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退後的第五個年頭，曾在講台上站了24年的湖北十堰市房縣民辦教師劉會華，於2月18日那天被納入縣裏的“法製班”學習，過了7天“全封閉的集體生活”。

在“法製班”的6天裏，劉會華和其他被清退的另外6名民辦教師一起學習了《信訪條例》，聽“縣裏的幹部”念了各種事關大局和穩定的文件，並最後在悔改書裏承認“不該越級上訪”。

劉會華和她的“法製班同學”們都持有教師證並具備各種資質證照。按照國家有關政策，資質完備的他們本該“轉正”成為公辦教師，不料等待他們的依然是清退。

在發現“民轉公”的名單中出現多名房縣教育係統工作人員的親屬後，這些曾經的教師曆時數年多方反映情況，但換來的卻是參加“法製班”學習。

劉會華參加的“法製班”，不是第一屆，也很可能不是最後一屆。

民兵訓練基地裏的“法製培訓”

全封閉的“民師培訓基地”設在房縣西北一棟三層白樓裏。這座建在幾十米高的土山上的建築用兩人高的高牆和鐵門與外界隔絕開來。周邊居民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這裏原為房縣民兵訓練基地。敲門5分鍾後，一名身穿警服的人很快出現將記者勸離：“培訓期間不能見人”。

南方周末記者獲悉，此番受訓的共7人，分別是45歲的劉會華(女)、56歲的鄒正權、55歲的邢華義、60歲的代明玉、46歲的李華(女)、59歲的劉大玉，以及55歲民辦教師金開珍(女)的愛人郭新才。直到24日，劉會華等三人“培訓合格”回到家中，其餘的教師仍在繼續“學習”。

房縣民師法製班誕生於2005年3月1日，學生開學的日子。當天一早60名被清退的民辦教師擁到教育局會議室討說法，拿到政府不能轉正的書麵通知泣不成聲。最後剩下的7位的代表堅持到夜裏，因“擾亂正常教學秩序”直接被拉到看守所進行“法製培訓 ”。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介紹，被培訓者學習時間從8－10天不等，培訓內容還包括電焊、搬磚，用以“加深鞏固”。

2月18日晚上9點前後，新一批的學員們被拉到基地，手機被收繳。在小白樓的一層，每人分配一間帶有鐵欄杆的單間，裏邊很快住進了“陪讀”，婦聯主任或者老師等不一而足，每人都有兩三人陪吃陪讀陪談陪住。多位參加法製班的老師回憶，縣裏、各鄉鎮的管信訪、政法、教育的領導都出現過基地。“一開始說法製班要培訓15天，如果連續參加過三次培訓，就要一次培訓半年到一年。”

劉會華發現不用這麽長時間，培訓人員提出表現好可以先走。此後的6日內，劉會華擔心孩子無人照料，多次哭訴請求離開。對告別了十多年集體生活的她來說，第一次進法製班是段前所未有的經曆。培訓是從2009年2月18日開始的，第一批合格者培訓時間為一周，“待遇倒是挺好，一日三餐充足，不用幹活。”劉會華說。

第二天開始，鐵門就很少打開過，真正的封閉法製培訓開始了。上午九點開始，他們坐在一個小會議室裏，這些在講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師成了學生，每人手上拿著發放的一個藍白小16開筆記本，一支黑色簽字筆，聽年輕主講者用冰冷的語氣念文件。下午則是寫心得體會的時間，可多可少但必須寫。6天時間裏，劉會華寫了20頁。“老師們有素質，都老實，很自覺，守紀律。”一位陪讀對她說。但她發現盡管低頭不見抬頭見，她卻告知不能跟老師們打招呼，吃飯也要打回房間吃，否則輕則被痛斥，重則延長培訓時間，這尤其讓她很難受。隔壁房間也曾傳出激烈的爭吵聲。

即便表現得好，保證書、悔改書、申請書和擔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她的材料被認為是“寫得挺好，寫得深刻”。她在材料中說，“通過學習知道不應該越級上訪”，“不應到省委門前站一會”，她說自己本來想寫犯了錯，但感覺自己這個學生沒錯，就沒寫。

走出鐵門的最後一道程序帶有威脅和叮囑的雙重意味。她被告知不許說在基地培訓過，不準說出基地在哪兒。2月24日下午兩點，由鄉鎮兩位陪讀帶領，她的法製班結束了。進去時沒有任何書證，出來時也不讓帶那些材料。

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

誰頂替了他們的轉正名額？

和第一次進“法製班”的劉會華不同，這已經是劉大玉的第三回培訓了。前兩次發生在2005年開春和2007年的秋天，分別是12天和3天。據謝鳳英回憶，每次回來之後丈夫都一臉胡子，看上去又髒又瘦，話很少吃不下睡不著，根本不像以前那個注重儀表的鄉村教師。

本報記者調查獲知，至少10人曾參加過類似的法製培訓。若以次數論，至少兩位老師已被培訓了三次，兩次和一次更易尋見，其中不乏深夜單獨帶走一人單獨培訓的事例。

1997年是房縣的民辦教師命運轉折的重要節點。當年國務院發32號文明確，此前清理整頓後留任資格齊備的民辦老師，都應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並下發了具體名額。

2003年，房縣最後一批民辦教師麵臨轉正還是清退的生死關口，縣內上百名教師都是國家相關政策意義上的合格教師，然而其中大部分卻被擋在了門外。被清退的教師們尤為憤怒地發現，不少不具資質但大有來頭的人卻出現在轉正名單中。

房縣多位老師長久的調查觸目驚心：集中在1996年前後，共有13名教育係統官員的親屬，從商場、汽配廠、鉛筆廠和印刷廠等單位被安插到縣實驗小學、縣幼兒園等學校。一些科員甚至司機的親屬都名列其中。

希望曾經距離這些民辦教師如此之近，工資從1970年代的4塊錢，漲過1990年代的每月110元。在2002年漲到了史無前例的250元。也是這一年，劉大玉抱回了小學高級教師職稱和縣級年度優秀教師的獎狀，轉正大大有望。

房縣教育係統內一位在職老師說，劉大玉和其他的一百多名持證上崗的民辦教師一樣合格一樣先人後己，“國務院承諾民辦教師的問題不帶入新世紀，他們早該在2000年前就轉正了”。

但長達30年的持久期待下，等待中的結果並未如約而至。2003年秋，房縣全縣統考，年底紅色榜單就貼在了縣城和各鎮學校的門口。劉大玉未能上榜。其時新華社宣布十堰市的民辦教師“已成曆史”，房縣171人中，“民辦轉公辦教師35個，民辦教師辦理離崗退養22人”。

最後被清退的114名民師就此與講台絕緣。對未能上榜的教師來說，打擊是空前的。56歲的小學一級教師龍順先落榜後一年沒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覺得抬不起頭。而馮曉敏老師不久之後積鬱成疾顱內出血，盡管負債累累，5年以來她都始終沒去領每年400元的清退費。

劉大玉的老婆謝鳳英回憶，落榜後丈夫追著對她說，“我這輩子對不起你啊”。也曾有那麽一小段時間擦幹眼淚，他收藏好所有的教案、獎狀、證件，重新走入已些許陌生的水田旱地，準備接受殘酷的清退，“不給國家添亂”。

據一位熟識他的老師說，因為沒錢，他一對兒女都在14歲輟學，而今家裏裝錢的破塑料袋經常都是一分的紙幣和鋼鏰，“連買玉米種都買不起”。

在過去的5年中，這些鄂北山中的教師們拿出僅有的積蓄開始南下武漢北上北京，“找裁判”討說法。對政策的理解漸漸明晰，直到他們懷疑自己的名額被占用了的那一刻，他們更加認定自己理應是轉正的一批。

麵對老師們要求徹查的呼聲，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員在房縣水電賓館“私下勸慰”教師們：教育局領導職工的親戚進入教育係統很正常，領導們對教育的貢獻挺大，“他們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仍有權這樣做”。

聽到這，一位女民辦教師大聲問了句“到底誰的貢獻大？”一抹眼淚，拍案離去。

“30年的媳婦，怎麽就熬不成婆”

參加過法製班的民師們大多為終身從教，除少數教師工齡不足30年外，其餘都在講台上站了30年，年齡大多超過半百，他們中的許多都是小學一級乃至高級教師。

他們的檔案各裝一袋仔細保管著，好像他們仍屬於一個組織。一位材料這樣寫著：我們都有過青春年華，也曾身強力壯，是眾人中佼佼者……30年的媳婦，怎麽就熬不成婆？根據一份針對民辦教師的調查報告，湖北十六個市縣區有超過8000名民辦教師被清退。

很多民辦教師因爭取轉公從而放棄了農業戶口，家中已無地可種。在經濟危機蕭條的當下，因為生計他們不得不遠離故土，到浙江、武漢和上海的工地，搬磚頭裝鋼筋。陪同記者采訪的老師狠狠心在縣城打了一輛黑三輪，上前一問，車主也是一名年過半百的民辦教師。

本報記者了解的範圍內，除了一位在私立學校裏燒飯的老師，二十多位老師沒有一個重新站回講台。龍順先開了個私人幼兒園，“感覺不太像老師，更像是保姆”。

即便如此，被清退後的5年裏，並非每一刻都是絕望的，轉為公辦教師已不大可能，解決方式已經改變。甚至一張小小的下崗證也讓他們期待了許久，盡管沒拿到。

縣裏三年前承諾給被清退的民辦教師養老保險，確實讓大家激動了好一陣。然而教育局拿不出一百多萬的補交款，事情擱淺了。馮曉敏老師的開顱手術花了11萬，病是自己的，東拚西湊借來的錢隻能自己還。

農村文化員是眼前最可期待的一種，被安頓的民辦教師每月將可能拿到250元。2008年年中，電視台播放了縣裏幾個民辦老師房屋開裂，神智不清，市裏有領導來視察，說文化員將盡快落實，但縣裏明確說隻有56個名額，尚不足安頓一半被辭退的民師。

進入法製班前一天淩晨5點，7個最後一批被清退的民辦教師，結伴來到陌生的武漢谘詢政策，正趕上個雨天。懷抱著對轉為公辦教師尚有的一絲念想，他們坐錯了公交車，索性又餓又冷步行了幾個小時，剛好經過省委門口站了幾分鍾。

接待人員出來問明情況後迅速做出安排，專人上前提供谘詢。老師們搶著發問，但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民轉公已經不可能了。此前，他們在縣裏得到了同樣的答案。

從中午開始，他們又開始跋涉找旅館，最便宜的也要100元，直到晚上，一堆泥腿子終於找到一家每人10塊的小旅館住下了。第二天，告別湖北省教育廳那個和善的年輕人，他們就被塞上了麵包車。老師們多次要求下車，但都被嚴厲拒絕了。

離開法製班的前一刻，劉會華真心問培訓她的人，“這裏條件挺好，我能要兩間嗎？”結束法製培訓當晚，劉會華心酸地發現上小學四年級的兒子憋在租來的房子裏，已經三天沒上學了，一直喊餓。

這位單身母親幸運獲得的低保，由2007年每月70元漲到了2008年的100元。“會因為我參加了法製培訓給取消嗎？”她急切地反問記者。

對苦無門路的民辦教師來說，能夠像她一樣問上一句的已經是幸運的。他們大多散落在鄂西北山中，能做的隻能在晚年中等待，有一些甚至抱憾未能參加培訓。“誰愈培訓就愈接近解決自己的問題。”一位女老師說這話時馬上打住了。

麵對劉會華的古怪問題，培訓人員是這樣回答她的：您得趕緊出去，下一批正等著進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