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後，美國一再逼中國、印度等國“站隊”，包括財長耶倫等在內的美經濟官員，也對中國發出威脅。美國政壇的一些人是否已失去理性？美國是否會製造一個“亞洲困局”，以此來消耗中國？經貿關係是否能繼續扮演未來中美關係壓艙石的角色？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

鄭永年 資料圖

美國不理性帶動其盟友的集體不理性

環球時報：近期，美國財長耶倫等經濟官員頻頻對中國撂狠話。相比之下，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時，美國財長也是相對理性的人物。您怎麽看待美國經濟官員成為“鷹派”？美國政壇的一些人是否已失去理性？

鄭永年： 美國內政是（這一現象的）決定因素。以前，共和黨主要是代表商界利益，民主黨代表勞工利益。在外交政策上，共和黨表現得比較保守和強硬，而民主黨有一定的“國際觀”。但是現在在外交政策上，兩黨轉向了。在中國問題和貿易政策上，共和黨還是講點貿易理性的，也就是會考慮到中美掛鉤的情形，特朗普雖然表現得非理性，但他是想用非理性的方式來達到理性的效果，即所謂的貿易平衡。

現在的民主黨在處理貿易問題上比共和黨更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特朗普搞施壓是希望中國屈服，而拜登政府希望的則是中美係統性脫鉤。特朗普對中國高科技的“卡脖子”是不讓中國的高端技術往上走，而拜登把中美關係簡單地用意識形態定義為“美國民主VS中國專製”，是把貿易武器化、政治化。

一個國家如果隻從意識形態看問題，就會出現集體恐慌。當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有集體恐懼感的時候，它的決策絕對不會有任何理性。拜登政府在台灣和構建“亞洲小北約”問題上得寸進尺，這種不理性也帶動了美國盟友的集體不理性。“烏合之眾”以前描述的是群眾運動，在國際關係上也是一樣的。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及其盟友）不僅針對俄羅斯，還針對中國，在國際層麵出現了“烏合之眾”的現象。

環球時報：美國政壇現在對中國的敘事以威脅為主。美國精英（政客、學者、媒體人士）本來應該起到引導公眾對華認知的作用，但現在的情況似乎是他們互相比誰對中國說話更狠。這隻會導致中美關係更加對立。您怎麽看這一問題？

鄭永年： 集體恐慌不僅僅是指美國的精英層，而是整個大眾層。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中國持有不良看法的美國人現在占所有人口的80%以上。這是怎麽造成的？這是政客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互動的結果。美國一直說它的媒體是獨立的，學者更獨立，但現在看來根本不是這樣。整個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政治化。美國現在能有幾個人批評政府的中國政策？如果有人站出來，就會變成公敵。

這是民主製度的演變。西方民主製度早期是精英的民主，直到社交媒體出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媒體平台的情況下，民主發生變化，以前叫“民主”，現在叫“民粹”，精英民主變成民粹民主，美國遇到了一個極大的挑戰。變質的美國民主馬上反映在了外交政策上。現在再也沒有可能出現一個基辛格了。

這就是世界麵臨的危險。以前的美國外交是非常專業的，而現在（美國外交）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化、黨派化，更是民粹化。在這次俄烏衝突中，美國的民粹主義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得一清二楚。 以前美國有句名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現在可以加一句：所有外交都是地方性的。 外交必須要有國際性，有一個世界觀，但美國的議員政客們覺得美國就是世界。現在沒有一個像基辛格那樣的人組成的精英群體。

中國要考慮到美國內部發生了什麽

環球時報：您之前提到中美關係是美國內部問題的“犧牲品”。您覺得中美關係還能穩定下來嗎？

鄭永年： 現在要改善中美關係，從美國內政（現實角度）來說，沒有任何條件。 但今天的中美關係不是美國單方麵定義的，中國要有自信去定義。如果美國對中國有集體恐懼感，中國對美國也是如此的話，這個世界就麻煩了。中國很難要求美國去做什麽，但可以堅持理性。互相有群體恐懼感的話，就會產生宗教式對立情緒。拜登政府要建立基於價值觀的集團等，那麽中國更要開放，不要把意識形態戰爭上升為中美之間的“宗教戰爭”。中國要有戰略忍耐。

從曆史上看，美國國內發展得好時，它的外交就理性。當國內問題一大堆時，它就把矛盾轉移到國際關係上。現在的中美關係就是這樣（美國國內問題）的受害者。美國精英也知道，中美關係惡化、對華貿易戰，沒能在任何程度上解決美國內部問題。即使美國像拜登政府所計劃的那樣，跟中國全麵脫鉤了，美國的問題也隻會惡化，不會改善。

這些年，中國對穩定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做了多少貢獻，美國沒有做理性分析，卻妖魔化中國，說中國“偷了”美國的技術。但美國沒想過，美國把中低端技術應用到中國，美國企業從中國賺了多少錢去促進它的技術升級。全球化為美國創造了大量財富，但是美國的治理和財富分配有問題。

美國從以前引以為豪的中產社會變成現在的財團統治，這是中國造成的，還是美國自己造成的？美國從來都不反思。所以中國在製定美國政策的時候不能從情緒出發，要考慮到美國政治以及社會內部發生了什麽，否則就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 美國簡單地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中國就應該不同意（這一看法），因為兩國還要在多領域合作。

在台灣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準備

環球時報：從拉攏盟友對抗中國到反華議員加大在台海問題上“表演”的頻率和力度。您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底線在哪裏？美國危險的台海政策有刹車機製嗎？

鄭永年： 沒有。在美國整個政壇和社會對中國有集體恐慌的情況下，不會有任何理性的政策，沒有任何底線。今天如果還有人幻想有個底線的話，那麽我們就要犯大錯誤。

西方有一句老話：“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表現在美國的對台政策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底線。中國即使給美國劃了紅線，它也會視而不見，除非中國給它建一堵南牆，它撞到了就可以。 所以在台灣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準備。

在俄羅斯問題上，北約不會停止擴張。從蘇聯時期的戈爾巴喬夫，到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甚至到執政早期的俄總統普京，都曾經想要加入北約，但是最後呢？它（北約）的目的就是要“殺死”你（蘇聯或俄羅斯）。台灣問題也是一樣的。

沒有人相信美國會“保衛”台灣。美國和北約在保衛烏克蘭嗎？烏克蘭隻是它們搞垮俄羅斯的一枚“棋子”。 現在的俄烏軍事衝突不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是北約跟俄羅斯的衝突。台灣也是一樣。美國“冷戰派”“反華派”的計劃就是犧牲台灣，以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隻有那些不負責任的台灣政客為給自己壯膽，才相信美國會“保衛”台灣。

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在引誘中國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就像美國需要一場俄烏衝突來削弱俄羅斯一樣。我們對此必須保持高度清醒。

環球時報：一些中國人擔心美國想製造一個“亞洲烏克蘭”，用它來消耗中國、搞亂亞洲，您怎麽看？

鄭永年： 中國不願看到俄烏衝突，同時也譴責俄烏衝突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北約。北約自稱是“正義的化身”，但如果不是北約擴張到俄羅斯門口導致俄羅斯感到極度不安全，就不會有普京對烏克蘭的行動。現在西方把責任推到普京一個人身上，但即使沒有普京，也會出現另一個人，直到俄羅斯有安全感為止。

美國顯然想要建立一個“亞洲小北約”，通過雙邊同盟、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四方安全對話”和“五眼聯盟”等針對中國。現在要看亞洲國家怎麽選。小國在大國身邊感到不安全、跟域外國家發展關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小國和域外國家（聯手）對這個大國構成威脅，那這個小國也沒有安全可言。

亞洲國家要思考，亞洲的安全是要靠域外大國來保證，還是通過建立亞洲的秩序來獲得？歐洲已提供了經驗教訓。歐洲如果隻有歐盟而沒有北約，就會更和平。北約是美國主導的，在歐洲是維護和平還是製造戰爭？人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這次俄烏衝突產生的負麵效應，要歐洲國家自己承擔，美國不會承擔的。 亞洲國家應看清楚，如果“亞洲小北約”真的建立了，亞洲將永無寧日。亞洲國家如何構建一個亞洲命運共同體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不會中斷

環球時報：經貿關係一直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也是一些人認為冷戰不可能再現的主要原因。您是否同意這種說法？經貿關係是否能繼續扮演未來中美關係壓艙石的角色？

鄭永年： 美國搞“脫鉤”也好，“卡脖子”也好，都會降低中美相互依賴的程度，但全球化並不能被阻擋。 全球化是資本、技術主導的，沒有任何一個行政當局能阻止資本和技術的擴散。這是世界幾千年曆史所證明的。隻要美西方還是資本主義，中國是開放的，全球化就不會中斷。所以最近我提出，中國要二次“入世”。中國去年已經提出要申請加入《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當美國對中國實行排除性政策的時候，我們也要對美國實行包容性政策。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更加開放，推動全球化。這不僅有利於中國自身，也有利於世界。

環球時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公布一項應對中國崛起的國家安全戰略。您認為這個戰略會有什麽新意嗎？

鄭永年： 這個不會有任何新意。特朗普時期，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看成最大的挑戰，拜登政府也隻能在這個程度上強化。我剛才也說過，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都是在恐慌狀態下製定的，我們要用理性的態度去看這樣一個非理性情緒下的決定。

美國可能會再次強調印太。但在這次俄烏衝突中，印度沒有完全支持美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美國對中國的恐懼導致了它要給自己壯膽，要顯得好像各國都和它站在一起一樣，其實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