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性戀婚禮：從地下到街頭

　　大街上的同性戀婚禮

　　27歲的辛迪和24歲的小寒都穿著婚紗。她們倆站在北京前門大街的鐺鐺車旁，手牽著手。她說，她們懂得愛情，並且在北京找到了她們想要的愛情。在路人驚異的注視中，她們擁抱在一起，對圍觀的人說：“歡迎參加我們的婚禮。”

　　這一天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這一幕發生在古老的北京街頭：一對拉拉（女同性戀者）、一對同誌 （男同性戀者），公開在街頭拍攝婚紗攝影。

　　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同語小組”的小閑，站在這對拉拉身邊，微笑著詢問因為驚訝睜大了眼睛的路人：“假如要請你來參加同性戀的婚禮，你會來嗎？”

　　被問到的一名中年婦女漲紅了臉：“願意願意。祝福她們！”然後尷尬地快速離去。

　　另一個組織者是年輕的sam，她是北京拉拉雜誌《LES+》的創辦人。在現場忙碌的這些組織者，多數也是不避諱自己同性戀身份的性少數派。

　　sam向好奇的圍觀者發送玫瑰。每一朵玫瑰外麵，都包裹著一張專門設計的插頁。每一張插頁上都寫著：“人，該生而平等。愛，本該沒有界限。我們是同性戀者，我們也希望擁有被世人祝福的愛情，擁有法律保護的同性婚姻關係。請支持所有相愛的人，支持中國同性戀者促進社會平等的行動，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同性戀者展示自我存在的這種公開活動，在北京已經進行了3年。sam說，前兩年的情人節，北京多家活躍的同性戀小組，在崇文門和建國門的繁華商業區，也曾經向路人發送玫瑰，呼籲重視同性戀群體的存在。今年情人節，她們籌劃了這次婚紗攝影秀，希望引起對同性戀婚姻的關注。

　　活動是當天下午1點半開始的，組織者挑選了兩對願意出鏡的拉拉和同誌，生活中其實他們並不是真正的伴侶。被挑選作為新郎模特的章義和海北，甚至在此前並不熟悉，生活中他們都有各自的同性伴侶。他們有些緊張，在去前門大街的路上，兩人的手不由自主緊握在一起，這個細節被隨同的攝像師拍攝下來。

　　而對於新娘模特辛迪來說，這樣的活動也是第一次參加。此前，她隻是在拉拉雜誌《LES+》上和自己的同性情侶公開亮相。

　　四名“新人”走下車出現在正陽門的時候，脫下外套，露出裏麵的婚紗和禮服，並且開始按照攝影師的指揮，一路做出各種親昵的造型，一行人慢慢向對麵的前門大街走去。時值周六，這條新落成不久的步行觀光街人頭攢動。當他們分成男女各兩對，親密地手挽手一路走來的時候，周圍的人慢慢意識到了什麽，人流自動地為他們分開，又隨後圍攏了過來。

　　一個聲音像是發現了新大陸：“倆老公倆老婆！幹脆再養一隻貓吧！”這話引起了眾人的哄笑。

　　sam大聲問：“你們對同性戀結婚這麽看？”

　　旁邊一位操京片子的中年男子說：“這不太正常吧，人又不是動物。”

　　sam反駁：“動物中也有同性戀啊！”

　　男子：“沒見過！反正我們家鴿子都是一公一雌。”他指著章義和海北，不相信地說：“他們能生活一輩子嗎？”隨行的一個女子附和道：“這隻能是一個伴兒，不是個家！”

　　於是男子肯定地說：“你父母能樂意嗎！”

　　章義說：“我說服他啊！”

　　男子更不相信了：“說服他們？父母能幹嗎？”他拉著同來的女子要離開。女人又回過頭來鄭重地說：“我的意見是堅決反對！這違反了人類的發展規律！”

　　他們保持著微笑。這些反應幾乎就在意料之中。攝影師要求兩人做出求婚的姿勢。海北單腿跪地，遞給章義一朵玫瑰。不遠處的一個漢子起哄道：“唱一個！來段鄧麗君的甜蜜蜜！”章義索性抱起了海北，兩人做出了接吻的動作。這一幕讓周圍人爆發出更大的反響。一個過路女子幾乎是落荒而逃，連說：“受不了！”

　　辛迪和小寒一側，兩人所到之處，也被圍得水泄不通。人們對於拉拉的態度似乎相對寬容。她們說，聽到的更多是祝福。

　　當被問到“我們結婚你們同意嗎？”一個站在遠處的婦女爽快地回答：“同意！”

　　她們繼續問：“您的孩子要是同性戀，他們要結婚您同意嗎？”

　　婦女哈哈大笑：“那個，不可能。”

　　另一個年輕姑娘猶豫了一會，試探著說：“結婚？應該沒什麽問題吧。”一個看起來胸有成竹的女孩子說：“這是自己的選擇。我覺得主要是溝通。如果我的孩子將來能說服我，我就隨他了。”

　　一對坐在排椅上休閑的異性伴侶大方地送上了祝福：“我能理解，祝福她們！”

　　一個帶小孩的老年人經過這裏，活動人員把一枝玫瑰送給了孩子。當聽說眼前的人是同性戀者，剛才還眉開眼笑的老人立刻嚴肅起來。“反對！中國的風俗不允許！怎麽說呢，婚姻，就是一夫一妻，同性結婚，這不符合中國國情啊！我反對！不同意！到此為止！OK？”

　　現場氣氛越發熱鬧。整個婚禮秀持續到3點結束。其間保安們隻是在旁邊快速經過，他們維持著秩序，並沒有任何幹涉。

　　不再隱秘的同性戀生活

　　一星期之後。2月21日晚上，在雍和宮附近的一家酒吧，上述參加情人節活動的幾位主角又聚會在一起。他們回味著情人節發生的一幕，心情很愉快。

　　“這次活動的反響有些出人意料。沒想到有這麽多人關注。”在輕柔的音樂背景中，小閑說，“之前北京的拉拉都是以一種圈子的形式存在和活動，這是第一次走上街頭，通過同性戀婚姻的形式，展示我們的存在。”

　　服務員和顧客在身邊進進出出，她們高談闊論，並不忌諱自己的身份。小閑比其他人略大。在她印象中，就在10年前，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同性戀取向，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35歲的章義是溫州人，他的經曆幾乎是一代同性戀者痛苦掙紮的縮影。他回憶說，上中學的時候，喜歡上了身邊的男同學。當時他生活的小鎮連電腦都沒聽說過，自己也無法對這種行為作出解釋。後來在縣城的書店裏，他看到一本醫學書上有一小段話說，同性戀是變態的，濫交容易得艾滋病。這讓章義產生了巨大的恐慌。他想自己肯定沒得艾滋病，但變態是無疑的了。“於是不想活了，還曾經自殺。我不斷問自己，我怎麽這麽變態？”

　　直到1993年章義來到北京工作，認識了很多人，對同性戀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自己是同性戀。”如今章義是一個公開的男同性戀者，他告訴了自己的家人，盡管家人對他的性取向仍然不理解。“我愛我的家人，覺得應該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愛。”

　　“若幹年後的今天，我才懂得，我們應該活出真實的自己。很慶幸，我走出來了。”章義說。

　　比起他們倆，更年輕一些的辛迪和小寒，她們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幾乎沒有遇到障礙。她們坐在燈光柔和的沙發上，用一種平靜的語氣講述著自己的故事。

　　27歲的辛迪來自四川，裝扮精致，有幾分神秘感。她之前曾經交往過一個男友，但是當遇到後來的女友時，她意識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於是陷入情網。她並不忌諱談論兩人的性關係。她幹脆地說：“當然有性的因素！女性的溫柔和細膩，帶給我男性無法給予的性的信息。”

　　在媒體工作的她很自信地說：“我對目前的狀況很滿意。我身邊的一些女性朋友，她們找異性戀的男友甚至比我更難，她們要考慮經濟條件、家庭，而不僅僅為感情，很多因為父母反對，就沒有辦法走到一起。相比而言，同性戀不會考慮這麽多，我們感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更單純。”

　　24歲的小寒現在北京一所大學讀四年級。她的身上有東北人特有的幽默開朗。“我從來沒有為自己是同性戀而苦惱過。”她的故事簡單輕鬆，沒有前輩的沉重。

　　在12歲青春萌動的時候，她意識到自己被女孩吸引，“那時我還沒有同性戀的概念。”小寒說，她當時想找一個詞給自己做一個定義，在英文詞典中發現了“gay”，她寫在紙條上告訴了自己喜歡的女孩，試探對方，結果那個女孩很欣喜地告訴她，“gay”是幸福快樂的意思。此後她們倆就在一起了。

　　大家被小寒的故事所吸引。現在，小寒和伴侶也討論過婚姻的可能。“目前我們都以學業為重。將來也許會去國外結婚，比如加拿大或者荷蘭這些同性戀婚姻合法的國家。但是將來會怎樣？誰知道呢？”

　　同性戀婚姻是必需的嗎？這種問題多少冒犯了她們。

　　“當然。是很必需的。”小閑用肯定的語氣說。她曾經看到，同性戀者遇到車禍，同居伴侶沒有權利索要遺物；手術需要直係親屬簽字，而作為同性伴侶卻無能為力。財產繼承、收養子女問題，顯然在婚姻框架內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許多同性戀者在感情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他們會在同性戀的圈子裏舉辦婚禮。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同性戀婚禮在圈子裏舉行。這種婚姻被稱為“社區婚禮”。在她們看來，這是和異性戀平等的一個標誌。“這等於宣布我們就是‘合法夫妻’了，我愛這個人，我們想要一輩子在一起。”小閑說。

　　“今年情人節，上海和廣州就各有一對拉拉結婚。”sam介紹。她還記得，2006年曾經在酒吧參加過一對拉拉的婚禮，酒吧裏掛著新人的婚紗照片。現場程序和普通婚禮無異，新人發放喜糖，接受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隔天，北京著名的同性戀導演崔子恩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沒辦法。中國人結婚的想法太強了。他不像西方人，對婚姻似乎是可有可無的一種態度，中國人有十分強烈的渴求，都很喜歡婚姻。盡管很多人在離婚，但是更多的人還是喜歡結婚。”崔子恩說，“從這個角度講，同性婚姻合法化是非常強烈和現實的需求。”

　　同性戀群體日趨活躍

　　sam說，今天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彈性的空間裏。現在更年輕的同性戀者心理負擔更少，她們有正常的工作，對周圍的同事和朋友不刻意隱瞞自己的性取向。

　　最早的同性戀公開活動就是在北京開始的。早期就參加拉拉活動的小閑和女導演石頭回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少數積極分子發起和組織同性戀公開活動，精神病醫生、社會工作者以及同性戀者共同參加。

　　1995年前後，同性戀者如果公開活動，還是會受到幹涉。1995年，他們有一次在公園討論艾滋病問題，但是被通知取消。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期間，中外女同性戀舞會地點選在北京的萊特曼舞廳，這是當年一個許多同性戀者出入的舞廳，當時從世婦會載來了兩卡車的女同性戀者，北京也有十幾個人參加，那天晚上，舞廳裏布滿了便衣警察。

　　獨立導演石頭回憶說：1998年的時候，北京拉拉同誌團體在北京西邊的大覺寺，搞了一次同誌大會，大家都住在裏麵，但不是公開的，隻是內部通知，當時覺得要小心一點，不要被查到，結果很順利。

　　1998年10月份，拉拉們就想搞一個女同誌大會，地點在海澱區一家酒吧的地下室。來了40多個拉拉，也有少量的港台拉拉。石頭回憶，那年成立了北京姐妹小組，成員不超過10個。這是北京乃至中國較早的拉拉團體。小組還開始做熱線，做雜誌《天空》，“看香港的《自梳》，看完了好幾個人坐在一起哭。”

　　到了2005年，sam從湖南來到北京，她仍然感覺到“頭頂是灰蒙蒙的”，因為不滿一些媒體對於同性戀的悲情和獵奇報道路數，sam決定做一本屬於拉拉自己的雜誌，這年年底，《les+》誕生了。如今，這本限於內部交流的雜誌已經出版了18期，從最初類似宣傳單的簡單折頁，到現在的雙月刊，《les+》的讀者遍及海內外華人拉拉團隊。而她的主創隻有兩個人。主編sam，美術設計gogo。

　　《les+》已經存在了3年多。這本內容大膽豐富的雜誌幾乎是現在同性戀群體日趨活躍的一個縮影，同性戀者的活動空間逐漸擺脫了早期的地下狀態。年輕的同性戀者更勇於亮出自己的身份，他們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倡導的是發現自己，實現自己，用開放的心態，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並且和大家分享這種感受。”sam說。

　　《les+》的內容五花八門。既有拉拉個人的經曆，也有同性戀藝術的展示。她們定期舉辦各種活動，比如創意產品集市和同性戀電影展映。這些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參與者全都是同性戀者。

　　一批由活躍的同性戀藝術家拍攝的同性戀題材電影經常上演。朱一葉曾經以《啦啦啦》入圍都靈同性戀電影節等國際影展，在上次的拉拉影展，她帶來剛完成不久的《小樹的夏天》，延續了詩意風格。曾經主演《今年夏天》的女導演石頭，近年來致力於紀錄片創作，《女同性戀遊行日》和《女人50分鍾》是她的代表作品。在展映的時候，吸引了眾多的觀眾，打動人們的，還有石頭豐富的個人經曆。《唐唐》以半記錄、半劇情的實驗手法，講述了反串演員唐唐的愛情遭遇。短片《陽春之春》和《我們》，出自影視專業院校學生之手，前者曾在平遙DV影像大展獲獎。

　　崔子恩是活躍的同性戀藝術家，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時，他就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認為，目前社會的寬容度有所提高，但是對同性戀的認識並沒有改變。北京電影學院是中國電影最高學府，但崔子恩說，自己在單位時被視作一個異類。他說：“我不能教書已經很多年了，我是正高職稱，但是待遇卻是副高。收入比其他同事少很多。”他認為，“這和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有很大的關聯。”

　　2005年，有過做同性戀電影節經驗的崔子恩，準備籌劃一場規模更大的第一屆同性戀文化節，因為“存在安全隱患”被主管單位叫停。崔子恩說：“ 同性戀活動的空間，仍然有一個看不見的界限，尺度很有彈性，完全靠自己去掌握。隻有自己慢慢去試探。也不知道能試探出一個什麽結果來。”

　　大多數同性戀的聚會和活動目前並沒有跡象受到幹涉。北京一個同性戀團體的活躍人物肖冬介紹，同性戀由於仍然處於事實上的邊緣地帶，活動空間仍然局限在酒吧、浴池、會所等。他們近年來配合疾控中心在這些地方開展了同性安全教育，這些場所也定期舉辦各種同性戀者的聚會。“普通的聚會一般不會幹涉，除非涉毒涉黃等違法行為，則另當別論。” 如今，北京有拉拉酒吧10個左右，男同誌酒吧和會所更多一些。

　　公開主張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社會學家李銀河表示：“各種聯誼活動，義工組織，同性戀酒吧的出現，現在開始有一些積極分子在同性戀內部和外部進行同性戀平等權的倡導，這有利於改變同性戀群體生存狀態。”

　　去年，李銀河和美國某NGO聯合組織了一個關於同性戀接納程度的調查，國內幾大城市90%的人都認為，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就業機會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主流話語的態度依然謹慎曖昧。就在拉拉酒吧聚會結束的第3天，2月23日，正是美國奧斯卡電影頒獎的時候，描寫同性戀的影片《米爾克》摘得最佳男演員和最佳原創編劇兩項大獎。這部電影講述了維護同性戀權益的米爾克的故事。但是晚上的電影頻道錄播時觀眾發現，肖恩潘在獲獎致辭時，除了感謝親友和相關人士外，主要談到同性戀者平等權利話題的部分被刪減，該劇最佳原著編劇達斯汀·蘭斯·布萊克也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領獎和致辭鏡頭幹脆沒有出現。

　　小閑說：“實際上中國不是一個對同性戀特別嚴厲反對的國家。但是也沒有大張旗鼓支持同性戀者的權益，它一直站在中間地帶。”她認為政府還在持觀望態度。一是看國際上怎麽做。現在國際上很多國家陸續宣布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每年都有新的國家通過，體現了對少數人的尊重。“另外，要看老百姓對這個事情怎麽看，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