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分流是懸在許多父母和學子頭頂的一柄利刃。普高或職業學校，孩子們的未來高低，由此發生第一次分野。
抉擇未來，一些中考高分生放棄升學重點高中和未來考取名牌大學的可能，選擇低分錄取到職業學校，保就業。這一決定，是否值得？
高分低錄
木頭做的課桌椅歪斜掉漆，牆麵斑駁。窗戶的玻璃不見了，隻剩木質的邊框，水泥地麵也年久失修，變得坑坑窪窪。
父母陪邵嘉放好行李就離開了，隻留她一個人不知所措地麵對，“我沒吃過這樣的苦。”
這是她15歲中學畢業那年，自己選擇的路。2014年，邵嘉初中畢業參加升學考試。滿分960分的中考，邵嘉考了897分，足夠被湖南邵陽當地的重點高中錄取。不過，邵嘉最後決定放棄升學高中、備戰高考，轉而報考了當地一所中專的師範專業。
2019年，邵嘉20歲，她從專科師範畢業，按照入學時的協議，被安排到湖南老家一所鄉鎮小學工作。當年的初中同學方剛進入大學，懵懂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時候，她已經為人師表，擔起一群鄉村孩子教育的責任。
12歲從小學畢業之後，邵嘉再沒見過這樣的小學教室。她的母校這些年翻修多次，如今的教室有了整潔的白牆和平整的地麵，還修了一座模樣端正的操場，配置了體育設施。
而她供職的鄉村學校還保留著10多年前的設施條件，如今已經老舊不堪。沒有人定期維修，學生的桌椅壞了，她隻能盡力找出一把毛病不那麽嚴重的來替換。教室兩頂風扇已經壞了一頂，另一頂也老態龍鍾，晃得慢悠悠。
中考考取高分，邵嘉卻主動決定低錄到職業中專，一方麵是因為她的姐姐。在邵嘉參加中考之前，她讀重點中學的姐姐高考失利，拿著剛過二本的分數，去了一所三本的學校學醫。“女孩到了高中就會學業乏力”這偏頗卻被普遍認同的觀念，似乎在姐姐的經曆中得到了驗證。邵嘉開始擔心自己和姐姐一樣，在三年高中裏後勁乏力。
另一方麵，她決意報考專科院校的定向師範項目，雖是專科，卻提前鎖定了鄉村教師的編製。錄取後，經過5到7年的公費學習，分配到鄉鎮學校任教服務。服務期和公費學習時長一致，邵嘉的服務期是5年。
環境也在暗示她：這是一個穩妥的決定。邵嘉回憶：“在我們那個地方，但凡是知道這條路的，都會覺得這條路對於女生很好。”畢業後包分配，公費學習減輕家庭負擔，還能排解邵嘉內心對未來學業不確定的感受。當時，15歲的她篤定這是正確的選擇。
入職時，教室裏的窗戶就沒有了玻璃。學校裏電路老化，冬天用不了電烤爐，在教室上課，師生們隻能裹緊衣物熬著。小學時，邵嘉曾在作文書中看到條件艱苦的鄉村老師拆了裝牛奶用的紙箱封住窗戶，長大後，她也成為了這樣的老師。
如今，24歲的邵嘉重新審視15歲時的決定，感到後悔：“為什麽當時我會覺得女生到了高中就不行了？”她認為，那是耳濡目染中，錯誤地認同了周圍大人的刻板印象。
在安徽，施然然的父母也是在“女生到了高中會學習乏力”的刻板印象下，做主讓中考高分的施然然去讀了職中。
2017年，中考分數出來的夏日，施然然一家窩在客廳商議填報誌願。父母又一次提出專科定向師範的選項，她才意識到，原來中考前父母的“隨口一提”是認真的。
施然然的中考成績足夠考上縣裏的重點中學。初中時，她的成績一直維持在班級前五。
但是，她的父母認為，施然然擅長文科並不具備競爭力。他們認定在高中選擇理科更容易就業，但施然然不擅長，不一定能有好的成績。於是他們看中了職中定向師範的項目，要求施然然放棄就讀普高——本科的升學路徑，轉而就讀專科院校。
施然然明確和父母提出想讀高中，想去更遠的地方。但父母沒有采納她的意願，他們代替施然然操作，在填報係統替女兒報名了一所中專的定向師範項目。當天，施然然將自己鎖進了房間。
今年7月，一位江蘇鹽城的媽媽在社交平台上曬出了女兒742分的中考成績，和鹽城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女孩的媽媽表示，家裏不缺錢，隻希望孩子以後輕鬆快樂，七年貫通培養的師範定向生，出來可以直接做有編製的小學老師。
學曆貶值、就業形勢緊張的當下，這個選擇引發了討論。許多網友為女孩感到不值，認為這個成績可以去讀當地不錯的重點高中，三年後說不定能考上211或者985大學，見到更不一樣的風景。但也有人支持媽媽替女兒做“高分低錄”的決定，認為即使是讀了大學，畢業之後還是要卷入考公、考編的賽道，為找工作苦惱，母親的決定可以提前鎖定編製崗位，很有預見性。
高分中考生就讀師專如今被認為是“低錄”，但在上世紀90年代甚至更早，中考後就讀免費師範曾被視為一種實現階層跨越的方式。對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農村學子而言，成為免費師範生，既能省去學雜費用，也能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41歲的徐夏就是那一時期的中專師範生。她回憶，當年師範的同班同學中有好幾個是鄉鎮的中考狀元。
施然然的父母從那個時代走來，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包公職分配的中專學位，雖然學曆不高，仍是一個很稀缺的好路徑。他們夫妻倆和親戚大都在體製內工作，公職帶來的“穩定”一直是這家人認知中，保證生活質量的重點。
填報好誌願的第二天，聽聞施然然不願意去讀定向師範，阿姨和姨父也特意來了家裏。整整一個下午，他們用“畢業不用考編”“讀高中不一定跟得上”“就業難”這樣的說辭勸說孩子，臨離開施然然家，他們還回過頭強調：“好好想想，不讀這個說不定以後又後悔。”
施然然最終服從了父母的安排。她不認同父母的取舍，隻是想通了，自己其實沒有可能做主——自己才15歲，從經濟上和生活上都要依賴父母，根本拗不過他們。阿姨和姨夫的勸告水滴石穿，也讓她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當時，我擔心自己高中學業真的跟不上。”
抉擇之後，她想到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未選擇的路》：“也許多少年後在某個地方，我將輕聲歎息將往事回顧：一片樹林裏分出兩條路——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她勸自己，不要美化那條沒有選擇的路，“隻要我好好努力，應該不會太差。”
分流
一張擺滿菜和飲料的大圓桌，圍坐著大半個班的人。施然然挨著朋友坐在角落，隻是沉默著夾菜、喝飲料，很少參與同學們的討論。
這是中考後第二年，施然然的初中班主任組織了一次同學聚會，施然然決定高分低錄入學中專後，第一次再見到這麽多同學。除了一小部分沒考上高中、外出務工的同學，大家基本都到場了。
大部分同學升上了高中，席間的話題大都圍繞普高的生活展開。班主任問起每個人的誌向，“想考哪個大學？想讀哪個專業？準備選文科還是理科？”高中第一學年剛結束的同學們也自發談起高中的學習和未來的規劃。
中考時的錄取像是一次分流，施然然和同學走向了不同的境遇，她發現自己和同學們成為了非同溫層的人。同學們熱鬧地聊著，她隻是沉默地吃飯。
上了中專，施然然發現，師專班很多都是高分低錄的學生。班上總共46人，有44人都和她一樣是非獨生子女，大部分來到這裏，也是父母的意願。
和她中考同分段的同學都升上了安徽省某縣一所本科率90%以上的重點中學，施然然的選擇並不被同學認可。以前的一些朋友，在初中畢業之後就沒再聯係，施然然也覺得難過，“他們可能覺得人生道路不一樣了。”
“人生是不是和棋子一樣，一步錯，步步錯？我的人生是不是要完蛋了？”後悔的情緒在讀師專的第一年不斷被放大，施然然去了一次學校的心理谘詢室。在安靜的房間裏，她向負責心理疏導的老師傾吐，希求能找到方法讓自己真正接受現在的處境。
心理老師能做的有限。疏導的過程中向她透露：心理谘詢室來得最多的就是定向項目的中考高分生。施然然也見過學妹們的崩潰。招錄人數從300
人縮減為100，錄取分數一漲再漲。她看到剛入學的學妹們在軍訓時被重重委屈壓垮，圍坐在一起哭。
心理老師建議她：“要麽破釜沉舟，直接毀約，要麽就提升自己，讓自己忙碌起來。”施然然覺得，還是隻能靠自己，之後的幾年，她浸泡在各種課程和考核中：“如果一直去糾結的話，隻會讓自己痛苦。”
2020年夏天，施然然的初中同學高三畢業的季節，他們走入了高考考場。那幾天，施然然都不敢點開朋友圈，害怕再次領會自己和初中同學不斷拉大的差距——如果當時不接受父母高分低錄的決定，她本該走上一樣的路。後來她還是沒忍住，在高考錄取階段，圍觀了同學們的好消息，以前初中同水平的同學去了安徽大學、杭州師範大學學習計算機和漢語言文學。
從師範畢業、正式走上教師崗位的那年，2022年，施然然的同學剛適應大學生活。同樣是20歲，大家還在享受做學生的自由，她卻已經要開始承擔教書育人的責任，“工作了，你再怎麽傷心難過，第二天還是要上班。”
初中同學高考的那年，也是邵嘉讀師專的第三年，看著當初升學普高的同學們曬出的錄取消息，她有些難過。她見過初中同學升上高中後的緊張與疲憊，但她羨慕他們不受幹擾、拚盡全力奮鬥的衝勁，她可惜自己進入師範之後，幾乎再沒有那樣的機會。未曾經曆過的大學生活，變成她的執念。
圖 | 2017年高考結束當天邵嘉的日記
工作的第一年，邵嘉分身乏術，完全抽不出時間去思考未來的問題。除了做一個三年級班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她還要教一個班的英語和兩個班的體育。
恰巧當年迎檢，一次性要檢查三年的材料。下午三點放學，她要加班整理迎檢匯報的材料到六點才能回家。一次性要查三年的材料，邵嘉記得9月30日那天，她加班到淩晨，到家已經一點多了，卻在10月5日又被叫回學校加班。
在鄉村小學工作，因為人手太少，她的工作繁複龐雜。村裏的扶貧工作被分攤到每個老師頭上，工作之餘，邵嘉負責走訪10個貧困戶，拍實地情況、拍銀行流水，再由貧困戶簽字確認。下班之後或者周末，
她坐同事的車到貧困戶家附近，再走到他們家中。走訪完10戶大概要花兩三個小時。
五月、七月、八月各一次的防溺水家訪，她負責走訪19個學生的家庭，告知家長溺水風險，家長簽字。打印的實地走訪的照片，要和表格等材料一齊裝進檔案袋，“一生一檔”。除此之外，工作手冊上必須要有每天強調安全的記錄，家長群裏也必須有每周強調安全的通知。
在正式步入崗位之前，邵嘉從未想過，做老師還要麵對這樣多瑣碎的事務。
她還要學習成人社會的規則。邵嘉所在的鄉鎮有“上灶”的習俗，新來的老師要請全校的工作人員吃飯。全校一共二十多位老師，加上保安和後勤人員，可能有三十人。邵嘉這批新老師一起請了一頓飯，請了一次KTV，還買了酒，卻因為忘了買煙，落下話柄。
工作的這四年裏，每一次有其他人請客，領導都會再提起那次“不到位”的宴請。邵嘉回憶，領導不會提人名，但會說“不要像那群人一樣不懂事”。她那年20歲，直到後麵和學姐聊起，她才被提醒，可以在之後補發香煙，她恍然大悟。
學校喜歡組織活動，邵嘉常常隻交錢，但不參與，也因此總被批評“沒有團隊精神”。“一個學校越沒有什麽，越要強調什麽。”邵嘉評價。
邵嘉不斷感知到教師難以得到尊重的現實。“一旦學校要收什麽錢，很多家長總會覺得是進了老師的腰包。”她回憶。這些細節就像蚊子包，不從根本上動搖什麽，但持續讓人難受不安。
麵對仍然懵懂的孩子，她也常感到無能為力。班上有七八名女同學，總是不交作業。一次疾聲厲色，也隻能管住一段時間，之後又會故態複萌。她多少有些恨鐵不成鋼，鄉鎮的女生本就備受限製，“不在讀書這條路上讓家長看到你的價值，後麵就很難。初中畢業可能就去打工，去結婚帶孩子了。”
她不知道是否應該和八九歲的孩子講明這樣的道理，既怕家長舉報，也不確定這樣年齡的孩子去思考這個問題會不會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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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專畢業後，餘璞被分配到老家江蘇南通一所鄉鎮小學。學校坐落在街道的西端，從這頭到那頭，不到10分鍾就能走完。畢業後餘璞大部分時候就在這10分鍾腳程的範圍內活動。
中考的時候，餘璞成績優秀。她於2009年參加中考，距離滿分隻有40多分，可以去縣城裏一本率95%的重點中學的重點班。那一年她15歲，沒有想過未來想從事的職業，最後遵從父母的意思，簽下了定向師範生的協議書，入讀師範中專。現在想來，她還是會感慨，沒有想到師範5年的學習，所指向的終點會是這裏。
到單位報到當天，她驚訝，沒想到家鄉還有平房。江蘇夏季多雨，一層靠近地麵往往更加潮濕，青苔沿著牆麵向上爬。餘璞第一次走進宿舍時，30平的房間空無一物，牆麵爬滿了青苔和黴斑。宿舍沒有衛生間，上廁所、洗澡都要到七八百米外的教學區解決，或是借用老教師自己請人改裝的小隔間。
既然享受了5年的定向培養，擁有了公職，為人師表，她應當努力適應分配給她的環境。床、桌子和櫃子都是後來她花錢添置，她還用牆紙將爬滿青苔、黴斑的牆麵遮了起來，“看不見了心裏會舒服一點”。
此前她從未了解過，中國有大量鄉村教師是在這樣的條件裏堅持任教。餘璞沒在農村生活過。她家在二三十公裏外的鎮上，是一座小樓房，父母和弟弟住在二樓，她能夠獨自占據三樓一整層的空間。讀書期間，她實習的單位是縣城的一所小學，學校把老師們安頓在一棟小樓房裏，地麵鋪了地磚隔絕水汽，也配備有獨立衛生間。
在教學中，她還要適應農村風俗對教學工作的影響。她聽同事說起，學校此前有個學生，祖母覺得他在學校裏撞了邪，請了村裏的神婆來看。結果，神婆判斷要將邪送走，孩子才能恢複正常，祖母就連著大半個月，每天都到校門口燒紙。
2018年，餘璞家在市區買了房子，父母希望她能想辦法從縣裏考到市區。匆匆準備了兩個星期，餘璞“上岸”了。在考駕照的訓練車上，她遇見了一個同樣準備辭職的女生。女生將她拉入了一個微信群，群裏有一百多人，都是同年縣裏準備辭職的老師。
聽聞有的地方會以拖延遞交檔案為手段，留住想走的老師，群裏的老師們準備一起去教育局蓋章簽字。遞送材料時，餘璞聽到當地的領導向校長感歎，“我們這邊隻能發出人家二分之一都不到的工資，人家當然會想走了，我們也沒辦法。”餘璞回憶，縣裏同一屆的定向師範生，五個有四個都違約了。
農村的環境相對較差，待遇也和市區有差距，許多定向師範生會在服務期未滿時就考慮其它出路。提前離職，需要支付違約金，各地的政策有差異，違約的金額也不一。
去市區時，離服務期滿還剩一年，需要返還一年的學費3000元。臨到和教育局交接，餘璞才知道還需支付教師工作合同的違約金3萬元，最後是父母幫忙支付了這筆費用。
邵嘉也在準備跳脫15歲時決定的未來。她準備考研兩年了，去年第一次備考，努力的時候她一天能學八、九個小時，沒課的時候就自己複習。手上的這份工作是托住她的安全網，她沒辦法破釜沉舟。
18歲時，邵嘉第一次重新思考未來。那時她去學姐實習的學校見習了一個星期，觀摩學姐上課。輪到她試講時，她不知所措，完全不敢站上講台。那是她第一次懷疑，自己會不會並不適合做老師。恰巧有學長學姐違約，她打聽到賠付的違約金是三萬元。
在鄉鎮小學教書，條件艱難，教學任務也難以開展。學校招不到人，她剛來時，每個年級還有兩個班，每個班三四十人。如今，一年級新生隻能湊齊一個班。
她帶的第一屆學生去年剛剛畢業。她來時那個班的孩子上三年級，鄉村學校條件艱苦留不住人，孩子們上學3年，已經換了4任教師。
頻繁更換老師，孩子們的成績也不會好，當時，她接手了這個班語文科的教學。
“班上沒有一個人的拚音是過關的。”邵嘉回憶。學生們分不清“j、q、x”，分不清“b、p”，更分不清前後鼻音。聽同事說，孩子們上一任班主任可能因為隻是代課老師，教學不太負責任。學生的基礎沒有打好，也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班上有七、八位學生經常不交作業。
邵嘉帶了一個學期，學期末班級的語文成績在附近鄉鎮8個學校所有3年級班裏，排名倒數第二。第二學期，孩子們的成績，又掉回到了倒數第一。這個名次，此後保持了兩年。
孩子們紀律觀念也淡薄，這給她的管理帶來挑戰。邵嘉最開始上課的時候，班裏時不時會有學生隨意離開座位。即使天天強調安全問題，三天兩頭，班裏還是會有幾個學生打架鬧事。聯係家長到學校溝通，也無法製止打架繼續發生。
家長也不配合她的工作，邵嘉感到無奈：“一旦牽涉到醫藥費，他們都不願意承擔責任，隻說在學校出的事，學校得負責。”
邵嘉在師範學校時有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有一個微信群。工作的第一年，群裏很少有人聊天，“大家都過得很慘”。其中一個朋友被分配到了另一所鄉鎮小學，班上的學生三天兩頭逃學，偷西瓜、偷自行車更是常事。她朋友日常工作的一塊重要內容，就是頻繁地到警局和醫院，過問犯事的學生、看護受傷的學生。
教學的熱情不斷被磨損，邵嘉的身體也出了問題。去年體檢，她被確診甲狀腺結節三級。
圖 | 邵嘉某晚結束家訪時拍的照片
無法改變這裏的環境，邵嘉試圖用離開來解決眼前讓她困惑的種種問題。2022年，邵嘉的同學準備考研，逐漸適應工作的她也終於有閑暇開始思考未來。考研是最理想的方式，既能體驗大學生活，畢業後也更方便在長沙找到初中語文老師的崗位。她不打算放棄做老師，隻是覺得到更大的城市，麵對更大一點的孩子，或許能更有成就感。
近年，部分城市開始取消教師編製，崗位縮招，卻有越來越多的人正湧入考編、考公的賽道，試圖求得一份“鐵飯碗”工作。
邵嘉也擔心即使考上研究生，之後找工作又成了問題，但走一步看一步，她隻能決定當下她想要做的是什麽。“人生是沒有捷徑可走的，逃避的都要還回來。迷茫感是會伴隨一生的。”
*文中講述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