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仍處在“僵持”之中。雖然由我國黑龍江省率先啟動，兩國邊境地區傳統的“以貨易貨”貿易稍有萌動，但上層除禮節性外，基本上還是“老死不相往來”。就在這個時候，突發一蘇聯人劫持一架蘇聯客機降落我國的事件，這迫使雙方高層不得不“往來”和“溝通”，也給了客機上四十多個蘇聯公民“零距離”觀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開放熱潮的中國的機會。劫機事件最大的價值無疑是為中蘇兩國關係的緩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機。隻是當時這些都屬於“ 內部信息”或“保密信息”，張持堅作為唯一參與采訪的新華社記者，“遵命”隻作了簡單的公開報道，詳情塵封在他的采訪本裏鮮為人知。張持堅現為新華社高級記者，上海證券報高級研究員。近日，他講述了這起塵封近23年的劫機事件。

　　劫機事件一年多前，胡耀邦視察中蘇邊境地區，明確要求我方一側率先行動，主動恢複邊境貿易，要把中蘇邊境地區建成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蘇聯朋友很受震動，而就在此時，突發劫機事件。這顯然出人意料，然而對這起事件的妥善處置，無疑又強化了中國發出的信號，那就是中蘇關係應順應曆史潮流，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我要到中國避難!”

　　一架蘇聯客機突降齊齊哈爾的農田，副駕駛員對我方公安人員說，飛機是他用刀子逼著正駕駛員降落的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將近10點鍾，進入深冬的哈爾濱在白雪的覆蓋下，一片寂靜。我正把腳泡在熱水裏舒緩一天的疲乏，門，突然被“咚、咚”敲響，采編主任老康要我趕快到黑龍江省公安廳了解情況，說基層通訊員反映，有一架蘇聯飛機被劫持到齊齊哈爾地區，不知情況到底如何。

　　我不由一驚，外國飛機被劫持到中國，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當我趕到省公安廳指揮中心，這裏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上鋪開了好幾張地圖，一溜排開的六部電話的鈴聲此起彼伏，每一陣急促的鈴聲過後，都有新的情況報告。我立即參與進去，很快摸清了情況：事情發生在下午2點30分左右，一架蘇聯AH- 24b47845民航客機突然降落在齊齊哈爾市甘南縣長吉崗鄉農場的一塊平坦、狹長的麥茬地裏——巧了，這裏正是我1969年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務農的地方。由於這是架小型飛機，加上地麵被嚴冬凍得很硬實，飛機在滑行了380多米後停住了，飛機和38名乘客、5名機組人員均安然無恙。機體上“CCCP”四個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語的人認出，這是“蘇聯民航”的縮寫。好奇的村民圍攏過來，當地公安人員也及時趕到。一名自稱阿裏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的副駕駛員下了飛機，打著手勢，對我方公安人員說，飛機是他用刀子逼著正駕駛員在這裏降落的，“我要到中國避難!”現在劫機者已被單獨控製，當地政府正安撫機上人員，為他們提供飲食和保暖衣物等。省裏已派出省委常委、省外事辦公室主任王耀臣帶隊的工作組趕赴現場。

　　蘇聯乘客對中方很警惕

　　兩個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關係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積怨”不可謂不深

　　此刻，黑龍江省和國務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機事件處理領導小組，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陳俊生為總協調人。高層明確要求做好三項工作：一是審訊劫機者，把情況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機上人員，決不能因天寒地凍或其他原因發生意外；三是和蘇方聯絡，妥善處理後續事宜。

　　淩晨近3點趕到現場的王耀臣立即開展工作，並陸續傳來情況。他們提審了劫機者，據劫機者供述，他劫機的原因，是因為看不慣所在民航分局領導的做法和作風，對他們的腐敗現象不滿，給當局寫信反映，信被轉回當地處理，可當地紀委領導和民航分局領導有裙帶關係，非但不處理，還對他打擊報複，強行做精神病檢查，並調離空勤三年多才恢複，他感到壓抑，沒出頭之日，趁這次飛行機會，出逃中國，尋求避難。

　　做機上人員的工作，碰到了一些問題。當這些蘇聯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國後，不免緊張起來。兩個國家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關係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積怨”不可謂不深。尤其是1969年3月在兩國邊境的珍寶島地區發生過一場激烈的武裝衝突，造成雙方不少人員傷亡，在兩國人民的心裏留下了很深的陰影等。在他們的意識中，他們到了和蘇聯“敵視”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會怎樣對待他們。一開始，我方人員送上去禦寒的衣服、食品和飲用水，他們接受了。因為安-24是小型飛機，此次航線是從雅庫斯克飛伊爾庫安斯克，屬蘇聯國內的短途支線，機上儲存的食品很少，而天氣又很寒冷，蘇聯人衣著不多，婦女穿的還是呢裙子。後來勸他們下飛機到附近的農場招待所休息時，他們則堅決不同意，都表示不能離開飛機——這一蘇聯國土的象征。地處空曠的野外，隨著黑夜的來臨，氣溫持續下降，已達零下30℃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飛機不得不每隔20分鍾發動一次取暖，否則機艙就像冰窖一樣，可飛機油箱裏的油已所剩不多。王耀臣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決定將兩台麵包車開到飛機旁，開足暖氣。他對機長說，天氣太冷，請乘客到車裏取暖休息。機長表示感謝，但說：我不能離開飛機，乘客也表示要與機組人員在一起。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直接和乘客談談。王耀臣走進機艙，用俄語向乘客表示慰問，他說：這是突發事件，讓你們的行程受到了影響。中國政府很重視你們的安全和生活，我們會努力照顧好你們。現在正是這裏最寒冷的季節，我們已經將有暖氣的麵包車停在飛機旁，請你們到車裏暖和暖和。等天亮，我們送早餐來。他看到飛機上有十來個女乘客，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特別關照她們一定要注意保暖，當心感冒，有什麽問題隨時可以提出來。

　　中央領導晝夜等候消息

　　豐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務，使蘇聯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誠意，他們“警覺”的情緒漸漸緩和了下來

　　這些情況很快匯報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領導都沒有回家，在等消息。獲知最新情況後，中央決定一早就派專機把我外交部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官員送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轉乘直升機，直接在現場降落，以便盡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後續事宜。

　　20日早晨6點半，天剛蒙蒙亮，麵包、牛奶、當地的農場乳品廠專門加工的奶酪以及魚罐頭和肉罐頭等，送上了飛機。豐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務，使蘇聯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誠意。他們“警覺”的情緒漸漸緩和了下來，一邊用餐，一邊對中方人員表示感謝。之後，又輪流下飛機到麵包車裏取暖。

　　大約9點多鍾，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的戴秉國等外交部人員乘坐的直升機降落。聽取王耀臣匯報和商議了下一步工作後，戴秉國即來到機艙，再次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表示慰問。他說，這裏太冷，條件也有限，齊齊哈爾是離這裏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決定把你們送到那裏最好的賓館休整，然後等你們的政府接回你們。乘客們紛紛表示感謝，但還是不願離開飛機，一定要等大使館的人來了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11點多鍾，蘇聯大使館人員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機降落，為首的是領事部主任格裏山。一見到戴秉國這個“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條要求：一、和乘客見麵；二、和劫機者見麵；三、與大使館通電話。還問：劫機者是不是副駕駛員?戴秉國說：劫機者已經到了一個安全的地點，你不可能和他見麵。這裏通訊條件很差，和大使館通電話隻能到齊齊哈爾。和乘客見麵則毫無問題。格裏山來到現場，一臉的嚴肅，問誰是機長，然後厲聲問道：“怎麽個情況?!”當機長知道他是大使館來的，沒說話，眼淚湧了出來。格裏山拉著機長往田野遠處走去，以避開中方懂俄語的人。他們大約談了半個小時。回到飛機旁，格裏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館通電話。可當地實在沒有這個通訊條件。他就讓中方派一輛車，讓隨他來的兩個人立即出發到齊齊哈爾向大使館匯報。格裏山說：我一個人做不了主，我與乘客在一起。戴秉國和王耀臣沒想到蘇聯大使館來人後，乘客仍不下飛機，而到齊齊哈爾要花費不少時間，時間已經到了下午，這個季節白天很短，下午3點多鍾天就要黑下來，氣溫也要降下來，乘客再在飛機上熬一夜，很難保證不出問題。

　　“北京-莫斯科”成了熱線

　　有了蘇聯政府的指示，機上人員才肯下飛機到齊齊哈爾，洗上熱水澡，吃了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現場的新情況很快匯報到了哈爾濱的指揮中心。當時，我正在這裏了解情況，省長侯捷在這裏直接指揮。聽了匯報，侯捷即刻要通了北京中南海陳俊生辦公室的電話。秘書說，陳秘書長剛休息，我馬上去喊。在等候的時候，侯省長對我說，昨晚俊生幾乎沒睡，總理很晚也沒休息，一直在詢問這件事的進展情況。這時，陳俊生接了電話。聽了情況後，他明確說：天要黑了，又冷，不到齊齊哈爾不好辦。我們立即商議，並和蘇方聯絡，你等電話。陳俊生調到北京任職前，是黑龍江省委書記，也曾擔任過齊齊哈爾市委書記，對這裏的情況很了解。約過了一刻鍾，陳俊生來電話告訴侯捷，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已和蘇聯大使館聯係，同時外交部告訴了我駐蘇大使館，要求李則望大使立即會見蘇外交部官員，通報最新情況，並堅持我方將機上人員送到齊齊哈爾的意見，強調這是確保蘇方人員安全最合適的選擇。

　　傍晚5點，陳俊生的電話又來了，他對黑龍江省的領導說，我駐蘇聯大使會見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告訴他機上人員不願下飛機到齊齊哈爾時，他馬上表態說，這是錯誤的，應該按中方的安排到齊齊哈爾。並將意見立即電告了駐華大使舍爾巴科夫。舍爾巴科夫又迅速轉告了我外交部，並要求通過我外交部把口信傳到現場。這時，那兩名趕路的蘇聯大使館人員還在路途之中。戴秉國和王耀臣帶著蘇方的口信和11輛空調車來到了現場。這時是傍晚5點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蘇方人員開始行動。在整理行李、封存飛機、移交兩把手槍和書寫交接文書等後，車隊終於向齊齊哈爾出發。到達齊齊哈爾湖濱賓館已是深夜11點多鍾。賓館特意空出了兩個樓麵的客房，準備了熱水，客人們洗好澡後，吃了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蘇聯乘客休息了，我方人員開會研究次日的工作。21日零點40分，外交部來電，說當天下午1時30分，蘇聯專機到哈爾濱接蘇方人員回國。於是，大家又商量，這些人怎麽趕到幾百公裏外的哈爾濱，決定還是動用兩架直升機運輸。等一切安排停當，離出發的時間已不遠了。

　　“菜好極了，口味好極了”

　　齊齊哈爾市政府給每位客人送了一件羽絨服，都很喜歡，那個小女孩還得到了一些玩具和糖果，更是異常高興

　　21日早餐後，齊齊哈爾市政府為了表達心意，給每位客人送了一件羽絨服，顏色隨便挑，有的挑紅的，有的挑藍的，都很喜歡，說沒見過這麽鬆軟又保暖的衣服，場麵歡快而又熱鬧。那個小女孩還得到了一些玩具和糖果，更是異常高興。

　　直升機到哈爾濱機場是下午1點15分。半個小時後，從蘇聯赤塔飛來接人的圖-134客機也降落在哈爾濱機場。蘇聯人被中蘇友協黑龍江分會的領導請到貴賓室，參加歡送宴會。一共擺了六桌酒席，這些天陪伴蘇聯乘客的我方人員和他們已經相熟，彼此邀請共同入座。在既有點嚴謹又平和融洽的氣氛中，王耀臣和蘇聯安-24機長阿布拉米揚·維亞切斯拉夫·謝爾蓋耶維奇分別發表了誠摯、友好的講話。

　　“菜好極了，口味好極了!”一位上了些年紀的蘇聯乘客說：“啤酒也好極了，40多年沒喝到過這麽好的啤酒了!”

　　有人接過話茬：“多呆幾天就好了!”大家聽了都笑了。

　　一個四十來歲的工人動情地說，他父親參加過抗擊日寇、解放中國東北的戰爭，一直打到旅順，兩國人民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次意外的經曆，看到中國人民對他們很友好，感觸很深。

　　有個工程師，很激動，拉著黑龍江省外辦俄語翻譯李廣的手說：“我沒有什麽東西留給你作紀念，咱倆就換個手表吧!”於是，他們互換了手表。桌上沒喝完的白酒、果酒、啤酒和吃剩的糖果、香煙等，他們都當作紀念品，裝進了自己的行李。

　　中蘇友協送給每人一本《黑龍江畫冊》和一個氣壓暖水瓶，他們很高興，不少人拿著畫冊請中國朋友簽名，還互留了姓名和通訊地址，都說，有機會多聯係。

　　傍晚5點40分，蘇聯飛機要起飛了，我方人員送到舷梯旁，不少蘇聯乘客眼含熱淚，表情真摯而又激動，一再揮手說：“感謝!”“再見!”

　　這，和剛降落時相比，已全然不一樣了。友好、和諧、寬容和彼此的理解已取代一切。這使現場的人們深深感受到，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基礎是多麽深厚!

　　飛機起飛後，格裏山鄭重地對我方官員說：“我代表大使館對中方當局表示衷心感謝!”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戈爾巴喬夫會見了李鵬，新華社稿特意指明，“會見是應蘇方安排進行的。”這意味著此次會見是“計劃”外的

　　22日，劫機者阿裏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黑龍江省公安廳外籍越境人員管理所。我在這裏看到了這個個頭不高、有些禿頂的33歲的中年人。他在這裏要接受進一步的審查。

　　同一天，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訪問保加利亞回國途中抵達莫斯科作短暫停留，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和副外長賈丕才到機場迎接。第二天，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會見了李鵬，雙方就兩國關係問題和共同關心的一些國際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新華社在就此播發的新聞稿中特意指明，“會見是應蘇方安排進行的。” 這意味著此次會見是“計劃”外的，是臨時安排的。很顯然，這與中方妥善處置劫機事件有密切的關係。

　　當時在黑龍江省邊防局擔任俄語翻譯的郝國利，負責和阿裏穆拉多夫“談心”，以了解和掌握情況。交談中，阿裏穆拉多夫說，他曾想逃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避難，可那裏克格勃看管很嚴。又想逃到歐洲去，但沒有機會。這次逃到中國，是因為航線靠近中國。他表示對中國並不了解，隻是在蘇聯的報上看到對中國的報道，一般都是說中國不好。

　　誰能料到，正是他這個偶然的選擇，給了兩個關係冷淡的鄰國的高層以頻繁接觸和緩和關係的機會。

　　從被劫持的飛機降落中國，到蘇聯專機接乘客返回，共計51個半小時。我在當時的采訪本上寫道：這是短暫的一瞬，但又是一個漫長的、特殊的、內涵豐富而又具有曆史價值的時段。在這51個半小時中，兩國相關方麵不分晝夜地、高效率地緊急運轉，這是冷淡時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擬不了的，對今後兩國關係的緩和必將產生影響。

　　25日，我國外交部舉行新聞發布會，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了劫機事件和中方的處置情況。塔斯社隨即發布消息，說“蘇聯方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的睦鄰合作精神表示感謝”。

　　1986年元旦過後的第三天，以蘇聯航空部飛行局局長帶隊的7人專家組，在中國民航總局飛行司司長的陪同下，來到長吉崗農場，對停在那片麥地上已達 14天的蘇聯安-24飛機進行檢查。蘇方人員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員冒著嚴寒守護飛機，很感動。在我方人員提供飛機用油、電瓶、航線圖和當地農民開著重型拖拉機壓實臨時跑道等的協助下，蘇聯飛行局局長親自駕駛，順利將飛機飛回了國內。

　　兩個多月後的1986年3月4日，我國司法機關依據《關於在航空器上犯罪及其他某些行為的公約》(即《東京公約》)、《製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即《海牙公約》)和《製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公約》(即《蒙特利爾公約》)以及我國有關法律，在哈爾濱判處蘇聯劫機犯阿裏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 奧格雷有期徒刑八年。判決書指出，劫持飛機的行為，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對劫機者無論以何種理由和何種借口，也無論其基於何種動機和目的，都要依照我國法律追究刑事責任。我是唯一到庭采訪的新聞記者，當天，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中國審判阿裏穆拉多夫的消息。至此，發生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劫機事件告一段落。

　　胡耀邦發出“緩和”信息

　　劫機事件一年多前，胡耀邦視察中蘇邊境地區，明確要求我方一側率先行動，主動恢複和蘇聯的邊境貿易

　　1984年8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中蘇邊境地區時，要求我方一側率先行動，打破中蘇邊境地區長期以來的沉悶局麵，主動恢複和蘇聯的邊境貿易，互通有無，發展經濟。他說，中蘇之間的仗打不起來，邊境地區的幹部群眾要放下這個包袱。和鄰國，我們的原則是爭取同人家長期友好相處，這也包括蘇聯。他指出，中蘇兩國人民有傳統的友誼，友誼比原子彈的威力大。恢複中蘇友好關係要從下麵搞起，這要當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來辦。他在回顧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關係的狀況後說：我們有些事做得也不十分妥當，有些事也不該這麽做，比如批評人家的對內政策。粉碎“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改過來了，因為我們講不準，議論不好就要犯主觀主義和幹涉人家內政的錯誤。

　　當時我隨行采訪，聽了總書記振聾發聵的講話，心情振奮，如沐春風，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胡耀邦不讓詳細報道，新華社隻發了一條134個字的短消息，然而因為它來自神秘而又特殊的中蘇邊境，仍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更引起蘇聯高層的重視。

　　之後，黑龍江省黑河、綏芬河、同江三個口岸城市主動邀請毗鄰的蘇聯官員來訪，綏芬河還送過去500公斤西瓜，讓蘇聯鄰居分享中國朋友西瓜豐收的喜悅。黑龍江省中蘇友協也把蘇聯遠東3個邊區、州政府的領導請到哈爾濱，歡度我們的“十一”國慶節，安排他們參觀考察，向他們介紹經濟建設情況等。這使蘇聯朋友很受震動，“中國怎麽說開放就開放了呢?!”於是紛紛向上反映“中方改革的新動向”，反映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和琳琅滿目的商品；同時提出“我們怎麽辦”，要求上麵放權，和中方的步子協調起來。

　　蘇聯的步子跟了上來

　　就在中國對劫機者宣判4個月後，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發表重要講話，主要內容是改善蘇中關係

　　曆史總是由一件件具體的事情書寫而成。

　　就在中國對阿裏穆拉多夫宣判4個月後，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到鄰近中國黑龍江省的遠東地區視察，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內容是改善蘇中關係。這是蘇聯高層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舉動。和胡耀邦兩年前視察中蘇邊境地區時的“低調”不同，戈爾巴喬夫此次視察，媒體作了充分報道。同時，戈爾巴喬夫要求逐步開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以此為新的起點，蘇聯邊境地區和我國邊境地區的貿易快速升溫。

　　1989年5月15日，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這是繼赫魯曉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參加中國國慶10周年活動後，蘇聯最高領導人首次踏上中國領土。16日，鄧小平會見了戈爾巴喬夫。事後，戈爾巴喬夫曾說，他到北京，是去“朝見”鄧小平的，鄧小平傳奇的一生充滿著智慧，在他麵前，無論從哪方麵講，“我都是小字輩”。會見時，鄧小平開門見山，說此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在談及20世紀60年代中蘇論戰時，鄧小平說自己是“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他說，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 ”戈爾巴喬夫邊聽、邊記、邊點頭，回應說：我們政治局全體都讚同您那句著名的話，即“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他還表示，對兩國間不太久遠的過去所產生的某些問題，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中蘇兩國關係的改善，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撰稿：張持堅(時任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

　　供圖：郝國利(時任黑龍江邊防局俄語翻譯)

　　劫機者簡曆

　　阿裏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1952年出生於巴庫市，列茲金族。1959年上小學，1969年中學畢業，1970年入薩索夫飛行學校學習，1972年畢業，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屬的飛行大隊工作，1976年任雅庫特民航局安-24 飛機駕駛員。1980年函授畢業獲“工程師-飛行員”證。他1981年結婚，夫人是音樂教師，1982年女兒出生，1984年離婚。他因犯劫機罪在中國服刑。其間蘇聯解體，他的家鄉劃歸俄羅斯，1991年他被中方遣送回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