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藝!他或許是中國最懂音樂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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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夏天,上海,江在音樂廳欣賞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當時江的頭發依然烏黑,整齊地向後梳著,看起來精神矍鑠,手情不自禁地在比劃著,在音樂會休息時,江充滿激情地說,一個城市的交響樂水平標誌著這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彼時江剛剛上任上海市長,主政這座曾經的東方巴黎,而在同一個夏末,8月17日,上海往東800多公裏的福岡縣,蒼井優出生,這一天出生的獅子男女們仿若都自帶文藝氣息,除了蒼井優還有西恩•潘和羅伯特•德尼羅,當然還有江。

江的樂器譜

時間倒回至1926年的8月17日,上海西北約200多公裏的裏下河平原,江出生在揚州當地一個優渥的家庭。揚州城中田家巷裏有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房子上麵有著精美的石刻,這是江祖父一手打造的大家庭的院落。其祖父擅長詩文、書畫、音樂,尤精簫笛、昆曲、山水畫,其父和幾位叔叔均學養深厚,多才多藝,完善的教育和叔伯們的熏陶使得他從小便兼顧了現代科學和傳統文藝兩方麵完備的教育。

鋼琴

江在樂器演奏方麵很有天賦。大學時期,「人們常常看到他在鋼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為抗議人群的高歌猛進做即興指揮」江雖然從小學習鋼琴,並頗為拿手,但直到上海任職時,才由妻子買了一台聶耳牌鋼琴送給他。長期對鋼琴的匱乏影響了江,他總是試圖去接觸「大家”的鋼琴。96年,在挪威卑爾根參觀著名作曲家格裏格的故居時,江坐在格裏格當年譜曲用的鋼琴前彈奏起《黃水謠》和北美民歌《紅河穀》。99年,奧地利薩爾茨堡市馬卡特廣場的莫紮特舊居,江走到莫紮特曾經譜曲的鋼琴前說:“我想在莫紮特曾經使用過的鋼琴上演奏一首描述豐收美景的中國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以表達一位萬裏之外的中國音樂愛好者對他的崇敬。”在哈薩克斯坦的冼星海舊居,江彈奏了他的《黃水謠》,江絲毫不掩飾對冼星海的喜愛,《黃水謠》是其最拿手的一首曲目。在羅馬尼亞,江還曾即興用鋼琴彈起羅馬尼亞古曲《媽媽昨夜把家還》。

二胡

大學時代,江的同學們演出小品劇時,江便給他們拉二胡伴奏,而在他任總書記後,他也沒忘了這陪伴他一生的傳統樂器,在其應金日成之邀訪問朝鮮時,隨身帶的行李中,就有一把二胡。訪問期間,偶得寬餘,江就興致勃勃地拉上一陣。98年克林頓訪華時,歡迎晚會結束後,江興致盎然地從演員手裏拿過二胡,拉了一曲美國民歌《稻草裏的火雞》。這次演奏不是江心血來潮,而是赴了五年之約,93年中美兩國領導人某事之後在西雅圖峰會第一次見麵,江以音樂打破了尷尬,克林頓曾是薩克斯管業餘樂手,江特地送了他一件中國製造的薩克斯管。江說,他也愛好音樂,但不會吹薩克斯管, 卻會拉二胡。克林頓笑著說,“將來有機會,我吹給你聽聽。江立即回答,我可以拉二胡伴奏。

笛子

2001年,上合組織六國元首會議的演出上江與一位演員演奏了笛曲《梅花三弄》,這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第一次公開見到領導人在表演自己的才藝,褪去了前兩代革命領袖式政治家身上的卡利斯馬人格,江試圖用自己豐富的人格魅力來彌補自己的合法性。而梅花三弄,是江的保留笛曲,一年前,江在杭州一場音樂會後亦雅然地上台用笛子演奏了一曲《梅花三弄》。8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江在上海市勞模大聯歡上為大家表演了笛子演奏。當時一位記者在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隻見市總工會主席江榮把笛子端給江,並關照工作人員拿些酒精來。“還要什麽酒精,不用,不用。”江欣然端起笛子,似乎遇見了一位久違的夥伴。他用自己的手帕往笛子上擦了擦,就試吹了起來。」

尤克裏裏

尤克裏裏是門有故事的樂器,鋼琴之外,大學時代江最早接觸的西洋樂器就是夏威夷吉他,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及上海一些大學裏,有很多夏威夷吉他社團,訪美前半年,江便是托他大學同學在上海一家製造小提琴的樂器廠的倉庫裏找到了3把已損壞的夏威夷吉他,修好寄給了江,在夏威夷州長的歡迎宴會上,江主動向主人說起,他在交大念書的時候,曾學過一首夏威夷民歌,《alloha,hawaii》,並邀請曾是歌手的州長夫人伴唱,一時令美國人側目。

此外,江還會演奏小提琴、管風琴、木琴,95年,在赫爾辛基聞名歐洲的岩石教堂裏,江即興在管風琴上彈奏《黃水謠》,而管風琴被稱為樂器之王。江還掌握了一門冷僻的樂器,道情筒,這是一種道教樂器,長約二尺,塗紅漆,圓筒一頭蒙上一張豬油皮。江退休後,曾回揚州唱了一段揚州道情,這是一種傳統的地方曲藝,左手拿著類似快板的器具,右手拿著道情筒合拍而唱。當然,作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湊人民,江還熟稔簫的吹奏。

江氏歌單

江喜唱歌,嗓音渾厚,音質純正,在江小時候,就經常在夏夜覆蓋下的蘇北稻花香裏說豐年。出任要職後,他更多時候表現的像一名社會主義戰士,揮舞著有力的手臂,指揮大家唱《歌唱祖國》,不管是在南加州指揮華僑還是在中南海指揮自己的同僚,江覺得這首歌能提振士氣,這是他最喜歡的合唱曲目,他還與蘇聯老將軍合唱《海港之夜》,在哈薩克斯坦演唱新疆民歌《可愛的玫瑰花》。

單曲方麵,江最愛唱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在卡斯特羅麵前、在布什夫婦麵前、在同學聚會上,他多次用意大利語演唱這首歌。與喜歡的歌手見麵是每一個小粉絲的願望,江亦不例外,01年申奧前夕,北京,“三大男高音”在昔日皇家禁地為中國觀眾表演了一場盛大的音樂會。音樂會結束後,江特意宴請了三位歌手,麵對帕瓦羅蒂,江絲毫沒有怯場,與他合唱了《我的太陽》。 而當記者問帕瓦羅蒂,如果江主席改行當一個歌劇演員的話會怎麽樣。這位意大利超級巨星微笑著答道:“如果這個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現自己,就算隻在唱歌這件事上,他也肯定會成為一個巨星。”但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也許,他還需要練習。”

此外,江曾多次演唱過的還有約翰•施特勞斯作曲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87年和97年兩次訪美,以及與老同學聚會時江都唱了這首歌,因為這是他們青年時喜歡的美國電影《翠堤春曉》裏的一首插曲。99年江訪問葡萄牙,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並即席唱出“微風吹動我的頭發……”,引來全場一陣掌聲。

江不認為在公開場合放聲高歌有失體統,相反他覺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性化的一麵,中國的領導人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一個皇帝。一個略顯可笑的領導人要比一個驕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為是的領導人好得多。

一個資深票友

和曾經從滬到京一路搭班子的朱鎔基一樣,江亦深愛京劇,這個源自江祖籍地的戲種從江二十出頭時就開始與其結緣。97年訪美時,在新老華僑和留學生中,江即興演唱了捉放曹中的經典唱句「一輪明月照窗前」,而06年,在一群舊友中間他自拉自唱起了《捉放曹•宿店》。江的老同學補充了更多細節,“他特別喜歡京劇和歌詠,現在隻要同學聚會,他都會唱上一段京劇片段,如《釣金龜》等名劇。”

在一汽的時候,江組織同事和當時援華的蘇聯專家開聯歡會,江唱了拿手的京劇《四郎探母》,演出的時候,江把四郎「楊延輝」唱成了「楊延昭」,惹得同事一陣笑聲,演出結束後江跟同事解釋說「輝」字發音在俄文中是髒話,所以把「輝」改成了「昭」。東北的枯燥生活,使得江那段時間裏一到晚上便從三樓宿舍跑到二樓唱上一段《捉放曹》以及《十五貫》,而後他甚至試圖排練《天鵝湖》舞曲。

除了京劇,江對家鄉的淮劇和昆劇亦情有獨鍾,江任上海市市長後,觀看的第一部戲是淮劇,此後特意觀看了昆劇《長生殿》的演出。而當中央歌劇院來上海匯演膾炙人口的歌劇《卡門》,江觀看了首場演出。休息時,他繪聲繪色地剖析了劇中主角吉普賽女朗卡門的個性和魅力,揭示了卡門鮮明而又複雜的性格,使在場的人驚訝不已。如果說在任內江有時還會遷就主旋律創作,去看《蒼原》 《江姐》等特有的主旋律歌劇,退休後他便放任了自己對西洋歌劇的追求,他特別鍾意意大利歌劇作曲家威爾第的作品。10年的6月,江在國家大劇院觀看威爾第經典歌劇《茶花女》。

陽春白雪與流行文化

1994年,這個文藝大年不僅僅是體現在罕見的電影佳作井噴式出現上,當年2月,江在在同山西勞動模範代表座談時講過這樣一番話:“文化應該是豐富多彩的,能夠滿足人們多方麵、多層次的需要。進行曲,戰鬥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 既要有主旋律,又要多樣化,後來成為未來十年文化建設的基調。 江給予了藝術工作者很高的地位,他稱藝術家為「靈魂的工程師」。他期望藝術家不僅要跟上世界先進文化的發展步伐,還要開拓和創新。他任內的文化部長孫家正曾發表了一篇講話,指出中國電影不應該局限於現實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會的模範人物。他說,藝術家在選材時要有選擇,要注重藝術性。這席講話在被意識形態裹挾的文化領域無疑是破天荒的。也是在那一年,中國終於開放了電影市場。這一年的年尾,中影公司在更高層級的首肯下,與美國片商完成了經年持久的談判,開啟了“進口分賬大片”模式,好萊塢的電影自1949年之後,時隔45年重返中國大陸。

更多時間,這個蘇北人在上海的幾年扮演了一個更有腔調的人,他熟諳在這樣的威權社會,一個領導人的審美會直接影響到普羅大眾的審美,他像堂吉訶德一樣一次次以一己之力努力提振這個城市的欣賞水平,八十年代,江剛履新上海不久即授意市委辦公廳和市委宣傳部,為上海市二百多位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舉辦音樂、戲劇、文學、藝術講座,以提高他們的藝術欣賞能力,而講座的第一課是《如何欣賞交響樂》。上海交響樂團赴北京調演,江除了拍電報祝賀外,還利用赴京開會的空隙,跑到北京音樂廳為樂團打氣說:“交響樂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藝術水平,應該加以重視和扶持。”88年7月,江出席貝多芬之魂交響音樂會,演出休息時,用外語同劇場內外賓交談,介紹上海交響樂藝術,86年12月和87年2月他兩次為上海交響樂團題詞,86年8月15日為上海芭蕾舞團題詞,88年11月會見北京人藝赴滬演出團,對大家說「我很喜歡話劇」。

江不認為古典音樂是陽春白雪,他甚至覺得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觸古典音樂來陶冶情操,應予普及。在他的授意下,不到3個月時間,中央電視台就開播了一套新節目——第十五套。這套節目由一半中國古典音樂和一半外國古典音樂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國交響樂團演奏的。節目開播時,江給當時的台長趙化勇打電話表示祝賀,說他已經欣賞了好幾個小時了。在海南大學,麵對圍上來的學生,江作為長者給了他們一點人生經驗,“學生應該具有廣博的知識,”江提出忠告,“文學藝術,例如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巴爾紮克、但丁、萊昂納多。達•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們的審美情趣,豐富你們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們的專業裏麵。”

在江那裏,良好的審美造就了寬容並包的心態,古典與流行並行不悖,在馬尼拉亞太合作論壇峰會上他曾高唱貓王普萊斯裏的「溫柔的愛我」(love me tender)。在卸任總書記前,2002年10月日本視覺搖滾樂隊GLAY在工體舉行首次海外演唱會「ONE LOVE IN BEIJING」,演唱會前,江意外地接見了他們,而此前鮮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外國娛樂明星的事情發生,麵對明顯畫風不對的成員時,江沒有絲毫違和。樂隊成員問到江“主席閣下接見金發的日本人還是第一次吧”時,江主席不假思索的回答“這樣的造型也不錯麽”。最後,江還說“預祝演唱會圓滿成功,歡迎大家來中國”。GLAY也回答說將在演唱會上加倍努力,並向江主席贈送了禮物吉他。這也是符合江心意的一份禮物。

像所有的獅子男一樣,八月出生的江繼續保有著極其旺盛的精力和對喜愛事物的狂熱追求,唱歌、彈琴、聽音樂對他來說沒有比這更能讓他身心放鬆的事情了,他已構建起了自己的內心的精神世界,即使麵對一些非議,他堅持自己的審美,他覺得審美能帶來尊嚴,而愛與好奇支撐著他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就像江在回憶文革時說:“任何貶低和破壞美好文化藝術的荒謬行為都是完全錯誤的。”一個老派文藝青年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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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和蛤絲 ——K博

最近的最近,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人群:懷著對長者的愛戴之心,在飯桌和社交媒體上交流著長者的小故事,甚至在沉迷手機和網遊的同時發起了一場為長者續命的運動,用青春挽住長者逝去的步伐。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蛤絲。

這個蛤絲群體,聽上去和其他的粉絲群體差不多,比如鋼絲,或者屌絲。他們都是粉絲的一種,英文Fans的諧音,在通俗文化領域裏幾乎每天都在形成,大概是當下社會轉型中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隻是,蛤絲現象,當然不僅僅是粉絲問題,還是偶像問題,更是懷舊問題,還是一個代際政治問題,對外界理解當下政治可能有著特殊意義,因而不失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

首先,在一個缺乏堅定信仰又有泛神教崇拜的國度裏,人民很容易崇拜各種偶像,或者轉換崇拜偶像,隻要“靈”。例如佛教裏有各種菩薩,道教仙界更是一個開放係統,能夠納入幾乎所有的民間崇拜,包括動物、英雄、星星,祖先甚至活人。而且,對大多數漢人來說,這些神還能夠同時崇拜,所謂見山拜山,見廟磕頭,可以把孔夫子、釋迦摩尼和玉皇大帝擺在一個廟裏。這種三教合一的信仰自唐宋以來就開始了,到明末達到高潮,產生了羅教之類的許多新興宗教,然後衍化出各種近代宗教和群眾運動,特別是義和拳。比較近的一個類似例子就是第二代義和拳,又稱紅衛兵。他們的神雖然在1976年化作了肉身臥像,但是在1990年代後期和過去幾年又仿佛活了過來。這個現象也與懷舊有關,待會兒再說。

這樣一種偶像係統的開放性,在現當代的傳播條件下,更是幾乎每天都在製造新的偶像和新的偶像追隨者。除了歌星、韓流製造的粉絲,專製政黨也善於調整自己的信仰體係,製造和管理著社會的偶像係統,從雷鋒到邱少雲到學習小組,從基於無神論的罷黜百家到紅太陽崇拜,再到還是基於唯物主義卻是去政治化的全民拜物教,連高層黨員也熱衷全家禮佛,也算蠻拚的。當然,在互聯網的今天,其中的過時模範已經很難產生粉絲了,年輕一代不再相信雷鋒一天能撿幾百斤的糞,除非他掉進糞堆了,他們也不相信邱少雲有足夠的意誌力能夠阻斷腰椎神經的疼痛反射弧,雖然最近方舟子不再介入神經係統的科普了,還照樣有其他著名網友半夜發烤肉圖報複社會。在這樣一種亞政治的反諷中,社交媒體每時每刻因為話題而產生的追隨與被被追隨關係在重新製造著新的偶像和社群,也重新劃分著中國的政治光譜。

如果依照偶像與這個國家信仰體係距離的遠近、以及人們對偶像態度這兩個並行維度,可以剔除拜物教的去政治化主體,然後重新定義政治的左、右:從無神論到粉絲到學員到信仰到狂熱的一神崇拜,反映了當下最廣義的粉絲分布。毛粉無疑的居於較右,但不是最右,因為就在過去幾年間的第三代義和拳運動已經產生了新的政治崇拜,取代了原來毛粉的位置;而最左端,是真正的(新)無神論主義者、(老)懷疑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派等雜居的一隅。剩下廣大的中間地帶,就是各種粉絲或者信仰者,包括各種世俗追星粉絲和宗教信仰者,民間信仰者和黨員身份的多神崇拜者。有趣的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大多數都基於不同程度的懷舊,且因所懷年代的差異,可以大致劃分為不同的代際,然後有著不同的政治態度。

例如,傳統右派們,或稱中國的自由派,年齡分布從40往上,中老年入居多,上限觸及今年109歲的周有光老人,下限則是笑蜀等人,集中分布在退休幹部、大學科研機構、宣傳和自由派媒體等精英體製內非核心人群中,漸漸老去。他們多是198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經曆者,將改革總設計師和他的左膀右臂視作精神偶像,繼承著那個年代的所謂改革主義、漸進主義的政治主張,相信中國還是可能通過社會主義走向民主的。在這個意義上,盡管可以上溯到對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懷念,他們當中的犬儒,大部,早就已經悄悄地切割了與新文化運動當中的激進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陳獨秀的關聯,害怕革命,相信黨內民主和漸進改革。他們是所謂1980“黃金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屬於精英體製又非主流,享受著體製的優渥醫療保健、住房和社會聲望,但是被實用主義的主流官僚排擠,被日趨保守的主流意識形態打壓,心懷反對卻不敢叛離。

還有一類,在社會生活中更為常見,以退休工人、市民為主,也不乏近年來新加入的中年失業者和中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多是經曆過文革的國營廠礦工人,但在1992年後的市場化改革中逐漸下崗、早退,隻有微薄的退休金和陳舊擁擠的住房,還隨時麵臨被拆遷的危險,也就是所謂“消失的工人階級”的一代主體。他們對市場經濟和改革不滿,滿腹牢騷,緬懷著文革時期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階級優越感, 往往沉浸在70年代小文革結束後國有廠礦鐵飯碗的集體生活和單位福利的“美好回憶”中,對毛的崇敬就隨著第一批下崗工人自謀職業演變成車廂內懸掛毛像,到90年代末期開始自發地在公園組織唱紅歌。當然,其中還是有一些當初的工人造反派通過懷舊汲取集體力量,拒絕任何偶像崇拜,如同1979年後的一代退伍軍人,成為底層抗爭的主力。

這是一種典型的轉型懷舊,在冷戰結束後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中非常普遍。在共產政權結束後僅僅幾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內就開始彌漫著一種懷舊的氣氛。例如,前東德的居民開始懷念以前的各種東西,從酸黃瓜到塔比汽車;俄羅斯領取退休金的老人們則懷念從斯大林到黑海度假的一切。對這種前共產主義國家懷舊思潮的研究表明,不同於美國社會對19世紀末“鍍金時代”或1950年代繁榮的懷舊,或者德國人對納粹時代充分就業的懷念,懷舊並非簡單的因為時間流逝或者基於集體記憶,而是伴隨著特定人群的階級下降和情感隔離,而發生社會記憶的重構。

在前東德地區,來自西部的大資本收購然後消滅了絕大多數東部的企業和品牌,而普通勞動者在品嚐了轉型初期的自由以後,生活的每一天都必須麵對殘酷的資本主義競爭,縱有基本普遍的福利,也難以適應結構性失業和資本入侵的痛苦。東西部的巨大差異存在於自然環境、生產技能、社會資本、階級結構和人們觀念等等各方麵,遠超統一前東德人民對西部的美好想像。如此落差造就成他們對轉型的失望,那些難以融入新的轉型社會或者移向西部的東部居民們,開始自認二等公民,開始選擇性地遺忘東德時期的斯塔西、物資短缺和惡劣環境等等負麵的極權罪惡,反倒懷念舊時歲月的一切,包括曾經被廣為嘲笑的塔比小汽車。那種公認醜陋和粗製濫造的東德製造的雙缸小汽車,曾經需要幾乎超過十年才能排隊等到配額,代表著東德居民極權統治下聊以安慰的奢侈品,卻在轉型後開始被收藏,組織俱樂部,成為今日德國東部懷舊族群的標誌。

與之對照,中國的改革懷舊者和文革懷舊者兩個群體,可能年齡相差無幾,卻因為階級不同,選擇性地重構了他們各自所屬的階級上升時代的集體記憶。麵對今天的階級下降,隻能不斷地各自選取1980年代和1970年代的偶像。所不同的,那些經曆1980年代改革的自由派,有著強大的話語能力和威權體製故意留下的些許空間,盡管知識過時,卻也自成體係,可以寄托在《炎黃春秋》之類的回憶文章裏,寄托在對改革總設計師左膀右臂的紀念中,抒發對改革時代的懷念、對時局的不滿,簡直就是一個德東地區塔比汽車俱樂部的翻版。

而文革懷舊者,多數教育低下,更無話語權力,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聚集在公園裏,在紅歌的合唱中互相支持下去,倒是更像互助組織,借集體記憶重建社會關係。毛的偶像於他們,便是最易得的記憶符號,隻具有正麵意義,其情感聯係並不像知識分子那般對之懷有的強烈怨恨。

倒是那些經曆過上山下鄉的紅衛兵一代,大多數對往事不堪回首,成為最現實的物質主義者,也湮沒在日常的困難生活中,沒有聲音,沒有結社,沒有回憶。例外的隻有其中的少數能夠逃逸而出,他們或者以高幹子弟身份重登廟堂,或者因為1978年恢複高考而回歸,而懷舊也幾乎第一時間就開始了,這就是1970年代末出現的傷痕文學,以及老鬼的《血色黃昏》、阿城的《孩子王》、王朔的《動物凶猛》、和張賢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所代表的文革文學。隻不過,他們同樣被同時期的思想啟蒙運動或者市場經濟大潮所遮蔽,直到今天《狼圖騰》被登上權力高峰的紅衛兵所認可並拍成電影,人們才恍然大悟:懷舊可以如此之快,如此漫長。隻是,這一人群的懷舊隻有文學敘事,隻有分散的符號,而沒有偶像,因為曆史被閹割了,仍然停留在衝突和矇昧之中,而反思停滯不前。

蛤絲的形成就完全不同了。僅僅過去兩三年,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就出現了一批類似長者文選、長者學習小組的公號,蛤絲開始集結,挖掘、整理、傳播著長者的各種軼事、詩歌、和音像資料,表達對長者的才情、風情的欽佩,如高山仰止。長者的經典段子,也成為蛤絲的口頭禪,而且幾乎消解了當初用詞情境的緊張,分外的親切。如此情形,頗類經國總統身後藍營民眾對他和兩蔣時代的懷舊,以他的“大人物、小故事”來逃避民進黨的咄咄逼人。

當然,那是在小蔣的身後,是在李登輝和本省人政治開啟的民主化進程中日益邊緣化的國民黨跟隨者的感情代償,以懷舊和偶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而蛤絲們最初,也是因為不堪長者的繼任者一個麵部癱瘓,作風僵化保守,唯唯諾諾,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小官僚麵目;另一個,如影帝一般,在海裏工作的強勢和公眾麵前仰望星空姿勢之間存在著令人困惑的落差,常以一分鍾十幾個字的語速考驗著媒體和聽眾的耐心和心跳。他們治下的十年,以SARS危機始,以汶川地震、奧運會和金融危機終,社會跌宕起伏而政治卻日趨固化,一方麵各條塊官僚和國企逐漸凝聚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麵法治敗壞民怨紛起而維穩政治大行其道。就在這種越發紛亂和絕望的氣氛中,人們開始在飯桌上懷念起長者的好了:那是有著民國範的老克拉,留過蘇,會8門外語,衣著品味樸素又獨特,身上始終帶有1970年代少有的開明、洋派的部委技術官僚烙印,自大不同於分別是輔導員出身和事務主義者的繼任者,能跟街頭學生侃侃而談大背葛底斯堡演說,還能和華萊士談笑風聲,在香港年輕記者麵前一副長者風範諄諄教導,常與各路名士促夜長談,隨手拈起尤克裏裏或者莫紮特的古鋼琴便是一曲茉莉花的讚歌。

這大概很能反映蛤絲群體的時代背景和寄托,卻隻在最近幾年才被強化,蛤絲群體也就從少數屌絲迅速蔓延向其他群體。相比此前的懷舊潮流背後的階級下降和情感隔離,這一波對長者的懷念是伴隨著空前的失落感:當紅色權貴粉墨登台,反腐敗運動如收割機開過,各係平民官僚在誠惶誠恐中還麵臨著政治升遷的天花板,權力係統的殘酷重整讓他們不能不回想昔日悶聲發大財的美好時光;當股市總是在2000點上下,平民百姓亦懷念起90年代股市飛飆、每天到大戶室打卡的日子;當七不講流傳、NGO被普遍打壓、學者開會民間聚會都有牢獄之災的可能,知識分子和社會活躍人生也不免憶起1990年代後半葉的寬鬆;當重慶模式和三個自信先後大行其道,改革派們仍然堅信三個代表才是社會民主的方向。如此如此,在各種詭異的壓抑氣氛中,蛤絲忽然間就不再是少數屌絲搞笑的噱頭,而遍及幾乎各個階層、人群,長者成為政治壓抑的情感隔離進程中中國人民的一個新偶像。以至於有熱心的蛤絲分外關注起長者的健康,諸如皮帶摩擦乳頭是否會癢這樣的細致問題,充分承襲了長者虛心好學的技術控姿勢。

幸運的是,在退下來的日子裏,長者還不時出鏡,或者遊園,或者拜山,或者出書、出詩,甚至常常接見從王捕頭爪牙下逃出的舊部,仿佛老兵不死一般的傳奇,為蛤絲們不斷製造著新的故事和歡樂。那是今天包子時代難得的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