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光著下半身，對著半開的房門，蜷在病床上。

在四川省人民醫院，這所專門收治汶川地震傷員的醫院，她被稱為“30床”，55歲，地震中全身骨折，震後又被檢出晚期宮頸癌。

一個年輕男子，正在用開塞露，毫不介意地幫她排便，臭味充斥著病房。他跟她素不相識，鄒芳偉，一個28歲的誌願者。

鄒芳偉是湖北十堰人，曾是一名小學英語教師。去年5月21日，他停薪留職，來到四川災區做誌願者，一直堅持在現在。《揚子晚報》的報道中，稱他為“最後的誌願者”。“在災區，像我這樣外地來的誌願者，呆到現在的，可能隻有我了”，他也這樣說。

“她沒結婚，家裏老人八十多歲，隻來看過兩次，算是被遺棄了。”鄒芳偉用報紙包起糞便，和塑料手套一起扔進垃圾桶。動作看上去很嫻熟，實際上，幾天前因為一名護工要回家過年，他才開始照顧30床的。

此時已是2009年1月24日晚10點多，鼠年除夕前一天。即使病房裏有張床空著，鄒芳偉依舊選擇睡在緊挨病房的走廊裏，“畢竟是女病人，這樣方便點，別人也不會說什麽。”

他幾天沒洗頭了，頭發油膩淩亂，上次洗澡還是去年12月的事，雙手生滿了凍瘡，穿著分不清是藍還是黑的舊羽絨服，鼻頭上還掛著一滴清涕——這幾天正趕上寒潮，而這棟震前本計劃拆掉的老住院樓，朝東的進口並沒有可以關閉的門。

再過22個小時，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就要開始，康複中心的病房裏，還有十幾位傷員沒法回家，在這家醫院，最高峰時曾收治了3000多名傷員。

鄒芳偉已經在這裏呆了6個多月。

“老兵許三多”

“她的叫聲很恐怖，我每晚都會被叫起來，起碼兩三次，七八次也有。”鄒芳偉說這句話時，30床正躺在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出神而空洞。

幫30床刷完牙後，鄒芳偉倒出幾片藥放在手心。幾天前，他在晾衣服的地方滑倒，下唇內側被鐵絲刮傷，現在說話時，會有唾液從唇上滴下。

室外氣溫已經在10攝氏度以下，鄒芳偉睡的行軍床離大門很近，可以聽到風的聲音。

30床的病房裏，一直開著燈。

“小鄒，小鄒，小鄒？?”，淩晨兩點，她開始叫，聲音短促淒厲，一聲響過一聲，和穿堂風一起衝過空蕩蕩的走廊，她的叫聲曾把一個年輕護士嚇哭。鄒芳偉披著羽絨服爬起來，護士也聞聲趕到，一起幫30床換了尿不濕和中墊。

這個晚上，鄒芳偉被叫醒了兩次。

四川的臘月清晨，七點過了，天還沒大亮。鄒芳偉把記者叫醒，說今天起得有點晚了。這天，鄒芳偉要幫楊乾敏到火車站取包裹。楊乾敏也是誌願者，三天前從貴州遵義來到康複中心，“她就像是《士兵突擊》裏的馬小帥”，鄒芳偉這樣評價她，“《士兵突擊》對我的影響很深，我看到她，就像老兵許三多看到了新兵馬小帥”。在這部電視劇中，馬小帥是鋼七連的最後一名新兵。

鄒芳偉這個白天過得不錯，幫楊乾敏扛回了三大包帶給災民的東西，又一起推著傷員胡映紅去逛了寬窄巷子。那天拍的照片上，他笑得很開心。

傍晚，鄒芳偉和胡映紅守在病房的電視機前看央視除夕節目《一年又一年》。前幾天，這個欄目組來康複中心采訪，鄒芳偉和一些傷員會在節目中出現。

一會兒，傷員家屬朱紅來找鄒芳偉，要他幫忙把丈夫送回在醫院家屬樓裏臨時租住的家。朱紅的愛人是電力職工，餘震來時正在電線杆上，他腦部受傷導致半身不遂，語言能力喪失。

回來的路上，鄒芳偉說：“背人也是有技巧的，要把他的重心盡量往上拉，像這樣。”他彎下腰，臉衝著地麵，雙臂向前伸直，“我在北川，背過30多具屍體。”幾乎每天，他都會跟人談起去年5月的北川，表情嚴肅。

有人喊，小鄒，剛才電視上看到你了。鄒芳偉快步走到電視前，那幾個鏡頭已經結束。

除夕夜的歇斯底裏

天快黑時，鄒芳偉有點不高興，自顧自地來到二樓。

“樓下有一幫不知道哪兒來的人，對著鏡頭說他們是這兒的誌願者，這幫人怎麽能這樣！”他的聲音越來越響，還把手裏的煙連同腕上的佛珠都甩向地麵，“怎麽這麽大言不慚！”他發怒了，用力踹著牆，好一會兒才平靜下來。除夕夜裏，他的第一次情緒失控，來得很突然。

此時，能活動的傷員已經集中在一樓活動室的電視機前，圍著他們的還有兩台四川電視台的攝像機，他們從電視上的直播畫麵中看到了輪椅上的自己。醫院團委書記楊莉梅帶著幾個年輕人來給傷員們拜年，發放了小禮品又互相拍了些照片，鄒芳偉說的就是他們。傷員們已經習慣了鏡頭，既不好奇，也不躲閃。拍攝很快就結束，電視台的記者匆匆離去，團委的年輕人站了站，也走了，前後不到一小時。

在探望過一位在其他科室治療的傷員後，鄒芳偉盛了碗餃子，在康複中心門外的黑暗中，獨自吃起來。剛被送回家的朱紅的丈夫又回來了，像個孩子似的在走廊裏哭鬧。

這時，鄒芳偉突然紅著眼，從外麵大步衝進活動室，對周圍的人視而不見，把吃餃子用的一次性碗筷扯爛，帶著湯水甩了一地。“他幹嘛啊？”楊乾敏皺起眉頭，正在看電視的病人也回過頭瞥了一眼。這是除夕夜，他的第二次情緒失控。

“莫名其妙嘛，他怎麽能當著傷員的麵這樣呢？”楊乾敏關上病房門說，“他是來照顧傷員的，這樣會給傷員帶來什麽影響，還大過年的。”

楊乾敏也是通過媒體才知道這裏，知道鄒芳偉的，“看了報道，我想要是到災區，找他肯定沒錯了。”她輾轉找到鄒芳偉的電話，溝通了近一個月，鄒芳偉告訴她，康複中心還有230多名傷員，自己很忙，楊乾敏根據人數準備了手套、小吃等禮物，還給鄒芳偉準備了兩雙襪子。“可1月22日，我到這裏發現情況和他說的並不一樣，康複中心隻有十幾位傷員，也沒見他怎麽忙。”

最讓楊乾敏不理解的是，鄒芳偉讓她對外說是自己的朋友，“不能說是誌願者，他說醫院會趕人的。我就納悶了，又不是來搞破壞的。”楊乾敏來醫院那天，正趕上院方安排的團年飯，鄒芳偉還被請上主桌，她並沒看出醫院有不歡迎的意思。“來之前電話裏，他經常向我抱怨，我覺得在災區呆了這麽久，有情緒是正常的，盡量理解，可現在越來越難理解了。”

“我太累了，想歇歇”。鄒芳偉拿著兩副塑膠手套要把30床托付給楊乾敏和記者，當記者表示難以勝任，是否可以請護士多留心時，他認真地說：“30床要是今天晚上死了，你負責。”

盡管是除夕，成都的大街上還是人來車往，賣烤肉的小販在路邊叫賣，偶爾傳來些爆竹聲，如果不是剛從病房出來，你絲毫感受不到地震在這裏留下的痕跡。鄒芳偉的手機又欠費停機了，他走到醫院外的自助充值站，隻充了十元錢，然後撥通了楊乾敏的電話，“我剛才情緒有點失控，你知道從我來災區到現在經曆的事太多了，你想象不出我以前受過的苦，剛才一個傷員竟然問我，橘子是不是假的。可能是心魔吧，一幕一幕的畫麵又在我眼前閃現？?”放下手機，他歎道：“你們這些沒有經曆過災難的人，就不知道災難的殘酷。我這裏，天天都是5·12。”

在北川

除夕夜，鄒芳偉睡在了病房，這是他在災區度過的第249夜。

汶川大地震後，除了軍隊和醫療係統，誌願者，這支龐大的民間力量也迅速動員起來。包括臨時成立的“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在內的眾多NGO組織，在大地震發生後緊急招募誌願者參與救援。更多個人則自發行動起來，在並不知道自己能為災區做點什麽的情況下直接趕赴災區。2008年5月17日中新社的消息說，在成都團市委，“已有三萬多人登記入冊，四千多人參與了誌願服務，其他人隨時待命頂上去”。直到8個多月後，還有人繼續加入，比如楊乾敏，到底有多少人以誌願者的身份來災區，已經難以統計。

鄒芳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向原先工作的一所公立小學請假，於5月21日從昆明到達北川。他先參與了遺體清理和防疫等應急工作，之後又加入在災區成立的“中國心誌願者團隊”，在帳篷小學做老師，近一個月後，離開北川，最終落腳四川省人民醫院。

談起帳篷小學，鄒芳偉總是很興奮，年初二，兩位誌願者要去北川，楊乾敏要把帶來的禮物和藥品送去，而鄒芳偉想再看看孩子們。可就在臨走的時候，他不見了。電話裏，他支吾著說：“我想了想，決定不和你們一起去了。”一番勸說後，他才答應一起出發，手裏還多了兩束非洲菊，“是獻給遇難者的，不太貴”。

去綿陽的火車上，對在他對麵的小男孩伸手摸了摸他的花，立刻遭到製止，“這花可不能動，是獻給災區小朋友的。”

第二天到任家坪，因為對在哪發放禮品藥品的事兒，他和楊乾敏又起了場小爭執，之前在擂鼓鎮，關於住哪裏的問題也發生過爭吵，鄒芳偉又發了火，差點自己走掉。羌族司機煩了，“下車，我不做你們生意”。

在板房區裏，鄒芳偉轉了幾圈，費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的幾個學生。

孩子們挺活潑，但話不多，和他們相比，鄒芳偉倒顯得更開心。在北川中學上，他拿著三炷香，跪在廢墟，“我多想把你們都救出來啊，你們知不知道？?”說著就流下眼淚，他的學生們在一旁默默看著。

北川中學的一塊空地上，當時曾被用來停放遺體，去年九月，山洪也曾流過這裏，人走在上麵，會感覺土有些軟。

“這下麵還有屍體，土這麽軟。”鄒芳偉說，“屍水會讓土變軟，這裏踩起來明顯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盡管楊乾敏不信，他還是認為地下埋著屍體。地上還有一堆燃燒後的炭灰，旁邊放著一雙破鞋，“這很可能就是遇難者的”，鄒芳偉一邊說著，一邊在地上找著什麽，“想找些紀念品帶回去，可能是最後一次來了。”他有一張北川中學食堂的菜票，並視之為珍藏。

在北川縣城的入口，有警察把守，隻有還住在封閉範圍內的人才能通過。遠眺北川縣城的那座山坡上，聚集著很多人，有的還帶著寵物狗。

“竟然成了旅遊點，這是個恥辱”，鄒芳偉說，“這裏應該被建成一座愛國主義紀念館”。

在這裏，他和每個能聊上幾句的人說，“我是誌願者，五月就來這裏了？?”，然後像個導遊一樣如數家珍地開始講解。

那兩束花，一束被放在這個山坡上，另一束被放在了北川中學。

鄒芳偉的另一麵

媒體報道中的鄒芳偉，有180cm的個子，傷員們都喜歡他，“笑嗬嗬的，一副甘之若飴的樣子”。

可他的“服務對象”，似乎並不領情。

王昕、趙翎翔夫婦，地震前在阿壩州黑水縣經營一家火鍋店。去年9月剛轉入康複中心時，趙翎翔看到鄒芳偉挺辛苦，就給了他幾本書看。

“這些都沒什麽，我對他印象變得不好，是因為一次聽到他和一個叫彭順良的誌願者在為一批貨爭執”，趙翎翔說，“我不清楚具體的原因，但事後他們分別對我說，要小心對方，我心想，你們兩個我都要小心！”

“他平時都不怎麽去康複室，我的假肢都是老公幫我裝，挺複雜的，不懂的人根本不會弄。那天，小鄒帶了個人來，進康複室就要給我裝，他之前從沒裝過，瞎弄了半天也沒裝上，我老公過來看到，相當生氣，就罵了他。”王昕說。

年前，趙翎翔還在央視記者麵前指責了鄒芳偉，“沒錯，是當著記者的麵。他決定照顧30床，就是在央視記者來的那天。那天我聽見30床叫得很凶，就找他去了。我覺得，你能幹就幹，不能幹不要瞎攬活，這個傷員很難照顧，而且人家是個女病人。你不做，醫院也會為她安排護工的。”

趙翎翔在網上找到了幾篇關於鄒芳偉的報道。對文章裏鄒芳偉的形象，他和在場的傷員，都覺得與他們看到的有些出入，雖然也認為鄒芳偉不容易，但沒有一位對他做出更正麵的評價。

“有一次他帶了個記者來，門都沒敲就走進病房，掀起被子就跟人家說我的傷情，我隻穿了內褲，當時就把他們趕出去了。”女傷員孫湘琳說。

過年這幾天，楊乾敏就是陪年長的傷員聊天，陪年輕的傷員玩，她經常買些菜回來，把沒有親人的傷員叫過來一起吃，傷員們也會主動找她幫忙做些事。她很快就記住了大部分傷員和家屬的名字，這一點鄒芳偉一直沒能做到。

楊乾敏的想法很簡單，“幫人，最好可以雙方都收獲快樂，把別人的痛苦轉移到自己身上，其實跟沒做一樣。誌願者，做力所能及的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慘，受幫助的人也會有壓力。”楊乾敏不認同鄒芳偉這種苦行僧式的做法，從北川回來，她對鄒芳偉的態度，已經從不理解變成了不喜歡。

郝玉文是位河北農民， 2008年8月7日到康複中心做誌願者，9月初到其他病房做護工，現在已經回家。他對鄒芳偉的評價很高，“幹活不怕髒不怕累，是個好小夥子”。

“鄒芳偉人挺好的，就是性格有點內向，還會看不慣很多事情。我過年把他叫到家裏吃飯，還跟他說，醫院這會兒用不著誌願者了，應該走了。”遼寧人王龍，去年6月在災區做誌願者時受傷住進了康複中心，現在在成都經營一家燒烤攤。他很理解傷員不喜歡誌願者的情況，覺得這很正常，“都是人嘛，相處的時候難免有不愉快，而且傷員們更敏感。”

彭順良，陝西寶雞人，最初為探望王龍來到醫院，11月中旬離開，他和鄒芳偉有些矛盾。“性格有點怪，心眼小，說話喜歡誇大事實，像講天書似的”，他還指出鄒芳偉會幹預醫院的治療和病人的家事，“有一次還和一位病人的兒子差點打起來，說人家虐待老人。”

王龍和彭順良都說，鄒芳偉曾向傷員借過錢。但鄒芳偉本人堅決否認，“我不會幹有辱誌願者名譽的事，別人給我的幫助，我都會拒絕。”

鄒芳偉說自己到災區後已經花了五六萬元。對誌願者的概念，他的界定很清楚，“就是懷著一腔熱血來為災民服務的，不應該有任何別的目的，我見過太多動機不純的人了，為了向災民講清楚什麽是真正的誌願者，我嘴皮都磨破了。”提到那些“別有用心”的誌願者，鄒芳偉氣得把手裏的筷子都摔落在地。

醫院方麵對鄒芳偉的態度有些尷尬。醫院宣傳處劉處長曾經和鄒芳偉有過一次長談，勸他春節應該回家，誌願者在醫院已經完成了使命，但被鄒芳偉拒絕。

康複中心主任潘福瓊印象裏，去年11月，鄒芳偉曾向醫院提出要一間房給兒童傷員做英語培訓，醫院沒同意，“還批評了他”，這件事後他走了一段時間。“鄒芳偉對我們的正常醫療秩序也有幹擾，比如他不讓該出院的傷員出院，能否出院，外行很難判斷”。“現在我們對鄒芳偉的態度就是來去自由，不管他。由於傷員已經不多，我們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顧。”

誌願者的名利場

除了醫院，鄒芳偉津津樂道的還有他之前的支教經曆。他的筆記本裏夾著一張拍攝於去年7月的照片，四名誌願者正一同托起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他們都穿著印有“中國心”徽記的白T恤。照片上的鄒芳偉，健康、陽光、散發著年輕人的活力。

“事實上他已經被開除了，是惟一一個被開除的。”“中國心”的隊長高思發說。

去年6月27日，沒有任何誌願者經驗的鄒芳偉，順利加入臨時成立的“中國心”，由於教學能力突出，很快就被提升為教學組長。“有一次他和一位女孩發生了些矛盾，錯主要在女孩，但人家念完檢討書後，他作為教學組長沒有任何表態，這讓我們很失望。”

高思發說，事後鄒芳偉被降職，7月20日左右就離開北川去了映秀，“開除他是8月初的決定，他對媒體說不知道自己的隊長是誰，一個士兵，怎麽可以不知道首長是誰？”

在一個博客裏，記者找到了鄒芳偉經過博主“走走看看”轉述的一段話：“這個隊由誰管理我就不知道了，隻知道隊長姓高。我是教研組的負責人，是武漢人，誌願者，來以前在昆明市是做教師工作，教英語；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我這次是停薪留職過來的。”

這篇博客發表於2008年7月16日，因為這段不甚準確的話就開除一名隊員，有點難以理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心”隊員，認為這很可能是誤會。他說，“可能就是因為媒體的報道才導致了他現在心理失衡的表現，本來他默默照顧著傷員，現在媒體報道了，他出名了，有的傷員對他的看法就會變了，覺得他另有所圖。”

在母親眼中，鄒芳偉性格有些內向，話不多，愛讀書，愛運動，每天早晨都要鍛練。“他具體帶了多少錢去災區我也不清楚，但我們都支持他，從去年8月份開始我們每月都會打給他幾百塊錢。”母親說，在家時，有時候鄒芳偉也會和父母強一下，但事後總會主動承認錯誤。

現在，鄒芳偉還睡在二樓水房旁的走廊上，楊乾敏和《士兵突擊》裏的馬小帥，在他看來也早就沒關係了，盡管說過要留到最後一位傷員出院，但鄒芳偉已經在計劃離開，“我的這種走，不是徹底離開，是要找份工作安身，再來照顧他們”。

在災區，“堅持”到現在的誌願者並不隻有鄒芳偉，“中國心”的幾位成員還在災區奔波，心理谘詢師劉猛也在繼續著自己的工作，他們有的已經為人所知，有的卻躲著媒體。還有楊乾敏這樣的短期誌願者。

“有不少誌願者剛開始做的時候，都會發現很多問題並想要解決它們，但最後會發現自己不是上帝。”張軼超從2001年開始做針對在滬外來工子女支教的草根誌願者，現在是注冊NGO組織“久牽”誌願者服務社的負責人。他並不想對鄒芳偉做出什麽評價，“英雄式誌願者的存在，恰恰證明了我們誌願者組織的無能，在誌願者組織發達的國家，沒有這種個人英雄。他們的社會帶動作用也比組織小，對這些事跡的宣揚，反而有可能會讓普通人不願成為誌願者——吃那麽多苦，大家感動一下就完了。像他這種誌願者，要麽加入某組織，要麽最後放棄。”

“久牽”對誌願者有著嚴格的要求，保證定時定量的工作是最基本的。誌願者，又被稱為義工，目前還沒有嚴格統一的定義。美國、日本、德國等都有針對誌願者工作的相關法律，而中國還沒有。台灣在2001年頒布了“誌願服務法”，規定誌願者團體有對其成員進行培訓的職責，誌願者也有接受教育培訓的義務，但該法並沒有針對如鄒芳偉這樣的個體自由誌願者的相關法條。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分別塑造出兩組不同的誌願者群像，但正如張軼超所說，國內誌願者組織發展還很落後，像鄒芳偉這樣的散兵遊勇還大量存在，他們很難得到有效的支持、管理和培訓。但即使這樣，誌願者也不應該沒有門檻，做誌願者，不是玩命獻愛心那麽簡單。

“你不是來做‘好事’的，而是來把事情‘做好’的”，在震後寫就的一份《誌願者培訓大綱》中，這句話被放在了開頭。

在康複中心，一位叫李佰奇的成都人，每日固定護理著一位傷員。傷員們還說起一位女士，也在醫院服務了幾個月，她更低調，甚至躲著媒體，隻知道，她姓王，山西人。(所有傷員及家屬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