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浦瓊尤 李倩
走路扭扭捏捏，說話嗲聲嗲氣，舉手投足都是“娘娘腔”……這似乎已經成為同性戀者印在普通大眾腦海裏的固有形象了。然而，部分同性戀者近日敞開心扉，向記者講述由於社會歧視和偏見、傳統婚姻觀念的影響，給他們的感情、工作等多方麵帶來的沉重壓力。
“其實，我們是正常人，但是僅僅因為性取向不同，就被當作‘怪物’，過著不正常的生活。”這是來自同性戀者的肺腑之言。從與他們麵對麵的對話和交流中，記者能明顯感覺到，這個隱匿群體生存的艱難和內心的苦澀，遠遠超過了普通人群。
渴望在陽光下享受愛情的同性戀者。（新華社記者 曾毅 攝）
一名同性戀者的心態錄紀實
通過雲南省健康教育所的牽線搭橋，記者終於順利與男同性戀者於強（化名）在昆明一家酒吧見了麵。
夜幕剛剛降臨，借著燈光，記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於強身穿米色的T恤、藍色的牛仔褲，留著精幹的板寸頭型……這與眾人眼裏千篇一律的“扭捏作態、嗲聲嗲氣”的同性戀形象大相徑庭。如果不是預先知道，記者根本不相信麵前這位微笑著問好的小夥子竟是一名同性戀者。意外的好印象讓記者此前的擔心和忐忑不安煙消雲散。
按照於強事先提出的要求，記者特地選擇了酒吧一個較為僻靜的包間。於強今年２６歲，他對記者說，１７歲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特別喜歡班裏的一位男生，經過查找資料對比，於強確定了自己屬於同性戀。“恐懼、無奈、痛苦席卷而來，我每天都懷疑自己不正常，不停地問自己怎麽辦？下半輩子怎麽過？”
１９９９年，暗戀三年的“男朋友”找到女朋友後，於強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深淵。“那時我甚至想到過自殺。”於強似乎陷入了６年前的“失戀”絕望之中，“萬般無奈之下，我抱著一位好兄弟嚎啕大哭，並告訴了他真實情況。”
為了坐得更舒服些，於強把一個靠墊放到了自己的背後，喝了一口西瓜汁後繼續講述他的經曆：很多同性戀者都要經過類似的苦難期，特別是喜歡上異性戀者更加痛苦難熬，因為不敢向對方表白自己的感情。
於強足足花了２年時間才從絕望和黑暗中走出來。他輕輕彈去煙灰，如釋重負地說：“２００１年，我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名為‘BOY SKY'的同性戀網站，終於感覺找到‘組織’，回到‘家’了……”
從那以後，網絡就成了於強心靈傾訴的重要平台。在那裏，他可以和圈子裏的人進行心與心的溝通，傾訴自己的感情，不必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在那裏，他能夠認識、結交更多的同性戀朋友，不會受到任何歧視。於強認為這是網絡最吸引同性戀者的地方。“在這裏，圈子裏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展示真實的自我，釋放壓力，敞開心扉，不會感到孤獨。”
記者 浦瓊尤 李倩
漸漸地，於強開始嚐試走出陰影，積極向上地生活、學習和工作。但是，在現實中，於強隻能深深地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把自己偽裝得和社會主流人群一樣。據於強介紹，同性戀迫於各種沉重的家庭、社會壓力和負擔，不敢輕易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對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是親人都得守口如瓶。因此，同性戀者把自己稱為“躲在櫃子裏的人”，不能見光。９年時間過去了，目前隻有屈指可數的四、五位“鐵杆哥們”知道於強的性取向。
昆明市同性戀者經常聚集的一家酒吧。（新華社記者 曾毅 攝）
於強說，圈子裏有兩類明顯“出櫃”的人，一類是大家通過其外貌、舉止行為就可以判斷出是同性戀的人，即比較女性化的男同性戀，圈子裏稱這類人為“CC”。由於被認為給同性戀者抹黑，“CC”在圈子裏是不太受歡迎的；另一類是父母思想比較開明的幸運兒。“但這兩類人都是極少數，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我不讚成其他人盲目‘出櫃’。”自稱是“半出櫃”的於強向記者道出苦衷：“倉促‘出櫃’會帶來一係列的麻煩，風險很大。首先可能要和父母斷絕關係，其次意味著失去工作、同事和朋友，最後可能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慘下場。”
於強和父母相處融洽，經常回老家看望雙親。但是，於強至今不敢告訴父母自己是同性戀。每當父母催促他找女朋友、結婚成家時，於強就絞盡腦汁找各種理由搪塞。現在，於強和自己的“男朋友”在出租房裏，過著幸福的二人世界。“因為社會歧視，家庭和工作等原因，同性戀的感情是‘易碎品’，大多數隻能持續幾個月，難以長久，不穩固。”於強的內心深處充滿了憂傷和茫然，“我不知道到底能和他相處多久。”
“永遠不結婚”是於強下定決心要走的道路。這意味著將會傷害父母，要愧疚一輩子。但是，“如果選擇結婚，取妻生子，我的負罪感會更加深重。作為丈夫，我要欺騙妻子，隱瞞實情；作為父親，我沒辦法和孩子交代……與其建立一個彼此傷害的不幸家庭，不如在夾縫中爭取自己最大的空間。”於強對幸福和自由的理解，遠不遜色於普通人。
並不是所有同性戀者都能頂住社會和家庭的壓力，事實上，圈子裏大部分人最後被迫走向婚姻，像於強這麽堅定的人少之又少。“無論選擇獨身、結婚、或是結婚又離婚，對同性戀者來說，都隻能用艱辛來形容。所以大多數同性戀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憂鬱症和自閉症。”透過於強爽朗的笑聲，記者感覺到了他的無奈。
於強說，圈子裏的人都渴望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被當作“怪物”。“比如，過年過節的時候，我還可以帶著自己的‘男朋友'高高興興地回家，與家人團聚。”於強說這是他的美好理想，也是圈子裏所有人的願望。
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於強與記者無話不談，也毫不忌諱同性戀的任何話題。但是，為了掩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於強堅決拒絕透露其姓名、工作單位和電話號碼，隻能給記者留一個QQ號碼。他苦笑著解釋說：“這是出於無奈，自我保護嘛。”
記者 浦瓊尤 李倩
３０００萬同性戀者隱藏著棘手的社會問題
同性戀是以同性為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為。從犯罪、絞刑架處死，到性變態，再到歐美一些國家認同的正常現象等，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態度變化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１９９７年，中國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為的流氓罪，這被認為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另一個標誌。２００１年４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為性變態。
長期致力於同性戀問題研究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說，在生物學的概念上，不分國家、種族、文化和貧富的差距，同性戀占總人口的比例一般為２％－５％。據他估計，目前，我國１５歲至６０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為３０００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２０００萬，女同性戀為１０００萬。當然也有部分同性戀是臨時性的，會轉為異性戀。衛生部有關研究人員也表示，同性戀的數字是恒定的。
近年來，我國同性戀者的社會地位逐漸改善，但是，專家普遍認為，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處境依然十分艱難，遭受嚴重的社會歧視。長期以來，處於社會的邊緣地帶的同性戀者，大多生活在恐懼和愧疚之中。專家曾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青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十分令人擔憂。因為受歧視，３０％－３５％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９％－１３％的人有過自殺行為。超過半數人由於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一位同性戀者對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其實我們是正常人，也渴望在陽光下自由地生活，可是由於性取向不同，就被當作‘怪物'，過著不正常的生活！?
正是因為歧視同性戀，導致了很多社會不穩定行為的發生。張北川通過跟蹤調查後得出一組沉重的數據：男同性戀者由於被歧視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環境，３８％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動遭遇傷害，２１．３％遭遇過異性愛者傷害，２１％的同性戀者在身份暴露後，受到異性戀者的侮辱、毆打和敲詐等。“隻有在一個群體普遍被嚴重排斥時，才會出現如此多的相互間的傷害行為，並非該人群普遍存在人格問題的結果。”張北川說。
昆明市同性戀者常去的一家酒吧門廊內張貼著艾滋病預防知識的宣傳畫。這已經成為圈內的“必修課”之一。（新華社記者 曾毅 攝）
由於生存的艱難，這個龐大的沉默群體隱藏著一係列複雜的社會問題。雲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長、昆明男男性行為者性病艾滋病綜合幹預項目負責人段勇告訴記者，目前，男同性戀者艾滋病感染率高達２％－５％，遠高出普通人群０.４％的感染率。“男同性戀者已成為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群”已是盡人皆知。一名致力於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同性戀者說，“多性伴侶”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各種巨大壓力和負擔，同性戀者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和所愛的人共築‘愛巢’，我們的感情懸在一根細細的絲上，一遇到外界壓力，這根細絲就斷了。因此，頻繁更換性伴侶也就成為圈子裏無可奈何的普遍現象。”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我國８０％以上的同性戀者已經或即將進入異性婚姻，也就是說至少２４００萬同性戀者要建立家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間接地刺中了同性戀者的要害。張北川認為，目前我國同性戀者承受的壓力主要來源於社會，尤其對男性而言，因為他們承擔著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的責任。“家庭是社會穩定的細胞，但是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無實或是畸形的，其穩固程度要大打折扣，離婚時有發生，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張北川說。今年３月，江蘇如東縣沿南村就曾發生一起震動社會的女同性戀者活埋異性戀丈夫的慘劇。這也是全國首例女同性戀者殺夫案。專家對此發表觀點說，在江蘇這個慘劇中，正是由於丈夫對妻子同性戀行為的阻止，才引發了同性戀人的過激報複行為。
今年２８歲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戀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戀者李華（化名）隻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於雙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對象結婚。兩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應付家裏的壓力。凡浩的心情極為複雜，“先把女朋友這一關熬過去吧，結婚再拖兩年。”已經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華這樣約定：將來建立家庭時互相不幹涉對方的生活，可以帶各自的朋友回家。為了將來融洽相處，他們現在找朋友時都要先通過對方“審查”。“我們四個人將來要生活在一起，當然得互相滿意。”凡浩笑著說，“這是萬不得以的選擇，但至少我們沒有欺騙對方，不會受到心靈的譴責，能給自己一點點安慰。”
段勇接觸過許多同性戀者，其中大部分人與異性建立了家庭，並有了孩子。但許多人對妻子隱瞞，在外與同性戀發生性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婚後“雙重生活”。這在圈子裏是司空見慣的。“一個潛在的危險隨之而來，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為時，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說，“一旦這個病毒擴散到眾多家庭，那麽在社會大眾中間的影響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是演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同性戀者的愛情並非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陰暗。（新華社記者 曾毅 攝）
改變困境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士普遍認為，社會大眾客觀正確認識同性戀，消除偏見，社會尊重、家庭認可才能扭轉３０００萬同性戀者麵臨的困境，解決這個特殊群體帶來的許多社會問題。“同性戀者走出來的前提是有相應的政策保障，比如就業等方麵不能受到歧視，避免他們剛公開自己的身份就遭到各種傷害行為。”段勇說。
與此同時，我國對同性戀、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為的規範尚處於空白，“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同性戀者的合法權益也顯得尤為重要”。張北川說，“目前，我國在保障婦女兒童權益方麵都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條款，同性戀者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也應有相應的保障條款，享受平等的權益，比如，同性伴侶共有財產的處置權和饋贈權利，以及結婚、建立家庭的權利等。”
昆明市民葉麗馨曾在玩網絡遊戲時認識了一名同性戀者，後來還在現實生活中見了麵，成為好朋友。“過去對同性戀一直有誤解，很排斥，但是通過接觸後發現，同性戀者和普通人群沒太大區別。”葉麗馨用同情的口吻說，“同性戀者的性傾向不是他們自己能夠控製的，也不是他們願意的，他們已經非常痛苦了，還要遭受各種壓力和指責，很不公平。”一名同性戀者對記者說，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與葉麗馨一樣“寬容”，同性戀者的生存環境將大大改善。
采訪手記
與同性戀者從聯係、見麵、認識到采訪，是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記者戰勝忐忑和害怕的心理過程。
采訪訪剛開始時，記者說話和提問都比較謹慎，擔心會“惹惱”他們，盡量避免使用“同性戀”三個字，改用“像你們這樣的人群”。漸漸地，他們的大方、開朗讓記者不再心存顧慮，提問也開始大膽起來，他們也挺配合。不管是同性戀的生存現狀、感情經曆、婚姻愛情觀，還是他們的困惑、需求、痛苦和快樂，隻要是記者感興趣的，他們都一一作了回答。
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更多的同性戀者和普通人一樣，有自己的同事，有要好的同性、異性朋友，也常常三五成群地相約出遊，或者進行一些體育鍛煉。他們也能和記者在一起喝喝茶、打打牌，聊聊天，吐露自己的心聲。
通過兩次“親密接觸”，扭轉了記者對這個特殊群體的看法和偏見。如果說記者此前更側重於對這個群體進行負麵報道，那麽通過與他們的麵對麵交流，以及對一些專家和學者的采訪，記者決定向社會大眾講述這個人群所遭受的痛苦與磨難，呼籲更多人來接受和認可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為他們創造一個“走出櫃子”的基本條件，過上每一個人所應過上的正常生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