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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富兵的右手沒有抓住他心愛的手機，因為他的右手已經和手機一起掉在了地上。他的妻子不知道，還在前麵拚命追趕5名搶走她100元錢的持刀歹徒。“別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餘富兵朝妻子嘶聲高喊……
這是2004年12月17日夜發生在深圳市公明鎮街道辦合水口附近的馬田北路的一幕。為首的砍手歹徒叫許國亮，18歲。案發5天後的夜裏，當抓捕他的警察把他從廣西家中的床上拖起來時，感覺許國亮的體重很輕，簡直就像個還沒有成熟的單薄少年，在銬住他的瞬間，他一點都沒反抗，可能是當時還沒睡醒。
但深圳警方查明，就是這個瘦瘦小小的許國亮，和19名成員組成一個搶劫團夥，年齡最大的20歲，最小的僅17歲，采用砍手、砍腳等作案手段搶劫。在公明街道辦合水口、馬田一帶，一年時間內先後做下25宗劫案，砍傷路人12名，搶劫了大量手機、手提包和現金。
這些搶劫者均來自同一個地方——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深圳民間稱他們為“砍手黨”，廣西天等縣人稱他們為“上映幫”。
“上映幫”的成員又基本來自同一個村莊——上映鄉溫江村。溫江村，深圳向西略偏北一千餘公裏處，距天等縣城40公裏，距中越邊境30餘公裏。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04年就已經有40餘名溫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東莞、佛山、汕頭、雲浮等地的警方手中，有兩對還分別是親兄弟。但熟知“上映幫”的知情者稱，目前在廣東搶劫為生的溫江村年輕人遠不止這個數，而是多達上百人！
許國亮被抓後交代得更為幹脆利索：“我們村(來廣東)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邊搶東西。”溫江村的知情者透露，目前溫江村在廣東正經打工的年輕人隻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們失業，也很有可能被“上映幫”吸納進去。
家 “今年春節兒子總該回來了吧”
2003年時，許國定在飛車搶劫時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擊斃。但許國定60多歲的母親趙玉梅至今還以為兒子在深圳打工
遠在廣西的一個小村莊因何成了劫匪的故鄉？一切要從一個叫趙民顯的人談起。根據天等縣警方的了解，趙民顯算得上是溫江村的“匪幫教父”，他於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處無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幫”曾與深圳寶安警方發生過數次槍戰。警方推測，“上映幫”的槍極有可能是從相距不遠的越南那邊販運過來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負責人認為：“趙民顯給到廣東打工的溫江村年輕人開了個壞頭，後來溫江村年輕人搶劫成風，是他開的路。”
趙民顯家在溫江村山岱屯，村中心村委辦旁。趙家的鄰居、村委書記馮成金稱，趙從小看起來老實內向，因為家裏窮沒讀完小學。趙民顯家住的是那種老式土房，他的父親和村裏的其他父母一樣，想為兒子造間新房。所以他的父親去打石頭賺錢。結果在一次爆破作業中，大石頭壓死了兩個雇工，法院判決趙家向受害者賠償6萬元。趙家根本賠不起，造房夢也破滅了，所以全家都跑到了廣東去打工。遊蕩一段時間後，趙民顯也赴深打工。但到了2002年時，趙民顯已蛻變為深圳市公明鎮有名的“悍匪”了，數次和警察發生槍戰。
上映派出所介紹，趙民顯在2001年左右開始慢慢拉一些溫江村年輕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後，他已經是初具氣候的“上映幫”老大。不但搶劫，還在公明、鬆崗一帶的長途汽車站收保護費，並數次在和其它黑幫的爭鬥中死裏逃生。但他終於沒有逃過牢獄之罰，2003年4月被廣東警方抓獲，2004年被判無期徒刑。
現在，隻有趙民顯的伯伯留守在家，有時過來看看這間空無一人的老房子。為了增加這間老房子的人氣，老人在趙民顯家門口掛了一串金黃的玉米棒子，在冬天的陽光下落寞地晃動著。
從趙民顯家步行十餘分鍾鄉間小路，就可以到黃海清家。黃海清屬於“二進宮”，他是2004年初滿刑釋放後赴深，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搶劫被深圳寶安區檢察院批捕。村委書記馮金成不忍心把批捕通知書送到黃海清的父親黃尚美手中，所以黃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兒子被抓的事。他埋怨著兒子：“家裏太困難了，海清快一年了還沒寄回過一分錢。”
黃家的黃泥土房已曆經祖孫四代了，外牆龜裂橫豎，有的縫已經能插入一隻手掌。幾年前，黃尚美生了一場大病，這場病用光了家裏的錢，也讓他喪失了勞動能力。
黃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墊的。因為沒有好一點的床，所以黃尚美說兩個兒子從十多歲後就沒在家裏睡過。因為沒錢換破了的瓦片，到了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內下小雨。
黃海清家唯一值錢的是那頭養了十年的老黃牛，老黃牛已經差不多沒有力氣耕田了，但他們家買不起小牛犢。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畝多的水田和一畝多的旱田，全年隻有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黃海清的母親黃玉芬說最愁的是過節，過節時常常發愁怎樣找錢買肉。他家一年中吃肉的機會隻有兩三次。
打擊黃尚美的不隻是疾病與貧困，小兒子黃海珍在兩年前離家出走後至今沒有音訊。兩年多前，黃海珍參加了新兵招征，體檢合格。他以為可以實現當兵夢了，但最後因為他隻有小學學曆而被刷下。他拋下一句“家裏太窮，我要出去打工賺錢”就出走了。“他沒告訴我他要去哪裏，也不知道他現在是死是活。都怪我們，沒有錢讓他念初中，本來他一定可以去當兵的。”母親黃玉芬顯得很懊悔。
因此大兒子黃海清更成了黃家的盼頭，現在兩老盼著黃海清回家過春節。“隻要他回家過年，哪怕他一分錢沒賺，什麽也沒買回來，我們做父母的也是高興的。”黃尚林說得有些黯然。
從黃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鍾，就到了許國亮家。許國亮家的磚瓦房是靠他父親打礦賺來的。許國亮的母親看到陌生人，眼睛裏有些誠惶誠恐。許國亮的伯母道出了原因，上個月許國亮在家中被警察抓走後，許國亮的母親現在一聽到“廣東來的”就會怕得發抖。
許國亮家的父親和哥哥都到鄰傍的土湖鄉挖錳礦去了，一般一個月才回家一趟。許國亮的哥哥也曾經因為涉嫌搶劫被深圳市公明派出所抓過。但他的母親認為兩個兒子在家裏都很聽話，她至今不相信那麽瘦弱的兒子會去搶劫，還會殘忍地砍掉別人的手。“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亂承認的。”許母顯得忿忿不平。
許母所不知道的是，不隻是許國亮，和許國亮一起經常在搶劫時砍手砍腳的其他18個人也一樣的瘦弱。據說一開始調查這些搶劫者時，連警察都覺得有點不敢相信，“這樣瘦小，這樣單純，像沒長大似的，怎麽下手就這樣狠呢”。許國亮的供述則稱：“我們拿刀，而且很多人一起。不肯給的就砍了。”
許國亮的臥室床邊貼了幾張個人照，看起來果然瘦瘦弱弱的。旁邊還貼著一張女孩子的照片。這可能是後來他告訴警方的他最想念的女朋友，“她還不知道我幹這事，也不知道我進來了”，“我害怕她看不起我，害怕她和我分手”。
而據上映派出所最早銬住許國亮的警察回憶，他搜查許國亮的枕頭時沒有搜到刀槍，卻摸到一張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體檢單。雖然看起來已經皺皺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這說明許國亮曾經非常想當兵，並且一直懷著這個夢想，所以才會一直保存著這份體檢單。但村委書記馮成金說，即使體檢合格，許國亮也當不了兵，因為他連小學都沒畢業。
許國亮家旁邊不遠是許國亮堂兄許國定的家。2003年時，許國定在飛車搶劫時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擊斃。但許國定60多歲的母親趙玉梅至今還以為兒子在深圳打工。
穿著暗藍的灰舊布襖的趙玉梅和鄰居們坐在許國定伯父家的灶堂邊烤火，因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閃動的火光映照著她布滿皺紋的臉和灰白的頭發。用溫江村人的話來說，趙玉梅是個命苦的女人。丈夫在許國定不到十歲時就因病去世，此後她所有的心血放在了維持生計與撫養孩子上。但孤身的母親傾盡全力也隻能供許國定讀到小學四年級。四畝稻田成了趙玉梅賴以生存的血脈，即使兩個兒子沒在身邊，她還是以六十之軀照料這些稻子。隻有像這些寒冷的冬天，坐在這樣的灶火旁取暖時，才是她一年中最閑暇的時光。
現在老大許國幹在大新縣土湖鄉那邊打礦，每個月可以回家一兩趟，所以她現在特別掛念二兒子許國定，“這個兒子真是有點不聽話，出去也快兩年了，連個信也不捎回來。今年春節他總應該回來了吧。”趙玉梅愁苦的臉上有了一絲笑容。
她曾經向所有從深圳打工回來的溫江村人問許國定的下落，但所有的人都說“不知道”。因為沒有人願意告訴這樣一個母親——她的兒子死了。
深圳砍手黨來自淳樸山村 他們在家都是好人
溫江村在2004年沒有一宗刑事案子，整個上映鄉在2004年隻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餘萬的天等縣自2000年來，連年被評為廣西或崇左市的社會綜合治理模範縣
許國亮生活的這個溫江村普遍貧困，實際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從縣城到村裏雖然隻有40公裏路，卻要花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這是因為到溫江村需經過幾段當地人所謂的“三跳路”，即“車在路上跳，人在車裏跳，心在胸裏跳”。
整個溫江村坐落在狹長的山穀中，有十個屯，共600餘戶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麵叫前山，後麵叫後山，這些山都是廣西特有的石灰岩質的石山，樹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態雄奇險峻。從山上流下來經過村前田地的一條小溪叫“溫江”，這也是溫江村名字的由來。
這條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積成了一口小池。這口小池是溫江村磚廠挖磚泥挖出來的。這個磚廠是遠近村莊唯一的“工業”。
磚廠旁邊，是溫江村小學，這些後來被稱為“悍匪”的人都曾在這個小學讀書。
這個小學的兩層教學樓是依賴1997年世行的扶貧基金建起來的。此前包括許國亮在讀時，教室都設在快要坍塌的土壘危房中。但旁邊的八個教師宿舍至今破舊。張有勳校長介紹這是十年前老師們自已做水泥磚建起來的。門破舊不堪，屋內陰暗潮濕，每間宿舍才十餘平方米，同時兼做辦公室和食堂。十餘名小學老師中，幾名代課老師每月工資223元，一般有事業編製的老師工資在500元左右。隻有張校長的工資最高，因為他已經是有數十年教齡的高級教師，所以有約900元左右的工資。
回憶起趙民顯、許國亮、許國定、黃海清等在深圳或被擊斃，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溫江年輕人，張有勳校長很沉重：“他們讀書時和其他小孩沒什麽區別，長大了後在家裏也都是很老實的人，不知道為什麽到了那裏(指廣東)就變壞了。”張有勳認為他們最大的共同點是“家裏窮，上不起學，很多人小學都沒讀完就出去打工了”，“學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飯，這可能成為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實上，上映鄉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溫江村年輕人的學曆顯示，幾乎沒有人上過初中，大多數人隻讀到小學三四年級，趙民顯、許國亮、許國定、黃海清的學曆都在小學四年級以下。
在2000年春節時，這所小學的老師們為外出廣東的溫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應這些打工青年的主動要求，教他們寫自己的名字和“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這個地名。老師們回憶，這些年輕人到了廣東後因為連自己的名字和家鄉地址都不會寫，被不少工廠拒收。2004年底的時候，一個在廣東打工的年輕人回家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經輟學的弟弟重新回溫江小學讀書。“因為他自己嚐夠了不會寫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應該讓弟弟多讀幾年書才能在廣東找到好點的工作。”張有勳校長分析。由於近年廣東對打工者的學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溫江村小學的老師們發現，這個小學的輟學率已基本縮小到零。但據了解，小學升初中的升學率在溫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後輟學去找工的學生在整個上映鄉也很多。據上映鄉中學反映，初二年級每年春節後都會有四五十人輟學打工。
村支書馮成金和村校長張有勳共同擔心的另一個教育問題是，家裏空巢了，孩子們在家裏缺乏管教。馮成金認為，不少“犯事”的溫江村年輕人，當年他們讀小學時基本都是這樣，所以出現了“從小家教不好”的情況。這種現象至今依然沒有改變，而且呈愈演愈烈，因為“現在呆在家裏就一分錢也賺不到”。在記者抽樣調查的溫江小學四年級和五年級共70多名學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裏的隻有兩戶人家，另外32戶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廣東打工去了，43戶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溫江村旁邊的大新鄉挖錳礦去了，還有7名學生的父親去挖礦母親去廣東打工。
在小學旁邊就是村委辦公室，這是一間低矮的平房。“我們這裏太窮，兩個村委委員不幹了，都打礦去了。隻剩下我們這些老頭子了。”50多歲的村支書馮成金歎息。他形容溫江村是個“山不長樹，地不長糧”的地方。現在溫江村人的生活出路隻有兩條：打工和打礦。
馮成金介紹，十多年前，溫江村有力氣的人基本都去廣東打工，所以村裏最漂亮的兩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賺來的。但現在溫江村人感到，在廣東打工已經越來越賺不到錢。十年間物價漲了不少，但廣東的工資和十年前一樣，甚至還沒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約70％的青壯勞力都打礦去了。因為挖礦每個月少則能賺八九百元，多則能賺一兩千元。溫江村232座磚瓦新樓房中，馮成金介紹，90％以上都是打礦賺來的。
但這種賺錢的活並不是像許國亮這樣的年輕人們願意幹的，因為打礦給他們留下恐怖的記憶。
黃尚林20多歲的兒子黃海亮就在打礦中被壓死。2002年將近年關時，新婚不久的黃海亮為了還結婚所欠的幾千元錢，決定受雇於大新縣土湖鄉的私礦老板，但幾天後他就殞命於塌方的礦洞中。“命不值錢啊，老板隻給了八百元安葬費。”五十多歲的黃尚林坐在到處是裂縫的黃泥土房裏一邊回憶一邊歎氣。這件事使他下定決心，決不讓第二個兒子再去打礦。所以他的二兒子現在到廣東打工去了。
幾年下來，全村打礦被壓死的人已經上升到16人。村裏在打工與打礦方麵也出現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馬上想成家的青壯年男子為了養家糊口，更願意去冒死打礦。而像許國亮這樣20歲左右的年輕人，害怕打礦的風險，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歡到廣東的大城市裏去搏一把。至於他們是如何在廣東“搏”的，多數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對“溫江村現象”，上映鄉政府的一位主要負責人認為，這可能和上映鄉，尤其是和溫江村人強悍的山民性格有關。據他介紹，前幾年，上映鄉的一些村與村之間，村內的屯與屯之間，都有打架的傳統。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動，青壯年衝在前麵，老少們在旁邊助威。許多村民也習慣於帶著砍刀去趕集。直到後來鄉裏開始對這些亂象全麵整頓，才基本做到了村與村之間不打架，管製刀具不現身。“但這種戾氣是需要通過教育慢慢來化解的，整頓隻是治標。所以這種戾氣可能也一部分地被這些小年輕們帶到了廣東。”這位負責人認為。
但事實上，走在溫江村，除了能感受到這裏的貧困與淳樸外，並沒法感受到這種所謂的“戾氣”。這裏的村民最常用的問候語是“吃了沒有”，如果說“還沒吃”，那麽他家裏不管多貧困，也一定會被請吃一頓。村中至今有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鄉風，村民家的房門基本上都是隨意開著的。一個叫黃彩妹的12歲小女孩因為家中很窮出不起路費，所以從沒去過縣城，記者知道後給了她幾元錢路費。結果她60多歲的奶奶知道後，馬上從所住的屯裏走了半個小時的路把錢送到村支書馮成金手上，說“咱窮人也不能隨便拿別人東西”。後來馮成金反複解釋，她才含著淚收下。
與此相關聯的是，這個村2004年在廣東“犯事”的四十餘年輕人中，隻有一名叫黃海清的25歲年輕人曾在上映鄉派出所有過案底——盜竊摩托車。而其他人，不管在他們的村人眼中，還是當地政府眼中，都曾經是“老實人，良民”。溫江村在2004年沒有一宗刑事案子，整個上映鄉在2004年隻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個人口40餘萬的天等縣，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天等縣自2000年來，連年被評為廣西或崇左市的社會綜合治理模範縣。
“他們在家時都是好人啊，為什麽到了廣東幾年就變壞了呢？”從村裏的黨支部書記馮成金到鄉裏、縣裏政法係統的相關負責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樣一個令他們困惑不已的問題。
進城後，與自己這幫從小玩大的朋友們不同，阿星沒有混黑社會，而是選擇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這份每天幹12小時每月300塊錢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無路，也會跟著老鄉們一起去搶
從廣東東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給記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溫江村年輕人中流傳的順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個黑社會，又有錢，又有勢，晚上抱著美女睡。”
阿星麵相棱角分明，但臉色蠟黃，帶著一種20歲的年輕人不該有的滄桑和疲憊。他和許國亮、許國定、黃海清等“犯事”的同村們是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沒有像他們那樣去“混黑社會”，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從15歲到19歲，阿星一直在東莞一家工廠的重複勞作中度過，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除了春節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隻能休息一兩天。但即便這樣，一個月的工資也隻有三百多元。”對此，他有點難為情：“每年過春節，我都沒錢給爺爺奶奶送禮物，覺得很沒麵子，活得很窩囊。”
每說一句話，阿星幾乎都要咳嗽一次。“廠裏的工作太累，永遠覺得睡不夠。所以身體被搞壞了”，他解釋。“這次能這麽早回村，就是因為身體扛不住了才被準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則是因為在打工時吐了血——“他用嘴給機器的油管吸油，結果被機油嗆傷了肺，又沒錢醫，隻能先回來休養一下。”阿星介紹。
阿星所在的那個廠，有十五六個溫江村人，平時除了每天12小時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覺，“連打牌的時間都沒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鄉在一起吃飯時喝點啤酒”。他最大的夢想是能找到一份隻要八小時的工作，“工資能有500元就滿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難找了”。
正因為這樣，他認為自己很能理解許國亮為什麽從工廠裏出來，“因為這(工廠裏)有點不像是人過的日子。他們原來都是好人，走上這條路是不得已。如果他們能找到份稍稍好點的工作，怎麽願意去走這種不歸路呢。”
阿星記得，許國亮等一批在“幹那種事”的溫江村人，去年曾數次來東莞找他，想找個住的地方，他們的生活過得像流浪漢一樣。“廠裏管得太嚴了，我根本沒有辦法幫他們安排住”，但出於老鄉義氣，阿星拿出身上僅有的七八元錢，買了四碗炒米粉給他們吃，他們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對他們很好，他們對我也很好的，從來沒有要求我一起和他們幹，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有這麽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說：“這真是條不歸路”。在溫江村一百多個搶劫者中，阿星隻看到有一個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為那樣來錢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幹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槍斃為止”。
據阿星了解，“許國亮們”的生活是“餓時餓死，撐時撐死”。“他們一百多個人，一人一天搶七八部手機是家常便飯，常常一天花上一萬兩萬元”，“有了錢也不往家裏寄，家裏人還以為他們在深圳打工工資太低，很辛苦”。事實上，這批劫匪們卻基本把錢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網玩遊戲和嫖妓上。“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日子長不了，過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錢的時候就特別想玩得瘋狂一些。”阿星的這些描述，與許國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內容恰好相符。
阿星沒法理解的是這些朋友們搶劫時的殘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從來沒有說過是怎樣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們怎麽會那麽狠。”但談到對城市的看法時，阿星又想給這種殘忍的產生作出一點解釋，“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打工者都會比較看不慣一些不可一世的城裏人，有時候很想找個機會報複一下”，阿星提到幾年前自己因為沒有暫住證被關被罰款的事、他的無辜朋友被保安員打殘的事、還有城裏人在他的年齡可以讀書而他必須每天12小時呆在工廠的事，“有時會讓人憋一肚子氣”。
盡管如此，他又說自己已經離不開城市了，“農村的生活不習慣了，像我這種在城市裏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輕人，都不可能再習慣農村的生活”。
現在，留給“阿星們”的環境愈發困難，這種困境源於溫江人自己製造的惡性循環。
在深圳和東莞，溫江人的名聲越來越差了。許多工廠甚至一看男性應聘者是天等縣上映鄉的，就不敢聘用。像溫江村小學校長張有勳的一個兒子就碰到過這種情況，直到他拿出中專學曆，那個工廠才接收了他。這種情況使更多新來廣東的溫江村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他們在生存難以為繼的時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幫”的召喚，加入搶劫群體，導致上映人和溫江人的名聲更加差下去。
目前，據阿星所知，在東莞深圳正經打工的溫江村年輕人(不保括那些來深打工的中老年者)隻有三十多名，而橫行在珠三角搶劫的溫江村人卻有一百多人。這讓阿星特別珍惜手上的工作，準備病一好就回廠裏做工，“怎麽樣也比搶劫強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後也會撐不住走上他們的路。所以我想到一個沒有老鄉的地方工作。”說到此處，阿星突然又來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話，“如果有一天，工廠把我辭了，或者工廠倒閉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連回家的錢也沒有，我就隻有跟著他們去搶。”
記者手記
“砍手黨”背後的農村與城市
去年底先後發生在廣州與深圳的砍手搶劫事件，令人震驚又發人深思。而當媒體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後有一個人數很大的“砍手黨”，其成員竟然來自同一個貧困的廣西村莊時，我就有了一個想法，即直達“砍手黨”的老家，了解搶劫群體“村莊化”的社會學成因。
下這個決心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據我當時推測，這個村莊可能是一個排外強悍、道德崩潰、不以犯罪為恥的混亂社會，甚至帶來人身危險。一直到我抵達這個村莊後，才驚訝地發現自己想錯了。
上映鄉溫江村人，熱情好客，不欺生人，從村到全縣治安也都不錯，有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傳統鄉村社會遺風。甚至，那些在外殘忍的人，回到村裏後照樣孝敬父老、種田挖礦，呈現出明顯分裂的行為特征。那麽，是什麽使這群成長於淳樸之地的年輕人，到了城市後卻變得張牙舞爪、肆意妄為？
當一次又一次地走進他們的家，當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這個村莊，傾聽人們訴說悲劇與命運，絕望與希望時，答案也開始顯山露水了。
鄉村貧困對他們的傷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過於因貧困使他們從小無法接受正常的學校和家庭教育，因為他們的父母在他們幼年時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們手頭掌握資料的20名溫江村搶劫者中全部是小學學曆，甚至連小學都沒讀完。
與生存現實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逐漸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觀念。打工回來的父母講述著城市，強大的電視文化更是無處不在。而當鄉村少年們懷著生活夢想奔向城市時，卻發現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無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鄉村道德體係開始潰敗，甚至蛻化出一種更加殘忍的生存哲學——不給錢就砍就殺，他人的生命與安全形同草芥。
對此現象，中國社科院教授劉建國在發行《2005年社會藍皮書》時有過評論：“不隻是這些問題(指中國城市治安問題)，我們擔心地是(農村)集體情緒的仇恨城市。”
在離開這個小山村前，我給溫江村小學裏的孩子們上了一堂課，題目叫“知識改變命運”。雖然我知道他們絕大多數人不可能讀完初中，但還是想給他們一個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貧寒鄉村老師們一起住在破舊的宿舍裏，一起烤火，一起喝酒。當聊到這些孩子們和城市孩子一樣的好奇心與夢想時，我們開懷大笑，心有感動。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傅劍鋒 攝影：本報特派記者 陳以懷(除署名外)製圖／賴敏良