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第61屆戛納電影節的參賽影片，以色列導演阿裏-福爾曼的動畫紀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戛納亮相後贏得了媒體的一致讚譽。作為電影史上第一次將紀錄片和動畫片聯姻的實驗，影片不僅從形式上創新，而且，在具體拍攝表現手法上，三維二維交織，美術音樂設計無不在美感中讓人耳目一新。出現在戛納的最後獲獎名單中，成為許多記者的預測。
當導演阿裏在戛納濱海的沙灘上接受新浪專訪時，還不時有經過的人用法語向他表示祝賀。他則同樣回以法語表示謝意。
新浪：您會說法語？
福爾曼：是這樣的，影片完成拍攝後，法國製片方請求我可以為影片做法語配音，為此我專門學習了兩個月的法語，但是當我把錄好的帶子寄給法國片方後，他們聽了我的版本卻對它糟糕的質量非常震驚。當然，這個版本取消了。這就是我的法語水平。
從一開始就要緊緊抓住觀眾的心
新浪：為什麽影片以26條狗在街上狂奔做為影片的開端？
福爾曼：此前，我已經拍了三部影片。每一次，影片一開始我都努力從視覺上創新。我創作寫東西和之後的拍攝是完全兩回事，因為拍攝時會增加新的元素，會更有力量。我想在電影當中，開頭是一個最基礎和重要的部分，這是因為你從一開始就緊緊抓住觀眾的心，之後，觀眾就可以很輕鬆地跟著情節前進。關鍵是你和觀眾交流時使用的語言，如果影片開始三分鍾後，你還沒有成功引導觀眾進入你想要講述的故事中，那你就失敗了。因此，影片中觀眾看到的這第一幕，是我們在攝影棚裏最後拍攝完成的。至於裏麵到動物，我們先設想的是豬，最後才改換成狗。
新浪：影片中的夢都是真實做過的嗎？
福爾曼：當然是真的。這幾乎都是真的，其中九個人的經曆七個人都是真實的。
新浪：您是在這部影片的什麽創作階段對拍攝形式做出選擇決定的？
福爾曼：從一開始，它就是我的動畫項目組成部分，從來沒有別的替代形式做選擇。如果你注意影片中不同的畫麵組成部分，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影片中匯集了戰爭、回憶、噩夢、反省、毒品。所有這些，以傳統紀錄片的形式，怎麽可能實現呢？我不想對我看過的那些紀錄片做出批評，但是如果你不以一種極端的形式來表現這段曆史 ，怎麽可能達到這些目的？在這部影片拍攝前，我剛完成一係列電視製作，總是一樣的拍攝手法讓我感覺很是枯燥，還有對電視製片商的依賴關係讓我也很疲憊。現在，我想要一些新的東西。那種拍攝電視係列的形式，完全是美國式的作風，缺少良知和反思。我發現所有的紀錄片都或多或少被約束在一個約定俗成的框架內。現在這種動畫形式讓我在表現上有很大自由。
影片中80%的畫麵來自天才的設計師，所有的創意都來自夢境
新浪：影片整體風格充滿美感，那些樹，那些建築，這是您的想法，還是動畫設計師的想法？
福爾曼：當然，首先是動畫設計師大衛-波龍斯基的主意。他實現了影片中80%以上的畫麵設計，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天才。我想他的美術觀念令人著迷。在工作中，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對影片的理解采取完全自由的方式，但是我們盡可能地保持影片的現實主義，讓觀眾以最深刻的方式感受震動。影片中關於狗的部分，盡可能地表現畫麵的真實是我一直堅持的想法。對影片中的鏡頭運動，我們也做了最大的努力，讓它盡可能的接近實際。最重要的是如何運用鏡頭拍攝下來這一切。總之，一切都很複雜。
此外，影片中還有那些不同的噩夢， 許多幻想的場麵，也正是因為涉及到這類型的鏡頭，我們不需要把它表現的很現實。但是剩下的部分，我們就需要盡可能的還原事件的真實性。影片中最後20分鍾，我將它理解為藝術性的紀錄片，那些大屠殺的鏡頭，我將鏡頭表現得很陰沉，很黑暗，很悲慘，用我所有的能量，最大限度地來展示這一點。色彩上我們重點使用了黑色和橘紅色，以及陰影，許多特效。
新浪：影片中有一場不斷出現的夢境，您和兩位戰友從沐浴的海中出來，整個畫麵一片金色，為什麽選擇這種顏色，有什麽特殊的寓意？
福爾曼：這就像是一場白日夢的視角，一種超越的視角。影片中的主角持續這場旅行，它是關鍵連接因素。正是有了這個不斷重複的鏡頭，才促使男主角不斷地前行，繼續自己的旅行來探尋真相。
新浪：這也是您真實做過的一場夢？
福爾曼：當然。
新浪：那麽在你的真實夢境裏，也是金色的嗎？
福爾曼：嗯，阿裏似乎在回憶和確認。(也許不是？)嗯，這是個好問題。
影片中不同類型的音樂來自不同的音樂人
新浪：有時候，您的影片仿佛是一部音樂片，因為許多場景和音樂都緊密相連？
福爾曼：我們有一位作曲家馬科斯-立夫特 ，他平日住在倫敦，我邀請他，是他負責影片的音樂製作。我們嚐試著將影片中的畫麵和音樂結合到一起，展示給對這段曆史毫不了解的觀眾們。問題是這段曆史中有的環節異常複雜，甚至那些當事人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以色列人，黎巴嫩基督教人、巴勒斯坦人，這都僅僅是曆史中一個小小的組成部分。甚至那些構建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於是，我們決定從選擇不同人群不同士兵的衣著顏色入手，對於每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分別選擇不同的音樂。比如在黎巴嫩基督教徒的部分，我們選擇了肖邦的音樂，我們知道在整部影片中會有這些不同類型的音樂。影片中的配音動用了許多音樂人。
對一部電影來說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很重要
新浪：影片中講述了許多內容，對於結構，您事前有什麽樣的考慮？
福爾曼：在我考慮影片的整體結構時，我希望達到這樣的目的：那些來看電影的觀眾不知道每一個接下來的畫麵會是什麽，也就是預測到隨後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希望在90分鍾內，緊緊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我看了看，在戛納電影節的競賽單元中，參賽片片長大多數都是2個小時左右甚至更多，比如索德伯格的《切》，甚至有四個多小時。要想抓住觀眾的注意力這實在太長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想要實現一部類似《愛麗絲漫遊未來記》這樣的影片，一旦你進入情節當中，就像走進一麵鏡子當中，你再也不知道如何可以走出，你不停的轉動、轉動尋找。在背景、音樂和故事中，完全迷失。
新浪：的確是這樣，我們也感覺完全進入了電影中的噩夢，同時，這一切就像是一個沉重的創傷？
福爾曼：是的 ，我想把大家帶到我的夢幻旅行當中，但是卻不是到我隨心所欲想去的地方。首先，因為之前我做了許多的資料收集工作，如果將我自己的經曆和我所看到聽過的這些人的經曆相比，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個幸運兒了。你們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我自己，是我的經曆和生活。我沒有直接目睹大屠殺，但是，這段日子即便我隻經曆和看到了很小的一部分，關於戰爭的殘酷並沒有改變。
我使用這種新的動畫表現形式來表達和引導觀眾進入這個世界。如果作為觀眾， 你決心了解這個世界，首先需要你對我運用的這種電影語言有信心。想象你進入電影院，電影開始了，然後你開始琢磨：這是動畫片，這是影像，這是攝像機在翻轉拍攝畫麵，這些都是配以真人聲音的演員 ，這會成了什麽？我希望觀眾們首先是用心進入故事中，電影結束出了放映廳，才去考慮這些具體的技術問題。
新浪：影片中你談到夢境，以及曆史經曆帶來的精神疾病和心理療傷，但是好像對於通過醫療手段療傷這點，您實際上並不是很相信？
福爾曼：不，這不是我說的。我對心理治療作為一個醫療體係是相信的，我本人就經曆了相當長時間的心理治療。這就象一件穿在最外麵的外套，或者所有的宗教一樣，你可以用它相信它，也可以不。從我個人的經驗，我並不相信心理治療的結果，但是我相信它的過程。這就像是一個鄭重的儀式，你需要坐在心理醫生那裏，認真的談論自己。
新浪：但是你相信這部電影會醫治您的戰爭創傷？
福爾曼：是的，當然是這樣。因為拍攝影片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活躍的互動的心理治療。你需要首先在這上麵做大量工作，並且以此為基礎實現電影。而當你去求診心理醫生時，你要在時間裏耐心等待最後的結果，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效。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對心理治療一點不信任。
這部電影可以讓我重啟啟航
新浪：從這部影片中，您都獲得了哪些收獲？
福爾曼：它給我把自己重新當作一個年輕人來看待的可能，是的，影片中那個19歲的身處戰爭中的年輕人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歡影片中自己的形象，它甚至比我在那個實際年代更加英俊。拍攝前我專門請求動畫師把我繪畫得英俊一些。這個劇中人物和我又是不同的，因為他來自另一種生活，一種我的過去生活 。在軍隊的時候我照過一些照片，現在再拿過來看，我認識照片中的那個年輕男孩，但是他的曆史已經和現在的我不再有關連了。它僅僅是一個象征符號。
新浪：以色列前總理沙龍還在世 ，影片會以什麽樣的情況在以色列發行？
福爾曼：是的，我們可以說他還在世(記者注: 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直處於植物人昏迷狀態)。三天來我接受記者訪談，大家不斷地問我這個同樣的問題，尤其是法國媒體，總是追問我怎麽可能讓這樣一部題材的影片在以色列上映發行。實際上大家對以色列的具體情況可能都有一個錯誤的理解，如果說以色列沒有對阿拉伯世界國家表現出民主，這是真的，但是以色列本身是個民主的國家，在國家內部，你甚至可以隨心所欲隨時隨地大聲狂叫。同樣，影片也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資金讚助，所有的人對影片能在戛納參賽感到自豪。他們甚至為我們承擔了來這裏的飛機票費用。以色列政府對這部影片給了無比巨大的支持，我們可以享有各種民主，為了電影需要自由使用各種藝術形式表現。
新浪：對於發生在黎巴嫩撒布拉和夏提拉難民營的大屠殺，您怎麽看？
福爾曼：我從來沒有改變我的觀點。人類不可能有比這更糟糕的的行為了。我的出生和我的家庭，注定了我會關注和一直思索大屠殺的背後真相。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總是自問，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政策怎麽可能一直持續了三年半的時間，所有的人都將眼光轉向了他處。82年，三天時間內成千上萬的人被屠殺，大家的反應和希特勒時代同出一轍。我還要補充一點，當法國媒體采訪我時，他們不斷提出關於戰爭這方麵的問題，實際上是對他們自己的曆史經曆在提出疑問。阿爾及利亞戰爭對他們來說是同樣的問題。每個人都在這部影片中選擇反射自己曆史的元素。對我來說，這遠遠超過了一個屠殺的表麵含義， 我不希望人們談論和記住這部影片僅僅因為它講述的主題是大屠殺。我的影片遠沒有好萊塢製作的宏大輝煌，沒有英雄，也沒有任何戲劇化的場麵，隻有一個年輕的男人，他被戰爭推到遙遠的前方，還殺了自己的鄰居。我希望這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故事，因為影片中表現的屠殺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在不斷重演。
新浪：怎樣平衡您的戰爭觀和現在正發生在以色列的現實情況？
福爾曼：現在那些國家的領導們變得越來冷對世界，令人不可置信。兩年前，在以色列和黎巴嫩間爆發了第二次戰爭。這時候，我和我的團隊正在製作這部影片，一天我偶爾打開電視，又看到同樣的畫麵，畫麵上有同樣的村莊，在我們曾經去過的同樣的場所，軍隊在以同樣的手段暴力和槍殺百姓。士兵們依然駐紮在那裏重複同樣的愚蠢又毫無意義的謀殺。我憤怒極了，帶著我的家人，離開以色列，搬到希臘的一個小島上生活，一直呆到這場病態的戰爭結束。
新浪：作為一部創新的動畫紀錄片，您是怎樣在紀錄片的真實和動畫片的想象之間進行平衡的？
福爾曼：這是一個學院化的問題。我想在這個問題上，不應該是我對自己的工作做出評價。是由你們決定哪些應該相信或者不應該相信。因為許多紀錄片都企圖表現得清晰和透明，並且講出所有的真相，至少是大多數的真相。但這不是真的。所有的紀錄片導演都有這個野心，同時又帶有主觀色彩。
新浪：可以知道影片的拍攝資金是多少嗎？
福爾曼：說出來你也許會笑，200萬美元。
新浪：去年瑪嘉-薩塔皮的動畫片《我在伊朗長大》在戛納電影節受到熱評和大獎，在電影院同樣收獲不小，對這部作品，您有同樣的期待嗎？
福爾曼：《我在伊朗長大》是一部很棒的作品。我很喜歡裏麵的繪圖風格。但是，我的電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當《我在伊朗長大》上映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動畫市場的存在，不僅僅光是那些針對孩子們的動畫。《我在伊朗長大》證明這類電影是可以成功的，我想也正是為此，我的影片在戛納電影節上銷售狀況非常好。新浪前方報道組發自戛納 劉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