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像月亮有其光明也有其陰暗一樣，“美甲天下”的俄羅斯女人，也不都是作家筆下優美的安娜，靠一技之長謀生的奮鬥者。
在已連續多年的經濟不景氣的窘境中，有一部分不甘於貧困的俄羅斯女人湧出國門，到歐洲、日本、韓國去“打工”。也有相當一部分俄羅斯女人來到北京，在娛樂場所、賓館飯店裏“淘金”。
前不久，筆者便遇到這樣一樁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北京某雜誌社編輯劉女士出差了，十幾天後回到家裏時，發現家裏竟住進了３名來曆不明的“俄姐”。不僅在她家裏吃住，每天還向她的丈夫討零花錢。劉女士苦惱異常。
俄羅斯小姐闖上門來
劉女士的丈夫是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為做生意便利，夫妻倆租住在朝陽區一家三星級公寓裏。白天做辦公室，晚上關起門來就是家。
兩人的生活一直十分平靜。據劉女士說，那家公寓本是個十分清靜的地方，隻是從去年夏天起，與幾家“旅遊公司”建立了業務聯係，隨後便有眾多的俄羅斯女人湧進這家公寓。
俄羅斯女人多則十幾人，少則三四人同居一室，在各個樓層隨意走動，用簡單的中文或英文與公寓內外的男士聯絡，使得原本住在此公寓樓中的幾位中國女主婦頗為反感。劉女士本想搬家，但擔心搬走後，丈夫生意受損失，才強撐著住在那裏。
不久前，劉女士所在的雜誌社讓她出差，等她回到家時，發現臥室裏住進３位素不相識的俄羅斯女人，劉女士大怒，與丈夫大吵一架，滿以為“戰鬥”進行得那麽激烈，俄姐會落荒而逃，不料３名俄姐竟將臥室門關上，不理不睬。
筆者趕到劉女士家，３位俄姐上街了。從下午直等到天黑，３人才回來。這是３個非常年輕的俄羅斯小姐，年齡最大的不過二十三四歲，一進劉女士家３人就直奔臥室，隨手關上臥室房門。筆者敲敲門，走進臥室，問她們可會說英語，其中一位自稱“莎莉”的小姐用英文回答了筆者的問題。
問：你們從哪裏來嗬？
莎莉：從布拉戈維申斯克來。
問：你們來中國做什麽？
莎莉：旅遊。
問：你們來中國多長時間了？
莎莉：差不多一個月。
問：你們住在什麽地方？
莎莉：我的朋友讓我住在這裏。
問：你們知道這是劉女士的家麽，她沒有讓你們住在這兒。
莎莉：可我的朋友讓我住在這兒，我的朋友不在，我們沒有錢去住旅館。
問：你們的朋友是誰嗬？
莎莉：他是俄羅斯人，劉女士的丈夫是他的朋友。
筆者見到劉女士的丈夫孫先生，他看上去十分疲憊。據孫先生說，這３位俄姐是他的一個俄羅斯客戶帶來的，隻說是３位小姐剛來北京，沒有錢住飯店，要在孫先生家裏住兩天。
然後孫先生的客戶便有急事回國了，將３位俄姐留在孫先生家。３位俄姐就不走了，非要在這兒等她們的朋友回來。
俄羅斯小姐找到了“工作”
劉女士與丈夫孫先生為家裏來的俄姐鬧到了幾乎要離婚的程度。一個星期以後兩人和好了，原因是３位俄羅斯小姐離開了劉女士的家。在同一幢公寓裏另租了房子，她們找到了“工作”。
據1996年1月20日勞動部、外交部、公安部、外經貿部聯合頒發的《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第八條要求，外國人在中國就業須持本國職業簽證、居留證，入境後，須獲取我國省級勞動部門頒發的勞動就業證，方可就業。
筆者很納悶持旅遊簽證的俄羅斯小姐找到了什麽樣的工作。筆者進行了暗訪。在暗訪中，筆者發現每到夜裏，莎莉就和她的兩位女伴一起到位於雅寶路附近一家酒吧去“工作”。
那裏充滿了異國風情，每天夜裏在那裏“工作”的俄羅斯女人有近百名，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也有三四十歲的成熟女人。
衣著袒露華麗，在酒吧裏公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男人也包括一些中國男人討價還價。據說“市場價格”是每夜50美元。該酒吧對那些來此“工作”的俄羅斯女人十分寬容，全靠她們招攬生意。
一天夜裏，正在酒吧裏工作的俄羅斯女人們突然都走了。筆者在門口問其中一位，為什麽這麽早就離開？那俄羅斯女人有些緊張地說“警察要來”，過了一會兒果然有警車停在酒吧門前。
追蹤而來的俄羅斯男人
誰能想到來自俄羅斯的“打劫者”竟會跨越國度來到北京，追蹤那些在他們看來是發了橫財的俄羅斯女人。在北京“淘金”的俄羅斯女人對於俄羅斯男人可沒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多數俄羅斯女人聽說來了陌生的俄羅斯男人，總是避之唯恐不及。
那幢公寓樓裏就來了幾個俄羅斯男人。據說他們在北京的各飯店公寓裏到處尋找俄羅斯女人，一天這夥人也來到莎莉住的公寓，進門就問這裏是否住著俄羅斯女人。
幸好公寓管理人員早已從某旅行社導遊那裏得到囑咐，沒告訴他們這裏住著俄羅斯女人，因為很可能是來打劫的。公寓管理人員及時地將那夥麵相不善的俄羅斯男人請出門外。
可莎莉和另兩位俄羅斯小姐卻是不走運的，她們在夜間去“工作”的時候被那夥俄羅斯男人盯上了。那夥男人不僅搶了她們所有的錢還打了她們，罵她們給俄羅斯丟了臉。
到了交房租的時候了，一貧如洗走投無路的莎莉又來到劉女士的家，請劉女士的丈夫看在他朋友的麵子上，為她買一張飛機票，她們在中國的簽證已經到期了，但是沒有錢再辦新的簽證，甚至也沒有錢買麵包了。“請幫助我，我要回家。”莎莉哭了。
目前，在北京有多少個像莎莉一樣來“淘金”的俄羅斯女人，數目尚難統計。正是由於她們生存於我國的有關規定之外，既不受到任何的保護，也不受到任何的約束，她們的“自由”已成為京城的不和諧音符。因此加強對外國人入境和“就業”的管理，淨化北京的社會風氣，是需要引起全社會關注的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