“百強縣”，為何？
如今，每年公布的“百強縣”排名已成為地方政府評估工作成績的參考之一。省級和市級政府將其視為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光榮象征，而縣級政府更將其作為脫穎而出、招商引資的宣傳亮點。
從縣域高質量發展的角度來看，有效的排名結果可以產生以下幾個正麵影響：
首先，穩定政策效果。排名結果為省級和市級政府提供了優秀縣域發展的模式和指導。
比如廣東省作為全國經濟第一大省，“區強縣弱”兩極分化尤為明顯，而江蘇、浙江同為經濟強省，其縣域經濟在全省經濟總量中占比均超過四成，其中江蘇“南北共建”側重於統籌謀劃和整體布局、浙江“山海協作”側重於體製機製與平台搭建的模式，更好地啟發廣東省在開展縣域幫扶時采取更多元、精準的舉措。
其次，吸引企業投資。排名結果有效揭示了縣域的財政健康程度和要素流通情況，能夠引起大企業的關注和投資。
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是縣域經濟發展保持長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作為地方經濟的招牌，百強縣會吸引更多的投資和企業入駐，有利於縣域經濟發展全方位培育市場主體，充分激發市場活力，為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築牢支撐。對於中小企業來說，這也提供了明確的發展機遇和方向。
第三，刺激人口流動。在大城市行政區高房價、高物價的壓力之下，不少人選擇回流到縣域中去，百強縣意味著經濟活力強、就業機會多，人民會更願意前往這些縣域謀求更好的生活。
同時，百強縣注重發展並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交通、文化等，這些可以吸引人們遷往這些縣域，特別是那些看重子女教育、醫療保障和生活便利的人群。聚集效應之下，更多的人口流入縣域也緩解了城市人口壓力，促進城鄉雙向流動發展，帶動城市經濟反哺縣域經濟。
然而，百強縣排名結果也可能帶來一些負麵影響：
首先是競爭壓力。排名結果可能增加縣域之間的競爭壓力，一些縣域為追求較高的排名，可能采取不恰當手段，如數據造假、統計灌水等，導致虛假的發展表現。2011年曾有媒體報道[4]，“貧困縣”變“百強縣”，該排名的公正性備受質疑。
其次是資源傾斜。資源配置的馬太效應令到資源越多的地越容易獲得更多的資源，而資源較少的地區則更難獲得足夠的資源，導致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現象。縣域發展的目標是促進各地區的均衡發展，通過補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短板，實現全麵協調的區域發展，然而過度追求排名的縣政府可能會將資源向少數富裕村鎮集中，而相對較貧困的地區則麵臨更加困難的資源獲取。
第三是民生忽視。評價體係裏經濟相關的GDP占大比重，而民生類的GDP則權重較小。地方政府在過度追求百強縣的目標時，可能更傾向於投資於能夠快速帶來經濟回報的經濟發展指標，而對於長期性的民生指標可能不夠重視。高經濟增長的GDP排名的提升可以提升地方政府的形象和聲譽，吸引更多的投資和資源流入，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相比之下，民生問題往往是複雜且需要時間解決的，政府在短期內難以獲得明顯的政績成就和形象提升。
縣域發展需要注入理性
科學引導縣域發展需要根據地區差異性，建立分類發展思維，促進各縣域優勢互補，注重發展質量和人民幸福感。評價體係應該旨在引導發展方向，避免盲目競爭，從而實現縣域發展的整體提升。
我國幅員遼闊，縣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差異化、特色化的方式，找準突破口、避免低水平重複性建設和減少產業結構趨同帶來的惡性競爭[5]。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將按照縣級行政區不同的功能，進行了五大分類：大城市周邊縣城、專業功能縣城、農產品主產區縣城、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城、人口流失縣城。
根據國家對縣域的指導，如何通過“百強縣”榜單引導縣域的理性發展，建立科學評價體係，既考慮區域性差異、階段性特征和多元化發展，避免盲目內卷競爭，也為各縣域提供發展方向和對標經驗，實現指導性價值。
（一）科學分類與定位：不同類型的縣域就具有不同的經濟、產業、公共服務和社會形態，國家的標準、商業的標準以及地方的標準都讓縣域的發展走向不同的方向。
參考《什麽是中國的縣域的現代化？》[6]一文提出的“縣域類型學”的觀點，經濟和產業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縣域的治理、公共服務和社會形態，因此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需求和當下的產業布局，將分類的標準縮小，把握高質量發展要求下縣域從“穩定極”到“發展極”，從“發展極”到“創新極”的分類學變化，提高政策的精準性。
（二）發展指標的調節機製：建立縣域發展指標的調節機製，考慮經濟GDP與民生GDP的平衡，同時強調強縣與富民的雙重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提出，加快發展塊狀經濟，著力提升縣域經濟的整體實力，必須在“做大做強、強化特色、拓展空間、城鄉聯動”上下功夫[7]，所以榜單上不僅關注地區生產總值，還要關注居民收入水平、基礎設施通達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多個方麵的發展。
（三）區域分工合作：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和發展曆程，推動各縣域在發展上形成優勢互補的區域分工合作體係，提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各縣域的通達性和服務水平促進各地區的特色化發展，讓縣域發展成為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的特色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