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韓戰記憶：一個台灣人的朝鮮見聞 - 紐約時報中文網 pic.twitter.com/IleoxFtuVV

— Jenny (@jennywxf) May 15, 2019

今年清明假期，我報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團到朝鮮旅遊。同行的有十幾個中國大陸人，隻有我來自台灣。行程第二天，我們一行人來到平壤市區的“抗美援朝”紀念碑時，有個時刻一直困擾著我——在紀念碑前，朝鮮人向我們兜售參拜用的鮮花，隨團的領隊們敦促大家向紀念碑行三鞠躬禮。同團的團友向我招手：“大家都是中國人，一起過來呀。”隨隊的朝鮮中文導遊也熱切地向我說道：“這裏也有（祭祀）中國台灣的士兵。”

麵對這些殷勤邀約，一股異常的尷尬湧上我心頭。就在我躊躇著究竟要不要上前參拜之際，熟悉朝鮮議題的中國領隊突然向我說，“你不用來吧。”因為我是台灣人，所以這件事“跟我無關”，他補充說。當下我鬆了一口氣，就沒跟著其他人以隆重大禮來敬悼朝鮮戰爭中的陣亡烈士了。

旁觀著眼前一眾人手捧鮮花、行九十度鞠躬大禮的肅穆景象，我意識到兩岸在看待朝鮮上的差異。身為一名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長大的台灣人，“朝鮮戰爭”——台灣人稱這場戰爭稱為“韓戰”——之於我的意義，和許多中國大陸人理解的有很大出入。在分裂的朝鮮半島上，我對分裂的兩岸局勢有了更進一步的反思。

“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在台灣高中的曆史課上，談起韓戰總不免提起這段話。這句話出自於台灣曆史學者郭廷以，他曾在《近代中國史綱》（1979年）一書裏提到：“韓戰之於國民黨，有如西安事變之於共產黨。”我所受的曆史教育讓我留下這樣的印象：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0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的號召下，彭德懷率領中國軍隊越過鴨綠江，趕赴朝鮮戰場支援。隨後，美國炸斷鴨綠江上連接中朝的鐵橋，並且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

但是這段曆史和我在中朝邊境城市丹東，以及朝鮮的平壤、開城等地所見的詮釋大相徑庭。前往朝鮮前，我在丹東停留時特意造訪了一下整修數年但尚未完工的抗美援朝紀念館。那裏的抗美援朝紀念塔上簇新字跡這樣寫道：“公元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爆發全麵內戰，美國立即進行武裝幹涉，同時派出第七艦隊入侵我國台灣海峽......”

台灣與大陸對這場戰爭的曆史解釋存在著巨大鴻溝，以至於參拜人民解放軍陣亡烈士的舉動讓我聯想到兩岸間已持續了數十年的敵我意識。

同團的兩名朝鮮導遊、在板門店導覽解說的朝鮮軍人都將這場戰爭的開端以及朝鮮半島的分裂歸咎於“邪惡的美帝”，並且以此來緬懷他們偉大的領袖金日成的貢獻。對中國而言，“抗美援朝”的口號，既是援助落難鄰邦，亦是深化自身以弱擊強的愛國主義。

而對台灣來說，韓戰爆發之際，國民黨已經退守台灣。中華民國並未直接參戰，但這場戰爭讓美軍艦隊介入台海防務，算是解救了當時尚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政權。在中共全力投身於“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台美關係因而深化。戰爭爆發後，時任美國總統的哈裏·杜魯門(Harry S. Truman)提出了“台海中立化”的主張。分析指出，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反共政策，還因為台灣重要的戰略位置。1951年，美台進一步簽訂聯防互助協定，美軍開始駐紮台灣，給予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支持。

對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來說，這場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加劇了彼此曆史命運的交叉與割裂。這一段戰爭的記憶並不是兩岸人民能夠共同理解、歌頌與緬懷的曆史。

如今的台灣人若想追憶這場發生在近七十年前的戰役，或許隻能通過像是“一二三”這樣的節日（現在已更名為“世界自由日”），或是一些昔日戰俘的口述曆史來遙想當年。1953年停戰後，聯合國讓兩萬多名的華籍戰俘選擇是回到中共統治下，還是前往當時已經撤退至台灣的中華民國。當時有上萬名戰俘選擇前往台灣。國民黨政府為了宣揚反共而創造了“一二三自由日”這個具有政治宣傳意義的節慶，並以“從中共手中解救大陸同胞”作為號召，將選擇來到台灣的聯合國軍戰俘譽為“反共義士”。相反，共產黨政權將這些戰俘前往台灣舉動描述為國民黨特工“策反暗戰”的成功。

今天的台灣人與大陸人在看待朝鮮時，可能也存在異同之處。我和一些同樣生活在北京的台灣朋友對朝鮮大使館、朝鮮餐廳、朝鮮在北京開設的美術館這類的地方很感興趣，會相約一探究竟，原因是以往在台灣時，我們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到朝鮮人。然而，對大陸人或許就不是那麽簡單了。我身邊去過朝鮮旅遊的中國大陸朋友不算太少，其中一些人希望通過到那裏旅遊尋找改革開放年代之前的“舊中國”，還有一部分人是為了追溯自己父輩口中那段充滿著英雄事跡的曆史。

不過，生活在物質水平相對良好的大陸年輕一代對朝鮮的感覺，似乎也與台灣人對朝鮮那種旁觀者的立場更加趨同了。

一名剛從朝鮮旅遊回來的大陸朋友Willow跟我是這樣說的：“那些經曆過中國經濟改革巨變、吃過苦的中老年人，他們有憶苦思甜的情懷，想從朝鮮裏找尋中國曾經的影子和自己的青春；再加上他們父輩可能參加過抗美援朝。”但是，“對於年輕人，我們對朝鮮的認識可能和台灣年輕人別無二致。包括我在內，年輕人對朝鮮的認識大多是‘一個封閉的集權國家’、‘不開放的神秘國度’、‘中國曾經的縮影’、現在（是）一個‘並不可靠的盟友’等等，並不會有特別的情結在，”她表示。

這次和我同行的大陸人中，大多是八零後九零後甚至是零零後出生的年輕人。五天行程裏，我們除了在平壤市區參加一年一度的萬景台獎馬拉鬆，遊覽了金日成廣場、主體思想塔、板門店等知名景點外，還參觀了兩座“抗美援朝”紀念碑。

“早幾年會覺得（中國和朝鮮）比較親近，”在平壤，跟我住酒店同一房間的九零後女孩佩琳告訴我。“主要是父輩口中抗美援朝和出現在曆史課本耳熟能詳的英雄名字多出自那場戰役，既然課本一直強調，那就是國家也看重的兄弟國家。”

“但這兩年隨著對政治更深入（其實也是表麵）了解，這種親近感也消失了。”她說，“我會選擇去朝鮮旅遊更多是它給我的神秘感。”

除了發生在紀念碑前的“參拜事件”，與同行中國大陸團友的互動也讓我思考了兩岸民眾看待一些問題的反差。其中一位是一名六十多歲、在西藏當過兵的退役老兵。這名來自重慶的老兵一直惦念著叔父曾經參與過大陸家喻戶曉的上甘嶺戰役，渴望來朝鮮一探究竟。（他的女兒看到了旅行團的廣告，幫老爸報了名。）在丹東開往平壤的火車上，他經常專注地望向車外風光，並且不隻一次地將窗外的農田、屋舍景觀比做70、80年代的中國農村，不隻一次地重複說著：“還是那個時代好。”

令人感到不意外的是，他的愛國主義和懷舊情緒反映到了他對中國主權問題的看法——尤其是台灣問題。他熱衷於和我談論兩岸關係的現況，並且直白地抒發他對中國“武統”台灣的期待。他認為，和平就是得用武力來實現。作為台灣人，類似的場景我已遇上不下十次，但不論是當時在朝鮮，還是如今在大陸，每當我麵對來者人多勢眾、措辭直白的“大一統”概念時，還是會產生一種失語感。

過去我曾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台灣評論人將台灣和朝鮮同受國際孤立的“亞細亞孤兒”處境做出連結。我們團的中國大陸領隊說，近兩年在聯合國要求成員國對朝鮮進行經濟製裁的形勢下，反倒助推了非成員國的中華民國與朝鮮之間的生意往來，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台灣人遊走在灰色地帶，在朝鮮做起了獲益頗豐的生意。台灣與朝鮮之間地下貿易的說法鮮少被公開報道、難以被證實。但從去年台灣的新聞可以看出，有台灣企業涉嫌假借他人名義租借船隻，出口特殊糖類給朝鮮牟利上億元。

遭遇國際製裁的朝鮮也正在嚐試通過觀光來賺進更多外匯。大陸領隊指出，從旅遊行業發展的情況來看，朝鮮似乎正積極地與中國大陸之外的地區建立聯係。這趟旅程中，我除了看到不少來自歐洲的團，還遇到了香港和台灣的旅行團。最近台灣的新聞報道指出，朝鮮旅行社去年七月曾來台推廣觀光，推出6天新台幣3萬元（約合人民幣6600元）起跳的行程。

以往，朝鮮旅遊的價格與其他東亞地區的國家相比不算太有競爭力，這一波由朝方發起的低價促銷、拓展客戶的舉動，或許會讓人們以後到朝鮮旅行時，在平壤街頭遇到更多台灣及其他地區的遊客。

我們乘火車離開朝鮮前，朝鮮警察拿著經海關查閱的護照上了車。在幾乎是清一色的暗紅色中國護照當中，我那本綠皮的中華民國護照引起了他的注意。“喔！台灣。”他似乎對於在這列車上看見台灣人感到意外，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說道，並向我投以一記殷勤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