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半年，為了應對疫情，全國各地的高校都開始網絡授課。對她來說，這是一次全新的體驗。以往課堂上被遮蔽的某些事實，開始被網絡撕開、放大，推到每個人麵前。在張秋子的網課記錄中，我們發現了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圖丨視覺中國

這是一位大學老師的網課記錄。 張秋子是雲南昆明人。完成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業後，她回到家鄉，成為文學院的青年教師。從就讀的一線城市高校來到這所地方師範院校後，她一頭撞上結結實實的生活。這所高校的生源基本來自雲南省內，超過半數的學生出身村寨鄉鎮。如何在並不理想的基礎教育之上，展開她的文學教育？如何麵對學生花大力氣理解但丁或莎士比亞，最終卻是去當小學語文老師？ 剛剛過去的半年，為了應對疫情，全國各地的高校都開始網絡授課。對她來說，這是一次全新的體驗。以往課堂上被遮蔽的某些事實，開始被網絡撕開、放大，推到每個人麵前。在張秋子的網課記錄中，我們發現了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撰文丨張秋子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對不起老師，我家被偷了，

請不要點我回答問題，

因為我在派出所做筆錄。

一個周三的下午，我開始帶領同學們讀諾貝爾獎得主石黑一雄的《遠山淡影》。

上周的這個時候，我們剛讀完了黑人女作家托尼·莫裏森的《最藍的眼睛》。莫裏森的小說濃鬱激蕩，大概很能引起學生們的興趣，況且因為1月底爆發的疫情，海外中國人受到排擠的新聞時常見諸媒體，恰好與《最藍的眼睛》中的歧視主題相吻合。所以，我在講的時候，能夠不時將現實與文本粘合在一起。相比之下，《遠山淡影》乍一讀，顯得寡淡很多。

為了調動大家的參與，在本課的微信聊天群裏，我敲下了幾個問題：“你覺得這本小說的主題包含哪些？”“小說中，石黑一雄為什麽要偽造一個他者之口來講述主角的故事？”

每次問完一個問題，我都需要等很久，有時候因為等的時間太久了，我甚至開小差地刷起了豆瓣或者知乎。這次也一樣，一分鍾後，一個個回答才像泡泡一樣，咕嘟咕嘟地浮現在群聊裏。

“戰後創傷。”

“文化入侵後的迷茫。”

“社會變革的立場衝突。”

“母女關係。”

“因為要逃避過去，不願意麵對自己。”

“因為要審視犯了錯誤的自己。”

……

如果此時坐在教室裏，理想狀態應該是二十多個選了課的同學圍坐在一起，對小說的每一個細節進行推敲與探討。但此時，我坐在自己的書房裏，麵對的是電腦發光的屏幕。我不知道每一個在微信群裏發言的同學用的是哪個譯本，當她或他對小說情節進行梳理時，眼神或表情會流露出什麽情緒，而這些微小的表情，又會不會出賣他們對文本最真實的看法。

然而，這還並非問題的全部。這天下午，當我想要一位同學回答問題時，他像是早有預知一般，提前給我發了一條私聊：“對不起老師，我家被偷了，請不要點我回答問題，因為我在派出所做筆錄。”

這個男孩我印象很深，瘦瘦的，眼鏡片頗厚。大一時學教育學，上了我的大學語文的公共課後，被“誘拐”到了文學院。他愛寫詩，每有大作完成就發給我看，我也從不跟他打哈哈，寫得好就是好，寫得不好的地方就直接說。他跟我說家在曲靖的山裏，寒暑假都沒法在網上買書，因為送不到。後來再跟他聊，得知丟失了一萬多的現金。在農村，這可能意味著全家半年的收入。

在這節課上，他沉默了，而我當時並未意識到，他的沉默意味著更多的東西。

隨著網課的推進，我收到了更多的請假信息，同時也在每一堂裏，看到更為顯著的學生之間的表現差異。六月初，雲南的疫情已經基本平穩，返校上課在即，我把所有的請假信息都保存了下來——

“老師，不好意思我無法參加下周的課，因為我家在貢山，這邊發生了泥石流和洪水，家裏停電。”

“老師您好，一會上課時有可能你點我回答的時候我不在線，因為我家停電了，我的手機的電可能無法支撐一整天的課。”

“張老師您好，明天的課我想請假，希望您批準。我這周末去轉山，結果那邊下大雪，我們無法回家。”

“老師您好，一會上課可以不要點我嗎？因為我家沒網，我在村衛生所蹭網，信號不好，可能無法及時回複。但我會把大家的討論和發言都聽完的。”

……

部分學生的請假信息截圖

更多時候，當我在電腦這頭想要一位同學語音發言時，有一些同學會花很長時間打字，解釋自己家裏不方便語音，也有一些同學的語音背景裏充滿了嘈雜的聲音：家人的喧鬧、貓兒狗兒雞兒叫、戶外拖拉機突突突、店鋪裏的提示來客的鈴聲……他們總是很抱歉地在解釋這些令他們感覺尷尬的背景音。

這些聲音像一個個窺視孔，讓我得以“看到”他們所處的環境。

我精英式的培養要求

與學生的就業目的之間，

存在最根本的衝突

這學期，我教授西方文學史，從浪漫主義時期講到現代主義文學。此外，我還按照自己的興趣，開設了兩門文本細讀的課程，一門研讀現代主義代表作家卡夫卡、大江健三郎、伍爾夫的代表作，另一門研讀諾獎作家代表作，包括托尼·莫裏森、石黑一雄與紀德的作品。兩門文本細讀課的開設，代表了我對理想文學課的實踐。

在中國基礎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對文學的認識形成了一套非常頑固的模式，開口即“中心思想”，閉口即“批判了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太多的思維陳規已經奪取了我們對於文學的基礎感知，而文本細讀——與作者的每一個字句貼身肉搏，則期待在最根本上還原被遮蔽的感受力。

上了一年多的文本細讀課，我深感不易。它需要師生雙方都在一個高度上獲得統一。對於學生來說，至少應該熟讀作品，但我發現，這項基本任務其實都完成得不盡如人意。大概由於習慣了在水課中滑水，很多人覺得讀作品就等於去百度上看一下故事梗概。而網課加劇了這種不易，上網課需要高度的自律性，畢竟，不看作品甚至連老師一個責備的眼神也不會收到。所以，我與同學們展開了一場“貓鼠遊戲”：為了“逼迫”大家閱讀，我會隨機請同學們發語音，以接龍形式複述小說的情節和細節，以此保證每個人都在聽課，也都讀了。

不過，同學們也偶爾會給我一個“驚喜”：“老師，還沒看到這裏……”甚至，“對不起，老師，我還沒看……”

好吧。我應該學著接受這種落差。

這所師範院校的孩子很多來自雲南本地的村寨鄉鎮，能考入這所一本院校，對其中一些人來說已經非常不容易。所謂的“小鎮做題家”常常被群嘲，但能夠“做題”，也已經是一種幸運。他們的成長習慣裏，從不必然包含著“閱讀課外文學”這個選項，哪怕閱讀作品成為了進入大學後的專業工作，一種細致且主動的閱讀能力普遍來說仍然是匱乏的。

所以，每個學期開學都是我的“至暗時刻”，那意味著要把許多人的閱讀能力和習慣從無到有地“逼”出來。突如其來的網課，緩衝了這場貓鼠遊戲的緊張感：他們不讀，我也無可奈何。隔著屏幕，連不滿都會削弱殺傷力，變得人畜無害。

課堂上的張秋子 圖丨學生視頻作業截圖

可是，我又明白，表麵上對學業的懶惰，其實可能是整個邊陲地區基礎教育的單調和刻板。所以，在每一堂文本細讀的課裏，總有一些揮之不去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我的培養要求與學生的就業目的之間的衝突。文本細讀雖然是文學院學生的基本功，但時間和精力成本極高，一個學期隻能勉強讀完三本小說，此外還需要大量閱讀周邊的傳記、批評文章、論文、日記等材料，已經屬於精英式的培養模式。但師範類的學生畢業後，基本上是進入中小學的語文課堂，這種類似於雕刻工一般的精細活兒，顯然不適用於一篇小學語文閱讀材料的解讀。

我對他們有什麽用呢？看著微信群聊裏不斷蹦出的回答，我心裏犯嘀咕。

在微信群聊裏最活躍的，

總是那幾位。

無一例外，總是家境還不錯。

我帶領學生們讀的石黑一雄，屬於那種表麵上“嘴裏淡出個鳥來”的作家。我很喜歡追問學生們讀完文本時最直覺性、最粗糙的感覺，因為這些感覺避免了研究與理論等語言的汙染，也最切近地傳遞出一個人感受力的高下。在周三下午的這堂網課上，我還問起了大家對《遠山淡影》最直接的閱讀體會是什麽。

有同學在群聊裏說：“第一遍看完真的就是遠山淡影，模模糊糊有點印象，看不真切，記不清楚。”

另一些答案也七七八八地進入了屏幕。網課要說有什麽好處，那就是某種程度的“匿名性”，因為無需麵對課堂上站起來發言的“暴露感”，手機或者電腦屏幕如同保護殼，讓所有人都可以躲在後麵勇敢地發言，而我可以在群聊中同時看到幾個人在發言，然後用微信“引用”的功能，針對性地回複或者追問。

這堂課，我們聊到了《遠山淡影》中石黑一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手法：以無寫有。通過像偵探一般一點點掘進真相，這部小說表麵上講出來的那套故事顯得愈發可疑，它似乎是在以“淡出個鳥”來的口吻講述著某些被遮掩的驚心動魄，而我們則像搜集碎片的文本偵探，整理出一條一條的證據鏈，拚湊出一個作家並未講出的真相——他隻是狡黠地留下來蛛絲馬跡，而隻讀一兩遍，一定會被他的障眼法蒙蔽。所以，那些隔了幾十頁才又出現的不起眼的細節，比如明信片、小貓、蕩秋千的女孩等等，都埋著我們還原真相的證據。

張秋子用來講網課的小說《達洛維夫人》批注

我對學生們說：“我們文本細讀要做的，就是要抽絲剝繭，在表麵光滑的敘事裏找到那些隱藏的小縫隙，這些小縫隙將會把文本撕開一個大口子，暴露出殘酷的真相。”微信聊天如果一直發語音，就會形成恐怖的語音轟炸場麵，而且聽與說之間都有時間延遲，所以，在很多時候，我都直接采用打字的方式授課。

當小說中女主角殺死嬰兒、和公公通奸等驚人的真相一點點被還原出來時，有學生在群聊裏發了感歎：“wow。”

有同學說：“我去看了知網上的論文，發現很多作者都根本沒看懂這個故事，就開始套各種記憶、創傷理論，而講述的內容和小說存在完全相悖的錯誤！真是笑死我了。”

看到這些言論，我內心會生出一絲滿足感。它可能會暫時地抵消我對這門課培養目的產生的疑慮，畢竟，它還是或多或少為學生們帶來了審美或者智力上的愉悅乃至自信。

當然，如果對文本細讀不感興趣，那麽上我的課估計就是一種煎熬。網課好就好在，你不用看到學生那種上課百無聊賴、低著玩手機的場景，要是不感興趣，從頭到尾不吭聲就行了。像我這樣斤斤計較的龜毛老師，如果在教室裏看到一個一個玩手機的，估計都會有點受內傷。但另一些情況不僅沒有被掩蓋過去，反而更為暴露了。

在微信群聊裏最活躍的，總是那幾位。而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總是家境還不錯，能夠有閑錢買書看書的。在周三下午的課堂上，最活躍的女孩子，她之前就選過我的文學史，課下非常喜歡和我聊各種書和電影。這次課上，她用思維導圖做了詳細的人物關係譜發到群裏，每一個問題都非常有個人特色地進行闡釋，甚至能夠指出知網論文的硬傷。我沒有具體問過她的家庭情況，但知道她是本地人，愛買書，是個影迷。每當談到文本細節，就總喜歡用電影來進行解讀。每當她在群裏發言，總是顯得自信篤定，侃侃而談。

如同她談到的《遠山淡影》，她也像一個大學生活的隱秘的裂縫，撕開了一個口子，暴露出更殘酷的現實。

以往，我們總覺得大家考到同一所學校、坐在同一間教室裏、在同一個微信群裏發言，就是平等的。但為什麽有的人對各種作品如數家珍，對電影、戲劇信手拈來，而有的人卻隻能粗泛地談談老師規定的篇目，雖然每天抱著手機，但除了娛樂和綜藝，並不瀏覽別的內容？以前，我覺得是個人天賦和興趣或者毅力的不同，網課之後，卻看到了更多的東西。

我得以擁有這些東西，

本就幸運地繞過了足夠多的暗礁。

六月返校後，我和他們聊起網課經曆，有同學特別不好意思地說：“老師，其實好多課我都沒怎麽聽，因為我們雖然在上課，但是父母覺得我們是閑在家裏的。最近又是農忙，有時候必須跟著父母去田裏去摘苞穀，而且要負責每天做家裏的午飯晚飯。”

還有學生跟我聊：“在我們那裏，父母並不是覺得每個在家的學生隻要負責好自己的學習就可以了。基本上是邊聽課邊做事。”

甚至有同學吐露：“在家裏連自己的房間、電腦、書桌都沒有，還要照顧弟弟妹妹。”

其實，網課一開始，我就采用了最節省流量的方式進行。騰訊會議固然能夠還原上課時即時問答的效果，但是一直開著會議，很多同學的手機流量承受不了。而且，我也有意識地避免了視頻上課的方式，因為很多同學可能並不願意展示她或他上課的環境——比如那位連電腦和書桌都沒有的同學。但這遠遠不夠，大學水晶宮一般的環境一旦被打破，很多學生就必須麵對真實的家庭環境，這種生活以其必然的操勞與嘈雜介入了學習生活。而且在價值排序中，它也因為其必須性與緊迫性，淩駕在一切學習任務之上。

當一些同學操心著家務瑣事並在網絡課堂裏永遠地沉默時，另一些同學則繼續展現出他的風采，對文學的熱愛、理解與靈性。網絡讓他們有機會不停地表達——哪怕我並沒有在問他，或者並沒有在問問題，他們也可以根據我談到的內容，時不時地在聊天群裏輸入自己的想法——線下課堂顯然不可能這樣。

作為老師，這種活躍的討論氛圍，當然是我所樂見的。我們在討論中也經常會有火花迸濺的時刻。這些課堂裏令人喜悅的交鋒也像是障眼法，可以讓我暫時忘掉那些因為各種各樣原因請假的同學，以及那些永遠保持沉默的同學。

然而，每當一堂網課結束，我重新瀏覽一堂課的聊天記錄，那些沉默與缺課的學生，又會像黑洞一樣攫住我，而那些關於文學何為、本課何為的疑慮，也會重新浮現心頭。

張秋子的書桌，疫情期間她在這裏給學生上網課

大學環境是一個真空的水晶宮。它幾乎抽空了學生各異的背景，一個課堂裏整整齊齊坐著三四十個人，乍一看，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它的差異是隱秘的，而且常常偽裝成趣味的差異：有的人愛讀書、愛思考、興趣極廣、敢於表達，有的人隻看老師規定的東西，而且完成的很勉強，能把自己藏起來就盡可能地藏起來。這種“趣味”的差異，很好地遮掩住了它的成因，其實，每個學生表現出的文化選擇與學習能力，都是來自家庭甚至階層文化氛圍的直接結果。

農村出身的孩子務實而認真，以完成老師的規定為目的，他們並不刻意追求知識的博雅，因為他所來自的家庭並沒有這種習慣；而城市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幾乎統一地表現出一種對智力熱情的追求——哪怕不在自己的專業上，也會體現在其他“高大上”的方麵，他們會選擇看晦澀的塔可夫斯基而不是熱門綜藝，他們會選擇聽搖滾或者玩樂隊，而不是聽流行歌手，他們會讀老師上課都不會提及的書……這一切，以往總是被訴諸天賦或興趣。

網課的出現，終於把這個水晶宮打破，把這層麵紗掀起。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趣味差異之下殘酷的真相。這時，大學的線下課堂多少有點像石黑一雄在《遠山淡影》中講的那個表麵上發生的故事，顯得飄渺不實。瘟疫時期的網課，連表麵的相似都做不到了，有一些人注定要缺席，手裏拿著的不是書本而是剛摘下的苞穀。

那麽，這個時候再問“文學何為”，應該如何解答呢？看起來很矛盾：學生們費心巴力閱讀伍爾夫——一個連公交車都不屑於乘坐的精英女性——而他們所處的環境是雲南的田間地頭；挖空心思地解讀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卻可能連雲南省都沒出過。他們在四年裏象征性地從事著“知識分子”的工作，但最後很大可能還是回到村鎮做中小學語文老師。

在最後一堂網課上，我跟大家告別，說：“下周課堂見。”這次，似乎沒人缺席。

他們開始統一格式地刷屏：

“老師辛苦了，下周見！”

“老師辛苦了，下周見！”

……

回到校園，水晶宮再現，遠山之後的縫隙再度隱匿。我想起了最開始工作時的傻氣，那時候很是偏執，總希望學生們好好考研，去個好學校大城市、好好做學術。這些年的教學經曆與文學理解，反而使我坦然了，並且意識到一名優秀中小學語文老師的作用——他們遠比大學老師或者所謂的“做學術”重要，他們是國民文化的基石。

而我又能教授他們什麽呢？不是精英化的文本分析技巧，也不是麵對文本的領悟力與熱情——我得以擁有這些東西，本就幸運地繞過了足夠多的暗礁，或者說，本身就不必麵對淩駕於學習之上的重壓。這些東西，從來隻屬於偶然的運氣，而非個人的努力。

想了想，大概還是：好好上每一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