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前政委劉亞洲已被雙開，並被移交軍隊司法係統處理。（圖片摘自網路）
最近有關國防大學前政委劉亞洲的傳聞很多，有港媒報導，劉被指涉嫌以基金會、協會等名義聚斂巨額財富，犯下嚴重貪腐案，可能將被當局重判“死緩”；又中央軍委紀委已在今年春節前後完成了對劉的調查，已被雙開，並被移交軍隊司法係統處理。同時中國軍方在2月底下發通知，要求在3月份清除“劉亞洲有害資訊”，並要求各單位以自查的方式，清除涉劉的圖書、報紙、期刊、文章、題字、講稿等，網上流傳一份太原幹休所的自查通知證實此事。左棍也趁機捅刀，批判劉亞洲準備為誰殉葬，指他是“西方帶路黨的領頭人”。
黨內右派又損失一名大將
這些林林總總的資訊表明劉亞洲確實出事了，而且事情看來不小。劉是2017年在國防大學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時候，到省部級65歲的退休年齡尚差幾月。雖然未到點即退也常發生，但一般都會安排在二線過渡一下，而劉沒有安排，直接退下來。也許這並不能特別說明什麽，可能和他在軍中任職有關，軍隊高官退下來一般都不會安排在人大政協任職。但是，2021年，劉突然傳出失蹤，此後，關於他被卷入反習而遭拿下的傳聞不脛而走。劉被查，左派拍手叫好，右派痛心疾首，直批這是習近平製造的又一起政治迫害。左右所以對一個被查將領的看法涇渭分明，表明這個人帶有很強的政治標簽。就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為被看作黨內左派的旗幟人物，因而右派拍手叫好，左派痛心疾首。劉亞洲的政治標簽是軍中和黨內的右派。他的被查顯示右派又折損一員大將。
我很早就聽過劉，但沒有接觸，和他的弟弟劉亞偉有些來往，去年他弟弟告訴我，2013年我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中國應該放棄朝鮮”一文離職後，他說，偌大一個中國隻有鄧聿文這麽講。雖然事過近10年，如今在他落難時刻，對他的“仗義執言”還是很感激。不過對他的作品和言論關注得不多，這次左棍批他的文章引述了他的一些話，看後讓我有些驚訝，其言論的大膽比我認識的很多公知朋友的公開發言都來得猛，即使按照自由派的標準，他都構得上十足的公知，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他會有今天的結局呢？
判他重刑原因不是貪腐
外界不清楚劉到底因為什麽觸怒了習，以致要判他重刑，但肯定不會是貪腐，盡管劉或許有貪腐行為。對他這種在軍中高職位的人，外加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身份，如果僅僅是腐敗問題，是有可能放一碼的，即便要判刑，也不可能是死緩。這和徐才厚、郭伯雄之類的軍中貪腐是不同的，後兩者盡管職位比劉高，但少了紅二代的保護色，以及政治標簽。所以對他們判重刑，很少有人不叫好。可右派也不能因為劉和自己是同道，就否認他可能存在貪腐，或者有貪腐，也同他被判重刑無關緊要。中共自文革結束後，不再承認黨內有路線和政治鬥爭，政治問題和政治鬥爭刑事處理；也就是說，黨內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如果決定要被投入監獄，在具體的量刑標準上，采取的是刑事標準，按腐敗罪論處。刑法沒有政治鬥爭的條文，若用政治標準量刑，就會遇到法律適用的難題。畢竟習現在假裝提倡依法治國，判一個人有罪，要經過法律的裁決，而不能政治裁決。刑法上有尋釁滋事罪，還有侮辱英烈罪，但這隻適合對付民間反對派，對黨內軍內的高官尤其紅二代是不適用的，所以隻能用貪腐的名義來量刑。而判死緩重刑，必定意味著貪腐數額巨大，且要拿出實錘證據。故從這個方麵看，如果劉沒有貪腐，非得給他安一個貪腐罪，可能性不大。然而，如前所述，貪腐不過是當局的一個障眼法，劉真正觸怒習的，恐是政治原因。隻是外界現在不知道哪方麵的政治問題，這或許要等到官方對劉案的通報才會透露一些。我猜想，不大可能是他過往的右派言論。習肯定不喜歡劉的右派言論，可若僅僅是言論問題，而且是過去講的，習不會拿來算老賬，充其量像對待劉少奇的大公子劉源一樣，把他晾在一邊OK了，也翻不出什麽風浪。劉的右派言論雖然在左派看來刺耳，但他畢竟沒有像任誌強一樣，公開發表討習文章。況且，在習2012年底上台後，劉馬上轉向，向習投誠。外界對劉的定位，有點標簽化，隻注意到他的自由派色彩的一麵，對他的另一麵，即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一麵，注意不夠。劉2013年6月策劃出台了一部《較量無聲》反美宣傳片，這部片子是由國防大學、總政保衛部、總參三部等五部門聯合出品的，其時劉正任國防大學政委，他也是該片的總策劃。該片強調意識形態鬥爭和冷戰思維，認為美國有著“反華陰謀”，與過去劉亞洲呈現給世人的麵貌判若兩人。劉2013年5月也在人民日報發表《堅守神聖的“黨性”》一文，公開稱讚習。他還為解放軍的鷹派將領、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書作序月台，稱根據此書拍攝的同名紀錄片關乎曆史話語權之爭，同時與後者等解放軍的學者合作，在2015年出版《強軍策》。
習近平拿劉亞洲當祭品
從策略的角度，右派可以把它說成，是劉的不得已轉向，為了保護自己，不算對習輸誠。從現在的結局看，即使是他的輸誠，顯然也沒有得到習的認可，更別說接受。但我想說的是，除了機會主義的策略考慮，是否有劉本身的民族或國家主義的因素，促成他轉向？2013年的習剛剛上台，立足尚未穩，那時人們還看不清他的真實麵目，社會不少人把習看成鄧小平路線的繼承者。這個時候劉即轉向，向習靠攏，既反映了他對時局判斷的敏感性，也可能是他身上本來具有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因數此時被啟動，在大多數人尚對曆史走勢看不明白時，促成了他的快速轉向。撇開這點，僅僅出於機會主義角度，不太好解釋一個普世價值非常濃厚的人為什麽會有力度這麽大的轉向。劉如果這樣做，也沒有什麽奇怪的。正如一個朋友所說，劉亞洲身上，有著共產黨內右派官員具有的複雜性。中國很多自由派人士的思想中，多少都有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追求。像劉亞洲，職業的大部分生涯在軍中渡過，而軍隊天然是國家利益的捍衛者，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要說沒有一點民族和國家主義的因素，是說不過去的，也很難混到高位。但顯而易見，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也沒能救得了他。這顯示出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因為政治鬥爭唯利益是重，主義是放在一邊的。習所以對劉下重手，最可能的解釋是，在劉退休後的幾年，目睹習將國家帶向一條同人類文明的大道完全背離的不歸路，他坐不住了，做了一些在習看來會危及其統治的事情，所以要拿他做祭品，既是對劉的懲罰，也是要對黨內軍內那些有二心、不服習的高官的嚴厲警告。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