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一彤，這個可能是全國最年輕的女村主任，在一群幕僚的簇擁下，在一路警報器的“叭”、“叭”聲中，上路了。

兩輛車，一輛車牌號碼是88888，掛著“陝西省政協第十屆二次會議”和“陝西省政協十屆二次會議記者證”兩個醒目標牌。另一輛沒車牌，掛著“新聞調查”的牌匾。兩輛車都裝著特定公務機關才使用的警報器。

19歲的白一彤，是陝西安康學院中文係二年級學生，剛剛在老家陝西榆林市清澗縣高傑村村委會的換屆選舉中，當選村主任。始終跟隨她的，是她的父親白岩林，和一眾親戚和手持攝像機、照相機的助手。他們正從安康學院返回高傑村，憑著這些記者證，尚未開通的高速公路也對他們一路綠燈。

在父親的勸說、運作下，對家鄉非常陌生的白一彤以“打造黃河岸邊第一村”的十項承諾，獲得村民98%的高票支持。媒體的廣泛關注，讓她迅速成為一個符號式的人物，被網民稱為“中國鄉村的奧巴馬”、“中國基層民主第一人”。

而隨著村官上任以來的幾把“大火”，她和地方政府官員的摩擦驟起，尤其是她背後站立的強大而讓人看不清楚的父親，更讓外界對她的鄉村政治夢想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要有這麽個女兒，我會很驕傲”

媒體高調報道和村民眾望所歸，讓白一彤儼然一顆政治明星，她甚至打動了省裏官員和縣委組織部長

“我們本來不太支持她去。”安康學院一名老師說，白一彤學業成績並不出色，也並非社團活動的中心人物。

但媒體的高調報道，使安康學院開始轉向，很快為她製定了整整一本《白一彤個性化人才培養方案》，破例讓她每學期可以隻返校10天，必要時考慮老師送課進村；學院專門為她安排了黨課補考，還為她聯係了到鄰縣模範村考察學習一天。

院黨委書記楊濤說：“她的選擇，跟現在的大學生村官不同，她是把自己還原為農民身份去建設農村，這代表國家政策的一種導向，也符合我們學院‘服務基礎教育、服務三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辦學宗旨。”臨走前，中文係送她一本政治題材小說，扉頁上題贈：“重民生，提高執政智慧。”

一位名叫“白萬李”的人給高傑村每戶人家寫來公開信，稱她為“初升的一顆政治明星”，希望自己“不要工資、不落戶”，幫她“把高傑村的事辦好”。鄰村的三位村幹部，則都揣著聘書來請她去做名譽村主任。

這些天來，白家父女已經習慣了媒體的跟隨和注視———事實上，即便是沒有記者采訪，他們也始終生活在鏡頭下。白岩林的兩名下屬始終跟隨白一彤工作，一個攝像，一個拍照並撰寫新聞稿，然後把光盤、照片和文字發給有需要的記者。

白一彤的當選曾經引來陝西省換屆選舉領導小組的關注，省裏來人調查後表示“放心”，清澗縣村委會換屆選舉指導小組在上交的“情況說明”中，鄭重提出對白一彤的六條幫扶意見，其中包括將高傑村列入市級新農村建設示範村，並給予相關項目和資金方麵的傾斜；建議省上有關部門與安康學院協商，妥善解決白一彤的工學矛盾；適時選送包括白一彤在內的年輕村幹部參加更高層次的相關理論、政策和業務培訓等。

上任一個多月，無論是應對媒體，還是管理村務，白一彤都顯示了19歲的年輕人罕見的“霸氣”。她把曾幫過自己的選委會主任白福周的計生幹部撤了，因為“年紀太大”；她衝著年齡是自己兩倍的村幹部說，“因為你年輕才培養你”。

曾陪同省裏幹部來村了解情況的清澗縣委組織部長張常青，對白一彤留下深刻印象。“能幹，有事業心。不像這個年紀的孩子。不管來的是誰，來人多少，她絲毫不怯場，對答如流。省裏來的人很放心。我在回來的路上談到感想，我說，要有這麽個女兒，我會很驕傲。”

包地招標會上，二十幾支香煙、旱煙的煙霧，集中在不足10平方的村辦公室，不抽煙的白一彤在一群中老年爺們兒中間，麵不改色，領導人的架勢十足，大聲對著廣播吆喝著最高報價。一出辦公室，她會跟嬸子們摟摟抱抱做遊戲，熟練地抱起任何一個流鼻涕的孩子，或者拉拉老爺爺的耳朵。村民們對這個娃娃村官充滿了信任，當白一彤因修路與外村人發生肢體衝突後，幾十號村民打著“嚴懲打人凶手”的橫幅去鎮政府請願，包括幾名手拄拐棍、走路顫巍巍的八旬老人。

從城市來到這個自己隻在幼年生活過不到7個月的陌生村莊，白一彤顯示出驚人的適應能力，但從城裏帶來的電子琴、網球拍都無用武之地。她隻把毛絨玩具擺了一炕，晚上抱著毛毛蟲公仔睡覺。

“我們村隻聽我一個人的。”白一彤顯得很自信，但父親白岩林似乎更像是村裏的主政者，他興衝衝地指點給記者看：“這條溝裏的窯洞我都要拆遷了，填平了建個運動場；老鄉政府那邊的地，要建設全省最大的騾馬市場，第一批來交易的客人，吃住全免；今年秋天要舉辦第一屆紅棗節，我們要迎接萬名遊客……”

“她根本不懂規矩！”

新官“幾把火”被鎮裏官員公開批評，白一彤要求更換鎮領導，雙方矛盾激化

“如果大家選擇了我，我相信在各級領導的關懷與支持下，通過廣大群眾齊心協力，頑強拚搏，打造黃河岸邊第一村……”這是白一彤競選演講的結束語。不過，在她上任後，“各級領導的關懷與支持”出現了變數。

“你看，星期五都不在上班。”白一彤帶著記者和她父親的攝像助理進入鎮政府的院子，一一檢查窯洞門上的鎖。“說我不協商不合作，我到哪裏去找他們？”而白岩林則從旁邊的派出所興衝衝走出來：“修路的爆破許可證，沒我，派出所老不蓋章！現在蓋了，因為我們上麵有人。”

她上任伊始即抓緊修築的環山生產路，修到無定河灘的董家圪嶗，卻被一孔窯洞擋掉了去路。大年初七，白岩林帶著村民敲鑼打鼓把那孔窯洞扒了，還砍了十幾棵棗樹。大年初八，這家的主人常世安夫婦與她發生肢體衝突。

白一彤父女都認為，這條路是村裏的老路，老村長把地“4000元包出去50年，本來就是非法的”。而鎮長郝世雄的意見是：“協商不成，是不是非法應該讓土地部門來認定，讓司法機關來判決，而不是不由分說把房扒了。”

縣人大副主任、高傑村鎮包鎮幹部劉光忠質疑說：“白一彤回村參選，秧歌隊自發出來迎接，現在農村還有這種事？”秧歌隊組織者白加元表示，“確實是自發迎接”，但在此之後，白家也資助了秧歌隊3000多元，相當於往年秧歌隊兩年的開支；白延平也承認，“單給秧歌隊買鞋就花了一萬多”。

白一彤希望把廢棄的村小學校舍改成老年公寓，她當選後不到一周，已經有一位她的堂姑父做出212萬元的裝修預算書，卻拿不到小學的鑰匙。她認為鎮上不支持她工作。鎮長的說法卻是，大年初二，學校看門人打來電話，說白岩林過來警告，再不給鑰匙就要撬鎖了。

“這件事情，你白岩林一不是村民，二不是黨員，我有什麽理由跟你談？”鎮黨委書記惠生禮說，小學校舍的產權構成複雜，至少要與鄰近六個村一起協商，才能借用。

“她根本不懂規矩！一個月換三個計生幹部，跟鎮裏不打招呼！”惠生禮毫不掩飾地說，“黨支部說不上話。”

村委會是否一定要向鄉鎮一級政府請示匯報？村民選舉出的村委會，與黨支部之間如何協調工作？這也是中國大部分村莊麵臨的製度性問題。不過拿白岩林的話來說，重要的是，白一彤履行職責，處處遭受“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的阻撓。

惠生禮和劉光忠，因為對白一彤的“不支持”和對“村霸”“路霸”的“保護”，被白岩林找人畫到一幅諷刺漫畫裏惠說，白屢次打電話讓他去看漫畫，“還對我說：這對你副縣級後備幹部考察，會不會有影響？”

據當事人的說法，他們此前與白的交情都不錯，沒有什麽過節。“我們去榆林市區，他都要請我們吃飯，然後找個老板來買單。”

當矛盾激化，白一彤曾經給縣委組織部長張常青打電話：“她說鎮裏主要領導不支持她工作，能否調整一下，把另一個鄉鎮的領導調過來。”張常青說，“我覺得白一彤提出這種要求是很幼稚的，我把她批評了一頓。”矛盾並不僅僅停在縣級，“市裏麵，他們（白家）應該也寫了材料反映情況。市裏專門找我開了會，也提醒我勸一勸惠書記。”

白家並不諱言自己在“市裏”的關係。與鎮裏關係搞僵，情緒低落的時候，白一彤很委屈：“市裏有個領導對我說：”你這事情啊，是兩頭熱，中間冷，村民擁護，中央、省裏、市裏都很關心，就是縣裏和鎮上不支持。‘不過，我不能跟你們說那位領導的名字。“

白岩林當初帶女兒回來表達競選願望時，首先找了惠生禮，惠生禮明確表示不讚同。他後來對記者說：“別人的娃回來參選，我都不反對！關鍵是，這是白岩林的娃！”

“我的事情不能說，太傳奇了！”

“正直、忠誠、憂國憂民”的父親，在當地卻被認為是一個奇怪的人，他強力輔佐女兒的動機也讓人們揣測不一

白一彤與鎮官員的矛盾，主要來自她背後強大的支持者———父親白岩林。與她意見相左的鎮上領導，都曾在8年前與白岩林共事。

清澗人隻知道，白岩林的身份“是個記者”。“我的事情不能說，太傳奇了！”他整齊地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一頭卷發用摩絲吹得精神地聳立起來。他總是在腰裏別著一個卡西歐傻瓜相機，不時與旁人分享拍下的影像———大多數是女兒的。

惠生禮早年就與白岩林有過工作上的交道，他如此形容白：“這個人很‘具體’（本地話，特殊、奇怪之意）。”他舉例說，2000年，白是高傑村鎮退伍軍人出身的武裝幹事，當時任縣委秘書的惠陪縣委書記下鄉檢查工作時，白“穿著很多口袋的野戰服”，擺出各種姿勢為書記攝影，與書記肢體語言分外親熱———但縣委書記之前並不認識他。

時任高傑村鎮黨委書記的劉光忠直接說：“那就是一個把事情搞砸的人。”而白自己的解釋是，他那時候兼任縣市各家媒體的通訊員，仗義執言，關心弱勢，給地方工作上帶來一些困擾。然而這種對新聞的興趣，劉光忠有不同理解，他舉例說，鎮幹部要為村民送去預防免疫糖丸，白有一次深夜要騎摩托前往，並要求鎮上派一名幹部同去———為他拍一張星夜兼程送藥的照片。

1999年後，高傑村鎮鎮長之職因故空缺了一年多，劉光忠說，白岩林曾經毛遂自薦要當鎮長。“他對我說，跑項目跑錢他來，我隻管花錢。”白也承認曾為鎮裏的發展建言，“我當時給縣委書記遞交了一個‘高傑村鎮發展的問題與策略建議’，提出‘高人治高’，縣上很重視。”

白岩林自陳當年是因為曝光了清澗縣武裝部的問題，導致被紀檢委、公安局抓捕，逃離了清澗。而他的老領導和同事的說法，則是他在2002年被分流，不在政府上班而領空餉至今。

難以設想白當初黯然離開故鄉的心情，如今每次接受采訪，隻要提起勸女兒回鄉，是為完成祖父遺願、造福鄉裏時，白岩林都會熱淚盈眶。

這卻同時讓外界不免揣測，他鼓動從無農村社會閱曆的大二女兒回村競選村主任，而且高調接受媒體采訪，是否因了一顆不服氣的心，用這種方式展現他曾經的委屈和如今的成就？

在女兒眼裏，父親“正直、忠誠、憂國憂民”。白一彤六年級的時候，國慶節，白岩林帶他們姐弟和鄰居孩子一起去參觀清澗烈士紀念館。“那裏麵很多資料，都是我到北京走訪很多位老革命弄回來的。我跟他們講解先苦後甜，要做有益國家的事。”白岩林告訴記者。參觀回來之後，白岩林帶著孩子們，在自家房頂放國歌、升國旗。這一幕讓一些清澗人耳語至今。

2002年離開清澗之後，有一段時間，白岩林在兄長白延平企業的倉庫工作，他回憶說，“一天要下20噸貨，晚上住在地毯廠的水溝附近，早上起來一臉化學物質。”父親的低穀期也給白一彤留下深刻記憶。“上初中時，家裏常常一塊錢也拿不出來，我喜歡的鋼琴，也因為交不起學費，停了課。”

這段往事似乎與白岩林在經濟上很早就很成功的說法矛盾。他曾告訴記者，在1987年即花了 17萬在北京買了一套房。上世紀80年代他參軍時，被當做“軍地兩用人才”培養，曾在綏德衛校學習，80年代後期，他開始承包醫院。在高傑村鎮政府上班時，他一直在清澗縣城的岔口開著醫院，“我是名醫，內科、外科、婦產科，都很精通。”

“會不會影響明年您換屆？”

強悍身份背後，是當地知名的“記者”，自稱和白岩鬆是一家子兄弟，善於“搞錢”、“搞關係”……

最近幾年，清澗和村裏的熟人發現白岩林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他發給大家的名片顯示，他曾經是陝西省政協《各界導報·法製周刊》副主編，《求是》雜誌陝西工作站站長，《陝西政協》《各界雜誌》記者部主任。他的親戚樂於向別人介紹：“他還有‘警務督察證’呢。”

本報昨天電話證實，2年前，白岩林確實是《求是》雜誌陝西工作站站長，但並不是陝西政協下屬《各界》雜誌和《各界導報》的記者，兩張名片上留的辦公電話，一個是陝西日報原下屬的金色旅行社辦公電話，一個雖是雜誌社總編辦電話，但工作人員說，這麽多年，根本就不知道這麽個人。白岩林有一張蓋著新聞出版總署和《各界》雜誌公章的記者證，但網上“查無此證”。

在西安，白岩林有兩套房子。其中一套，屋子裏是整套的榆木雕花古典家具，但並沒有常住的痕跡。白岩林說，那是榆林市來人的“西安辦事處”。屋子橫梁上滿滿掛了一排白岩林與陝西省以及榆林市一些領導人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打印著人物的職務說明。

昨天，在榆林市區某公務部門，等待辦事的五六人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會心地笑起來，互相拌嘴：“ 記者？”假記者！榆林的主流報紙駐站記者眾口一詞：“就是個假記者，騙吃騙喝，我們希望把這樣的人早早清理出去。”一位報紙記者站站長說，一般正規單位活動的邀請名錄，通常沒有白岩林，但在這些場合，他卻經常出現。在集體采訪的場合，“正規報社的記者理都不理他。”

白家兄弟的名字裏本來都有一個“延”字，隻有白岩林把“延”改做“岩”。他對記者談起，這與他和央視主持人白岩鬆的交情有關。“我們是一家子兄弟，2000年母親節，我和他在西安見麵，他送給我母親和女兒他的《痛並快樂著》。因為他本來也叫‘延鬆’，後來改成‘岩鬆’，於是我也改成‘岩林’。”

這個故事榆林廣為人知。但白岩鬆對本報求證的答複是：“我從未改過名字；我隻有一個兄弟，在內蒙古；我的書出版了4萬冊，也在各地進行過簽名售書，因此很多人有我簽名的書。”

榆林新聞圈裏還流傳著這個故事：2006年，一位剛調到本地的市領導，在一個會議場合，遇見《求是》雜誌陝西工作站站長白岩林，白要求拿到5個8的車號。“領導也是剛來，還不熟悉情況，但我們要聽上級的，”一位匿名知情人說，“為了避免白這個人出事，傷害不明真相的領導，我們規定，車牌不能轉讓，包括車型、車主，並且隻有10年期限。”這塊車牌曾經被掛在別的車上，但對白懷著不滿情緒的交警部門，掛一輛，扣一輛。

記者身份，似乎很受白家倚重。在白延平企業的座駕裏，也掛著一個2年前的過期采訪證———“陝西省政協九屆五次會議”，而證件上的人，是白延平的一個下屬職員。

2000年以來，榆林市經濟迅速成長，大量煤礦紛紛開設。這也是一些身份灰色的記者大量出現的時期。當地的作家姬曉東曾經寫過一本叫做《記者》的長篇小說，一些圈內人認為，“很多故事就來自白岩林。”

在榆林礦業大縣神木的一個收費站，收費站稽查人員曾對要求免費通行的17個記者證進行網上核驗，顯示隻有3個證件是真的。當地一種說法是，一個以假亂真的記者證，街頭隻要數百元就能買到。

惠生禮和郝世雄曾經在白岩林的一次飯局中目睹他的“工作風格”。他們被介紹給一位原中央領導的“秘書”，白稱此人過來榆林調查一個案子。席間，白給某位領導打電話，談到自己這位“秘書”朋友的“秘密調查”，並神秘地問：“會不會影響明年您換屆？”

2002年還相當落魄的白岩林，是否真如高傑村人所希望的，有跑錢跑項目的能力？高傑村人也許從不知道，白岩林真實的謀生或“跑錢”方式。

“我認識的一些礦老板確實和白岩林很熟，礦裏難免出些事情，白岩林就拿著相機、帶著真假難辨的記者去，老板拿錢送瘟神。”一位當地駐站記者說。

2008年4月，在榆林開著“協和醫院”的福建人吳曦東遇見一件鬱悶的事情。一位叫“白富安 ”的23歲患者，到門診做了一個包皮切除手術。沒幾天，白岩林帶上男女兩名自稱是各界導報的記者上門，說沒有經過家長簽字同意的這個手術，斷送了孩子上軍校的前程。他提出數萬元賠償，否則曝光。吳曦東不肯。

第二天，物價局、衛生局的接收投訴部門紛紛打電話過來，詢問手術的事。吳不諱言，這些單位跟自己關係都不錯，然而，接下來半個月，白岩林“天天坐到領導辦公室，軟磨硬泡，以動員榆林所有病人、負麵報道相挾，最後大家都煩了。”在這些部門的協調下，最後吳曦東交出8萬元賠償了事。

一位榆林某政府機關負責媒體接待的幹部說，2007年前，榆林曾發生過數起惡性的假記者行騙事件，“不抓，是因為受騙的領導被騙得太難看。”

“炒作得好就能成事”

盡管對白岩林充滿懷疑，但“他們家上麵有人，至少知道門在哪裏”，這是對現實一度失望的村民們寧可相信的圖景。

對白岩林的“含糊”（本地話，懷疑之意），並沒有影響村民對白一彤的信任。大家相信，在背後支持她的，是整個家族。白岩林的父親曾經任清澗縣蠶種場書記（相當於農業局副局長級別），在任職過的鄉鎮和高傑村都官聲頗佳。白岩林三兄弟，老大是榆林市公安局的主任科員，老二白延平是當地名企新恒安集團的董事長。

鎮長郝世雄承認，白一彤的當選與村民對村幹部的失望有關。村選舉委員會主任白福周說，以前的村領導，“能要來錢的，賬目不清，貪汙；不胡花錢的，也要不來錢。”許多村民告訴記者，村裏要發展，就得有年輕、有文化的人來領頭。

事實上，高傑村並非從來沒有過大學生村官。2008年10月，就新來了一個本科畢業的“村官 ”。這位畢業生掛職包括高傑村在內的兩個村子的黨支部副書記，不過，村裏人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屬於本村。他告訴記者：“我們主要被鎮裏用。村裏解決不了吃住，在鎮裏消息也靈通，辦事也方便。我上大學生村官論壇，看到全國情況都基本如此。”

如此，有著強大家族背景的白一彤成為唯一選項。“她們家有錢，二三十萬人家不在乎，不可能看中我們村集體兩三萬收入，隻要不貪汙，再差也比以前強！”

“農村要發展，就要靠上麵的資金和項目，他們家上麵有人，至少知道門在哪裏。”村裏的小店主白文斌說。

高傑村人說起白岩林，對“記者”身份後的資源和社會網絡滿臉欣羨神往；榆林人說起白岩林的故鄉高傑村，都要提到“那裏是紅色搖籃，出了很多幹部，能直通中央”。這些符號的糾結當中，正是白岩林複雜穿梭的社會空間，也是對現實一度失望的高傑村民，寧可相信的圖景。

白一彤的競選承諾，包括給每戶建設三層小洋樓、修水利、醫療所、搞養殖，單單是用現成的村小學裝修老年公寓的預算就是200萬。2008年，清澗縣的財政收入是2000萬。劉光忠說，一些部委下來的政策性項目，縣裏會考慮各村平衡，而有些項目，譬如“扶貧重點村”的幾十萬元，已經在高傑村實施過了。“除非‘戴帽下單’（定點直達），否則很難有什麽項目給高傑村。”

資金從哪裏來？白一彤的回答是：“我家族！”白家的家族企業新恒安集團注冊資金是2050萬元，以商貿為主業，有五家子公司。然而與清澗人傳說的富有有些反差的是，在榆林，他隻有一間不大的門麵，做一些化妝品、日用品的批發零售，在當地並不算知名。這些年，白家給村裏的資金支援，是2004年為小學捐助過一萬元。

白岩林覺得不難：“隻要感動了上帝，錢多少不是問題。你說，哪位領導說句話，譬如跟那些大型煤礦說一下，就能幫助我們修起來啊！”

白一彤也忙於談論各種藍圖，“二爸很快就要在村裏組建一個公司加農戶的紅棗合作社。”而“二爸”白延平則審慎得多，“生產要素，資金、技術、人力都要從外麵引進，經營風險比較大，還需要論證。”

她也許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樂觀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把村裏建設起來，國家就可能投入資金，但她說：“我也不知道能管哪個部門要。”“大不了我去募捐唄！全中國13億人，每個人給我一塊錢，我就不愁了！”

一位榆林市的知情者說，“白一彤的當選，全國炒熱，而榆林的媒體和領導保持沉默，最能說明問題。”

“這個事情吧，炒作得好就能成事，炒作不好就難收場。”一位要求匿名的高傑村老村幹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