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一彤的背後，是一個“不講路道”的父親，是一個被反複揣測的家族政治衝動，也是黃土地上村民的經驗算盤和現實掙紮，更是中國鄉村喘息不止的底層治理圖景。

在黃河和無定河河口的黃土溝壑中，高傑村橫臥了上千年，迎來了一個被外界稱為“鄉村奧巴馬”式的人物，盡管他們毫無關聯。

2009年初，高傑村人選擇了19歲女孩白一彤。461人罕見到場參加村主任選舉，白一彤得了450票。

這個尚在陝西安康學院中文係就讀的大學生，隻是出生在此，半歲時即遷居別處，中途回村三次，分別在4歲、9歲、18歲。這是第四次。

她第一次拿著稿紙發表競選演說，即提出“打造黃河岸邊第一村”的宏偉目標，並許以十項承諾，包括修建環山公路、綜合服務大樓、紅棗加工廠、農民體育運動場和新型合作醫療所等。

但這些都不及春節前派發的每戶1000斤煤的實惠打動人心。對於連年受災的高傑村民來說，冬天爐膛裏燒的，本是被秋雨澆爛的紅棗。

在白一彤1月14日當選之前，高傑村的這次換屆，已經有過一次候選人提名、三次正式選舉，沒有一人的票數能夠過半。她竟以近98%的得票率，鶴立雞群。

這個19歲女孩在她久已遠離的村莊裏深孚眾望，同時也引發軒然大波。

溝壑裏的政治明星

在外的本村人白萬禮寫來一封公開信，稱白一彤是“中國初升的一顆政治明星”。

白一彤上任伊始的“頭三炮”，頗有陣勢，後來也被指為華而不實。

大年初三，農民運動會，除了籃球、乒乓球，村民比賽的是搓玉米、串紅棗；大年初五，秧歌隊進城，村裏新成立的環衛大隊也舉著笤帚、打著橫幅，走在其中；白一彤身披“總指揮”字樣的綬帶，麵對照相機打著“V”字型手勢。

大年初七，環山公路施工動員會，村民們當天就扛著鐵鍬，開始挖掘通往深溝棗林的生產路。

在眾人的笑聲中，一位中年婦女輕聲感慨：“呀，多少年沒這麽熱鬧了……”

高傑村曾是清澗縣文化政治的中心，這裏誕生了全縣第一個黨支部。縣二中就坐落在村裏。但幾年前就取消了高中部，合並了村裏的小學——出去打工的越來越多，留下的孩子越來越少。村莊已多年不添新色，最新的建築是2005年建成的二層小樓，原本是小學校舍，現在閑置了。

用清澗縣人大副主任劉廣忠的話來說：“除非戴帽下達（即明確的定點下達），不太可能有項目直接落到這樣的村裏。”

凋敝的村莊，一度咀嚼著失望。直到白一彤“從天而降”，一擔煤、一場運動會、一次進城、一條路，強烈地激蕩著村民們的心。

常家坬等三個村的村委會主任趕來，要聘請白一彤當名譽村主任。他們說高傑村人有了股“傲氣”。

因為早就舉家搬出村子，白一彤現在借住在村民白向雲家。2月14日，她到安康去處理學校開學事宜，沒想到學院專門為她準備了長達85頁的個性化培養方案，學習方式以自己看書為主，她不必兩頭跑了。

白一彤在遠道回村的路上打來電話，白向雲的老伴為了給她提前燒好熱炕，幾乎一夜不眠。他們把家裏最好的窯洞騰給白一彤住，每天為她擦淨桌麵、理好書本。她讀《陳永貴傳》、《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法律法規選編》、《低調做人的智慧全集》等。

村民的新鮮勁還沒過，即便白一彤衝著年齡長她數倍的老者厲聲說話，他們躬身聽著，第二天到了開會時間，還是早早在門外等候。她通知開會評選三八紅旗手，不少婦女都穿著新衣服趕來，笑得合不攏嘴。

在外的本村人白萬禮寫來一封公開信，稱白一彤是“中國初升的一顆政治明星”，願意回村幫忙，“不要工資、不落戶”，“請給我安排實地工作，我應考，如不合格，自動退出”。

這個靠近山陝邊界的村子，還不曾來過這麽多記者。不同的農戶，不約而同從自己家中拿出這封信的打印件，向記者展示。

陝西省委組織部和陝西省民政廳聯合派員到高傑村調查，剛開始擔心到村裏會遇到比較激烈的反應，在既有的想象中，農村選舉總像點燃的引信牽著宗族矛盾的炮仗。

這次卻出乎意料，這個女孩子身上寄托了人們很大的希望。調查組的兩位處長放了心，認為程序合法，在提交省委的情況說明中寫出了四個字：“村情平穩”。

家族的精心設計？

“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選舉現場哪怕是宣讀一百條承諾，再演奏古箏，或是寫書法，都沒有用。”

白一彤的背後，站著她的“顯赫”家族。事實上，她的參選，也的確緣自父親白岩林的一個電話。隻有女兒的戶籍在村，才具備候選人資格。

“我爸說這裏條件好，一馬平川，到這一看，十年沒有變化，簡直是一不小心就掉溝裏。”在女兒口中，父親最初像小品裏賣拐的一樣“騙”了她。

部分村民認為，這極有可能來自一個家族的精心設計，不過不要緊，到哪去找如此“顯赫”的家族呢？

白一彤的爺爺白補厚，曾任縣農業局局長，去世多年，素有官聲。大伯白延強，部隊轉業後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伯白延平，現為榆林新恒安集團董事長，在陝北頗具影響力。在這個完全從農村走出來的家庭中，白一彤的父親白岩林最顯特別。

他當過兵，之後在鄉鎮武裝部工作，開診所、賣粉條、販紅棗、開飯館，“什麽都做過”，2001年離職下海，來到榆林。他的車號和手機號碼末五位，都是88888。

他自稱在榆林、西安、北京都有房子，房子裏掛著的大幅照片上，他握著省委書記的手，市委書記和市長分立兩側。

他用過多張名片，有《陝西政協》、《各界》雜誌記者部主任，有化名為“白哲”的“全省公安督察三年行組委會辦公室”副主編，還有標明“中共中央”的某雜誌陝西工作站站長。

他聲稱跟白岩鬆熟識，兩人相約一同將名字中的“延”字改為“岩”字；他自稱是某卸任國家領導人家裏的常客，騎車不小心逛到了某領導家……

一位曾與他共事的鄉鎮幹部說：“我是既熟悉他，又不認識他；既認可他的某些能力，又有點怕他。”

這一個月時間裏，村民已經感受到女孩父親特殊的能量。

村裏掛起的1萬盞燈籠，是他從太白酒業和西鳳酒業要來的；發給農戶的煤球，是他從長樂堡煤礦要來的；擺在村道旁的垃圾箱，是從榆林市建設局募來的；計劃三月初八組織的大型文藝演出，他已經跟延長油田定邊采油廠廠長談好，企業送一台歌舞，並且吃、住、行自理；計劃中的抽水工程，“還是準備向石油集團伸手”……

他站在小賣店門口，手指著遠處，說明他打算拆掉哪裏、在哪裏建什麽樣的新村、怎麽補貼怎麽分配，村民癡癡地聽著，目光跟著他手指的方向。他說：“錢不是問題”，他有太多煤礦老板朋友，這個出二十萬，那個出三十萬，夠做許多事情。或者從神木縣把自己在煤礦上的股份全抽回來，投入村裏的發展，再向上麵、向社會爭取資金……

回到村裏，女兒白一彤忙著開會、承包土地和棗林、評選三八紅旗手；父親白岩林則現場指揮挖掘機，三天推進了18公裏環山路，要將無定河壁上的一排洞窟建成千年古寨的旅遊景點，“今年十一就弄好，上麵一排太陽能燈，下麵齊齊地把紅棗碼上，紅豔豔的，好看”。

他還要將周邊的空窯洞開發成窯洞賓館，讓客人吃農家飯、體驗推磨，他毫不擔心客流匱乏：“我榆林的朋友多了去了，他們都有興趣，想帶上娃娃來。”

女孩的二伯——新恒安集團董事長白延平說，到目前為止花了多少錢，他沒算過，總之侄女隻要缺錢，就可以去找他。據說，環山路施工迄今已花去十幾萬。

這一點，成為村民們最具懸念的觀望理由：就這樣把自家的錢往裏砸，一個月可以，一年可以，三年呢？更久呢？

白岩林承認：“肯定不能完全靠家族企業支撐下去”。他認為：“你要幹什麽，就動手，就做！不搞什麽預算、規劃，過來過去錢都花在這上頭了。（比如敬老院）誰願意投資誰來報名，開得起我就開，開不起你經營，我還可以去民政、福利爭取項目。先建上再批！要不你兩年三年都批不下來。”

這些，村民們都看在眼裏。

因為白一彤的回歸再行選舉，實際上是村民先後兩次聯名簽字要求的——她11月26日一回村，路燈很快得到了延伸，20個太陽能灶也進村了。

高傑村人選擇的，是白補厚的子孫一家。他們讀了書、掙了錢，有祖輩的清譽，有現實的資源，更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投入。

鎮上的一位老者說：“若非如此，白一彤在選舉現場哪怕是宣讀一百條承諾，再演奏古箏，或是寫書法，都沒有用。”

老農白向雲的話很樸實：“如果國家派來個三歲的娃娃，俺們也認——都知道他背後是國家麽。

“一任不如一任”

狠人、謹慎人、文化人、老實人的幾番折騰，似乎誰都改變不了現實，都落了爭議或罵名。

村民們心中，明鏡似的。

高傑村曆代缺水，靠天吃飯。黃河紅棗林是惟一的經濟依靠，每畝能換來千把元。近四年連續秋雨泛濫，棗林幾乎絕收，更多的人選擇外出打工，村裏人口過千，常居人口卻隻及一半。

曆經分田到戶、農產品購銷體製變革、退耕還林普及紅棗、取消農業稅，高傑村從大集體時代一路走來。“幹部”兩個字在人們心中印象的改變，始於1990年代。

從1990年開始，白順生做黨支部書記執掌高傑村十年。當時的鎮黨委書記回憶說，這是個厲害角色。1996年，鎮辦公室遷建至高傑村地界，未付土地補償款，白順生以此為由，不繳或欠繳稅費。

鄰村高家窪的路要取道高傑村，白順生堅持收錢，雙方僵持不下，白便斷了高家窪的水。

有一次鎮上分救災糧，白順生認為不公，鬧到鎮上，掀翻了鎮長的桌子，把電視也砸了。從此，高傑村的鎮辦公機構連續四個月陷入癱瘓，鎮長辦公室直到第二年新鎮長上任，才開門收拾了一片狼藉。

人們用“強凶霸道”來形容他——對外硬，對內也硬，“收錢糧時，不給就打。”高傑村內幾無稅費釘子戶。他讓鄉鎮幹部忌憚卻離不開——那樣的年景裏，收錢收糧必須依靠“狠人”來完成。

村民還經常看到白順生和鄉鎮幹部們一起喝酒、吃飯，致使每年的招待費達到1.5萬之多，占去村財政的一半以上。2000年，白順生因為其強凶霸道的暴力行為，被勞教一年，兩年後車禍身亡。

如果不是這樣的結局，他的後半生，將在村民畏懼而敵意的目光中度過。他治下十年的賬，也已無從查清。

與他搭檔擔任村委會主任的白武強，在他離開後成了書記。白武強最大的特點是謹小慎微。

村裏招待，從來都是每隔一段時間集中結賬，數額由飯店老板自行統計。實際花銷100元、飯店報出200元之類的事情，毫不新鮮。但在白武強這裏行不通，他每次都自己記著小賬，謹小慎微幾年下來，還是留下赤字1300元。

2003年，高傑村人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自主選擇——村級選舉步入正軌。白武強和村民白根深展開了競爭。白根深是老三屆初中生，“有文化，腦子活”，年輕時就很能幹。議事會成員、62歲的白秀凡，把票投給了白根深，因為白武強“個性太軟”，“是個傀儡”。

白根深果然勝利了，他的能力很快顯現出來，為村裏爭來了30萬元的專項扶貧款，修了水源工程，立起了路燈。

然而招待費絲毫沒有降下來。一位鄉鎮幹部說：“你說現在這社會，爭點項目，不這樣行嗎？”可白秀凡的心，又一次灰下來：“還是一樣的，吃。”

三年後，白根深幾無懸念地落選了。白禮義當選，他是大集體時代老隊長的兒子。因為父親的聲名，老實的兒子由是博取村民的好感。

白禮義在任三年，高傑村沒有任何公共建設。有村民想租下閑置的小學校舍搞養兔場，他不答應，“萬一以後牽連過來，搞不好還要坐牢……”

一位老太太說村裏占了她的窯，硬是住進了村委會的窯洞，白禮義沒辦法，幾次找鎮裏，也解決不了。他上任第一年，上麵要求加強預防大脖子病，讓村幹部領加碘鹽回去，賣給村民兌現成自己的工資。因為老太太占了村委會，白禮義一年的“工資”硬是放在窯洞裏受了潮，這個老實人隻能輕聲嘀咕著：“鎮上也解決不了，那還能咋辦？”

提起白禮義，鎮長直搖頭：“連正常工作都難應付……”村民們則不約而同地說：“真是一任不如一任。”

開飯館的村民承包村裏一塊棗林，說村裏搞接待在他店裏吃飯沒結賬，就拿承包款來抵；另一個說遭災無收，沒法交；村委會副主任承包了一塊棗林，說是拿承包款抵自己的工資，“經常都是空口白牙，誰也沒個憑據……”

狠人、謹慎人、文化人、老實人的幾番折騰後，高傑村的真問題依舊如故。誰也改變不了混亂的賬目、無盡的吃喝、各說各話無從查實的承包款爭議。所有這些，如同滾雪球一般。

就這麽折騰到了本次換屆，共有七八人參與了競爭，“幾方麵的人都找得特別凶”（向村民爭取選票），開飯館的白三娃，甚至自開的飯館裏經常賓客盈門。

而在大部分村民心中，無論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似乎誰都改變不了現實，都落了爭議或罵名。在這個小派係眾多、大派係不明顯的村莊格局裏，“最後票就花了”，誰也過不了半數。

就在這時，白一彤來了，恰恰是她的遙遠，讓村民們覺得親切。

村民白茂生的老伴說：“我把村裏這些人都看透了，隻要是外麵派個大學生來，俺們都答應。現在白一彤自己回來，俺們當然更願意了。”

“老漢們，把煙滅了”

在上任一個多月後，父親白岩林說：“樂樂（白一彤小名）不要哭著鼻子、爬著離開高傑村，我就很滿足了。”

在白一彤寄住的窯洞裏，書桌上擺著她的爺爺——白補厚的大幅照片。作為學生的她喜歡吃菠蘿，喜歡用曼秀雷敦的護膚品，睡覺時抱著毛絨玩具，用手機鈴聲聽歌。

她總是捧著一本《古代漢語》躺下來，一頁都沒看完，便睡著了。

現在，她是村主任，她生在這裏，卻幾乎沒有農村生活經驗。

村裏的人事，即便已經在村民代表議事委員會內獲得大部分同意，還是有人堅持自己的人選，因為“他不是他的人”。白一彤已經適應了這些小派係的角力。“每次開會都要吵架。”她說。

理財小組成立了，但是賬目要不過來。計生委員已經換了兩次，還在打退堂鼓——尚在觀望的人們並不買白一彤“內閣”的賬。

窯洞會議室裏，她的聲音刺破繚繞的煙霧：“老漢們，把煙滅了！給我熏成肺癌了！”

麵對一個40歲的中年人，她會說：“這是重點培養你呢，因為你年輕，有培養的價值，這些年紀大的培養起來有什麽用呢？”她身邊的議事會，平均年齡不低於60歲。

為了是否給環衛大隊發補貼這件事，老漢們囁嚅著討論半天，白一彤給出急促的收尾：“就這麽定了！我還不信，這麽個製度我建不起來？！”她的急切，和她慣常的語速，保持統一的風格，仿佛無須多少磨合，就展示出了老練的一麵。

陪同省委調查人員前往高傑村的縣委組織部部長張長青，對白一彤留下了“有思想、膽子大、有事業心”的印象，他說：“了不得，我要有這麽個女兒會很自豪。”

在向上呈送的情況說明中，清澗縣委建議市裏將高傑村列入新農村建設示範村，給予技術、資金、幹部配備、培訓等全方位的扶持。

生活與學校畢竟完全不同了。她還不習慣早起，有時候歪著頭就在副駕駛座上睡著了。

她主持承包棗林、壩地，對著大喇叭公開叫價，全村都聽得到。承包開始之前，照例會有一場爭吵，關於以往的承包款誰該付、誰沒付、誰欠了大隊、大隊欠了誰，白一彤得大喊幾次，才能暫時擱置舊賬，轉入正題。

正月初七，環山路動工的當天，高傑村累積多年的老問題，爆發了。

外村移民常家雄的窯洞和棗樹擋住了高傑村上山的路。白一彤阻攔不及，群情激奮的村民強行砍了常家的棗樹、拆了窯洞，雙方爆發衝突。

常家的租約是和前任支書簽的，高傑村本村人早有心結，“賣什麽不行，把祖宗留下來的路賣給外人！”

拆窯砍樹換來的，是村民多年未有的揚眉吐氣和對新村委會更深的信服。

但常家雄已經拿著當年與村裏簽的合同開始上告了。19歲的白一彤也許從沒想過，自己將來可能也會成為某些告狀信裏凶悍的村霸。

春節過後，找白一彤催要2008年糧食直補的村民越來越多。發放拖延的原因是村裏參加合作醫療的錢款收取不力，隻能用糧食直補來抵扣。

這些都不是她一力所能解決的，但村民催要和質疑的壓力，卻會傳導到她的頭頂。

在上任一個多月後，父親白岩林說：“樂樂（白一彤小名）不要哭著鼻子、爬著離開高傑村，我就很滿足了。”

這個讓組織部長自豪的女孩，也曾經一個電話打到縣裏，告狀說鄉鎮主要領導不支持、不配合，“能不能換個人？”不難想象，她挨了批評——“幼稚”。

父女關係的微妙，正在把她卷入某種夾縫當中。她把父親“當成一個兵來用”，“我是他的領導”。而鎮黨委書記惠生禮坦陳：對白一彤本人沒有任何意見，但白岩林是個“跟常人不一樣”的人，行事“不講路道”——怎麽能讓村民直接動手拆窯砍樹呢？

很多人在揣測白家此次參選的真實意圖，苦尋無著後又本能懷疑，這叔伯三人光鮮的答案：為了白補厚老人當年振興家鄉的願望。尤其是，白岩林每言及此，還必然灑淚。

賄選的嫌疑，從一開始就圍繞著白一彤。不少與白岩林打過交道的人，都認為這一切出於操縱——喧天的鑼鼓、盛大的歡迎儀式，一切都需要錢。貼滿全村的歡迎標語和條幅，很難想象是如此窮村的村民自發所為。

白家也並不諱言：僅進城演出的鞋一項，就花去一萬多元。

白岩林的身邊，大多數時候都跟著一台攝像機。村民們將好奇的麵孔湊到鏡頭前，離去時又添幾絲敬畏的眼神。

白一彤說，“有時候真想打退堂鼓，哭過很多次。”但是事已至此，必須堅持下去。現在，她會一麵笑著說當初被父親騙了，一麵正色道：“我是高傑村人，也是80後的大學生，感謝父老鄉親給我平台，讓我為家鄉脫貧致富貢獻自己的才能。”

在老農白向雲的家中，三五個村民扯起拆窯砍樹的事。他們埋怨央視記者保留了采訪常家雄的鏡頭而舍去了高傑村村民的話，他們試探著問記者：“會不會有啥麻煩？”

武則天、法拉利與"白一彤牌":對話女大學生村官

南方周末：你爸打電話建議你來競選村官，當時第一反應是什麽？

白一彤：第一反應是不願意來。他說條件好，一馬平川，來了給我這給我那，啟動資金都不用想。到這一看，簡直是一不小心就掉溝裏。說到最後，就把我爺爺搬出來了，說他以前就想建設家鄉。

南方周末：到目前為止，覺得當初提出的十條承諾是不是太樂觀了？

白一彤：決心肯定還是有。但現在看來，有象牙塔裏閉門造車之感。原來覺得三年內就能幹起來，現在覺得好渺茫。除了我們家這一塊，我自己已經墊進去一萬五，是我的壓歲錢。實在不行去社會上募捐。以前是幻想，現在是現實。以前沒想那麽多，到處都“新農村建設”，我這為啥不能？大家都用太陽能，我為啥不能？看見人家房頂上的太陽能板，幻想著我這太陽能電池板也來了，後來聽說一個要十幾萬（笑）。

南方周末：那怎麽辦？

白一彤：現在沒有退路了，非幹不可。非得幹好不可，要不就臭名昭著了。

南方周末：上任後，村裏跟鄉鎮的工作協調怎麽樣？

白一彤：初八我去找鎮上的領導，政府的門一直關著。他們說我是法定代表人，我覺得我是空架子、擺設、花瓶。你不配合我就別賴我，也別怪我禮數不盡，拉僵了就拉僵了，繼續這樣就隻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了。路肯定能修下去，董家圪土勞那塊就看相關部門怎麽處理了，老百姓要強拆我阻擋不了。

他（常家雄）說我沒溝通，我去協商過兩次，人家理都不理，說證照不知放哪裏了。你們家房產證這麽重要的東西，會不知放哪裏嗎？這條路的事，我們村裏的人反映了三年，有用嗎？政府會不知道這事？

南方周末：大家都往城裏跑，你卻回到鄉下。

白一彤：城裏人才都飽和了，也體現不出我的價值。

南方周末：你怎麽看政治？

白一彤：史書上寫著“學而優則仕”嘛。在中國，掙多少錢也造福不了一方百姓，隻有去抓住一些權力。希望我將來不要給村民帶來災難。

南方周末：你爸爸是帶著你在家升過國旗嗎？

白一彤：初中時家裏很窮，想學鋼琴，100塊錢的學費都掏不起，買不起鋼琴就買了個電子琴。升旗是六年級時候的事，當時覺得我爸好瘋狂啊，私人怎麽能升國旗？在安康的時候，挺無助的。以後，好壞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服裝廠做起來，“白一彤”牌，做成香奈兒那樣，做到特別大的時候就無償送給國家，我要那麽多錢也沒用。

南方周末：你會開車？

白一彤：我14歲會開車，最喜歡法拉利跑車。我第一輛車是我爸用過的舊車，開得難受死了。

南方周末：我記得你提到過武則天？

白一彤：小時候對武則天沒有好印象，高中的一位曆史老師對她作出了客觀的評價後，想法就改變了，現在挺喜歡她的。她親自主持殿試，讓人才選拔更公平。我現在遇到困難時會想：她遇到的困難肯定比我大多了。

南方周末：如果幹滿一屆後村民還選你，你還會留在這裏嗎？

白一彤：會！隻要村民選我，我就接著幹。可能的話，以後讓老公倒嫁過來。

記者手記：一麵鄉村現實的鏡子

白氏父女的故事，至少反襯出一個凋敝的村莊，已經喘息到何種程度。

白一彤的當選，帶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實：白岩林，這個自有“路道”的特別人物，這個曾被行政體係邊緣化直至出局的人物，如今卻一舉贏得了村民的選票。

這是一個今日中國的典型村莊樣本，白家父女的出現，隻是提供了一麵折射的鏡子。

評價的亂局，開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

一個好的村官，既需要善於捍衛本村的利益，也不得不配合行政體係、從中汲取資源。無論心細的白武強，還是能幹的白根深，都隻能在積重難返的舊賬上，新添一筆。在村莊的自有格局內部，現實和人心的漩渦中，已經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白禮義為了配合鄉鎮迎接檢查，在村民中統一口徑：動員大家對外說低保款已如數領到。

這是老實的白禮義，在這個夾縫中惟一可能做到的。當然，他也同時斷送了自己在村民心中的信任和威望。

為了填補一個又一個財務的缺口，隻能許以一個又一個的謊言。一個又一個村官的民意基礎，必然斷送其中。

白一彤和白岩林引入的，是新的外來因素。這讓習慣於原有路徑的鄉鎮，多少感到無所適從。

眾多清澗人不約而同地形容白岩林：“跟常人不一樣”。

縣城裏流傳著他用木工鋸給病人鋸腿、自己在家升國旗的說法。他會有意無意的提到自己的背景資源，這包括記者的身份，北京與某某高官的關係，以及騎車逛到了某領導家的奇遇。

這些貌似不著邊的話，讓一些人覺得“跟他既熟悉又不認識，既認可他的某些能力，又有點怕他”。

他勸女兒回村參加競選，絲毫不擔心影響她的學業：“我也沒讀什麽書，現在不照樣挺好？我看那些大學生、研究生，還未必能有我這個程度。”

但他對鄉村現實與出路的思考樸素卻耐人尋味：

“其實村裏這些事情，隻要領導動個嘴，什麽神華集團這樣的大企業，一個單位就給你蓋起來了，就是哪個領導一句話的事情。”

“現在準備搞個抽水工程，還是準備向石油集團伸手，他們有大泵。慈善、捐助他們也經常搞，給哪裏不是給？”

這些都隻是今日中國最正常的現實邏輯，但高傑村已經無法對原有的資源結構抱有什麽希望。村人能做的，就是讓孩子讀書、逃離家鄉。年輕的、能力強的，都走了，也就更沒有資源還能被過濾到這裏。反倒是白岩林，一個“與常人不同”的人，一個甚至讓熟識者感到不安的人，一個“不講路道”的人，帶著他的女兒，以及背後被強調的資源背景，一舉贏得選票。事情的悖論在於——行事“不講路道”的白岩林，在三天之內將環山路推進了18公裏。而一直在“講路道”的人們，卻是不斷將積年的問題繼續留給以後的人。

他們的出場多少顯得突兀，說他們是回饋桑梓也罷，是長遠預期也罷，是政治投資也罷，是拳拳之心也罷，整個故事，至少反襯出一個失落村莊的真實背景。

但即使這樣，這場由19歲女大學生介入的村選，還是多少讓人有些意外，起碼預示著有些現實、有些邏輯正在發生悄悄的改變，我們隻是期待這種變化更透明、更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