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導讀】多年前，“殺馬特”這一文化現象，曾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衝入當代中國人的眼球。它曾是中國80後、90後兩代普通青年的群像之一。如今，世間再無“殺馬特”，但它的影響力，卻滲透在各種新的、代表年輕人的文化表達方式之中。本文回溯了“殺馬特”現象的發生、演變及文化生態，解釋了這一現象所折射的底層階層困境。作者指出，在今天這個“我買，故我在”的社會中，新窮人是“不消費的人”，而不是“失業者”。消費社會對窮人的態度是“零容忍”，不僅通過各種物質手段將他們驅逐，也通過書寫、命名、貼標簽等“汙名化”的文化手段，在精神上隔離他們，這是我們今天愈演愈烈的嫌貧愛富現象的根源之一。同時，新窮人也無法成功地建構起自我認同、滿足個人欲望，相反，他們可能自我嫌棄，自認為“失敗者”，放棄了自己的尊嚴。作者發問，麵對新窮人這樣的底層群體，我們該如何反省“拯救”與“啟蒙”之心，卻又能重新建立起我們共同的曆史主體性 ? 如何去除內在的精英主義，卻又能摒棄道德自戀與悲情？

文章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2013年9月，國內最老牌最專業的民間配音團體之一“星之聲中文配音組”的骨幹“五色石南葉”重新填詞並演唱了韓國人氣組合 SHINee的熱門金曲 RingDing Dong，該歌曲視頻以《殺馬特遇見洗剪吹》為名，上線後引發熱烈討論，很快紅遍全網。緊接著，“五色石南葉”又推出了第二部《洗剪吹遇見焗染燙》，填詞翻唱自樸載相（PSY）的《紳士》（Gentleman）。從此，“殺馬特”男生被戲稱為“洗剪吹”，女生被戲稱為“焗染燙”。2013 年 11 月 5 日，新浪微博知名博主“八卦_我實在太 CJ 了”推送了一張圖片，稱“活捉了一隻殺馬特”。圖片中的“殺馬特”青年發型酷似海星，發色金黃，騎著電動摩托車，招搖過市。這張圖片不僅引起成千上萬網友圍觀轉發，也引發了國外媒體的關注。



(《殺馬特遇見洗剪吹》截圖)

▍從時尚先鋒到“盧瑟”代表

何謂“殺馬特”？這種奇特的文化現象是如何“異軍突起”的？“殺馬特”其實是“SMART”的音譯，在這裏的意思是時尚的。網絡上關於“殺馬特”的溯源文章都會提到一個香港女生：Mai Rox。80後的她本來是香港一支視覺係樂隊PARANOID 的成員，但從 1999 年開始她將自己的自拍照大量放上網，並將自己這種風格稱為“殺馬特”。而她的自拍照風格彰顯的正是“視覺係搖滾”的裝扮特征。但以日本搖滾樂隊 X-Japan 為代表的“視覺係搖滾”仍然是相當注重音樂本身的，而 Mai Rox 則通過自拍照將造型與音樂分離，將造型與現場演出分離，使造型本身成為唯一吸引眼球之處。所以後來很多“視覺係搖滾”粉絲都很鄙視“殺馬特”，原因在於“殺馬特”並無搖滾的音樂精神和內核。除了“視覺係搖滾”之外，電玩/COSPLAY（比如 1997 年 上市的日本遊戲《最終幻想7》、1999 年開始連載的日本漫畫《火影忍者》中的很多角色）、韓國的各種天團、日本“原宿風”等各種亞文化的造型意識與風格也都不同程度地被“殺馬特”所吸收利用。一時間，“殺馬特” 成為一種小眾而又另類的風尚。



日本視覺係搖滾被視為國內“殺馬特”的前身

1999 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的“花兒樂隊”，整體造型是典型的“殺馬特”，在青少年中掀起效仿風潮。周迅、李宇春等都曾經是這種風尚的擁躉。但是 2011 年 4 月，“花兒樂隊”原主唱大張偉在新浪微博上突然上傳了一張“殺馬特”造型的男生圖片，並揶揄其為“農轉非”—— 農村係淳樸孩兒轉非主流。這一“忘本”的舉動引發網絡“殺馬特家族”和大張偉粉絲之間的罵戰。為什麽十年前的時尚，十年後成為“槽點”了呢？

“殺馬特”被概括出以下特征：

出身農村的90後受教育程度中等（最多讀過中學、中專或技校）多數在小城小鎮或大城市邊緣的工業區打工謀生沒有錢，但喜歡“山寨”都市時尚聽口水歌愛泡網吧不用微信用 QQ網絡文字使用火星文

“殺馬特強子”的微博、《殺馬特遇見洗剪吹》等流行文本中也都高度一致地抓住這些特征大做文章。“化肥”、“營養快線”、“本地劣質香煙”、“國產二手手機”、“地攤服飾”……都是這些文本中用來標識“殺馬特”文化與經濟地位的常見符號。總之，正如《殺馬特青年的憂傷》中所概括的，“殺馬特”就是“沒文化的屌絲”，“21 世紀的新閏土”， 是“城鄉結合部的時尚風向標”；而“知乎”上的一個高分回答似乎更直接：“窮醜卻自我感覺良好的 loser。”這些描述，單單一條已經可以把人傷得體無完膚，但是它們卻被組合集中使用在“殺馬特”身上；更令人無語的是，這種恣意貶損是為了製造笑點，娛樂大眾。除了被戲稱為“洗剪吹”、“焗染燙”之外，“殺馬特”還有其他類似的“諢名”，比如鄉村非主流（肥豬流），農轉非等等。正因為“殺馬特”已經從叛逆文化、都市時尚跌入最底層，嘲笑“殺馬特”便具有了“十足的合法性”。不僅網上各種“反殺大戰”（專門挑釁“殺馬特” 的網絡罵戰），甚至現實中也會有專門針對“殺馬特”的搶劫犯罪。更過分的是，多數關於專搶“殺馬特”這一新聞的評論是：“普大喜奔”。

▍QQ 空間與“殺馬特”的家族化

《殺馬特青年的憂傷》中有一句旁白說：“他們來自鄉村，謀生城市，沒錢沒文化， 除了QQ黃鑽什麽都沒有。”這道出了“殺馬特”迅速鄉鎮化的“天機”。換句話說，沒有 QQ 空間的出現，“殺馬特”這種原本大都市小眾叛逆的時尚潮流不可能在底層社會如此風靡。

2005年騰訊公司開發QQ空間（Qzone）的最初，它還隻是一個博客日誌式的平台，但通過幾次升級變身之後，它已經成為板塊多元功能強大的SNS網絡社區。QQ 空間一度屹立不倒，而且一直是騰訊的搖錢樹。說騰訊利用 Q 幣完成了“原始積累”也毫不為過。QQ 空間推出後，用戶被不斷分為三六九等。為了升級，就需要長時間在線，每日更新空間。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購買和消費 Q 幣。1Q 幣等於 1 元人民幣。有了足夠的 Q 幣，就可以成為黃鑽用戶，可以擁有普通用戶沒有的特權，享受更高級的服務，比如可以裝飾空間，購買虛擬商品……與真實生活一樣，錢是上帝。有了 Q 幣，就可以把自己的空間裝飾得更顯眼，可以登上各種排行榜，獲得更多陌生人的關注，成為網絡紅人，體驗虛擬的巔峰人生。在最早的 QQ 空間和 QQ 秀的攀比中，很多青少年為了彰顯自己的特立獨行，紛紛追逐誇張、叛逆、頹廢、非主流的風格。

前文提到的“C.K 沉珂”就是其中的風雲人物。這種風格被統稱為“殺馬特”風格，並且擊敗蘿莉、小清新等風格，成為最受歡迎的空間潮流。“殺馬特”於是開始在二次元空間中迅速傳播並不斷分類聚集成不同 Q 群，也就是說殺馬特的網絡家族。沒有“殺家人”介紹，外人很難進入家族的 Q 群。很多“殺馬特家族”有嚴格的甄選標準，比如入群要交視頻和照片，而且必須保證每天在線 5 小時以上，要積極參加群內的活動，根據個人能力為家族“辦事兒”。審核通過才能進入正式的家族群。



QQ空間曾是“殺馬特”群體的主要活動陣地

據一位臥底殺家 Q 群的網友爆料說，一個大殺家的總人數可能過十萬，統領上百個千人左右的 Q 群。家族內部等級森嚴，創始人擁有絕對權威和至高權力，甚至可以在群內“招 妻選妃”。整個架構充滿對封建王朝的膜拜與複製。各種效忠文、讚美文都會獲得頭領欣賞，如果能被頭領在群內 @ 圈出，將引起其他“平民”成片的點讚。借助 QQ 空間迅速家族化、病毒式擴張的“殺馬特”群體早已遠離都市小眾前衛的時尚/潮流圈，而成為未高等教育的底層青少年認同並歸屬的“文化國”。不同家族經常發表各種宣言，之間也會齟齬衝突，不斷強化的家族意識使得每個家族成員都隻對自己的家族產生認同歸屬。由於殺馬特家族也經常舉行線下聚會，於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才會看到“殺馬特”成夥出現。

由於“殺馬特”家族的人員眾多，規模龐大，線上線下均引人注目，因此國內外的媒體也都開始關注並探究這一文化與社群的形成及其發展。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官網上發表了一位華裔評論員的文章《失敗的虛榮》，在談到“殺馬特”文化時，文章說 :“殺馬特”是中國移民大潮和這個國家階層區分擴大的副產品。而日本的 kinbricks now 新聞網評論稱，中國的“殺馬特”風潮是“文化貧窮”的產物。這些評論與國內的言說邏輯如出一轍。除了網友毫不留情地任意嘲弄之外，一些媒體的評論也毫不掩飾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和說教姿態。

網上流傳很廣的一篇分析文章的定論是：“由於有限的教育背景，微薄的經濟收入，殘酷的生存環境以及逼仄的發展未來，他們或沒有能力或沒有意識在文化方麵很好地提升自我，這是個人以及群體半城市化和現代化不完整的結果。於是，他們在文化形態上就成為了文化半成品，是不僅物質貧困、文化也異常貧困的‘文化貧民’。”

從數據的意義上說，這些結論有貌似客觀之處。根據 2015 年 7月一個黑客的數據分析來看 ( 他“盜取”了 3000 萬 QQ 空間用戶數據 )，北京上海的 QQ 空間用戶加起來不足廣東四分之一，而廣東、湖南、四川、江蘇、 河南等省份，QQ 空間用戶數量排名前五。顯然，這五個省份都是勞動力輸出和產業密集的大省，這或能說明 QQ 空間用戶的經濟地位。

我們還可以再來看一組數據。2005 年“殺馬特”剛剛由 Mai Rox 這個香港“視覺係搖滾”樂隊的成員在 My Space 中通過自拍開創並引發追捧的時候，中國內地的互聯網文化還在起步階段。截至 2005 年 12 月，廣東一省的網民數占全國 13.4%，遙遙領先；而經濟越落 後的省份網民數越少。30 歲以下的網民超過 70%；高中（中專）、大專、本科教育程度的網民超過 80%；學生和公司白領占比超過 60%。

換句話說，年輕的學生和公司白領是網民主體。中國內地的互聯網經過十年迅猛發展，越來越普及，上網門檻明顯降低。到 2015 年 6 月，初高中學曆的網民接近七成， 鄉鎮網民也越來越多。同時，月收入 5000 元 以下的網民占 86.8%。如果按照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下的定義，中國中產階級是那些年收入（按購買力算）在 1.35 萬到 5.39 萬美元（約 合 9 萬到 36 萬元人民幣）之間的人。而國家統計局則將中產階級定義為年收入在 7250-62500 美元（約合 5 萬 -42 萬元人民幣）之間。



無論按照哪種標準，月收入五千以下的人群， 都難以紮根中產階級。因此，網民之間的分歧與差異，並不與社會的階層分化完全對等。 就“殺馬特”而言，“扮殺”與“反殺”的網民都身處社會中下層。這是中下層社會內部的看與被看。如果說旭日陽剛、筷子兄弟、深圳民工街舞團等獲得“草根文化”之稱， 是一種來自精英的俯瞰與命名，那麽“殺馬特”、“洗剪吹”、“鄉村非主流”這些稱呼則更多顯示出中下層內部的分裂與隔閡。

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MC 石頭，以其“殺馬特”的造型，四川瀘州口音的英語喊麥，於2011 年末躥紅網絡，憑借一句“黑喂狗”（Here we go）被網友封為“宇宙第一 DJ”。他的走紅本身就是網友消費“殺馬特”的結果，但他的代表作之一竟是一首名為《決戰殺馬特》 的 Rap。歌中不僅直接罵“殺馬特”不知廉恥，還號稱抓到他們就“一頓狂扁”。2015 年 MC 石頭跟網絡口水歌女歌手王麟又合作了一首 《殺馬特》，MV 中王麟嘴裏唱著“殺殺後現代文化 / 叉叉外太空奇葩 /萌萌噠那些縣城裏麵的 A 咖”，但衣著性感時尚，踩著電音節奏行走在美國的土地上，努力將自己與所唱 的各種“殺馬特”劃清了界限。



《殺馬特我愛你》記錄片導演李一凡說，“（他）隻是讓那些被屏蔽的被看見。”

▍新工人與新窮人之外的窮人

從“芙蓉姐姐”躥紅北大、清華 BBS 開始，看“醜人”作怪、“廢柴”逗比，成了網民們最主要的消遣方式之一。羅玉鳳、“小紅帽”、龐麥郎、葉良辰……那些模仿大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娛樂方式，向中產文化積極靠攏的努力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恣意嘲諷。因此也誕生了專門滿足大眾這類“嘲諷消費” 欲望的 Hold 住姐、張全蛋等專門“扮醜”的著名角色。有錢才可以任性，所以盡管劉強東的英語聽起來沒比張全蛋或 MC 石頭們更字正腔圓，但在納斯達克響起的宿遷英語卻被書寫成勵誌的個人奮鬥傳奇。而這種嫌貧愛富的文化消費對象，不僅局限於國內，印度、 越南、泰國、朝鮮的流行文化也常常被網民塑造為落後、土氣、奇葩的典型，常常成為熱門娛樂話題。比如新浪微博上的“作家崔成浩”，靠杜撰各種關於朝鮮的段子就吸引了近 460 萬粉絲。

前麵對中國大陸網民、QQ 空間、“殺馬特”家族三者的數據對比分析已經提到，消費“殺馬特”的文化潮流顯示的並非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的鄙夷，而基本是月收入五千以下的人群內部的相互傾軋。全網對所謂“文化貧民”的種種惡意命名與編排（肥豬流、洗剪吹等），並非來自上流社會的特權，而是可能連中產階級的門檻都尚未踏入的底層。

正如齊格蒙特·鮑 曼所說，“窮人如何成為窮人，如何被視為窮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為和被視為窮人，取決於我們——這些既非貧窮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和其他人如何讚許和反對這種生活方式。”簡而言之，社會必須不斷從內部構造、定義、分化出窮人，才能維持穩定。或者借用布迪厄的概念，層層區隔，不斷於內部劃分出他者，不斷在“我們”中指認出窮人，由是建構起全社會的安全感與秩序感。隻有不斷地嘲笑用國產雜牌手機、抽劣質香煙、穿地攤服飾、聽口水歌的“殺馬特”，同樣在大城市中居無定所、身無可依的人們才能刷出自己的存在感。

但在“我買，故我在”的消費社會中，窮人並非無產者，回到鮑曼，今天的窮人是“不消費的人”，而不是“失業者”。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消費社會最重要的責任——消費，他/她就是一個窮人，一個沒有存在意義的人。消費社會對窮人的態度是“零容忍”，不僅通過各種物質手段將他們驅逐，讓他們的身影從眼前消失，更通過持續不斷地書寫/命名等文化手段，將他們描寫成無知、愚昧、粗俗、墮落 甚至邪惡的群體，從而在精神上隔離他們。這種“汙名化”的策略，使得消費社會的新窮人不再有道德，不再值得同情。這是我們今天愈演愈烈的嫌貧愛富文化的根源。同時，新窮人作為“有缺陷的消費者”，也無法成功地建構起自我認同，滿足個人欲望，無論他/她是否意識到這類認同和欲望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詢 喚出來的，他/她都可能自我嫌棄，並自認為“失敗者”，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對新窮人而言， 最大的心願是重獲消費能力，即“買得起”和 “買買買”，認為這才是回歸主流社會的途徑。

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追求富足與無休無止的消費乃是窮人的理想。新窮人夢想著“一夜暴富”，這個夢想是烙印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正如網絡流行語所言，“今天你對我愛理不理，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新窮人尚未追求團結起來尋求整體性的解決方案，鮑曼因此斷定新窮人沒有可能凝聚成階級，去尋求整體改變。

不過汪暉對此持不同看法，在《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這篇重要文章中他重新定義了“新窮人”：“他們同樣是全球化條件下的新的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過程的產物，但與一般農民工群體不同，他們是一個內需不足的消費社會的受害者。他們通常接受過高等教育，就職於不同行業，聚居於都市邊緣，其經濟能力與藍領工人相差無幾，其收入不能滿足其被消費文化激發起來的消費需求。”

在汪暉看來，不能像鮑曼那樣僅僅從消費角度看待新窮人，這會因忽視這個群體的政治能量而導致過於悲觀。事實上，近五年來，以“占領華爾街”為代表的各種抗議運動已經顯示了熟練使用新媒體的新窮人的動員能力與政治想象。汪暉進而提出了更積極的動議，即新窮人能否與新工人結合甚至互動，跨越“代表性斷裂”，重新階級化與政治化，從而開啟新的全麵普遍的社會動員。

汪暉敏銳地觀察到，新工人與新窮人這兩個群體“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的‘窮人’這一概念的兩麵”。當然，今天中國的“窮人”已經超出了這兩個麵向。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殺馬特”們不屬於“新窮人”，而整天沉迷於網絡、多數沒有穩定工作的他們似乎也很難歸入“新工人”；但無論是物質還是文化上，“殺馬特”們的匱乏與貧窮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是毋庸置疑的窮人。而且更悲慘的是，“殺馬特”們既沒有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曆史可供緬懷，也沒有反抗消費主義的現實經驗可供分享。因此，他們不可能像“新工人”與“新窮人”那樣被寄予厚望。但這些遊走於城鄉結合處，沒有現實歸屬感隻有虛擬空間認同的年輕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與“第一代留守兒童”、“新生代打工者”等其他群體描述高度重合，後二者的問題近年來常常以極端事件凸顯於公眾麵前。

那麽，我的困惑是，如果“殺馬特”們既無法參與“新工人”的重新階級化的進程，也無法投入“新窮人”恢複尊嚴的重新政治化的運動，那麽他們還能否被納入有關中國未來政治的想象之中 ? 奈格裏和哈特的“諸眾” （multitude）概念，看上去似乎可以將“殺馬特”這類“怪異”的邊緣群體納入，賦予一種期許；但如果以“諸眾”為旗幟，勢必會代替“階級” 的概念，那也意味著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獨特探索和經驗。那麽，在擁有今日全球最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的中國，繞開階級的“諸眾”的聯合又能走多遠？

同樣困惑的是，無論我們談論新工人與新窮人結合的可能性，還是“諸眾”聯合的可能性，作為知識分子，我們除了奈格裏與哈特所說的“拭目以待”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位置與可能？

比如，麵對“殺馬特”這樣的底層群體，我們該如何 反省“拯救”與“啟蒙”之心，卻又能重新建立起我們共同的曆史主體性 ? 如何去除內在的精英主義，卻又能摒棄道德自戀與悲情？

本文原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5期，原題為《“殺馬特”：另一種窮人的困境》，篇幅所限，有所刪減。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係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係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